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第2版）
定价：69元
作者：蔡翔 著
丛书名：文学与当代史丛书
书号：978-7-301-28507-7
装帧：精装            
出版日期：2018/4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开本：16开              
页码：402

作者简介
蔡翔， 1953年12月生于上海，1970年下乡插队，1974年回城做工，1978年考入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曾任《上海文学》杂志社执行副主编，现为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当代文学和文化研究，兼及散文随笔写作。已出版主要著作有：《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漫游》《日常生活的诗情消解》《神圣回忆》《回答今天》《何谓文学本身》等十余种。

内容简介
本书从国家和地方、英雄和传奇、动员结构、技术革新、劳动等不同方面对1949—1966年期间中国社会主义文学与文化想象进行了多种角度的讨论，这些讨论既在文学之中，又在文学之外，这和作者近年来一直强调的打通文本内部／外部的研究有关，也可以视之为当代文学研究方法论上的新的实践。显然，作者努力使文学重回公共领域，因此，在本书中，文学史始终处在和社会政治史积极对话的过程中间。作者在强调了中国革命的正当性的同时，并没有刻意回避无理性的一面，而是严肃讨论这一正当性如何或因何生产出了它的无理性，这一讨论也使本书进入了现代性的核心部分。尤其本书的结尾，直接讨论了50—70年代社会主义实践的危机以及危机的克服问题，从而为进入1980年代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性。本书既是一部文学史的研究著作，也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历史进行重新思考的一次思想旅程。

目录
导 论   “革命中国”及其相关的文学表述\t1
第一章   国家／地方：革命想象中的冲突、调和与妥协\t23
一、“地方”风景的叙述以及“风景”再建的困惑\t26
二、动员和改造中的“地方”\t37
三、脱域、在地和“地方”的保存或者现代性的转换\t57
结语\t70
第二章   动员结构、群众、干部和知识分子\t74
一、动员结构\t74
二、群众\t91
三、干部\t100
四、知识分子\t117
结语\t124
第三章   青年、爱情、自然权利和性\t127
一、青年或者“青年政治”\t128
二、爱情或者“爱情故事”\t145
三、性或者“性的叙述”\t160
结语\t167
第四章   重述革命历史：从英雄到传奇\t169
一、“平凡的儿女，集体的英雄”\t170
二、传奇和一个故事的旅行\t187
三、“读者”和“市场”\t196
四、为何或者怎样重述革命历史\t208
结语\t220
第五章   劳动或者劳动乌托邦的叙述\t224
一、《地板》的政治辩论和法令的“情理”化\t227
二、《改造》以及改造的故事\t235
三、《创业史》和“劳动”概念的变化\t248
四、《万紫千红总是春》：女性解放还是性别和解\t264
结语\t272
第六章   “技术革新”和工人阶级的主体性叙事\t275
一、弱者的武器和工匠精神\t275
二、“文化诉苦”与“技术革新”\t288
三、反智主义还是反专业主义\t302
结语\t324
第七章   1960年代的文化政治或者政治的文化冲突\t326
一、物质丰裕和物的焦虑\t328
二、“脱离领土”的运动和“重建领土”的努力\t337
三、生活小事和国家大事\t356
结语：“文学青年”为何再次出现\t364
结束语   社会主义的危机以及克服危机的努力\t368
一、什么是社会主义危机\t369
二、克服危机的努力\t380
三、1980年代的知识转型\t388
结语\t392
主要参考文献\t394
后记\t397

精彩文摘
第一章节选
一、“地方”风景的叙述以及“风景”再建的困惑
我所要讨论的“风景”，其分析模式借助于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的“风景之发现”以及霍尔的某些论述。在柄谷行人看来，对对象（风景）的描述，并不仅仅只是一种单纯的对自然的模仿行为，恰恰相反，这一所谓对象，只是存在于叙述之中，而所谓叙述也永远只是一种主体的叙述，或者说，客体并不先于主体而存在，而只是主体叙述之物。而在霍尔所谓的文化构成主义的理论中，物自身并不产生意义，而是“通过我们对事物的使用，通过我们就它们所说、所想和所感受的，即通过我们表征它们的方法，我们才给予它们一个意义”，或者说，意义“产生于我们围绕这些‘物’编织叙述、故事（及幻想）之时”，也因此，“正是通过文化和语言，意义的生产和循环才能发生” 。然而，进一步的问题则在于，这一“我们”或“主体”，又是如何产生的。正是在这里，柄谷行人引入了“装置”这一概念，在柄谷行人看来，主体或主体性同样不是先验的存在，而是一个被不断建构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充斥着国家、社会、制度、政治、意识形态等等力量的介入，也正是这诸种力量的介入，才构成了某种生产性的“装置”。这一“装置”生产并建构了个人的主体或主体性，同时也相应地生产并建构了主体的叙述之物。因此，所谓对象，也就是主体的叙述之物，总是和叙述者的主体性有着某种隐秘的联系，换句话说，我们看到的，可能就是我们想要看到的东西。为了强调这一点，柄谷行人通过“风景”阐述了风景之发现的重要意义，并借助对《难忘的人们》的分析表明，“风景是和孤独的内心状态紧密联接在一起的。这个人物对无所谓的他人感到了‘无我无他’的一体感，但也可以说他对眼前的他者表示的是冷淡。换言之，只有在对周围外部的东西没有关心的‘内在的人’（inner man）那里，风景才能得以发现。风景乃是被无视‘外部’的人发现的” 。而这一所谓“内在的人”正是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现代性的产物（个体、自我、主体性，等等），因此，“风景”实际之发现，“是在某种制度中出现的” 。柄谷行人着重讨论的，显然是想通过对“风景”的分析来指出：“所谓风景乃是一种认识性的装置，这个装置一旦成形出现，其起源便被掩盖起来了。”
我并不在意柄谷行人对日本文学中的“风景”的具体分析，我借助于这一概念以及这一概念背后的理论，只是想说明，我同样不把中国当代文学（1949—1966）中的“风景”看成一种纯粹的“自然”描写。而是想通过对“风景”的分析，来讨论1949年以后，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冲动，是如何介入当代文学的“风景”之发现中，以及隐藏其中的“国家”和“地方”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同时由于阶级政治的进入，所造成的“地方”风景再建的叙述困难和内在的悖论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