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尖对麦芒的理念冲击，时代交锋的火花，迥然不同的视角，揭示激荡四十年，中国方案震撼世界。
改革开放，时代里的中国抉择。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全程见证者和深度参与者，龙安志先生对中国改革开放与全球治理有着独特而深刻的体会与见解。
本书中，作者以其广泛而丰富的阅历，阐释中国改革开放的重大变革、深远影响以及中国方案对全球发展的巨大贡献，描述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描绘了中国以生态文明建设、“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蓝图，在向世界呈现一个全面、客观、开放的中国新形象的同时，为世界各国思考、探索和平衡未来全球治理新模式提供了宝贵范例。

导言 日新月异百十年，古为今用正当时
四合院中的随想
西方的看法
西方的动机
当下的动机
一章 20世纪80年代：期盼脱贫致富的十年
追忆南开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开始
蓬勃发展的九零年代
“一国两制”
从休克疗法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第二章 20世纪90年代：计划与市场融合实验的十年
南方谈话
步入宏观经济改革
建筑的密码
任何经济发展都要付出代价
危机管理的中国艺术
重铸“国家实力”
中药西药，谁是治愈经济的良方
进化的意识形态
WTO的新成员
“一个确保”
“三个到位”
“五项改革”
新文明
第三章 新世纪：经济增长同可持续发展再平衡的十年
新世纪的一天
中国的世纪
羊群效应
发展的反思
寻找香格里拉
人的部落本性与对新方法的抗拒
积极行动时应追求物质与精神的平衡
将善念变为善举
三菩萨经济学
文化价值观的挑战
如果改变不了别人，那就再造一个自己
奋斗的力量
生态旅游对当地文化与环境的保护
直觉与靠近大地的力量
被碾碎的商业逻辑
给予比索取更有变革力
茶马古道话老街
从重新调整经济假设开始
万物的经济互联
残疾人的无声力量
建学校，给孩子一个机会
新经济的微缩模型
第四章 中国的新时代：生态文明的新局面
新经济范式与生态文明之缘
生态先行的中国共产党
“生态文明”—— 一项四年的历程
中国的一位皇帝发明了凯恩斯经济学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生态文明的十六条措施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二三稿
平衡城乡的竞争环境
生态文明将改变世界能源格局
第五章 未来：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
新时代的中国：齐心协力，因为各方平等
“中国标准”——中国在新时代的解决之道
质量重于数量：中国推进自我革新
应急管理与中国新形象
中国方案
新格局
共赢便是无人优先
人类命运共同体前人人平等

龙安志（Laurence Brahm）
全球社会、经济、政治趋势观察家，作家，美国夏威夷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中国矿业大学客座教授，《China Daily》特约撰稿人，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特约嘉宾、评论员、主持人，喜马拉雅共识创始人之一。曾任联合国解决贫困和不平等专题组委员，获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颁发的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可持续性发展杰出贡献奖。2008年，被中央电视台选为“十大能代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代表性人物”之一，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见证者和经济改革的参与者。2013-2015年，任中国顾问，参与起草“十三五”生态文明建设纲要。曾出版专著《中国人的世纪》《朱镕基传》等；2017年，与世界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多丽丝·奈斯比特合著《世界新趋势：“一带一路”重塑全球化新格局》，在世界范围内广受好评。

阳光穿透了我家四合院屋顶的灰瓦，温暖着我们脚下的方石。刘师傅正拿着他赠予我的古老清朝大刀，展示他高超的刀法。八十高龄的他是一位功夫师，精通少林武术、查拳、形意拳、八卦掌、太极拳等无数武功。刘师傅儿时就住在我家南边几条胡同远的地方。他六岁便开始习武，教授他武功的是一位九十岁的师，师曾统领过末代皇帝的御前侍卫。
如今刘师傅已入耄耋之年，但他的动作依旧灵敏迅速，很多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也难以望其项背。这些年轻人大多埋头于书桌后，黏在了电脑和手机前，难以像这位武术师一样，在伟大的自然世界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刘师傅把大刀移到身后，一条腿像仙鹤般向上抬起，轻声细语道出了三条让我刻骨铭心的原则。
“记住，”他说，“你要明白的一点就是武器一定要藏在你的身后。卧虎在攻击前总会耐心潜伏，藏龙在时机成熟前绝不现身。武器也须一直藏起来。不用武器时，你用你的拳掌。只有在敌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你才拿出武器突袭，并且要像闪电一般迅速有力。”
“第二点是动作的实用性。每个动作不论大小，都应有它的意义和目的。如果缺乏意义，你就根本不应该做这种无用之举。你可能觉得和缓的太极拳里有一些动作纯粹是为了华丽好看。大错特错！每一个动作都有着非常实际的用途。”他为了演示这一条，要我给他一拳，结果他用手轻轻一扫就挡开了我的拳头。接着，他叫我再打一拳。这次他抓住了我的胳膊，把我紧紧锁住，然后扔到了地上。
“第三点是灵活性。中国功夫和日本空手道的区别在于：空手道的动作生硬直接，而中国武术的每个动作都可以在瞬间做出改变，从一招变换成另一招。我们一直都在变化，在周期与循环里变化。我们深知世间的秩序不是西方史学家所认为的条条直线，而是循环往复地回到中心，或是互相转化。在这些周期与循环里，我们因变化而感到欣喜。中国武术里处处都是中国哲学的体现。从古老的国学巨著《易经》开始，我们便一直撰写与实践着变化的艺术。这也是我们中国人不同于西方人的原因。你要记住，我们的文化是对变化做出回应，而不是对危机做出反应。”
中国功夫蕴含着深刻的哲理思想，在世界范围内广受追捧，因此，我常想：“‘功夫外交’可能会是一个不错的选项。”
四合院中的随想
午夜的微风里，布满枯黄皱纹的落叶一声叹息，宣告着北京深秋的到来。在过去二十五年的大多数时间里，我都住在清朝时期修建的四合院中。那里曾经是满族旗人的故居。等到了冬季，北方干冷的风沙穿梭在京城迷宫似的胡同小巷，使得这四合院又蒙上了一层
孤独。
冬天的那几个月里，本该人声鼎沸的胡同却因风声而渐渐沉默。
记得夏天的时候，老人们在胡同里下棋、喝茶、吃烤羊肉串。嘻嘻哈哈的笑声混着幽默俏皮的北京话，一直响到傍晚。这些景象在冬日里都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深邃蓝天的沉默，但这也正便于我清晰地思考。不时有成群的鸽子在靛蓝色的天空中飞来飞去，脚上挂着鸽哨。那是老北京人养鸽赏鸽的传统习俗。
清晨，我在院子后面的屋顶上练习气功时，看到一道紫霞挂在这座不夜城的上空，又因东方的红日缓缓升起而渐渐褪去色彩。在这番景象之下，古老内城的胡同纵横交错，向着四面八方蔓延开来。
这些胡同的布局在元朝皇帝忽烈统治时期就有了雏形。13世纪的时候，忽烈征服了南宋，统一了全国，定都在现在北京所处的位置，称其为“大都”。他请来了阿拉伯建筑师来设计这座新的都城，这使得这座城市有着和卡斯巴哈（译者注：北非古城，位于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的东北部，是世界文化遗产）一样蜿蜒曲折的小巷。尼泊尔的工匠建起了新都城的象征——妙应寺（俗称白塔寺）的白色佛塔。北京是文化的交汇点，是具有多元性、学习性和更高抱负的开放中心。
14世纪的明朝，汉人重新统治了中国。我住的那条胡同里，至少有三座佛教寺院都是在这个时期修建的。全国著名的工匠应征来到这里建造了紫禁城，又建造了无数的公园和宫殿，把北京变成了现在我们熟悉的模样。他们带来了有名的山西槐树，沿着胡同种上带来阴凉。今天，一棵巨大的槐树仍在我家的四合院里旺盛生长，成为夏日里佳的纳凉之处，不知不觉，把明朝的阴凉传送到了我们今天的生活中。
17世纪的清朝，胡同成为八旗子弟中正白旗人的居所。20世纪初，孙中山先生（他去世的地方只隔我家北面几条小巷）领导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统治，军阀开始混战夺权，胡同间便充满了暗算谋杀的诡计。后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经历了艰苦卓绝的奋斗，才有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胡同里这些四合院的门边，有着灰黑的砖墙和被时光侵蚀的石狮，承载了一段恢宏历史的分量。我对北京这座城市的感受，借已故作家韩素音的话来形容为贴切：
“只有北京才是家。就算被放逐驱赶，也要想方设法回去。这片土地有悲剧的底色，却是根深蒂固的平静，是不可动摇的和谐。这里的美丽，因庄严沉痛而愈加凄美。我们脚踩的每粒微尘，都饱含着丰厚的历史，对兵荒马乱的厌倦，还有古老的荣光。这里的一切，都赠予着我们超越时代的明智与独特。”
2018年的初春，我在北京东城区四合院的家中沉思。在一片静寂中，我回想了这里过去四十年的历史。我不仅是一个旁观者，更是一个参与者，是中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历程中连锁反应的一分子。这一系列变化的价值只有在复杂深厚的历史背景下才能体现，而造就这历史背景的能量源泉正是在北京的中心。
西方的看法
西方世界看中国时，常常会有一些误解和偏见。当众多的误解和偏见合为一体时，就形成了一个只会曲解中国内部事件和变化的笼子。西方对中国的种种看法，就常被这个笼子束缚而显得局限。中国人曾贴切地称这种现象为“戴着有色眼镜看世界”。不幸的是，西方的这个笼子却不会轻易瓦解，因为它源起于数百年累积的误导性信息和自以为义（译者注：源自《圣经》约伯记32：2，大意为自命不凡，认为自己总在做对的事情）的信仰，还有殖民者骨子里的优越感。
西方对中国的种种看法始于800年前。当时，一些蒙古游牧民族的人穿越了西伯利亚平原，途经现在的俄罗斯和东欧所处的地区。这是历史上“西方”一次真正遇见“东方”。蒙古军队很喜欢运用一种“打了就跑”的突袭战略，留下了千疮百孔的城市和流离失所的百姓，让欧洲颇为震惊。在欧洲人眼里，蒙古人冷酷无情，所向披靡，势不可当。但实际上，蒙古人的战略独树一帜，并且包容开放，乐于吸收被征服的每一种文化的精华。
13世纪初期，欧洲本质上是内向的，沉醉在盲目自信的优越感中。那时，基督教教义是欧洲知觉世界的基础，这些教义阐释世间万物，辩护着有政治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东方所发生的一切也只能在这个框架里被讲述，因为只有牧师和神父才会读写，包括很多统治阶级在内的其他人其实都是文盲。
蒙古知觉外部世界的方法却与欧洲完全不同——他们的扩张即是对不同文化的兼容并蓄。每一次侵略后，一批被俘获的文人巧匠就会被送到蒙古帝国的首都哈拉和林，开始服务这个日益庞大的帝国。这么做的结果是形成了一种宗教包容的思想：蒙古帝国对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不排斥，当蒙古盛行着这种兼容并蓄的思想时，欧洲大大小小的基督教派还在为了细小的教理差异或对“神”的一点不同阐释而互相攻讦。
历代以游牧为生的蒙古铁骑并不把农耕民族放在眼中。在他们眼里，当时的西方就是一个落后的农耕社会，农民遭受着封建制度的剥削压迫。这些剥削压迫又因宗教信仰而倍加沉重。因此，对于蒙古人来说，占领并统治欧洲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欧洲人只以纯粹的神学思想来看待蒙古的威胁：他们视蒙古人为一心摧毁基督教世界的黑暗力量。所以当时欧洲的世界地图上，亚洲地区遍布狗头人和其他各种根本不存在的怪物，散播着可怕的谣言，把东方的一切都贴上“享乐主义”和“神秘主义”的标签。
不过有一个清楚的事实就是：蒙古的军力是强于欧洲的。因为蒙古人重视战略战术和武器装备，而不是简单地关心士兵的数量和力量。尽管那时欧洲已进入文化形成的关键时期，欧洲人还在以军队人数来衡量军力的强弱。
欧洲人认为，参战人数的多少能直接决定战争的胜败，战士们的战斗能力倒不那么重要。于是铠甲便成了欧洲人作战的关键：因为穿了铠甲的士兵在战场上更容易存活，参战人数的优势便更能够得以发挥。不过，获得铠甲是需要金钱的，骑士制度便成了封建经济制度的一部分。在封建经济制度里，统治阶级利用宗教使人们辛勤劳动，然后对他们的劳动成果征税，再利用税收购买或制造武器装备来防止人民起义并对外扩张。这种模式在欧洲一直沿用到现代，成了20世纪军队、企业、政府三者共生共荣的基础，后来被自由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译者注：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美国经济学家，新制度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称为“新工业国”。
和欧洲军队比起来，蒙古军队没有厚重铠甲的束缚，因此十分灵活善变。当欧洲军队排列整齐得像金宝汤罐头（编者注：金宝汤公司是美国的一个罐头汤生产商）时，蒙古士兵快速移动，四处埋伏并设置陷阱，不断包抄攻击敌人的侧翼，或直接将敌人团团包围。欧洲人对此毫无招架还手之力，他们的身体被束缚在厚重的铠甲之中，正如他们的思想还被禁锢在误解外界的牢笼里。
后来，蒙古人不再向西远征。欧洲得以喘息，封建制度依然存在。在这段和平时期，马可·波罗为黑暗中的欧洲带来了黎明的曙光。他来到东方，拜访了忽烈大汗，将东方的一些先进思想文化带回了欧洲。这些先进思想文化在中国家喻户晓，但欧洲人却是闻所未闻。除此之外，他还带回了一项新技术：火药。从此，欧洲人炸开了束缚自己的枷锁。
四百多年后，欧洲人已能够熟练运用火药，于是试探着来到中国的国门前。此时欧洲的军事技术已经无例地超越了东方，他们有着可同中国叫嚣的军事资本，历史的天平正朝着西方倾斜。尽管如此，他们对蒙古人恐怖而又神秘的回忆依旧挥之
不去。
这时，中国的统治者早已不是蒙古人，而是满族人。但欧洲人仍像他们的前人一样，在这里如饥似渴地汲取着中华文化的精髓。他们发现这个国度精致富饶，延续着当年惊艳马可·波罗的东方奇迹。但很快，西方的态度由羡慕变成了觊觎，这片宝地成了占领的目标。
欧洲人的思维定式丝毫没变。他们心中的宗教教义和优越感使他们对侵略感到心安理得。传教士眼里，中国人只是一大群没有受到教化的“异教徒”。政客则是大力鼓吹这个观点，因为这有利于他们对东方经济殖民的目标。随着西方工业化的发展，西方正寻找着一个能够扩张并终被控制的新市场。
从19世纪到20世纪，西方一直为自己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寻找着看似合理的借口。他们有时从教义出发，声称他们有着转化“异教徒”的使命；有时又从政治立场出发，强调开拓新市场的任务。不知哪一个是他们的真正意图，或者二者都是。欧洲仍然流传着关于蒙古人的古老传说，尽管已经过了好几代人，欧洲人却对那时的中国记忆犹新。西方政府便利用了这一点，为操纵中国政治、榨干中国经济找寻借口。
到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府担心中国的影响力会覆盖整个东南亚，即出台了“遏制政策”。按照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的“多米诺理论”，这种“红色威胁”会从中南半岛的南部开始蔓延，终会吞没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地区。于是，美国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利用各种政策，开始以好莱坞式的浮夸宣传抹黑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加深了西方人的偏执，终造成了一种“中国会在20世纪重现13世纪蒙古式扩张”的错觉。“多米诺理论”发生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的特定产物，但不幸的是，它的宣传至今仍误导着美国政策制定者的想法。当今的美国政府依旧沉浸在中国对外扩张的幻象里，仍在潜移默化地奉行着当年的“遏制政策”。
中国的目标是大力发展经济，增进人民福祉。在过去的四十年里，中国为这个目标做出了许多尝试，有成功，有失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中国也愿意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这些经验与知识，为它们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然而，美国政府的决策层却对中国的崛起嗤之以鼻，而且是不假思索的，如同患了自闭症一般。
当报道中国时，西方媒体往往选取一些端少见的奇闻怪事，并不考虑主流的一些思想与活动。这种对中国的片面报道早已屡见不鲜。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Sterling Seagrave）在《龙夫人：慈禧故事》里就谈到了清末时期西方对中国的报道：
在华洋人对中国历史知之甚少，就那点可怜的知识，也是从通商口岸的中国买办或雇佣的翻译那里听说的。他们自己所知不多，但也不在乎什么客观公正，总是编出一些五花八门的东西，去填补他们知识的空缺。因为假装对事情的来龙去脉了如指掌，实在是至关重要。在上海长廊酒吧的推杯换盏之间，在新开跑马场上的飞短流长之中，西方人把误传的消息和想当然的揣测混在一起，再通过书信、日记、论文、演讲、外交报告和新闻报道将其传递到世界遥远的另一头。在那里，人们都把这些当作了事实。
时至今日，很多被认作“中国事实”的消息依旧是西方媒体以类似方式得来的。西格雷夫对上海通商口岸上投机炒作的描写也同样适用于现在的香港地区——绝大多数西方记者的“中国家报道”都在此地诞生。西方媒体给出的分析往往是简单片面的，将中国政治走向视为两股端派系的斗争。然而，这种端派系其实并不存在。对中国复杂政治进行深度分析的任务留给了学者和作家，例如威廉·奥弗霍尔特（William H. Overholt）。在他所著的《中国：下一个经济超级大国》里写道：
每一位研究中美关系的历史学家都面临一个共同的谜团，那就是为什么外界没法学会去欣赏中国发展的积极一面。任何一个东欧国家的领导班子只要完成了中国在1994到1995年间的一到两项成就，都会被媒体当作天才一样歌功颂德，但中国的大多数成就却丝毫吸引不了西方媒体。以至于大部分美国民众（通过媒体报道）觉得，中国在那段时间里除了压迫人民和计划解放台湾以外，什么事情也没有干。
报道中国的负面新闻本没有什么错，但仅仅只关注这些东西并不会帮助到要来中国的西方人，他们的政府也无法有效地解读一些事件，无法把当下中国发生的经济、社会、政治改革放置于正确的背景之中。说到这里，新加坡前国务资政李光耀反复强调的观点则不容忽视。他认为，发达国家担心中国会成为下一个经济超级大国——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巨大国家，因此在阻碍中国经济增长的方面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
如果我们从李光耀的分析出发，那么似乎（或已经可以得出结论）这种已经成为主流媒体趋势的论调，实际上是服务于一些国家的政治目的——他们企图遏制中国经济增长并终自己成为世界强国。
西方的动机
圆明园是康熙、雍正和乾隆皇帝主持修建的建筑奇迹，也曾是清代皇室光辉与优雅的缩影。它是一连串的宫殿群，更有花园和童话般的亭台楼阁遍布其间，水晶般闪耀的湖泊上架着一座座精致的桥梁。圆明园的存在定是会惹恼西方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