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   者：[美] 陈葆琳                              

译   者：何彦伟                                     

字  数：135千

书   号：978-7-5139-2239-5                         

页  数：240

出   版：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后浪出版公司                

印  张：7.5

尺   寸：143毫米×210毫米                           

开  本：1/32

版   次：2018年12月第1版                          

装  帧：平装

印   次：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8元

编辑推荐

◎奥巴马总统健康政策顾问及《最好的告别》作者阿图·葛文德、华人世界身心灵小说女王张德芬感动推荐！

◎从医生视角出发，追问心灵与肉体的关系、医生与病人的关系以及人性与疾病的关系，揭示比治愈疾病更重要的事！

◎因真实和挚诚打动万千读者，引领我们怀着温情与敬意，从“生死课”中体悟生命的尊严与美好。

媒体推荐

（全书）流淌着炽热的情感……陈医生的故事中蕴含着无穷力量，均衡且完美，每一句话都如导弹般击中读者的内心深处，迸发出炫目的光。

——《纽约时报》

陈医师凭借明澈而坚定的洞察，揭示了隐藏在医疗神话背后的真相，值得我们所有人静心聆听。

——《旧金山新闻》

陈医师凭借外科医生的敏锐和精准，勇敢地面对难题，取得了惊人的效果。她完美地通过了这次“最后的期末考”。

——《纽约邮报》

陈医师用优美而清晰的笔触，生动且坦诚地讲述了一个个重要场景，展现了医生们从学习时期第一次面对死亡，到最终摒弃个人化情感的整个过程。

——《洛杉矶时报》书评

陈医师用克制而又充满激情的文字，向我们展示了医生们每天都要面对的残酷现实。

——《Elle》杂志

（本书）满怀同情，发人深省。

——《人物》杂志

陈医师温柔、清晰的笔触，仿佛在与亲密的朋友分享自己的想法和关切……叙述中流露出深深的同情和美丽的人性光辉。她对病人的真挚情感，以及她对生死问题的坦率真诚，使本书尤为引人入胜。

——《落基山新闻报》

名人推荐

本书富于启示，充满真情实感。陈医师为我们描述了一个少有人知的世界……她的故事感人至深，尤其是在我们凝望死亡时，在医生和患者因直视死亡而感到困惑时，能给予我们温暖的慰藉。

——阿图•葛文德

本书因为故事的真实性，具有动人心魄的力量，同时因为悲天悯人的情怀自然流露，让人备觉温暖。这是一本生命之书，也是一本温暖之书，解释了生命的真相，也给现代人的心灵带来巨大的抚慰。

——张德芬

著者简介

陈葆琳，美国著名外科医师，畅销书作家，《纽约时报》专栏作者。毕业于哈佛大学，在耶鲁大学、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完成外科训练，后任职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并于1999年荣膺该校最杰出医师奖。陈医师对现代医疗中关于生死的追问发人深省，其作品曾入围或获得美国国家杂志奖等多个奖项。

内容简介

本书可谓美剧《实习医生格蕾》的纪实版，成规教导医生把复杂的临床问题抽丝剥茧、化繁为简，却在解构难题的同时，忽略了人性的联结，使得医者聚焦于治疗之余，往往忽视了心灵与肉体的关系、医生与病人的关系，以及人性与疾病的关系。

医生是生命最终的监护者，引领病患和家属，走过通往终点的艰难路段。而医生能否在病患的生命终点，提供真诚的关怀与支持，如同医者面对的严苛“期末考”。

陈葆琳追溯自己的求学与训练过程，探讨现今的医学教育如何过度偏重克服死亡的知识，却抹煞了病患的人性面，使医者对死亡的疑惧一再在医界复制繁衍，导致医生不自觉地从濒死病患身边逃开，或无法开口和病人及家属讨论不乐观的病情。当医者深入理解自身死亡焦虑的根源，以及治疗的意义（更多的治疗，并不代表更多的爱），才能做好某些比治愈疾病更重要的事：陪伴在病患和家属身边、聆听他们的感受、缓解他们的伤痛。唯有如此，医者才能成为真正的“疗愈者”。

正文赏读

第一篇  生命的秘密

第1 章  窃尸贼还是名医？

我碰到第一位正式的“患者”，是在她去世一年多以后。

20 世纪80 年代，我终于从医学院的预科生变成了一名羽翼渐丰的医学院学生。那个夏末，从宿舍的窗户，我可以望见广阔的密歇根湖。湖面上总是点缀着点点帆船，还有一些引人注目的跑步者轻声低语着沿芝加哥这边的湖岸轻快地慢跑。不过我却很少眺望窗外的怡人景色，因为我的脑子想的全都是接下来的任务：我和同学们马上就要进行人体解剖了。

在这个九月之前，我唯一一次看到逝者的遗体，是在阿公的葬礼上。20 世纪初，阿公在台湾一个闭塞的农家长大成人。他好不容易才读完高中，不过到中年时便已经在台北最繁华的地段拥有了一家珠宝店，还培养五个孩子上了大学。阿公从小讲闽南语，不过他还自学了普通话和日语。这些语言、方言之间的不同毫不亚于德语、英语和法语的差异。

阿公深爱我的母亲，也就是他的第一个孩子，对她的呵护近乎溺爱。作为母亲的第一个孩子，我也拥有特殊地位，常沐浴到他慈爱的光辉。不过可惜我在美国长大，虽然能听懂闽南语，但我只会讲掺杂了英语和普通话的“中式英语”。而且我与阿公一直相距半个地球，直到我上高中以后，他才移到美国定居。因此我虽然很爱阿公，但与他的关系却总是显得有些平淡。

在我读大学预科二年级的那年秋天，阿公去世了。在前一个周末，父母曾在电话中提起，阿公身体更差了，很可能“熬不过去了”。一个星期之后，他们便再次打来电话，告诉我阿公已经去世。

母亲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内心充满自责与悔恨。后来我才知道，病人离世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们的亲属常常会在感情上受到这样的折磨。我在葬礼上虽然也很怀念阿公，但对应该如何度过生命中的这一阶段，以及如何安抚母亲的过度悲伤，我却十分茫然。阿公弥留之际，我并不在场。之前去探望他时，阿公还健在，可下一次再见时，阿公却已在棺材里安息。这一切都让我觉得阿公的离世极不真实。葬礼并不是很长，但身着黑衣的哀悼行列和心里那种不安的感觉却似乎永远不会消失。

最令我感到惊讶的是，棺材里的阿公看起来一点也不真切。尽管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已经尽了力，但躺在棺材里的看起来只像是阿公的模型，就像杜莎夫人蜡像馆里的蜡像。他那熟悉的脸庞和身躯都不复存在，所有亲戚都熟悉的他那轮廓酷似吉米·杜兰特的鼻子，现在也变了模样。他的鼻孔看起来不再那么结实，甚至有点塌了下来，就像一艘曾经威武航行的帆船失去了风的动力。

即使专业人员用尽化妆品和化妆技巧，也无法重现阿公的容貌，这个事实只强调了一件事：阿公真的死了，他已经离开了我们的生活。这次葬礼、父母为了通知阿公去世而打来的电话，还有母亲的悲伤留给我的记忆，就是上医学院之前我对死亡最直接的印象。

医学院的170 名同学当中，很少人比我经历过更多，我们都是在这一学期的人体解剖课上才第一次真正接触死亡。有一名同学之前曾经在医院太平间打过工，还有一名同学在伊利诺伊州的一家肉类加工厂打过工（他后来成了严格的素食主义者），他们都是罕见的例外。实际上，进入医学院前的那个夏天，我们大部分人都因为要进行人体解剖而感到恐惧和焦躁。

在医学院的迎新周里，我终于向其他同样焦虑不安的同学吐露了自己对解剖的恐惧。人体解剖很快就成了社交活动中最常被谈到的话题。曾经在太平间工作过的那位同学是大家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我一直想弄明白，尸体看起来到底是像活人还是更像蜡像。我暗自希望它们至少看上去和去世的阿公一样缺乏真实感。因为我觉得看起来越不像活人，解剖也会越容易。我们在迎新会上向高年级的学生询问他们前一年的经验，“最好穿上旧T 恤和旧牛仔裤，”他们边说边漫不经心地喝上一口饮料，“上完这学期的课，你们就会想扔掉这些衣服，因为味儿太大了。”我记下了他们的经验之谈，脑海中不断回放着他们满不在乎的表情。我们的衣服会沾上什么味儿呢？是尸体的气味吗?

从大约15 年前开始考虑走上这条路的那一刻开始，我便期望着自己能用专业知识去治病救人。我的大部分同学也是如此。我们是一个奇特的群体，既充满理想主义精神，又拥有高度的专注力和超强的竞争意识，因此才能通过严格的医学预科课程。虽然可能也有一些同学的目标是获得经济保障，或者期望借此实现某种生活方式，但大部分人的初衷都是想学习如何挽救生命。

我们大都没有意识到，梦想如此美好，但这个职业却要求我们生活在临终患者当中。与生命相比，我们将更多地接触到死亡。

早在七岁时，我便对人体解剖感到十分好奇，也许我那时就有了一些想成为医生的念头。阿公当时刚被确诊患了脑瘤。那年夏天，母亲带着我和妹妹回到台湾，陪伴在阿公身边。确诊、手术以及切除部分脑组织造成的神经功能缺损都不可避免地影响了阿公和阿婆的余生。当时那位神经外科医生宽慰外婆和家人的方式引起了我的关注。这个台湾人个头高大，有些秃顶，长着圆圆的脸，手像熊掌一样厚实，举止谦逊却又充满自信。他走出手术室，对焦急等候消息的家人宣布：“肿瘤已经彻底清除。”那一刻，仿佛有一束来自天堂的绚丽的光洒在了我们身上。通过这次经历，我深信医学是上帝的杰作。

当时有一位在医学院工作的阿姨听说了我的志向，主动提出带我去参观她的解剖实验室。我十分动心，深信那里埋藏着生命与死亡的秘密。我在那个年纪就认定解剖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它将医生与其他人区分开来。我觉得这样的经历可以证明我的勇气，而且我还可以通过一具真正的尸体窥视人体的内部机制，这可比其他所有二年级小伙伴了不起多了。然而我的父母亲立即否决了这个想法，他们担心近距离观察以及可能极为可怕的经历，会给我带来永久的精神创伤。

和所有最初的仪式一样，对新手来说，解剖尸体也有很多难关。首先，医学院新生们必须记住大量解剖构造术语。这种死记硬背的工作让大脑变得麻木而迟钝，而且令人崩溃的大量信息似乎永远看不到尽头。有一位才华横溢的精神病专家和人类学家在大学里担任我们的老师，他在大约20 年前就完成了医学院的学业，提前给我提了一些建议。“就像记电话号码簿一样，”他说，“你必须全部背下来。”

不过记忆可能是最容易攻克的难关，直到前不久，这也是医学院关注的唯一焦点。然而对医学院学生来说，更大的而且一般没人会说破的难关，却是接受死亡以及自己要对人体进行操作的事实。在人体解剖课上，尸体摆在经验不足的医生们面前，这些熟悉的形态提醒我们：他们也曾经与我们没有什么不同。有些人不小心被纸划破了手指都会疼得直皱眉，对他们来说，用外科手术刀划开皮肤，干脆利索地分割出那些曾经为人类供给能量的器官，需要极大的勇气。虽然所有医学预科生都曾经期待人体解剖，但期待并不会缓解残酷的现实。

满怀抱负的医生们面对以尸体的形式呈现在面前的死亡，然后将它逐一分解。尸体的每一处细节——每一块骨骼、每一根神经、每一条血管以及每一块肌肉——都从未知的世界延伸到熟悉的领域。我们探测每一个腔体，检查每一道沟槽，拆开每一处裂隙。在详尽了解尸体的过程中，我们深信自己正在汲取战胜死亡的知识。

然而，要顺利通过最初的仪式，我们还必须学会将感性与科学性分开。我们必须把尸体看作“他们中的一员”，而不是“我们中的一员”，将它看作需要了解，但不必从情感上接纳的医疗案例。后来我才知道，在医学训练的过程中，我们会反复需要这种自我疏离的本领。就好像这种疏离可以使我们更加客观，可以赋予我们些许力量，并提高我们照顾患者的能力。不过，摆脱个人情感的这第一堂课是最彻底的：我们必须抑制人类面对死亡时最根本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