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全新中译本

文化人类学的里程碑式经典

广泛影响社会学、文化研究、文学理论等相关领域

彻底改变人们理解人类行为及文化实践的分析方法

特别收录作者新版序言+《屠猫狂欢》作者罗伯特·达恩顿序言

【名人评价及推荐】

作为人类学家、哲学家、政治学家、文学评论家和全能型的明星式知识分子，克利福德·格尔茨帮助广大公众理解了人的境况。

——罗伯特·达恩顿

杰出的文化人类学家……格尔茨先生被认为是阐释人类学或符号人类学的创始人。然而，他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人类学的范畴，延伸到了许多社会科学领域。他的作品具有文学天赋，使他有别于大多数理论家和民族志学家。

——《纽约时报》

克利福德·格尔茨是那种罕见的学者：有思想的自由主义者，拒绝平庸。

——《卫报》

他的大量著作首先补充了该学科创始人的艰巨工作，然后取代了它们。

——《独立报》

【作/译者简介】

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1926—2006），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符号人类学和阐释人类学的主要倡导者。1956年于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此后任教于芝加哥大学、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并当选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哲学学会会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促进会会士。他曾于印度尼西亚、摩洛哥等地展开广泛而有深度的田野调查，由此而产生的文本成为民族志写作的典范。主要著作有《农业的内卷化》（1964）、《文化的阐释》（1973）、《尼加拉》（1980）、《地方知识》（1983）、《追寻事实》（1995）、《烛幽之光》（2000）、《斯人斯世》（2010）等。

甘会斌，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现任教于西南大学。另译有格尔茨作品《烛幽之光》，以及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比较的幽灵》、爱德华·希尔斯的《中心与边缘》等。

杨德睿，伦敦政经学院人类学博士，2004年起任教于南京大学，2023年起担任社会学院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另译有格尔茨作品《地方知识》，以及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原始的叛乱》、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与意义》等。

【内容简介】

在《文化的阐释》中，著名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发展了“浓描”的概念，并由此重写了整个学科的规则。格尔茨认为，文化并不驱动人类行为，相反，文化是一个符号的网络，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类行为的意义何在。“浓描”不仅阐释行为本身，而且说明产生某种行为的环境，因此，进行“浓描”是人类学家的基本任务。这部开创性的著作彻底改变了我们对他人的文化、对自己的文化的看法，是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研究者以及想要更好地理解人类文化的读者的必读之书。

【目录】

罗伯特·达恩顿序

千禧年版序

初版序

第一部分

第一章　浓描：文化阐释理论指要

第二部分

第二章　文化概念对人之概念的影响

第三章　文化的生长与心智的演化

第三部分

第四章　作为一种文化体系的宗教

第五章　精神气质、世界观与神圣象征分析

第六章　仪式和社会变迁：一个爪哇案例分析

第七章　当代巴厘的“内部改宗”

第四部分

第八章　作为一种文化体系的意识形态

第九章　革命之后：新兴国家民族主义的命运

第十章　整合革命：新兴国家中的原生情感与公民政治

第十一章　意义的政治

第十二章　政治今昔：关于人类学如何用于理解新兴国家的札记

第五部分

第十三章　理智的野蛮人：评列维-斯特劳斯的作品

第十四章　巴厘的人、时间与行为

第十五章　深度游戏：巴厘斗鸡诠解

致　谢

注　释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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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不填）

【文摘】

搏 斗

斗鸡（tetadjen，sabungan）在约五十平方英尺的环形场地上进行，一般从午后稍晚一点开始，持续三四个钟头，直到太阳落山为止。大约九到十场单独的比赛（sehet）组成一出节目。比赛在一般模式上几乎场场雷同：不分主次，单场比赛间毫无关联，套路毫无变化，每场比赛都完全是根据需要临时安排的。一场搏斗结束，情绪的残骸清理干净了—赌金付了，该咒骂的咒骂了，败鸡的尸体到手了—然后七八个人，也许甚至有十多人，带着一只公鸡悄无声息地溜进了场地，想要给它找到顺理成章的对手。这个过程很少只花不到十分钟时间，往往要久长得多，做得非常克制、拐弯抹角甚至遮遮掩掩。没有被立即牵扯进去的人顶多只给予它掩饰的、偷瞄的注意，而尴尬地被牵扯进去的人则力图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

赛局凑成，其他潜在候选人同样故意满不在乎地后退，要上场的公鸡则装好它们的距铁（tadji）—剃刀般锋利的尖锐钢刀，有四五英寸长。这是很精巧的活儿，在大部分村庄只有少许男子（约莫五六人）懂得个中诀窍。安装距铁的人也提供距铁，如果他协助的公鸡赢了，公鸡主人会将败鸡戴距铁的那条腿奖励给他。绕距铁底部和公鸡腿部缠上很长的绳带，这样就固定住了距铁。由于我即将讲到的原因，做这件事是要随“鸡”应变的，那是桩不厌其精、不厌其细的事情。距铁的学问很博大—它们只能在月食和月黑时打磨锋利，而且应该避开女人的视线，诸如此类。无论使用还是闲置，它们都同样要以举轻若重和甘之若饴的奇妙混合来处理，那是巴厘人指向仪式对象的普遍态度。

距铁装好了，两只公鸡被其操纵者（他们可以是也可以不是公鸡的所有者）放在场地中央，彼此对峙。一只戳了个小孔的椰子被放进一桶水中，它沉到水底大概会用掉二十一秒钟，这段时间被称为tjeng，其始其止都以敲破锣为号。在这二十一秒内，操纵者（pengangkeb）不得碰他们的公鸡。如果（有时会发生这种事）这期间两只动物没有开战，它们就会被提起来，抖松羽毛，拉拽捅戳，或加以辱骂，再放回场地中央，过程重新开始。有时它们干脆拒不出战，或者有一只总想逃跑，在这种情况下它们会被一起关入柳条笼子里，如此一来往往就斗上了。

无论如何，大多数时候公鸡们几乎会当即向对方飞扑而去，翅膀拍打着，头前戳着，腿踢蹬着，爆发出动物的狂怒；那种狂怒如此纯粹，如此绝对，以它的方式来说如此美丽，以至于近乎抽象，是柏拉图式的仇恨概念。不出片刻，这只或那只公鸡就用它的距铁结结实实地痛击了对手。实施了这一击的公鸡的操纵者马上提起它来，以免它遭到回击，因为若是他不这样做，比赛可能随着两只禽类疯狂地彼此砍瓜切菜，而以双亡的平局收场。如果像时常发生的那样，距铁深扎进受害者的躯体里，那就尤其会是这样，因为那时进攻者就任由它负伤的敌手摆布了。

随着那禽类再次被操纵者掌控，椰子如今又沉了三次，然后打击过对手的那只公鸡必须被放下地，让人看看它还是健全的：它只需绕场随便走走，待得椰子再下沉一次，即可证明这一点。接下来椰子再下沉两次，搏斗必须重新开始。

这个间歇略长于两分钟，在这期间，负伤公鸡的操纵者发疯似的重新打理它，就像教练员在两个回合之间给皮开肉绽的拳手疗伤一样，好让它找回状态，为胜利做最后的拼死一搏。他往它嘴里吹气，把整个鸡头放入自己口中吮吸、吹气，抖松它的羽毛，用各种药物填塞它的伤口，通常会尝试他能想到的一切办法，来唤醒也许藏在它体内某处的最后一丁点元气。到他不得不将它放回地面的时候，他经常浑身是鸡血，但是像在获胜的搏斗里那样，优秀操作者是价值连城的。他们有的人简直可以让死鸡走路，至少足以撑到第二回合决胜局。

在高潮的对决（如果有的话；有时受伤的公鸡在操纵者手上或者刚一放回地面就断了气）中，发动了第一次打击的公鸡常常再接再厉，搏杀它那被削弱了的对手。但这远非必然结局，因为倘若一只公鸡能够行走，它就还能搏斗，倘若能够搏斗，它就还能杀敌，关键就看谁先断气了。若是受伤的公鸡能够刺中对方，跌跌撞撞挺到对方倒下，它就是法定的胜者，哪怕它自己顷刻之后也偃仆了。

在这出情节剧中，紧围着环形场地的人群看得屏气凝神，几乎悄然无声。他们跟着场上动物的动作做出相应的肢体动作，以无言的手势为他们支持的斗士喝彩，当那绑着杀气腾腾的距铁的公鸡冲向场地一侧时一齐扭肩、转头、后退（据说观众有时会因过分专注而失去眼睛或指头），当它们向另一侧飞掠而去时又潮涌向前。与整出情节剧密切相关的是极其精巧而严谨详细的一大套规则。

……

【序言/后记】

千禧年版序

20世纪70年代初，我应承下来要汇集这些论文，它们全都写于过去的十年里，写于传奇的60年代期间；至于把它们串联起来会是什么模样，我当时糊里糊涂，只知道我写过这些文章。它们一类论及印尼，我在那里做过几年研究；一类论及文化这个概念，那是鄙人的一种执念；其余的论及宗教、政治、时间和演变；还有一篇后来闻名遐迩或者说臭名远扬（气得马克思主义者和高级文人学者都语无伦次了），它相当另类，说的是巴厘人斗鸡的深层意义。这些文章凑拢来成为何物呢：一套理论？一个视点？一种方法？

对这东西我甚至无以名之，遑论阐发原理。我想过题名为《意义与文化》，但是深可悼念的马文·凯斯勒，我那位基本书局的编辑，最先提出汇编本文集的主意的人，并不看好这个题目—闪避太明显，措辞无灵气。他进而怂恿我写一篇延伸性、分析性的导论，陈述我的立场。我说我不知道我还有立场。他说（那个时代的编辑是真正的编辑）：“你会找到的。”于是我写下了“第一章　浓描：文化阐释理论指要”，发现了一个立场和一句口号，它们从此跟我形影相追。

这种回溯的“物之序”—先动笔写，再弄清楚你在写些什么—可能看起来有些古怪甚至是歪门邪道，但是我想，起码多数时候它都是文化人类学里的标准程序。有些自称要追求高级科学和高等技术的装相者姑且撇开不说，我们并非一来就有成形的想法，然后带着它们去到远方，系统地应用精心编码的程序来加以检验。

我们动身前往那些地方（或者近处，而今愈益如此），对于我们想要调研些什么，可能怎样着手调研它们，头脑里只有一些大体的想法。接下来我们实际调研它们（或者很常见地，转而调研原来竟更有意思的其他问题），完事后回头整理我们的笔记和记忆（它们都有缺陷），看看我们或许已经揭露了点什么东西，它可以有所阐明，或者引导我们对自己或别人信以为真的有关某事的观念进行有益修正。由此产生的作品从而是探索性的、自我质疑的，比事后结撰而成的章节历历之书和专著可能暗示的，更为写作时的机缘所形塑。

故此，研究工作的这一收官阶段很重要，又有点耍花招—我们再次动身去某地，或者转向别的关注点的时候，才是终局之时。说它很重要，是因为没有它，我们就只剩下各色的花絮和概述，剩下寻找整体的一地碎片。说它耍花招，则因为它将一种本来是后续建构的东西，呈现得仿佛是被喜滋滋地确证的深思熟虑的论题。人类学论证—《文化的阐释》明摆着是这样一种论证—好比借口，是在需要它们救急的失足已经发生后临时杜撰的。

无论如何，不管是先见也好后见也好，一般陈述—就像我在关于“浓描”的那篇文章里何其有幸地被逼而为的那种（有幸乃因它对我工作方向的作用及它的影响）—在人类学中只有作为对特殊探究的评注才有意义，本书余下篇章就是那种特殊探究。脱离了后者，它们似乎不过是期票，是空箱，是潜在可能性而已。不单是“浓描”一章，还有“作为一种文化体系的宗教”、“作为一种文化体系的意识形态”或“文化的生长与心智的演化”里较为一般性的陈述，若是它们还有什么启发性和可信性的话，都是主题各异的诸章所带来的，它们分别论及被中断的爪哇葬礼，爪哇人的时间和认同观念，皮影戏或印度化邦国，当然还有斗鸡和动物化的地位对抗的密室情节剧，等等。不论我最初多么不确定，书归书，章归章，整体自有其特定的表意节奏。

如今，此书初版已过去二十六年。历经那么多世事变幻，现在它要再版了，重新现身这个世界和人类学之中。这也许是个信号，表明我那时率先去追的野兔，而今有些还值得继续追逐。不管怎样，我仍追之不休。

克利福德·格尔茨

普林斯顿

1999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