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战争近在眼前，而我选择留在上海。西边的战火把大批犹太人带到了这里，也包括我的彼得·寇恩。那个夜晚，一家徐家汇法式餐厅的钢琴旁，改变我一生的故事开始了。

编辑推荐

◆严歌苓小说集大成之作，一部中国版《乱世佳人》

u一个上海少女的自我救赎

u一场跨越种族的爱情冒险

u一段风雨飘摇的“海上”传奇

u中方与好莱坞联合投资，同名电影制作中。

严歌苓用一贯的女性视角，讲述了一个充满戏剧张力、最终令人唏嘘不已的爱情故事。故事中的上海被战火包围，不同国家、信仰、贫富的人群在这里汇集，犹太人、日本人、“上海老克勒”为了生存寄居于此。这里既有纸醉金迷的上层生活，亦有破败不堪的贫民区。“上海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最不古板的地方，全世界的人想在道德上给自己放放假就来上海”，严歌苓这样写道。

男女主人公随时局沉浮，小人物们通过各种方式与命运抗争，力求在乱世中求得一片寄居地，甚至不惜毁掉对爱情的原始理解，去实现爱情。大上海，小世界——爱情与信仰，忠诚与背叛，对自我的追寻与迷失，都在其中。

逝者如斯，岁月成碑。今天的我们，又何尝不是“寄居者”。

《寄居者》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会让人忍不住将严歌苓与善于描写上海的张爱玲进行比较，然而“我怎么可能和张爱玲像呢？她的上海也不是我的上海。我的上海比较脏、臭，比较像地狱，特别是在我写的那个时期。”

为了创作《寄居者》，严歌苓读了十多本有关那个年代犹太人在上海的作品，还专门从老一代人那里了解细节，比如什么牌子的香水，什么裁缝店，什么舞厅，什么牌子的风衣大衣等等。严歌苓说：“做史料研究是小说家的日常工作。我总是在为下一部作品或者可能写的作品查资料，做采访。一部这样的小说需要的准备时间往往是几年。”

◆  我以为中国文坛要非常认真地对待严歌苓的写作，这是汉语写作难得的精彩。她的小说艺术实在炉火纯青，那种内在节奏感控制得如此精湛。——北京大学文学系教授陈晓明

◆  严歌苓的作品是近年来艺术性最讲究的作品，她叙述的魅力在于“瞬间的容量和浓度”，小说有一种扩张力，充满了嗅觉、听觉、视觉和高度的敏感。——评论家雷达

◆  与我们的一些作家经验式的写作不同，严歌苓的语言里有一种“脱口秀”，是对语言的天生的灵气。——作家梁晓声

◆  严歌苓为人物设计了基调，后来他们有了自己的生命和意志，走了自己的路，这种未知是阅读中最有魅力的。——评论家贺绍俊

◆  严歌苓的文字美得像诗，在她笔下，无论是食物或水故事里的主人公都有了生命。她生动的描述和精彩的故事是绝佳的组合。——Boey Ping Ping

◆  她的小说是含情脉脉的，又是笔墨张扬的。她的小说中潜在或是隐形的一个关于自由的概念特别引人注目，那就是个人自由。——导演陈凯歌

接下去的一个月，始终没等来彼得。我给自己大限，在一个星期内找到另一个男人，开始新的罗曼史。新的罗曼史是否进行得下去并不重要，它的功效是使我忘掉彼得。不管是彼得负心，还是他遭遇不测，对于他的记忆让我好痛。

你还年轻，肯定记得自己犯过这种毛病：某人的缺席反而使他在你心里完美无缺。尤其对二十岁的年轻女人，缺席的恋人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俊气，离那种搭帮过日子的未来越来越远。彼得在现实中缺席，所以在我印象里就无懈可击的美好。所以你能想象，等我真的再见到他，觉得他其实并不那么漂亮。当然，犹太大营房那场传染病，也要对他的愁苦模样和紧张神色负责。

我什么都想到了，恰恰没想到这种大宿舍生活常常发生的事：传染病。猩红热打倒了百分之四十的难民，尤其是孩子们。住在虹口的日本居民很多，他们怕传染病蔓延到大宿舍外面，就让日本军医把难民大宿舍封锁起来，划定成隔离区，有宪兵把守，不准人出入。二百多人的大宿舍（原先是仓库，漏风漏雨，却照不进阳光，家家户户只有一张桌布或床单作为墙壁，声息相闻，能隔开的只有最低程度的廉耻），不只流行一两种传染病，有时一个没有亲属的人病死了多天，都没人报告，因为其他人需要他分内的那顿晚餐。幸而天不热，病死的人在发出气味前可以让人们分享若干顿面包和汤，同时也让人们分摊了病毒。

彼得又卷又长的头发由于肮脏打成绺，沉甸甸地耷拉着，有些地方露出结着污痂的头皮。他原先的天蓝衬衫泛出一层茶色，那是汗水一再浸泡，又一再被高烧的体温烘干的缘故。尽管如此，他严谨地扣着每一颗纽扣。你该闻闻那气味！一个人没死就开始腐朽的气味！

彼得见了我就笑笑说：对不起，我不能拥抱你。

他大概喷了半瓶古龙香水，不仅无济于事，那坏气味更加丰盛。

我还是不顾一切地抱住了他。

一旦我们的身体紧贴，什么都不重要了。我苦苦等了他六个星期，等不及他去清洗掉污秽和气味，以及致命的病毒，就把嘴唇贴在他嘴上。当然，这也是痴傻恋人的一种表白：你看，我不嫌弃你；你的病毒、死亡我都想要一份儿！我的举动让莫里埃餐厅的客人们隔着门玻璃错愕，随即讥笑。

我顾不上那些。天涯沦落人的感觉特别好。

他这副模样是进不了莫里埃餐厅的。我对他说：叫部黄包车，去我那里。我会打电话给房东太太的。请房东家的娘姨到弄堂口的老虎灶去，给你叫一担开水，兑上冷水就可以洗澡了。我房间里有一个盥洗池，那个水龙头可以接冷水。

我把一张钞票塞在他手里。看他上了一部黄包车，我又想到洗澡远没有那么简单，跑上去，跟他说：不对，你听我从头讲——我床下有一个椭圆的大木盆，冷水必须用一根橡皮管从盥洗池接到盆里，再掺上从老虎灶叫来的开水。洗完第一盆，用那个铁皮桶把脏水盛进去，倒进马桶，再洗第二次。我就是这样洗澡的。房东太太人很好，就是不准房客用她的浴室。

彼得走后，我回去接着弹琴。十点以后，老板的新节目开始了：挪开了前面的几张餐桌，让半醉或全醉的各国鬼子们跳舞。这时我的弹奏更马虎，坐得腰也僵了，人也乏了，不时架起二郎腿，打个哈欠。我满脑子想的是彼得可别让开水烫了，可别傻乎乎地去端整个木澡盆倒水——我忘了一个细节，澡盆里的脏水得用那个瓢一瓢瓢舀进铁桶。自从我离开父亲的洋房，花了两个月才习惯这种麻烦百出的盥洗方法。

我一边弹琴一边还在想彼得告诉我的话。被隔离的日子他想到过自杀。后来他的父母弟妹全都病倒了，他更加看不出活下去等的是什么。大宿舍里一个年轻女人在孩子病死后自杀了。当时他没有自杀，是因为家里其他人没流露这个愿望。他不愿孤单单一人去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