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 读懂未来中国经济+气候经济与人类未来 套装2册

定价: 137

作者: 比尔·盖茨,蔡昉

出版社: 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日期:

装帧: 平装

开本: 16

ISBN: 978752173235102T

《气候经济与人类未来》

为什么比尔盖茨写这样一本书？ 比尔·盖茨花了十年时间调研气候变化的成因和影响。在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工程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领域的专家的帮助下，他专注于探索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新技术，避免人类在未来遭受气候灾难。 在本书中，他以温室气体净零排放为目标，从电力、制造业、农业、交通等碳排放主要领域，分析了我们当下面临的挑战，可使用的技术以及所需的突破。同时，他为政府、企业和个人提供了一套具体的行动方案。 宣传关键词：碳中和、碳中和经济、净零碳排放、绿色溢价 一本涉及全球产业链新布局的商业策略书 一本书读懂碳中和经济 一个关乎人类命运的环境议题 一本关于气候变化的大众科普书 一本写给政府、企业和个人的行动指南 与习总书记提出的“碳中和”发展目标以及十四五中提到的大力发展和运用碳市场理念高度一致，详细解读零碳技术和创新思维，为企业和个人提供具体的实践方法

《读懂未来中国经济：”十四五“到2035》

这本书里藏着你未来15年的赚钱机会 读懂十四五到2035年的中国经济等于读懂财富指南 知名经济学家、“中国好书”获得者蔡昉带你读懂新发展阶段的经济热点与难点 找准经济新增长点，解决发展中的关键问题，实现新发展目标

中国社会科学院是公认的政府智囊，蔡昉是社科院国家高端智库专家，因此他常被认为是官方经济学家。他参与了“十一五”以来中国发展规划，并且超过35年研究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人口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和贫困。

《气候经济与人类未来》

比尔·盖茨分享了他在十多年来研究气候变化和为解决这些问题而投资创新的过程中所学到的知识，并为世界如何构建实现温室气体零排放所需的工具制定了愿景。 比尔·盖茨解释了他为什么如此关注气候变化，以及是什么让他对世界能够避免气候危机最可怕的影响感到乐观。盖茨说:“我们可以在地方、国家和全球层面开展工作，建立技术、企业和产业，以避免气候变化的最坏影响。”他对气候变化的兴趣是他的基金会努力减少贫困和疾病的自然结果。根据盖茨的说法，气候变化对那些做的最少的人影响。作为一名技术专家，他亲眼目睹了创新如何改变世界。盖茨相信，通过投资研究、发明新技术并迅速大规模应用，气候变化问题可以得到有效解决。盖茨说:“为了防止气候变化的最坏影响，我们必须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这个问题很紧迫，争论也很复杂，但作者相信我们可以一起发明新的零碳技术，利用现有的技术，最终避免气候灾难。”

《读懂未来中国经济：”十四五“到2035》

我国已经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从中国当前社会经济形势出发，深度解析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面临的人口老龄化、中等收入陷阱、供给侧冲击等诸多现实社会问题，并站在更高的视角解读变化的国内国际发展环境，给出积极应对策略，从创新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角度提出解决建议，应对增长挑战，抓住发展机遇。

《气候经济与人类未来》

《气候经济与人类未来：比尔·盖茨给世界的解决方案》 目 录 前言 从510亿吨到零排放 第一章 为什么是“0”？ 实现“0”的目标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零排放”，而是“净零排放”，这是一个巨大的经济机遇。 第二章 艰难之路 如果没有创新驱动，人类无法实现零排放的目标。 第三章 气候对话中的5个关键问题 我们需要新的技术、新的公司和新的产品来降低绿色溢价。 第四章 电力生产与存储 零碳电力的10大创新举措。 第五章 生产和制造 创新生产材料与生产工艺，实现“零碳”制造的4个路径。 第六章 种植和养殖 给植物施肥、饲养牲畜、减少食物浪费和改变饮食习惯的新方式。 第七章 交通运输 利用电力驱动我们能驱动的所有交通工具，并以廉价替代燃料为其他交通工具提供动力。 第八章制冷和取暖 实现电气化，发展清洁燃料，和更高效利用能源的解决方案。 第九章 适应暖化的世界 让适应气候变化而设的投资项目具有吸引力，同时评估金融市场中气候变化相关的金融风险。 第十章 政府要扮演的角色 明智的政策可以帮助解决气候问题。政府应全力做好的7件大事。 第十一章 零排放计划 2030年实现减排目标的策略和实践路径。 第十二章 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作为一个公民、消费者、雇员或雇主，你可以发挥自己的影响力。 后记 气候变化和COVID-19

《读懂未来中国经济：”十四五“到2035》

引言 第一部分 解读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 第一章 迈进新发展阶段 从历史比较看经济发展成就 摆脱贫困：成色十足的全面小康 14亿人口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中国新发展阶段对世界的意义 现代化过程中的若干特殊挑战

“四新”是一个有机整体

第二章 确立新发展目标经济发展是基础和关键 进入高收入行列与达到中等发达 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实现中长期目标的底气

第三章 贯彻新发展理念

创新发展的激励与助动力 以新型城镇化引领协调发展 “30·60”承诺与挑战 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公平与效率统一的公共服务供给 统筹发展与安全

第四章 构建新发展格局

高水平的自立自强 畅通国内统一市场 挖掘和拓展比较优势

“三套车”扬鞭奋蹄

第二部分 变化的国内国际发展环境

第五章 世界经济：长期停滞和全球化逆流

金融危机以来的世界经济 长期停滞：“日本病”与“日本化” 全球化：终结还是逆流 新冠大流行后各国的内顾倾向 全球供应链如何遭到扭曲

第六章 人口转折点与发展阶段变化

老龄化：一般规律和中国独特性 保持人口均衡发展的必要性 一个过程，两个引爆点 新常态缘于供给侧变化 新发展阶段谨防需求侧冲击

第七章 不进则退：发展的关键与关口

新征程上应有的忧患意识 是 “中等收入陷阱”，还是“门槛效应” 发展中的问题和“成长中的烦恼” 区域经济发展及其特征化事实 跨越关口的三个必要“变革”

第三部分 应对增长挑战，抓住发展机遇

第八章 如何提高潜在增长率

传统增长动能的式微 劳动生产率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 资源配置的僵化与退化 从人口红利到改革红利

第九章 如何实现潜在增长率

投资需求、储蓄和资本形成

“投资中国”与“中国投资” “中国制造”到“中国消费” 打破抑制消费的老龄化效应

第十章 善用均衡与不均衡的辩证法

重读和重解“胡焕庸线” 创新打造东北版雁阵模式 如何处理好聚集效应与合理规模的关系 沿海地区发展的“虎头豹尾”效 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学逻辑

第十一章 用好用足改革这个关键一招

寻求市场和政府最佳结合点 坚持市场配置资源的主体地位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报酬递增的改革 红利丰厚的关键改革领域

第四部分 创新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

第十二章 决策的人民中心和发展导向

“稳中求进”导航中国经济 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哲学 充实和创新政策工具箱 如何把就业置于宏观政策层面 公平与效率统一的产业政策

第十三章 以社会政策支撑生产率提高

优胜劣汰中的“创造”与“破坏” 政策托底与生产率提高 数字经济必须具有分享 性 着手建立中国特色福利国家

第十四章 培育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定义中等收入群体 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 缩小收入差距：初次分配与再分配 基本公共服务：缩小差距与扩大供给 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计划”

第十五章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与人口老龄化共舞 阻断老龄化的“递减”曲线 赢得老年人口红利 贯穿全生命周期的“积极应对” 从创造必要的外部条件着手

[美] 比尔·盖茨（Bill Gates）

技术专家、商业领袖和慈善家。1975 年，他和儿时的朋友保罗·艾伦共同创建了微软公司。目前他和妻子梅琳达共同主理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他还发起成立了突破能源联盟，致力于推进清洁能源以及其他气候相关技术的商业化应用。他和梅琳达育有三个孩子，居住在华盛顿州梅迪纳。

;.;蔡昉，1956年9月生于北京。先后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博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副院长。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研究领域包括“三农”问题、就业与劳动力流动、经济改革和发展、收入分配和贫困等。著有《穷人的经济学》《破解中国经济发展之谜》和《从人口红利到改革红利》，合著《中国的奇迹》《中国经济》《中国劳动力市场转型与发育》，主编《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系列等。

《气候经济与人类未来》

前言 从510亿吨到零排放（节选）

关于气候变化，你需要知道两个数字：第一个是510亿，第二个是0。 510亿是全球每年向大气中排放的温室气体的大致吨数。观察每年的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或略高或略低，但总体呈上升趋势。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境况。 “0”是我们需要达成的目标。要想阻止全球变暖，要想避免气候变化的最坏影响——这些影响将是非常糟糕的，我们人类需要停止向大气中排放温室气体。 这听起来很难，实施起来也确实不容易。我们从未开展过如此大规模的全球行动，每个国家都需要改变自己的方式。事实上，现代生活中的每一项活动（种植、制造和出行）都涉及温室气体排放，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将会转向这种现代生活方式。当然，这是好事，因为它意味着人们的生活正变得越来越好。然而，如果除此之外其他一切都没有改变，那么这个世界将会继续产生温室气体，气候必将持续恶化，它对人类造成的影响极有可能是灾难性的。 但“除此之外其他一切都没有改变”只是一个大的假设，我相信事情是可以改变的。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我们需要的工具，至于那些现在还没有的，以我个人对气候和技术的了解，我很乐观地认为我们可以发明它们，并对它们加以部署。如果我们的行动足够迅速，那么气候灾难是可以避免的。 本书讲的就是如何避免这一灾难，以及为什么我认为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 20年前，我从未想到有一天自己会公开谈论气候变化问题，更别提写这么一本书了。我学的专业是软件工程，而不是气候科学。我现在的专职工作是和妻子梅琳达一起经营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简称“盖茨基金会”）。在这个高度聚焦的机构，我们重点关注全球健康及发展和美国教育问题。 我是以一种间接的方式，也就是通过能源贫困问题，开始关注气候变化的。 21世纪初，在盖茨基金会刚刚起步时，我开始到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地区的低收入国家旅行，以便更好地了解当地的儿童死亡率、艾滋病病毒感染情况及其他一些我们正致力于解决的重大问题。我的心思也并不总是放在疾病上，我常飞去大城市，伫立窗前，眺望窗外，我就会想：“为什么那里一片漆黑？我在纽约、巴黎或北京看到的灯光都去了哪里？” 我了解到，全球约有10亿人无法获得可靠的电力供应，而这其中有一半生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现在的情况较彼时已略有改善。今天，全球约有8.6亿人还没有用上电。）我想到了盖茨基金会的核心理念——“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过上健康而富有成效的生活”，然而如果你所在地区的诊所因冰箱不能运转而无法做到疫苗的冷储存，那么要过上健康的生活又谈何容易。如果你所在的办公室、工厂和呼叫中心没有规模庞大的、可靠的、可负担得起的电力供应，那么那里就绝无可能构建一个人人都拥有就业机会的社会。 大约在同一时间，已故科学家、剑桥大学教授戴维·麦凯（David MacKay）给我看了一张图，它展示了居民收入和能源消耗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一国人均收入与该国国民能源消耗之间的关系。这张图的横轴标示着各国的人均收入状况，纵轴标示着各国的能源消耗情况，两者之间的关联关系一目了然。 随着所有这些信息的积聚和沉淀，我开始思考这个世界怎样才能让贫穷国家的民众用上可靠的、可负担得起的能源。让盖茨基金会去解决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并没有意义——我们需要它专注于自身的核心使命，但这时我开始同一些发明家朋友讨论我的想法，并进一步阅读了与该问题相关的资料，其中就包括科学家、历史学家瓦科拉夫·斯米尔（Vaclav Smil）撰写的多部令人大开眼界的作品，我从中了解到能源对现代文明的极端重要性。 我知道温室气体正导致全球气候变暖，但我以为周期性变动或其他因素会以一种自然的方式阻止真正的气候灾难发生。另外还有一点是我难以接受的，那就是只要人类继续排放温室气体，全球温度就会持续不断地上升。 我开始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现有的可再生能源（主要是风能和太阳能）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上可以发挥重大作用，但我们在部署这些能源方面所做的努力还不够。 另外还有一点也越来越清晰，那就是仅靠可再生能源，我们并不能实现零排放的目标。风不会一直吹拂，太阳不会一直照耀，而我们也没有可负担得起的、可长时间存储大量能源（比如足够供一个城市使用的能源）的电池。再者，发电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只占全球总排放量的27%。即便我们在电池技术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我们仍需要减掉另外的73%。 几年下来，我确认了这样三件事情。

1. 要避免气候灾难，我们必须实现零排放的目标。 2. 我们需要以更便捷、更聪明的方式部署已有的工具，比如太阳能和风能发电设备。 3. 我们需要开发和推广突破性技术，并借此走完剩余的路。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零排放都具备坚实的逻辑基础。除非我们不再向大气中排放温室气体，否则全球温度会一直上升。这里有一个特别有用的类比：气候就好比一个正在被缓缓注水的浴缸，即便我们把水调到涓涓细流的程度，浴缸早晚也会被注满，而浴缸水满之后，水自然会流到地面上。这就是我们必须阻止的灾难。设定一个仅仅减少而不是消除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是不够的，唯一合理的目标就是“0”。 尽管我欣赏抗议者的热情，但我不认为撤资行动能阻止气候变化，也不认为这样做可以帮到贫困国家的人。通过公司撤资行为来对抗种族隔离制度是可行的，因为政治制度的确会对经济压力做出反应，但仅仅靠抛售化石燃料公司的股票就想改变世界能源体系是不现实的，要知道能源行业每年的市场规模高达5万亿美元，而且这个行业是现代经济的基础。 时至今日，我依然这样认为。不过，我已经找到其他理由，这使我不再持有化石燃料公司的股票。换句话说，我不想看到这些公司的股价因我们没有开发“零碳”替代能源而上涨，我也不想因此获利。如果利益的获取是以延迟实现零排放为代价的，那我会觉得这很糟糕。所以，2019年，就像管理盖茨基金会捐助款项的信托基金一样，我也撤出了我在油气公司的所有直接投资。（我已经多年没有投资煤炭公司了。） 这是我个人的选择，也恰好是我能自己做主的选择。但我很清楚，这并不会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产生任何实际的影响。实现零排放需要一个更大规模的策略：利用我们掌握的所有工具推动彻底的变革，包括政府政策、现有技术、新发明、私人市场向广大民众交付产品的能力等。 …… 这个故事的下一个转折点，对本书的每位读者来说都非常熟悉。 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席卷全球，灾难随之发生。对任何了解流行病史的人来说，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破坏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基于我对全球卫生问题的兴趣，我对疫情暴发进行了多年的研究。这些研究让我深深意识到，我们这个世界还没有做好应对大规模流行病的准备，比如1918年那场导致数千万人死亡的西班牙流感。2015年，我在TED大会发表演讲时，以及在此后多次采访中表示，我们需要建立一个用于监测和应对大规模疾病暴发的体系，包括美国前总统乔治·W.布什在内的很多人也提出过类似的观点。 令人遗憾的是，这个世界几乎没有做任何准备。因此，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我们付出了惨重的生命代价，也承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这是自“大萧条”以来从未有过的。这期间，虽然我没有放下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大量工作，但梅琳达和我已经把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列为盖茨基金会的优先事项，同时把它列为我们最主要的工作。每天，我都会跟高等院校和初创公司的科学家、制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或政府首脑交谈，看看盖茨基金会在病毒检测、疾病治疗和疫苗研发方面能提供哪些帮助。到2020年11月，我们对这场疫情的相关承诺捐助已经超过4.45亿美元，我们还开展了数亿美元的财务投资，确保疫苗、检测试剂和其他关键产品能以更快的速度进入低收入国家。 因为经济活动大幅放缓， 2020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将少于2019年。正如我在前面提到的，降幅可能在5%左右。按实际值计算，这意味着全球将排放480亿或49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而不是510亿吨。 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降幅。如果我们每年都能以这样的幅度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那么这个世界将变得非常美好。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做不到。 不妨想一想，这5%的降幅是怎样取得的？100万人死亡，数千万人失去工作。这是任何人都不想继续或重复的境况。再者，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降幅可能只能达到5%，甚至可能低于这个数字。对我来说，值得注意的并不是此次降幅有多大，而是它有多小。 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小幅降低表明，只靠少坐飞机和少开车，无法实现零排放的目标，甚至都无法实现大规模减排。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方面，我们需要新的测试手段、新的治疗方法和新的疫苗。同样，在同气候变化做斗争的过程中，我们也需要新的工具：在全球范围内，以“零碳”的方式发电、制造产品、种植粮食，以“零碳”的方式为建筑物保温降热，以及以“零碳”的方式转移人员、运送物品，等等。我们需要培育新的种子，需要开展多种创新活动，帮助这个世界上的极端贫困人口（其中很多都是小户农民）适应不断变暖的气候。 我知道，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我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信使。这个世界上从来都不缺既有钱又有想法的人。对于其他人该怎么做，他们有很好的想法，或者他们认为技术可以解决任何问题。而我自己住着大房子，乘坐私人飞机出行——其实我就是坐私人飞机去巴黎参加气候变化大会的，我有什么资格在环境问题上对他人说教呢？ 我承认这三宗罪。 首先，我不否认我是一个有钱、有自己想法的人，同时我也知道我的想法是有见地的，而且我一直在学习。 其次，我是一个技术爱好者。别人给我一个问题，我会寻找技术手段来解决它。就气候变化而言，我知道创新并不是我们唯一需要的东西，但若没有创新，我们就无法继续维持地球的宜居环境。技术解决方案虽然不是万能的，没有技术解决方案却是万万不能的。 最后，我个人的碳足迹出奇的高。这是事实。长久以来，我对此深感内疚和不安。我已经意识到我个人的碳排放量有多高，撰写本书也让我更清楚地认识到我有责任减少碳排放量。对像我这样担心气候变化并公开呼吁人们采取行动的人来说，减少碳足迹是最起码要做到的。 我从2020年开始购买可持续航空燃油，到2021年，这将完全抵消我和我的家人的航空碳排放量。在非航空碳排放方面，我正通过一家公司购买这方面的抵消量。该公司目前在运营一种消除空气中二氧化碳的设施（关于直接空气捕获技术的更多信息，参见第四章）。我还资助了一家非营利机构，它在为芝加哥地区的经济适用房安装清洁能源升级设备。另外，我也在寻找各种方法，力求减少个人的碳足迹。 我还投资了“零碳”技术。在某种意义上，我把这种投资当作另外一种补偿措施，用以抵消我个人的碳排放量。在该领域，我的投入超过10亿美元，我希望帮助这个世界实现零排放，我的投资覆盖可负担的、可靠的清洁能源以及低排放的水泥、钢、肉类食品，等等。在直接空气捕获技术方面，我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投资最多的人。 当然，这些企业投资并没有减少我的碳足迹，但我的任何一项减排投资的成功，其所带来的减排效果都将远超我和我的家人所做的减排努力。再者，我们的目标并不是简单地让一个人补偿他的碳排放量，而是为了避免气候灾难。所以，我支持清洁能源早期阶段的研究，投资富有前景的清洁能源公司，倡导在世界范围内实施有助于实现相关技术突破的政策，并鼓励其他拥有资源的人做同样的事情。 下面是要点：虽然像我这样的重度排放者应该减少能源消耗，但从整体上来讲，我们这个世界应该更多地使用基于能源的产品和服务。使用更多的能源并没有错，前提是不产生碳排放。解决气候问题的关键在于，让清洁能源变得跟化石燃料一样廉价和可靠。为此，我付出了很多努力，希望借此实现这一目标，也希望做出有意义的改变，将每年510亿吨的碳排放量逐步减少至0。 本书给出了一条前行的道路，以及一系列我们可以采取的措施，便于人类限度地避开气候灾难。具体来说，它分为五个部分。 为什么是0？在第一章中，我将解释为什么我们需要实现零排放目标，包括我们已知的（以及未知的）全球气候变暖对世界各地的影响。 坏消息：实现零排放是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对于任何有望取得成就的计划，首要一点就是要对面临的障碍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估。所以，在第二章中，我会就当前所需应对的挑战展开讨论。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如何开展有见地的对话？在第三章中，我会剖析一些你可能听过但又让人感到困惑的统计数据，并与大家分享我每次在有关气候变化的对话中都会想到的问题。这些问题一次又一次地让我避开歧途，而我希望它们对你也起到同样的作用。 好消息：我们可以实现零排放的目标。从第四章到第九章，我会逐一讲述当前技术可以发挥效力的领域，以及需要实现技术突破的领域。这是本书中篇幅最长的部分，因为所要讲述的内容实在是太多了。对于一些已有的解决方案，我们现在需要进行大规模部署，在未来几十年里，我们还需要开展大量创新活动，并将创新成果推广到世界各地。 我会在书中介绍一些我特别感兴趣的技术，但对于很多公司，我不会提及具体的名称。一方面，因为我投资了其中一些公司，我不想让人觉得我是在支持那些于我有经济利益的公司。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希望人们把关注点放到这些创意和创新本身，而不是特定的业务。有些公司可能会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走向破产。如果你从事的是尖端技术工作，就会理解这种情况不可避免，但它未必就是失败的标志。关键的一点是，你要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并将这些教训应用于新的创业项目，就像我们在微软所做的那样，也好比我认识的每一位创新者所做的那样。 我们现在可以采取的措施。我之所以写这本书，不仅因为我看到了气候变化问题，也是因为我看到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机会。这并不是盲目的乐观主义。无论面对何种重大挑战，我们都已经具备三个条件中的两个：第一，我们有战胜挑战的雄心，这源于一项不断壮大的全球运动的热情，而这项运动是由深切关注气候变化问题的年轻人领导的；第二，我们有解决这个问题的宏大目标，因为世界各地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领导人致力于贡献自己的力量。 现在，我们需要的是第三个条件——实现目标的具体计划。 就如我们的雄心是由气候科学驱动的一样，任何切实可行的减排计划也必然是由其他学科驱动的——物理、化学、生物、工程、政治、经济、金融等。因此，在本书最后的几个章节中，我会依据所有这些学科专家的指导给出一个计划。在第十章和第十一章，我会重点讨论政府可以采取的政策；在第十二章，我会给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采取的、有助于全球实现零排放的措施。无论你是政府领导人、企业家，还是忙于生计、几无自由时间的选民（或上述全部），你都可以贡献力量，帮助这个世界避开气候灾难。

《读懂未来中国经济：”十四五“到2035》

文摘和目录： 引言 第一部分 解读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 第一章 迈进新发展阶段 从历史比较看经济发展成就 摆脱贫困：成色十足的全面小康 14亿人口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中国新发展阶段对世界的意义 现代化过程中的若干特殊挑战

“四新”是一个有机整体 第二章 确立新发展目标经济发展是基础和关键 进入高收入行列与达到中等发达 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实现中长期目标的底气 第三章 贯彻新发展理念 创新发展的激励与助动力 以新型城镇化引领协调发展 “30·60”承诺与挑战 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公平与效率统一的公共服务供给 统筹发展与安全 第四章 构建新发展格局 高水平的自立自强 畅通国内统一市场 挖掘和拓展比较优势

“三套车”扬鞭奋蹄 第二部分 变化的国内国际发展环境 第五章 世界经济：长期停滞和全球化逆流 金融危机以来的世界经济 长期停滞：“日本病”与“日本化” 全球化：终结还是逆流 新冠大流行后各国的内顾倾向 全球供应链如何遭到扭曲 第六章 人口转折点与发展阶段变化 老龄化：一般规律和中国独特性 保持人口均衡发展的必要性 一个过程，两个引爆点 新常态缘于供给侧变化 新发展阶段谨防需求侧冲击 第七章 不进则退：发展的关键与关口 新征程上应有的忧患意识 是 “中等收入陷阱”，还是“门槛效应” 发展中的问题和“成长中的烦恼” 区域经济发展及其特征化事实 跨越关口的三个必要“变革” 第三部分 应对增长挑战，抓住发展机遇 第八章 如何提高潜在增长 传统增长动能的式微 劳动生产率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 资源配置的僵化与退化 从人口红利到改革红利 第九章 如何实现潜在增长 投资需求、储蓄和资本形成

“投资中国”与“中国投资” “中国制造”到“中国消费” 打破抑制消费的老龄化效应 第十章 善用均衡与不均衡的辩证法 重读和重解“胡焕庸线” 创新打造东北版雁阵模式 如何处理好聚集效应与合理规模的关系 沿海地区发展的“虎头豹尾”效 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学逻辑 第十一章 用好用足改革这个关键一招 寻求市场和政府最佳结合点 坚持市场配置资源的主体地位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报酬递增的改革 红利丰厚的关键改革领 第四部分 创新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 第十二章 决策的人民中心和发展导 “稳中求进”导航中国经济 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哲学 充实和创新政策工具箱 如何把就业置于宏观政策层面 公平与效率统一的产业政策 第十三章 以社会政策支撑生产率提高 优胜劣汰中的“创造”与“破坏” 政策托底与生产率提高 数字经济必须具有分享 性 着手建立中国特色福利国家 第十四章 培育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定义中等收入群体 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 缩小收入差距：初次分配与再分配 基本公共服务：缩小差距与扩大供给 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计划” 第十五章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与人口老龄化共舞 阻断老龄化的“递减”曲线 赢得老年人口红利 贯穿全生命周期的“积极应对” 从创造必要的外部条件着 文摘： “投资中国”与“中国投资” 中国高度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体现是大规模引进外资。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投资环境、营商环境不断改善，吸引了大量外资，“投资中国”成为世界性的现象。即便在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显著下降，并且中国引进FDI也有所下降的情况下，2019年，中国的FDI的净流入规模仍居全球第二位（美国居第一位）。 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21世纪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迅速，特别是在过去10余年中，中国一跃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大国，2019年对外直接投资总规模位列日本、美国和德国之后的第四位。这就是说，“中国投资”也日益成为世界级现象。 不过，此处讨论的“中国投资”指的是把中国的储蓄转化为中国的投资，扩大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大内需。所以，相应的话题就是如何扩大有效资本形成，发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重要内需拉动作用。具体来说，以下几个方面是拓展投资空间的重点。 首先，新发展阶段的新增长极。这里，我把具有巨大投资空间的区域性发展机会作为增长极。这些增长极包括。按照国内版并双向推动的雁阵模型思路，以及一系列旨在促进区域协调和均衡发展的战略，如西部大开发、推动东北振兴、促进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等。这些战略既有延续的内涵也有新的任务，可望产生赶超发达地区的新势能和新势头。与此同时，东部地区加快现代化，以及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可以强化发达地区的规模经济优势和辐射力，实现技术和制度创新以及产业升级，也推动国内版雁阵模型的回移。 推动乡村振兴和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是未来需要按照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的原则进行大规模投资的方面，旨在促进乡村产业兴旺和提升生活品质的建设，以及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城镇化建设，具有一定的公共品性质，也能带来直接的投资回报，或者通过产业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改善带来间接的回报。乡村振兴的资金来源，除了国家必要的投入外，关键是要盘活农村资产存量，而新型城镇化的资金来源是从新市民的强大需求中通过市场渠道筹措。 其次，新发展阶段的新增长点。这里，我把具有巨大投资空间的产业和行业发展机会作为新增长点。为迎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相应的产业革命、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应对气候变化，以及探索动态比较优势，需要实施体现竞争原则的产业政策，特别是为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需要在低碳经济领域实施相关产业政策。其中， 在清洁能源、碳捕获、节能减排技术等产业领域都具有大规模和长期的投资机会。 此外，补齐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短板，打通国内经济循环中的堵点，也能形成新的增长极和增长点，具有巨大的投资潜力、社会效益和长期回报率。例如，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来的公共卫生领域的短板，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特别是加强与降低生育、养育和教育成本以及老年人医养结合和长期照护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 再次，针对创业者、中小企业和微型企业的需求，通过消除投融资机制不健全甚至扭曲、资金成本高、贷款通道不畅等缺陷，让它们更顺畅地获得所需资金，是拓展投资领域和支持创新创业的重要举措。在科技进步及其应用于生产的速度都加快的情况下，中小型企业往往是创新的主体，也是潜在的成功者。金融机构和银行应该借鉴互联网平台金融服务的技术和经验，打通经济史上从未实现突破的中小微企业贷款难题。 最后，消除导致资本报酬递减现象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改善资金配置和使用效率，提高投资回报率。一方面，要推进生产要素供给的均衡化，例如，通过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劳动力流动，同时实施统筹城乡的积极就业政策，挖掘劳动力供给的潜力；另一方面，通过教育深化和在职培训，增进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禀赋，提高劳动力市场匹配水平。此外，建立和完善对市场主体的奖优罚劣机制，及时处置无效产能和僵尸企业，对提高资本回报率也至关重要。 “中国制造”与“中国消费” 2019年，中国的人口数量占世界总人口数量的18.2%，中国的GDP占全球经济总规模的16.4%，中国的最终消费总额占世界消费总额的比重只有12.4%。三个占比之间仍然有很大的差别。全球GDP的占比小于人口数量占比，可见中国人均收入与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但这个差距已经越来越小，很快中国的人均收入将达到世界平均水平。最终消费占比与GDP占比的差距则标志着“中国消费”与“中国制造”之间的不对称，也亟待以消费赶超的方式予以弥补。 进一步说，在2019年世界全部制造业增加值中，有28.0%是由中国企业生产的，全球商品出口中有13.1%是中国贡献的。从一个角度来看，当时在世界经济继续徘徊于长期停滞、经济全球化处于低潮，以及供应链或多或少脱钩的环境中；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以及消除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都要求持续扩大消费需求，用中国消费引导中国制造，提高中国制造的质量和效益。 经济增长需求拉动方式的转变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一方面，投资长期以来在需求拉动中占据主导地位，经济快速增长也总是伴随着高投资率。例如，在过去20 年中，资本形成对GDP 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 是一种常态，并且GDP 的增长率与资本形成的贡献率高度正相关。另一方面，扩大投资常常被用来作为遭遇经济冲击（如出口萎缩）时的替代需求因素。例如，在过去20 年GDP 增长的需求因素中，资本形成贡献与净出口贡献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看到任务和挑战的艰巨性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在启动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方面，中国也有独特的优势。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既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基本面的优势保障，也是化解贸易战、新冠肺炎疫情和供应链脱钩带来的经济冲击的制胜法宝。可以从几个方面认识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消费需求的现状、趋势和潜力。 首先，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消费市场规模超大的特点。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18 年最终消费总额，全球为62.6 万亿美元，中国为7.3 万亿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收入分组，中国自2010 年就进入了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中国的最终消费规模在这组国家中占比高达46.9%。虽然就人均收入水平和人均消费水平来说，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但是由于中国的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庞大，最终消费总额已经相当于欧元区国家加总水平的71.8%。 其次，更重要的是，中国消费规模仍保持着持续增长的趋势， 具有巨大的潜力和充沛的后劲。2008—2018 年，中国的最终消费总额年均增长率高达8.5%，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3%）、其他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2.3%）以及欧元区国家平均水平（0.7%）。并且，中国还保持着最终消费增长快于GDP增长的势头。这种消费增长领先于经济增长的趋势是在过去10年中形成的。从最终消费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比来看，1998—2008年为0.903，2008—2018年提高到了1.072。随着新发展理念的进一步贯彻实施，预计这个领先趋势将保持下去。 最后，上述事实也标志着中国经济增长贡献因素的构成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拉动经济增长的需求因素（即净出口、投资和消费）中，2018年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6.2%，与2008年的44.2%相比提高幅度巨大，10年间平均每年提高3.2个百分点。在2018年的最终消费构成中，城乡居民消费占70.0%。 同时也要看到，在居民消费的构成中也存在城乡之间不平衡的问题。目前，接近中国人口40%的农村人口消费占比仅为22%，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势头还不对称。这说明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相比，面临更多的消费障碍。把超大规模消费市场潜力转化为现实的经济增长拉动力，需要着眼于构成消费市场潜力的三个主要因素，其中需要针对农村居民消费的短板着重用力。下面，我们基于经济正常运行和遭遇冲击两种情形进行简洁的概括说明。 第一是人口因素，既取决于人口规模，也取决于劳动年龄人口参与经济活动的程度。在正常经济增长时期，需着眼于最大限度地提高适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即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和扩大非农就业；在应对各种宏观经济冲击时，则要尽快让劳动者和创业者各就其位，让农民工返城返岗，恢复正常经济活动。 第二是收入因素，既包括居民收入水平，也包括各人口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在经济运行的正常情况下，促进经济增长和改善收入分配均有助于形成大规模的居民消费能力；在应对各种突发情况和经济冲击时，则需要进行特别的收入扶助和消费引导。 保市场主体无疑是重要的，但是遭遇经济冲击时，市场通常也会淘汰很多过剩和无效的产能，以及生产率和竞争力低下的企业。经济学家常说不要浪费任何一次难得的危机，也就是说要抓住这个机会充分利用市场出清机制，取得不可多得的创造性破坏成果。 经常发生的情况是，一方面，政策并不能准确地辨别哪些市场主体应该得到保护，哪些应该任其消亡；另一方面，保市场主体与保居民就业和居民收入两者之间未必完全一致。撇开一些企业在领取稳企援岗补贴的同时仍然解雇员工这类情况不说，如果个人和家庭的收入减少了，预期变坏了，消费就会受到冲击和抑制，这时， 即使市场主体保住了，经济活动的复苏却孱弱乏力。因此，从稳定和扩大居民消费着眼，确定保市场主体和保就业的政策措施相互对应，可以在政策实施中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三是供给因素，包括产出的数量、质量和供给品种。在经济活动正常运行的情况下，应该着眼于推动制造业的设计、市场营销、售后服务等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发展；在应对各种类型的冲击时，则要尽快推动以居民消费为对象的服务业率先复苏，特别是借助互联网时代的新平台、新模式和新业态，尽快形成超常规的商业便利性。 打破抑制消费的老龄化效应 2019 年， 中国有1.76 亿人口年龄超过65 岁， 占总人口的12.6%，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既带来挑战，也孕育着机遇。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都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因此我们应该善于与老龄化共存，把挑战转化为机遇。为此，需要把只争朝夕与久久为功两种精神状态相结合的任务，便是抑制老龄化阻碍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挖掘其潜在的新增长点。 把挑战转化为机遇的一个重要着力点是打破人口老龄化抑制消费的效应，提高消费对社会总需求的贡献率，提升总需求与供给侧潜在增长能力的适应性。下面，我们结合一般规律和调查中获得的数据，逐一分析人口老龄化三种明显抑制居民消费的效应。 第一，人口总量效应。就单个的人来说，消费是收入的函数。也就是说，有收入才能有支出。但是，在家庭共济的条件下，每个人无论是否工作都要消费，即便没有劳动收入的家庭成员，也同等地进行一般性的生活消费。一般来说，没有劳动收入的群体要么依靠家庭成员的收入，要么依靠社会转移性收入，或者依靠自身的储蓄，以满足自己的消费需求。 但是，从一个方面来看，家庭统筹消费或分享收入的基础强弱，归根结底取决于有劳动收入家庭成员的人数，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把个人消费的结果汇总到全部人口后，仍然要遵循以下规律，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假设下，人口总量增加的话，消费就扩大；人口增长快的话，消费增长就快；人口增长减速的话，消费也会减速；人口总量减少的话，消费就萎缩。城镇住户调查数据结果如图9—2所示，我们可以从中观察家庭成员分年龄的劳动收入和消费支出。劳动收入仅出现在20~60岁之间，在30~40岁之间达到最高水平，这是由于就业参与程度具有年龄别的差异。也就是说，劳动收入在年龄分布上是极端不平衡的，在人的整个生命周期形成一个陡然的倒U 字形曲线。 然而，在每个年龄段，家庭成员的消费差异并不十分明显，甚至可以说消费与劳动收入的正相关关系并不显著存在。多劳多得这个原则，在家庭这个共同体中并不起支配作用。在以下的分析中， 我们将一步一步地，在中国家庭强烈的利他主义倾向中，同时揭示居民消费遇到的现实障碍。 第二，年龄结构效应。已有的研究认为，消费水平倾向于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国际上也有研究发现，临近退休和已经退休的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趋于降低。在发达国家，这个现象与人们随年龄增长收入和财富得到积累的情况相悖，所以被称为“退休消费之谜”。从中国人口的年龄与消费关系看，也有消费能力和边际消费倾向随着年龄增长而减弱的趋势。不过，这种现象在中国的情形下却算不上是一个“谜”，因为老年人收入是明显降低的，消费水平变化与收入水平变化的轨迹相一致。 然而，如果深入分析调查数据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国当前的情况下，前述年龄结构效应的表现比表面上的逻辑要复杂得多。如图9—2所示，在整个生命周期中，消费支出水平都是随年龄递减的。在少年儿童阶段，虽然没有劳动收入，却是消费支出最高的。这反映了两种当前中国特有的现象；其一，在少子化特别是独生子女占孩子比重很大的条件下，孩子对家庭来说十分金贵，家长舍得为孩子花钱；其二，市场也好，不应该市场化却利欲熏心的有关组织也好，对此做出的反应是，引导性产品和服务花样迭出，致使家庭要承担高昂的养育和教育费用。 处在就业阶段的家庭成员虽然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挣取者，却未必在消费支出上面明显高于其他年龄段的家庭成员。正如俗话所说：这个人群处在“上有老下有小”的境地，在承担社会责任的同时，为孩子花钱和赡养老人都是他们的义务。此外，缴纳社会保险费用的支出，以及子女上学、家庭成员生病、自己的失业和退休，都是回避不了的后顾之忧，使他们不得不进行预防性储蓄。 其中，受老龄化日益加速和加深的影响，就业群体面临当下和未来的双重负担。一方面，在现收现付制度下，他们要缴纳养老保险，即时支撑着当前的养老金给付；另一方面，在预期人口抚养比显著提升的情况下，他们也不可能完全寄希望于未来的养老金缴费者，只好在可能的情况下增加家庭储蓄，或者为了储蓄保值，勉为其难地购买资产。 如图9—2中所示，家庭中尚处于就业年龄段且年龄偏大的那部分成员，或者借用一个并没有失去针对性的说法——“40—50”人员，陷入了一种劳动收入和消费支出双双下降的窘境。这恰好说明，在未富先老的条件下以及在抚养比提高的预期下，劳动年龄人口面临诸多不能放手消费的现实制约。 中国的退休群体，或者广而言之中国的老年人，的确表现出消费能力和边际消费倾向都趋于降低的情形。在图9-2 中，把60 岁及以上家庭成员的医药支出剔除后，可以看到这个群体是各年龄组中消费水平最低的，并且呈现出消费支出随年龄增长递减的趋势。 这种家庭成员在劳动收入与消费支出之间的不对称，以及消费随年龄递减的现象，完全可以放大为整体人口的状况。由于整个人口的收入和消费关系无非是家庭共济和社会政策的共同结果，因此，我们在全部人口这个层面也可以得出从家庭调查中观察到的同样的结论。 第三，收入分配效应。在存在较大收入差距的条件下，社会总收入的较大部分为因没有足够消费需求而只能扩大储蓄的高收入群体获得，与此对应的是，低收入群体由于不能获得足够的收入，他们的消费需求得不到充分满足。两相对比，收入差距造成社会整体消费不振和过度储蓄的结果。可见，收入分配越不均等，消费需求越是受到抑制。 这个效应看似与人口老龄化关系并不大，但是由于收入分配状况受人口变化以及劳动力市场状况的影响，而且老龄化具有放大收入分配效应的作用，所以将其作为老龄化抑制消费的一种效应并不算十分牵强。 借助表9—1，我们可以理解收入分配状况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总体来说，消费能力是由收入水平决定的，但是边际消费倾向并不与收入水平成正比。我们可以看到，高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低，挣的钱花不掉，所获得收入的很大部分必然用于储蓄，其高储蓄率必然主导整个社会的储蓄率。相反，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高，储蓄率较低，对社会整体的消费—储蓄关系影响却十分有限。因此，在存在较大收入差距的条件下，社会总收入的较大部分为富裕群体获得，与此同时，相对贫困的群体却未能获得足够的收入，以充分满足自身的消费需求，并且由于社会保障水平和覆盖率与收入水平具有一定的关联性，所以低收入家庭往往还要进行预防性储蓄。结果便是居民消费受到抑制，造成总需求不足的情形。 由此可见，如果收入分配状况得到改善，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大，占人口比重显著提高，则会产生扩大消费需求的明显效果。由于这种情况既缩小收入差距、增进社会公平正义，又扩大居民消费，保持社会总需求的不断提高，有利于经济增长，所以扩大消费需求的政策具有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