基本信息：

书  名：国宝觅踪——天龙山石窟流失造像复原研究

作 者：李裕群

ISBN：978-7-108-08174-2

定  价：188.00元

开 本：16开

页 数：405

 CIP：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宝觅踪 : 天龙山石窟流失造像复原研究 / 李裕群

著. -- 北京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5. 12.

ISBN 978-7-108-08174-2

    Ⅰ. K879.294

    中国国家版本馆CIP数据核字第2025H3T259号

成品尺寸：170*245mm

印张：25.5

字数：240千字

印刷装帧工艺：精装，烫金，触感膜，UV

一句话广告语：

追踪天龙山石窟造像离散之路，千幅珍贵图文，呈现文物原貌与现状

编辑推荐：

• 深度挖掘：聚焦天龙山石窟被盗文物，完整覆盖被盗过程、海外流散现状、造像复原归位三大关键内容，研究体系全面且系统。

• 海量图像：收录上千幅珍贵图片，包括20世纪初历史影像、作者实地拍摄照片及手绘石窟平剖面图，直观呈现文物原貌与现状。

• 学术与普及并重：在严谨的复原研究基础上，以清晰的逻辑与丰富的视觉材料提升可读性，，同时以附表、附录形成造像名册，为研究者提供实用参考。

• 国际视野：作者亲赴多国调查馆藏文物，为海外“文物寻踪”提供扎实的线索与依据。立足海外流失文物研究，兼具学术研究价值与文化传播意义。

内容简介：

天龙山石窟始凿于东魏、历经北齐与唐代，却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遭疯狂盗割，本书以天龙山石窟被盗割文物调查为核心，系统梳理了这座石窟的基本情况与历史渊源，还原文物被盗始末，调研文物流散海外的现状，并通过海量珍贵资料与实地研究，对天龙山流散造像展开专业的复原归位研究，还形成造像名册，为研究与阅读提供翔实参考，是兼具学术深度与普及性的海外流失文物研究著作。了解流失文物背后的故事和历史，在学术研究上尽量弥补文物脱离原生环境造成的信息缺失，这也是在学术上开辟的文物回归之路。

作者简介：

李裕群，199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级研究员，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唐研究室副主任、边疆民族与宗教考古研究室主任、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

师承宿白先生，从事佛教考古研究。为广泛搜集天龙山石窟的相关资料，足迹遍及海内外，走访过日本、欧洲及北美多地博物馆、高校与收藏机构。多年来一直深耕于天龙山石窟流失造像的复原研究中。

其他学术著作有《天龙山石窟》《北朝晚期石窟寺研究》《中国石窟寺》等。

目录：

前  言 1

天龙山石窟造像被盗之谜 5

早期的考察  5

天龙山石窟造像被盗始末  16

天龙山石窟造像流失海外的状况 38

日本收藏天龙山石窟造像的概况  38

北美收藏天龙山石窟造像的概况  41

欧洲收藏天龙山石窟造像的概况  42

天龙山石窟流失造像的复原 44

结  语 189

1. 疑似天龙山石窟造像  189

2. 非天龙山石窟造像  193

3. 天龙山石窟造像的仿制品  196

附  表 201

附表一 天龙山石窟流失造像著录一览表  202

附表二 天龙山石窟待查造像一览表  210

附  录 213

附录一 天龙山石窟流失造像图版  215

附录二 天龙山石窟旧图版  246

参考文献 395

后  记 403

精彩试读：

（P16）

天龙山石窟造像被盗始末

前面提到的各种早期图像资料和调查报告，对于还原天龙山造像被盗过程具有重要意义。我们仔细比较有明确拍摄时间的各家图版，参考田中1922年 3月的调查记录，可以发现 1924年年中是改变天龙山石窟命运的重要时期，故以山中定次郎 1924年 6月的考察为分界线，分别来探讨。

（1）1924年 6月前

1922年 3月，即田中俊逸考察时，天龙山石窟造像除了自然残损外，基本完整无缺。但也有例外，如按田中记录，第 21窟东壁圆雕倚坐佛和右侧胁侍菩萨头均缺失（对左侧菩萨头像则未做说明）。但是自然缺失还是被盗，田中没有说明，而且遗憾的是田中此次考察没有发表关于东壁造像的图片，我们一时难以判断。如果比照山中定次郎 1924年 6月考察时拍摄的图片（山中《天龙山》图版 51、52，图 11 . 1），会发现该窟东壁两侧胁侍菩萨头部均是人为盗凿的，凿痕十分明显。岩田《天龙山》图版 46可以看到第 14窟西壁北侧半跏菩萨颈部已有明显的凿痕，可以确定被盗前的状况（图 11 . 2）。田中记录的第 18窟东壁南北两侧菩萨立像、北侧菩萨坐像头部已失，但我们从外村《天龙山》图版 77所显示的东壁南侧菩萨立像和北侧菩萨坐像，岩田《天龙山》图版 64所显示的北侧菩萨立像，以及我们在现场拍摄的北侧菩萨坐像图片，可以看到，这些头像似乎也是被人为凿毁。由此，我们可以判断，个别造像被盗凿的情况，始于 1922年 3月 7日田中调查之前，是从位置最为偏僻的第 21窟和第 18窟开始的。喜龙仁提到另外一个重要的事实：“造像的偷盗活动也发生在天龙山，在上排小型洞窟中（笔者注：指东峰上层洞窟，其中上层第 3窟内均为圆雕造像），造像似乎被整体盗割，在大型洞窟中也开始切割头像和身体。1922年 10月，我考察时发现隋代第 8窟造像有许多新的被凿痕迹，还留下了偷盗工具。到目前为止（1924年 2月）我在一些私人藏家手中看到 6件天龙山造像（包括一些复制品）。随着天龙山声名远播，我毫不怀疑，被盗造像数量将会成倍增长。”按 1922年喜龙仁所摄图片来看，涉及该窟北壁西侧弟子和菩萨像（pl. 298，可见西壁北侧弟子和菩萨像）、东壁南侧弟子和菩萨像（pl. 299）、西壁佛像（pl. 296）、中心柱正壁（pl. 295）和西壁龛（pl. 297），均无盗凿痕迹。1923年岩田所摄北壁佛像（岩田《天龙山》图版 41，图 11.3）也完整无缺。唯一没有图片资料的有东壁龛内佛像、西壁南侧弟子和菩萨像、中心柱东壁和北壁龛佛像。那么，喜龙仁所见新盗痕，可能与这些龛像有关，时间大约在田中考察以后。

前面已经提到，外村《天龙山》图版 57显示第 14窟东壁半跏菩萨和菩萨立像，造像均完整，而平田《写真集》图版 48显示该窟东壁菩萨立像头被盗。岩田《天龙山》图版显示：第 14窟西壁南侧菩萨立像头（图版 47）被盗；第 17窟东壁倚坐佛南侧胁侍菩萨立像头（图版57，图 12 . 1）被盗；第 21窟北壁东侧半跏菩萨头（图版 66，图 12 . 2）和第 16窟西壁龛北侧菩萨头（图版 54）均被盗。

法国人吉恩·拉蒂格 1923年 10月拍摄的图片，涉及的洞窟不多，但仍然显示了部分造像被盗的情况，如第 14窟北壁西侧菩萨立像头，第 14窟东壁南侧菩萨立像头，第 10窟东壁南侧菩萨头均被盗（图 13 . 1—图 13 . 3）。由此说明，天龙山石窟遭到盗割应始于 1923年10月之前。

外村《天龙山》图版 74为第 18窟外观，透过窟门可以看到窟内东壁的主尊坐佛和南侧菩萨坐像均保存完好。山中定次郎 1924年 6月拍摄的《天龙山》图版 41，是同一角度拍摄的图片，可见山中等人正在攀爬第 18窟。通过放大图片背景，可以清楚地看到东壁坐佛和南侧菩萨坐像头部均已被盗（图 14. 1、图 14. 2）。山中《天龙山》图版 53（图15）显示，第 21窟北壁西侧半跏菩萨头已经被盗。这几尊头像应在1924年 6月前被盗。

根据以上实例，被盗情况包括：第 21窟北壁和东壁 4尊菩萨头像；第 18窟东壁 1尊佛头像、1尊菩萨头像（另有东壁 3尊菩萨头像存疑）；第 17窟东壁南侧 1尊菩萨立像头部；第 16窟 1尊菩萨头像；第 14窟北壁和西壁 3尊菩萨头像；第 10窟东壁南侧 1尊菩萨头像，以及下面即将提到的第 10窟南壁天王头像和第 17窟东壁北侧半跏菩萨头像，共 14尊头像，如果加上存疑的第 18窟东壁的 3尊菩萨头像，则计 17尊头像。这说明在1924年 6月前，天龙山石窟已经出现部分造像被盗凿的情况，而且集中在相对隐蔽的西峰诸窟。

山中《天龙山》各幅图版显示，从东峰诸窟（图册中有第 2、3、5、6、8窟）图片看，造像相对完整，除了第 8窟个别龛像以外，似乎尚未出现洞窟内造像被盗割的情况。

西峰诸窟及东峰第 8窟造像的被盗，我们曾怀疑与山中商会有密切关系，只是苦于没有直接证据。但我们一直没有放弃，经多方寻找，几年前终于有了突破性进展——得到了来源于 1924年美国费城巴恩斯基金会（Barnes Foundation）收藏的 3尊天龙山头像的重要证据。加拿大华裔艺术史学家衣丽都（Joy Lidu Yi）教授与巴恩斯基金会联系，帮助笔者获得了巴恩斯基金会提供的 1924年艾尔伯特·巴恩斯（Albert C. Barnes，1872—1951）与法国古董商早年的信件和相关的天龙山图片。虽然，粗看起来这是一桩十分普通的古董交易，通常情况下卖家会提供相关的图片资料，来证明古董的真实性和来源的可靠性，这里却透露出一个惊人的秘密。信件为巴恩斯 1924年 7月 24日写给法国古董商保罗·纪尧姆（Paul Guillaume，1891— 1934）的，信中说：“几周前，从法国古董商保罗·马龙（Paul Mallon，1884— 1975）处收购了 3尊头像，希望能够提供 1924年 5月在《亚洲艺术》（ArtsAsiatiques）杂志上已经发表以及盗割前后的对比图片，以便撰写论文。”由此可知，巴恩斯购买天龙山头像的时间约在 6月底或 7月初。随后，巴恩斯收到了标注“TO MR. PAUL MALLON TIANLUNGMT. PEKING FEB 20TH，1924 .”的图册（图 16）。该图册共收入51幅图片，是 1924年 2月 20日，由北京寄给保罗·马龙的，除了天龙山洞窟的图片，还有出售给巴恩斯基金会的 3尊天龙山头像图片。根据比对，这组天龙山洞窟图片与北京山本照相馆岩田秀则所拍摄的《天龙山石窟图集》为同一底版洗印的（但图片上未标注H.Iwata,Peking），应是在北京的某位日本古董商出于买卖天龙山造像的需要寄给保罗·马龙的。由此可以推断，1924年 2月之后，保罗·马龙购买了来自北京的天龙山头像，不久就转手倒卖给了美国的巴恩斯。

现存巴恩斯基金会的 3尊头像（图 17），包括第 10窟前壁西侧天王头像（Bar.A 113）、第 14窟北壁西侧菩萨头像（Bar.A 142）和第17窟东壁北侧半跏菩萨头像（Bar.A 164）。其中第 10窟天王头像背面书“法，no. 7，第八窟隋代”，所附图片背面书“no. 7，隋代第八窟北壁龛外东”（窟号和造像位置显然弄错了）；第 14窟菩萨头像背面墨书“妙，no. 8，第二十窟东壁”，所附图片背面书“no. 8，第二十窟东壁左胁侍”（窟号同样错误）；第 17窟菩萨头像背面墨书“持，no. 2，第十七窟北端东壁”，所附图片背面书“no. 2，第十七窟北端东壁右胁侍”（图 18. 1—图 18. 6）。这 3尊造像背后的墨书笔迹一致，均为同一人所书，其中“第”字为典型的日本人书写方式。这些墨书用汉字标注，并且用英文序号（当然，这里也不排除法国古董商自己添加序号的可能性），显然不是一般乡村土民的手笔，而是具备相当文化知识的日本古董商所为。从编号“no. 8”可以推测，至少已有 8尊天龙山造像落在古董商手里了。

那么出售这些头像的古董商究竟是谁呢？其实道理也很简单，在头像背后书写文字者便是。我们从日本根津美术馆（Nezu Museum）所藏的天龙山头像背面文字中可以找到答案。如第 21窟北壁东侧菩萨头背面所书“深，第二十窟北壁左胁侍”、第 18窟东壁佛头所书“上，第十八窟北壁中尊”（实为该窟东壁主尊佛像）、第 17窟东壁北侧立菩萨头像背面所书“遇，第十七窟东壁右胁侍”（原根津博物馆所藏，现藏比利时）。这些墨书文字的字体与巴恩斯基金会所藏造像墨书几乎相同，特别是起首书一汉字的做法，如“深”“上”“持”“妙”“如”“百”“遇”等，也完全相同。根津博物馆所藏天龙山造像均是 1928年购自山中定次郎（图 19 . 1—图 19 . 5），造像背后文字当然出自山中商会（北京分店）（图 20），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如根津赠送欧洲国家的造像中也是如此，不胜枚举。很显然，巴恩斯基金会所藏造像同样出自山中商会，只不过经法国古董商转手而已。另外前述巴恩斯基金会所藏天龙山图册（参见图 16）收录的第 17窟北壁造像中，其东侧半跏菩萨（岩田《天龙山》图版 60）胸部用红笔标注了“no. 1 p”；同窟东壁造像（岩田《天龙山》图版 57）中倚坐佛北侧的半跏菩萨坐像和菩萨立像分别用红笔在造像胸部标注了“no. 2 p”和“no. 3 p”（图 21 . 1）；第 16窟北壁龛内二菩萨（岩田《天龙山》图版 52）分别标注“p no. 4”和“no. 5 p”（图 21 . 2）；第16窟北壁龛外东侧菩萨像（岩田《天龙山》图版 53）“no. 6”。这些标注耐人寻味，可能是山中商会企图盗割出售的造像标记，如标注“no. 1 p”的第 17窟北壁东侧半跏菩萨落入法国古董商手中。回过头来，我们再看上述早期被盗的至少 14尊头像的去向，就不难发现：第 21窟北壁东侧胁侍菩萨坐像、东壁北侧胁侍菩萨像，第 18窟东壁主尊佛像、东壁南侧菩萨坐像，第 17窟东壁倚坐佛南侧胁侍菩萨立像，第 16窟西壁龛左侧菩萨，第 14窟东壁南侧菩萨立像头、西壁南侧菩萨头，第 10窟东壁南侧胁侍菩萨头均为山中收藏。至此，1923年前后天龙山造像被盗的真相已经十分明了，是山中商会所为。

最后需要补充的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哈理·斯德本（1921—2007）教授和玛丽琳·李（1937— 2020）于 1965年发表的《天龙山雕刻的复原与年代》一文所附图版中将巴恩斯收藏的第 10窟天王头像（fig. 25）、第 17窟东壁菩萨头像（fig. 58 a），明确标明以前为山中收藏；第 14窟菩萨头像（fig. 30）则标明为日本根津美术馆藏。斯德本教授似乎并不知道，这 3尊头像早已为巴恩斯基金会收藏。虽然斯德本教授没有说明头像图片的来源，却十分明确地认为，头像为山中旧藏。这也说明山中商会是最早的经手者，过后不久这些头像就被出售给法国古董商了。

或许也有例外，如喜龙仁考察时，可能曾将第 16窟东壁龛坛基前北侧已经脱落的吹排箫伎乐头像拿走（图 22 . 2），该伎乐头像在外村《天龙山》图版 63（图 22 . 1）中还可见；又如前述，法国人吉恩·拉蒂格的图版中有一幅为圆雕坐佛像，据笔者考证属于天龙山东峰上层第 3窟，但该佛像已录于喜龙仁《雕刻》一书中。喜龙仁在图版解说中说明，佛像原为法国巴黎吉恩·拉蒂格收藏，出自天龙山，但没有提到具体属于哪个洞窟。据此推测，吉恩·拉蒂格有可能是在1923年考察中将这尊圆雕佛像顺手拿走的。当然，这仅属个例，与真正的盗割活动是有差别的，但并不妨碍对山中商会盗卖天龙山雕像的事实认定。

（2）1924年 6月后

既然 1923年前后天龙山造像被盗的始作俑者为山中定次郎，那么 1924年 6月，他考察天龙山石窟的动机也就值得怀疑了。这次考察所拍摄的图片，除了有山中赴天龙山现场考察的图片（图 23 . 1、图23 . 2）外，主要侧重于窟内造像的特写，这是从山中作为古董商的角度来考虑的结果，甚至可以说是为了进一步盗取天龙山造像做准备的。

事实也是如此，1924年 6月至 1925年 8月，即常盘大定委托日本庆应大学山西籍留学生赵青誉和太原府美丽兴照相馆馆主补拍天龙山石窟期间，天龙山石窟遭受了更为严重的破坏。前面提到，常盘大定 1920年的考察，因没有看到第 1窟和第 18— 21窟，而留下了诸多遗憾，这种心结在他和关野贞合作编撰的《支那佛教史迹》评解（三）《天龙山石窟》一节（第 53、54页）中已经表露无遗。他写道：“大正十三年（1924）暑期，劳烦庆应大学学生宁超武氏，特别是偕同太原府美丽兴照相馆馆主，赴石壁山（笔者注：即交城石壁山玄中寺）和龙山（笔者注：即太原龙山道教石窟）进行了细致的实地调查、照相和拓印，并委托其次年赴天龙山。然而，十四年（1925）夏天，劳烦同样是庆应大学学生赵青誉氏和美丽兴店主一起，对天龙山进行细致的拍照，但令人惊讶的是，造像全部遭到破坏，其惨状令人悲痛心酸。为了东洋文化，痛恨之情难以自禁。著者等公开此图版的目的，是为了保存破坏以前的、已绝无仅有的文化。尽管著者等历经辛劳，但实际上大部分有价值的已经消失，迫不得已，部分资料采用了田中氏的摄影作品。本书收录了部分被破坏的现状图片，特别是图版 60、61，共八幅，与被收录的破坏以前的照片对比，便于参照使用。进行大破坏的时间，可能是大正十二年（1923）。”

常盘大定委托山西籍留学生宁超武、赵青誉到天龙山拍摄石窟图片，自然是为了了却他的心愿，同时也为正在编撰的《支那佛教史迹》补充天龙山石窟相关的图像资料。然而，没有想到天龙山洞窟造像竟然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可以想见，当他看到赵青誉拿来的图片时那种愤怒的情景。常盘大定不仅在文字上表现出这种愤怒，而且将 1925年拍摄的部分被盗后的图片附在《支那佛教史迹》一书中，专门注明拍摄时间为大正十四年（1925）。在该书的评解中还附有 1922年 3月田中调查时第 18窟完整的正壁造像，以及遭到破坏后的同一壁面造像图片，在图片说明中注明“大正十四年八月照相”。由此可知，该书所附破坏后的石窟图片为 1925年 8月太原府美丽兴照相馆拍摄。常盘发表的图版包括第 2窟西壁佛像、西壁北侧菩萨像；第 10窟门内西侧天王像、西壁龛佛和菩萨像；第 16窟西壁龛佛像；第 18窟东壁佛像和左右胁侍菩萨像。仔细考察常盘、关野的图版，发现曾出现在岩田图版 52中的第 16窟北壁龛内两侧菩萨和龛外两侧坛基上二菩萨头部均已被盗；常盘、关野图版45第 9窟下层十一面观世音头冠上原有化佛，图中有的化佛头像已被盗，这也应是 1925年拍摄的。再加上该书评解中所附的第 18窟北壁佛和左右二菩萨像 3张图片，总数至少有 13张。按常盘所说洞窟“全部遭到破坏”和“收录了部分被破坏的现状图片”，那么可以推测，他手中掌握被破坏的石窟图片可能远远不止这些。据说常盘的图片收藏于日本东北大学，可惜没有整理发表。

常盘大定认为，大规模的盗凿佛头事件可能发生在 1923年。他的推测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此时盗窃规模并不大，仅限于西峰诸窟和东峰第 8窟的部分造像。如果比照山中《天龙山》的图版，就可以发现大规模的盗窃活动主要发生在 1924年 6月（即山中考察时）或以后。比如在山中《天龙山》图版 31（图 24）中，第 14窟西壁半跏菩萨的颈部和头后部位，明显已经被新凿了一圈，大概是盗割头像的现场。又如第 16窟西壁龛主尊佛，在山中《天龙山》图版 37（图 25. 1）中是完整的，而常盘 1925年图版 61（1）则显示，佛头已经被盗（图25. 2）。再如第 18窟北壁二胁侍菩萨立像，在山中《天龙山》图版 46（图 26. 1）、图版 47中同样是完整的，而常盘《史迹》插图（图 26. 2）中菩萨头部均已被盗。因此，可以确认大规模的盗窃活动发生在 1924年 6月至 1925年 8月之间。从常盘的图片看来，东峰诸窟应该是在这一时段开始被盗。

那么，这一时期被盗造像都流向哪里了呢？我们以常盘《史迹》所示图版为例，考察其去向，发现被盗诸头像均落入山中定次郎的手中。如第 16窟西壁佛、第10窟西壁佛、第 18窟北壁西侧菩萨立像头部均存放在山中商会纽约分馆。第 2窟东壁倚坐佛头像也为山中收藏，不难看出，大规模的盗窃活动与山中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他在盗凿活动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1928年，关野贞在为山中定次郎《天龙山石佛集》（以下简称山中《石佛集》）一书所作序中说：“大正七年（1918）我在中国调查，踏察了世所未知的天龙山，发现了北齐隋唐的石窟，公之于世后，引起了世间关注，内外学者造访者日益增多，石窟造像之精美受到赞叹和敬仰，声誉日隆。然则当地土民愚昧无知，盗取佛菩萨头像售予外人。此等恶习致使石窟内外几百个佛头忽然间化为乌有。……山中君只要看到已被破坏盗取的佛头就悉数购入，总数达到四十多件。”关野贞将天龙山石窟造像被盗，归结于土民，显然是不公平的。

前言

天龙山石窟位于山西省太原市西南 36公里天龙山中。这里山峰奇峻、沟壑幽深。山上松柏苍翠，山下溪水潺潺，幽静的环境适于坐禅修行（图1.1—图1.3）。近人曾这样描述天龙山胜景：“此山松柏青翠，林木葱茏，既具天然之生成，复有人工之修饰，胜境之佳，在环省诸山中实属罕见，且峰峦美秀，泉声琤琮，气候清爽，幽雅绝俗，游者于此，辄有不忍即返者。”这说明天龙山环境之美，首屈一指。而且天龙山夏季凉爽，是天然的避暑胜地。北魏永熙元年（532）坐镇并州的丞相高欢在晋阳建大丞相府以后，便在此修建了避暑离宫。洞窟的雕造活动约始于这一时期，且与高氏家族有着密切的关系。之后历经北齐、隋，到唐代达到了鼎盛，前后延续了将近二百年。

天龙山共有洞窟 25座，开凿在东峰和西峰陡峭的南坡山腰间，东西绵延 500多米。东峰编号洞窟有 8座，即第 1— 8窟。另外在第 2、3窟和第 4、5窟上方还有 4个洞窟，没有纳入洞窟的统一编号中，而是从东而西分别编为“上 1”至“上 4”，即上层第 1— 4窟（图 2）。西峰编号洞窟有 13座，即第 9— 21窟（图 3）。东魏洞窟 2座（第 2、3窟），北齐洞窟 3座（第1、10、16窟），隋代洞窟 1座（第 8窟），其余 15座（第 4— 7、9、11— 15、17— 21窟）均为唐代开凿。在西峰窟群下方约 500米处有一块平地，天龙寺（后改名圣寿寺）就坐落在这里，寺院创建于北齐时期，寺院的中轴线上现存有山门、药师殿和大雄宝殿（图 4）。

天龙山石窟规模不大，洞窟数量不多，造像体量亦小，虽然无法与云冈、龙门和敦煌石窟相提并论，但雕刻精美，形象生动，是中国北朝晚期至隋唐极具代表性的佛教石窟，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云冈和龙门的不足。天龙山石窟造像无论是东魏俊秀飘逸的造型，还是北齐隋唐丰满写实的艺术风格，都堪称同时期造像艺术的巅峰之作，在中国佛教石窟雕塑艺术发展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1930年，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1901— 1972）在其撰写的《中国雕塑史》一书中，论述北朝隋唐石窟雕塑时，即大量引用天龙山石窟造像资料。天龙山石窟遭受破坏前，原有造像 221尊，浮雕作品 27幅，除了少量造像因风化而残损或不存者外，绝大部分洞窟造像保存完好。

天龙山在经历了北朝、隋唐的辉煌之后，迨至宋元明清就逐渐衰败下来。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在这种时代背景下，遍布中华大地的优秀文化遗产更是缺少政府的监管和有效的保护。到了 20世纪 20年代，天龙山石窟这颗隐藏在深山中的璀璨明珠惨遭不法之徒近乎疯狂的盗割，几乎所有雕刻艺术品的头部都被盗运到域外，有的造像甚至被全身盗走。如今在日本、欧美的一些大博物馆以及私人收藏家手中，仍然可以见到这些艺术珍品，还有相当一部分造像至今下落不明。

笔者从 1986年开始调查和研究天龙山石窟，先后发表和出版了关于天龙山石窟的调查简报和考古报告。每当我们在天龙山面对洞窟中的残肢断臂和斑斑凿痕，都不禁会想，这座凝聚着古代雕塑艺术家智慧和技艺的石窟寺为什么会遭到如此残忍的破坏？是谁制造了这一劫难？这些珍贵文物又流落到了哪里？多年来，揭露天龙山石窟被盗的真相，追寻洞窟造像的下落，并进行复原研究，成了我心中的梦想。随着天龙山石窟流失文物资料的不断积累和充实，现在已有新的研究成果可奉献给读者，我甚感欣慰。

本书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重点探讨 20世纪初至 20世纪 20年代日本和西方学者的早期考察情况，揭示天龙山造像被盗事件的过程及真相；第二，介绍天龙山造像流失海外及收藏者的基本状况；第三，对笔者收集到的天龙山流散造像进行复原归位的研究。最后收录了天龙山流散造像的图片及天龙山早期珍贵的图片资料，供读者参考。

后记

文物一旦离开它的原生地，其学术价值和意义自然会大打折扣。天龙山石窟正因遭受极大的破坏，造像流失海外，这处拥有千年历史的优秀文化遗产，直到2001 年才被列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随着科技手段的不断进步，近年来，美国芝加哥大学艺术史系东亚艺术中心与国内相关单位合作，对天龙山石窟进行了现场三维扫描，并努力将流散的造像复原到洞窟中去。这项工作非常有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可以再现天龙山石窟原有的风貌和昔日的辉煌。这项工作的基础，自然是流散造像的归位，即确定这些造像原来是属于哪个洞窟、哪个壁面的。因此，流散造像的复原研究就显得十分重要了。1965 年，芝加哥大学艺术史系主任斯德本教授和他的学生玛丽琳·李，首次对天龙山造像进行了复原研究，共计各窟造像 63 尊，这种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对后辈学者有很大的启迪。本人即在前贤的基础上，根据所搜集到资料，复原头像和造像身躯等 150 余件，但仍然有许多造像至今还下落不明，期待有关天龙山造像的收藏机构和私人收藏者能够将相关资料予以公布。

本书的撰写，的确倾注了笔者不少的心血。有时候感觉，追寻天龙山造像的下落，好像大海捞针一样，实属不易。每当发现新的线索，或者看到新的资料，便立刻进行比对工作。一旦比对成功，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本书的完成，离不开众多学者和收藏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帮助。首先要感谢的是加拿大华裔艺术史学者衣丽都教授，在她的帮助下，我不仅获得了大量的外文资料，更重要的是，经她与美国巴恩斯基金会联系，获得了 1924 年艾尔伯特·巴恩斯与法国古董商早年的信件和相关的天龙山图片。这一突破性的证据，使我们确认山中商会即天龙山石窟造像被盗事件的主谋，天龙山的造像流散，也都与山中定次郎有关。其次要感谢的是美国芝加哥大学艺术史系东亚艺术中心巫鸿教授组织、蒋人和博士具体负责实施的“天龙山石窟项目”，从 2013 年开始，对流散的天龙山石窟造像进行了广泛的搜集和数字扫描成像，卓有成效，也使笔者获得了一些以前不知去向的天龙山造像资料。同时，蒋人和博士还为笔者提供了大量的图片资料，使本书所能呈现的流散文物图片更加精美。还要感谢的是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冈村秀典教授、稻本泰生教授和筑波大学大学院八木春生教授。冈村教授不仅提供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收藏的天龙山石窟清晰的旧图片，包括山中定次郎 1924 年拍摄的《山中写真·天龙山石窟》图册，而且在他的精心安排下，笔者于 2018 年 5 月 10 日至 8 月 10 日，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做了为期 3 个月的访问教授。在日本访问期间，我得以查阅有关天龙山石窟的文献资料，稻本教授还亲自帮助我借阅图书。日本东京根津美术馆是收藏天龙山造像最多的私人博物馆。访日期间，适逢该馆闭馆维修，八木春生教授联系该馆负责人白原由起子女士，得到准许后，得以拍摄该馆所藏的天龙山造像。2018 年 8 月1 日，大阪市立美术馆“日本·中国の仏教彫刻（日本·中国佛教雕刻）”作品正式展出，该馆收藏的 9 尊天龙山造像均在展陈中。在该馆斋藤龙一博士的精心安排下，笔者获得授权，拍摄了天龙山造像。

美国巴恩斯基金会的阿曼达·麦克纳特（Amanda Mcknight）女士代表基金会慷慨相助，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有关天龙山石窟的详细资料和图片；比利时皇家文化遗产研究所（Mus es Royaux d’Art et d’Histoire）的娜妲莉· 范德贝尔（Nathalie Vandeperre）女士提供了图片；美国弗利尔美术馆的大卫·霍格（David Hogge）先生提供了该馆所藏弗利尔考察时的图片；美国檀香山火奴鲁鲁人文学院提供了馆藏天龙山造像图片；美国哈佛大学福格博物馆则将所有天龙山造像的资料发布在网站上，方便研究者查阅。另外，美国堪萨斯城纳尔逊美术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西雅图艺术博物馆、圣地亚哥艺术博物馆、纽约布鲁克林博物馆、费城艺术博物馆、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克里夫兰美术馆、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学院、沃兹沃思博物协会、纽约J. J. Lally & Co.，以及加拿大多伦多安大略皇家博物馆、英国大英博物馆、德国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意大利罗马国立东方美术博物馆、瑞士苏黎世雷特伯格博物馆、荷兰莱顿国立民族学博物馆、荷兰国立博物馆、法国吉美博物馆、东京国立博物馆、大阪市立美术馆、根津美术馆、东京大学文学部和教养学部、香雪美术馆、出光美术馆、久保惣纪念美术馆，还有中国台湾礼瀛东方艺术品公司、台湾良盛堂、中国国家博物馆、山西博物院、晋祠博物馆等单位提供了相关图像资料。这种对学术研究的大力支持，令人欣慰，在此深表谢意。

同时还要感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李崇峰教授、日本佛教大学佛教学部的大西磨希子教授、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的石松日奈子研究员、日本根津美术馆的白原由起子女士、日本中央大学的筱原典生博士、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进修的东北师范大学魏永康博士、筑波大学大学院的熊坂聪美、中国台湾吴文成、太原许鹏和侯楠山等人的热情帮助。

李裕群

2020 年 6 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