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本书作者彼得•诺维克曾以《那高尚的梦想：“客观性问题”和美国历史学界》获美国历史学年度最优秀著作奖。在《大屠杀与集体记忆》中，他再次挑战固有观念，引用哈布瓦茨理论，考察了美国犹太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大屠杀事件的认识变化，指出：历史地理解某物就得认识到它的复杂性，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观察它；就得了解当事人的动机和行为充满歧义，包括道德的歧义。而集体记忆从根本上说是非历史的，甚至是反历史的。对集体记忆做出反思，我们可以获得更多的历史智慧。

【名人评价及推荐】

一部勇敢的发人深省的著作。

——《外交事务》

诺维克……所做的恰恰是严肃的著作应当要做的：引发一场学术争论，挑战我们去以一种新的和启迪心智的方式去看待熟悉的事物……重要的是诺维克的著作迫使我们去确证我们的假设、我们习惯于用陈词滥调和格言警句来表达的非常礼仪化的观念，以及我们尚未真正下苦工夫长时间思考的观念。

——《芝加哥论坛报》

诺维克勇敢地穿越雷区，他敢于挑战关于大屠杀之警示效应的那些根深蒂固的假设……提出了我们所有人都必须面对的问题。

——《复兴》

【作者简介】

     彼得•诺维克（Peter Novick），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荣誉教授。主要代表作有：《反抗维希：解放后的法国对通敌者的肃清行动》和《那高尚的梦想：“客观性问题”和美国历史学界》，后者荣获美国历史学会所授予的美国历史学年度最优秀著作奖。

【内容简介】

     本书考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屠杀犹太人事件在美国被描述和纪念的，从战后年代的低调处理，到1990年代的“大屠杀热”，反映出不同时代中，集体记忆如何受变化的风气以及当前需要的影响，而族群谋求生存的主题贯穿其中。作者对人们不假思索接受的观点提出反思，关注其对道德实践的影响，强调认识历史的复杂性。

【目录】

导　言

第一部分　战争年代

第一章　“我们大体了解”

第二章　“如果我们的同胞表现出更多的同情”

第三章　“抛弃犹太人”

第二部分　战后岁月

第四章　“难民营已经实现了其历史目的”

第五章　“那是过去，而我们必须应付今天的事”

第六章　“不符合犹太人的最佳利益”

第三部分过渡时期

第七章　“自我憎恨的犹太女人撰写亲艾希曼系列文章”

第八章　“‘为造成的苦难’提交一份账单”

第九章　“他们会把我的孩子藏起来吗？”

第四部分　最近几年

第十章　“不容许偏执”

第十一章　“再也不会屠杀阿比尔派教徒了”

第五部分　关于未来

第十二章　“我们还未准备好该如何作答”

致　谢

索　引

【前言】

导　言

本书的创作动机源于我的好奇与疑惑。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我感到好奇的是，发生于千里之外的大屠杀事件，为什么会在五十年之后即1990年代，突然成了美国文化中的热门话题？无论是作为一名犹太人还是作为一名美国人，让我疑惑的地方在于，大屠杀已经在美国犹太人和普通美国人话语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这是否如大多数人似乎认为的那样是可喜的发展呢？撰写本书的这些年满足了我的好奇心，也证实了我的疑惑。在这个导言中，我将为读者简述我研究这个历史问题的方法，以一种更易于理解的方式来阐述我想说的东西。我也将阐明我的疑惑的根源，以便读者明了“我源于何处”。

我之所以对美国人为何变得如此具有“大屠杀意识”充满疑惑，部分原因在于这个时机，即为什么是现在？一般说来，历史事件绝大多数都是在它们发生之后立即就会被谈论，然后会渐渐地消逝于人们的记忆之中。是1920和1930年代，而不是1950和1960年代，帕斯尚尔战役和索姆河战役的惨状成了小说、电影和集体意识所关注的焦点。而到了1950和1960年代（即那场伟大战争四十多年之后），它们已经跌入记忆的深洞，只有历史学家在黑暗中围着它们转。关于越南战争最叫座的电影和最畅销的书籍大都出现于战争结束的五年或十年之间，就像华盛顿的越战老兵纪念碑。然而跟随大屠杀的节奏却很不一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头二十年左右它几乎不被谈及；

而自1970年代始，它则日益成了美国人的公共话语的核心议题—当然，尤其是在犹太人中间，但一般而言也存在于整个文化之中。如何解释这个非同寻常的时序？

疑惑的另一部分原因则是：为什么是这里？大屠杀在德国（那些罪犯及其后代的国家）的意识中扮演着核心角色，这丝毫不足为怪。这对以色列也是一样的，因为其国民或者说国民中的很大一部分都和这些罪行的受害者有着特殊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对于那些在战争期间被德国占领的国家来说同样如此，因为该战争就是为了把犹太公民放逐至死（或者直接杀害）。在所有这些国家中，他们的父辈、祖辈直接面对着这种罪行—要么抵抗、要么帮助，以各种方式见证了它；在所有这些情况中，都和大屠杀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而对于美国，则看不到这些联系。大屠杀发生在远离美国海岸数千英里的地方。大屠杀幸存者及其后代只占美国人口1%中的一小部分，即使在美国犹太人中也只是一小部分。只有少数几个纳粹罪犯设法跑到了美国。美国人，包括一些美国犹太人在内，在它发生之际，都丝毫没有意识到我们现在称之为大屠杀的是什么；这个国家当时满脑子想的是如何打败轴心国。美国并未像某些其他国家那样与大屠杀有某种种形式的关系。所以，除了“为什么是现在”之外，我们不得不问：“为什么在这里？”

尽管这些问题从未被学者系统地审视过—也许正是因此，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存在某些心照不宣的共识。这（有时是直白的，通常是含蓄的弗洛伊德式的）把目前关于大屠杀的关注看成是不可避免的发展结果。“创伤”，依据标准的精神分析词条，是“主体生命中的一个事件，它是根据其强度、主体的无助感以及它给心灵组织带来的剧烈而持久的影响来界定的”。创伤暂时是可以被抑制的，但是“被压抑之物具有重新进入意识的持续趋势”。确实，在弗洛伊德理论中，“创伤”和“压抑”是相互界定的。创伤是那些无法忍受而不得不被压抑的精神现象；压抑则是那些太痛苦而无法负荷的精神现象的结果；它们在一起又不可避免地导致“被压抑之物的回归”。根据这个影响深远的解释，对于美国犹太人，以及在更宽泛意义上对所有美国人来说，大屠杀就成了一个创伤性事件，初期的沉默是压抑的表现，近年来对此的热议则是“被压抑之物的回归”。

尽管这一理论不乏其精致性，我并不认为这一方案在解释美国人关于大屠杀之意识的滋生发展方面是有说服力的。关于它对许多欧洲国家和以色列的适用性，已经有其他作者探讨过，而这不是我们这里关注的重点。在美国，尤其是对大屠杀幸存者而言，创伤、压抑以及被压抑之物的回归依次出现似乎是可信的。（即便如此，就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大屠杀幸存者在1940年代后期经常试图谈论他们有关大屠杀的经历，却屡屡受阻。）当然，对于有些美国犹太人，甚至可能有些非犹太人来说，大屠杀确实是创伤经历。但现有证据并未表明总体上说，美国犹太人（更别说美国非犹太人）在该词值得一提的意义上遭受了大屠杀创伤。他们经常感到震惊、惊愕与悲伤，但这和大屠杀创伤并不是一回事，并不存在由压抑到被压抑之物的回归这样的不可阻挡的进程。人们通常总是简单地假定大屠杀必定是创伤性的。而如果它不被谈论，那就一定是被压抑了。

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来理解大屠杀意识在美国的演进，而不涉及衍生出诸如“社会无意识”之类含混不清的实体。在192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茨就开始研究“集体记忆”—他也是这一术语的创始者之一。哈布瓦茨并不是把集体记忆看成是过去在当下的复活，而是认为当下的关注决定了我们记忆过去的内容及其方式。（将哈布瓦茨的理论运用于大屠杀记忆的研究，具有严正的恰当性。当哈布瓦茨在法国沦陷期间抗议他的犹太岳父被捕时，他被流放到布痕瓦尔德，并最终死在那里。）

依照哈布瓦茨的说法，集体记忆不仅仅是某个集团共享的历史知识。事实上，集体记忆从根本上说是非历史的，甚至是反历史的。历史地理解某物就得认识到它的复杂性；就得和它保持足够的距离以便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观察它；就得了解当事人的动机和行为充满歧义，包括道德的歧义。集体记忆简化了历史；它从一个单一的确定视角看待事件；它无法容忍任何形式的歧义；它把事件简化成了神话原型。历史意识，就其本质而言，聚焦于事件的历史性—它们发生于那时而不是现在，是从不同于现在的环境中发展而来。相比之下，记忆则对时间的流逝没有感觉；它拒绝对象的“过去性”，坚执其持续的在场。一般而言，集体记忆，至少是有重要意义的集体记忆，可以被理解为是关于某个群体的永恒或本质真理的表达—通常是悲剧性的。记忆一旦形成，就会为该群体的成员界定永恒真理以及随之而来的永恒认同。塞尔维亚人最重要的记忆，就是1389年科索沃战役的失败，这象征着穆斯林永远具有主宰他们的企图。波兰在18世纪的分裂使其获得了作为“各国中的基督”这一重要身份，这被外来的压迫牢牢地钉死在十字架上。法国工人每年都去巴黎公社社员墙（Mur des Fédérés，即1871年公社社员遭屠杀之地）朝圣，以便牢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永恒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