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不居，精神永驻。“画说”系列丛书，早前从1950年莫朴先生的《入党宣誓》算起，跨度近七十年。以艺报国的初心未变，重视语言研究的特色亦不改。黎冰鸿先生的《南昌起义》以浓重、明亮的色彩，再现革命武装起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时刻，那个场面也被广泛地认同为历史的现场，留在国家博物馆与人们记忆中。全山石先生的《井冈山上》以中国山水的烟云之法，表现井冈苍茫、队伍激昂的景象；《英雄赞歌》用红色天空塑造国歌召唤下的人民英雄群像。何红舟、黄发祥的《启航》在那窄窄的船头上，戏剧性地刻画了一个意味隽远的历史现场。井士剑的《铁索英魂》，突出浓烈的色彩，以夸张的用笔，再现这场血与火的战斗。这些画卷因几代创作者的年岁不同，与战火往迹的距离不同，其语言特色亦有不同，但始终有一种极具表现力量的绘画意涵贯穿其中。这种意涵面向动人往迹，总有一份特殊的丰盈。敢令凡常事物，尽变洒红的牲物；敢令日常景象，尽变荆花乍放、棣萼生光的难忘现场。这种语言的根性源于古典艺术的宏博苍茫，又深深地根植于时代的生机活力之中。这些艺者用真诚来再现历史，又用澎湃的激情呈现一种艺术的启蒙力量。
　　将这些作品辑成“画说”系列丛书，通览图像全貌，透视创作背景，述说初心故事，以此向祖国献礼，向伟大的人民精神、英雄气概致敬。
序
初心说画／许江

第一章 民以食为天，国以农为本

第二章 水稻在中国农业构成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第三章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一、水稻之梦的缘起
二、追梦之旅
三、梦想与荣誉

第四章 焦小健与他的现象学

第五章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创作记

第六章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精彩书摘　　《画说小康 水稻之梦》：
　　米丘林的名字是20世纪50年代传人中国的，同时传来的是他带给世界的惊奇：嫁接。梨树和苹果树嫁接，接出的是非梨非苹果的“梨苹果”，这个轰动世界的重大发现，创立了植物遗传的新学说。袁隆平是米丘林的崇拜者，这也是他立志学农的主要原因之一。
　　起初，他按照米丘林无性杂交的理论进行实验，选择红薯做母本，月光花做父本，把它们嫁接在一起，期望能生长出一个怪异的新品种。袁隆平小心翼翼地将月光花嫁接在红薯苗上，居然成活了，看到希望之光，他孩子似的欢呼雀跃起来。而后，他精心呵护幼苗，每天细致观察，3个月后，奇迹出现了，地上的月光花结籽了，地下的红薯长成了27斤重的红薯王。成功了！袁隆平欣喜若狂，奔走相告。记者们来了，大肆宣传；参观团来了，络绎不绝。那一年，他被推荐出席了全国农民育种专家现场交流会，他培育的月光花红薯王受到与会者的赞赏。第二年，袁隆平将嫁接后的月光花的种子适时播种，期望着给他带来一个更大的惊喜。然而他失望了，实验结果告诉他，月光花还是月光花，地下并没有长出红薯。一番冷静思考之后，袁隆平对自己从事的“无性杂交”研究提出质疑。他想，自己的实验虽然在当年长出了奇花异果，能一时让人为之惊叹，可从遗传学的角度看，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因为这些奇花异果只能炫目，不能遗传。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既不能自欺，更不能欺人，痛定思痛之后，袁隆平决定放弃自己从事的无性杂交实验，大胆地探索农业科研的新路子。
　　但在当时，米丘林、李森科的学说在我国遗传学理论中还占据着统治地位，某些目光狭隘的学者，嘲笑袁隆平进行杂交水稻的研究是搞“伪科学”。为此，袁隆平怀着强烈的探索知识、探索真理的愿望，赶赴北京，向北京农业大学的著名教授、著名遗传学家鲍文奎去求教。他走进鲍文奎教授的家，顾不得寒暄，开门见山便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我认为李森科关于遗传学的著作中，空洞的哲学概念太多，用理性代替实践，他机械地把辩证法搬到生物学上来，是不是有点机械唯物论？”
　　鲍文奎教授很赞赏袁隆平敢于挑战权威的勇气，并且肯定了这位年轻人的独特见解。当年，鲍文奎在袁隆平这位诚实的年轻人面前，对孟德尔、摩尔根等对遗传学早有深入研究的老一辈遗传学家，也表现出了惊人的坦率。他说：“李森科在某些方面不仅表现了机械唯物论，有些东西还表现了他的主观唯心论。对于任何学说都需要研究探讨，有比较才有鉴别，高山不弃寸土，大海不厌细流，实事求是才是做学问的态度。”
　　袁隆平聆听着鲍文奎教授的教诲，连连点头称是。鲍文奎教授问他：“看来你对遗传学的研究很深入，你为什么要这样深入地研究遗传学呢？”“我正在进行杂交水稻的研究，试图利用杂交优势使水稻种植达到高产。”鲍文奎教授赞同地点点头，而后，又意味深长地告诫这位年轻人说：“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当然，这是指人性而言。可是，对于自花授粉的水稻来说，何尝不是如此。搞杂交水稻，改变水稻固有的本性，其困难可想而知。所以，年轻人，你要有冲破重重困难的思想准备啊！”
　　袁隆平依旧虔诚地点点头。接着，鲍文奎教授转变话题，说：“从事杂交水稻的研究，是洞悉生命的本质，推动生命进程的事业，也是培植人类文明的事业，从事这样的事业，是生命的价值所在，年轻人，我好羡慕你啊！”
　　听了鲍文奎教授的一番教诲，袁隆平深受感动。“学，然后知不足”。他带着“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感慨告别了老教授，匆忙赶回安江农校，更加坚定地继续从事他所钟爱的杂交水稻事业。
　　…………前言/序言　　1949年9月30日傍晚，北京天安门广场，雾霭浓厚，云气肃穆，人民英雄纪念碑在此隆重奠基。翌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三年半后，雕塑家刘开渠先生来到北京，主持纪念碑大型浮雕工程。整整六年，他和几位著名雕塑家一道，筚路蓝缕，一心创作，完成了这件共和国的“立国”之作。纪念碑立在紫禁城的中轴线上，立在一代代中国人民的心中。三年解放战争、三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一百多年近代中国沧桑历史中的无数英烈，化为浮雕上前仆后继的身影，汇聚成气壮山河的力量。苦难奋斗的历史是它的骨骼，无数英烈的英魂是它的生命。浓炼人民气象，凝铸英雄风采，纪念碑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庄严和世代的纪念刻在身上。
　　作为中国现代雕塑艺术的开创者之一，刘开渠先生的艺途始于西湖，亦成于西湖。1928年国立艺术院在杭州初创，刘开渠先生即为雕塑专业助教，之后被派往巴黎留学。1932年他学成归国，偶遇鲁迅先生，聆受“不塑死人塑活人”的教诲，踔厉风发，发愿铸艺。抗战艰难之际，其犹在后院建铁炉，熔铜塑像，为前线将士锻铸形象风采。正因为有如此的大义担当，创造激情，铸炼以艺报国、颂扬时代的初心，刘开渠先生义无反顾，肩挑重任，赴京参与这项伟大的工程，并将自己的生命化入纪念碑，化人民族大业。
　　这种以艺报国、注怀时代的初心为美院代代名师所共有。林风眠先生早年即以表现的笔法，创作《人道》《痛苦》等皇皇巨制，一边将古今中外圣贤聚于一图之中，铸写人性智慧的光大气象；另一边刻画普通大众的悲怆与苦难，充分表现热血艺者的大义与担当。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初的中国新兴木刻运动中，杭州艺专青年社团是最活跃的一支力量。收入本辑《民族之魂》的百件木刻拼缀而成的《鲁迅的面容》，既是今日艺术青年对“新文化旗手”的深深敬意，又是相隔几十年的初心对话。纸上斑驳，刀刀有情。以艺报国、以艺为民的初心，浸滋了几代人，也磨砺成独特的辞章绚烂、关怀锋锐的“国美之路”。
　　岁月不居，精神永驻。“画说”系列丛书，最早从1950年莫朴先生的《入党宣誓》算起，跨度近七十年。以艺报国的初心未变，重视语言研究的特色亦不改。黎冰鸿先生的《南昌起义》以浓重、明亮的色彩，再现革命武装起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的时刻，那个场面也被广泛地认同为历史的现场，留在国家博物馆与人们记忆中。全山石先生的《井冈山上》以中国山水的烟云之法，表现井冈苍茫、队伍激昂的景象；《英雄赞歌》用红色天空塑造国歌召唤下的人民英雄群像。何红舟、黄发祥的《启航》在那窄窄的船头上，戏剧性地刻画了一个意味隽远的历史现场。井士剑的《铁索英魂》，突出浓烈的色彩，以夸张的用笔，再现这场血与火的战斗。这些画卷因几代创作者的年岁不同，与战火往迹的距离不同，其语言特色亦有不同，但始终有一种极具表现力量的绘画意涵贯穿其中。这种意涵面向动人往迹，总有一份特殊的丰盈。敢令凡常事物，尽变洒红的牲物；敢令日常景象，尽变荆花乍放、棣萼生光的难忘现场。这种语言的根性源于古典艺术的宏博苍茫，又深深地根植于时代的生机活力之中。这些艺者用真诚来再现历史，又用澎湃的激情呈现一种艺术的启蒙力量。
　　这种重语言的传统延续已久。其中总包含一种诗性的幽微与人性的广大。在《延安火炬》中，蔡亮、张自薿先生以星夜里的火龙塑造人民的胜利；肖峰、宋韧的《拂晓》，真正的主人公是前排的老战士和小兵，他们互相依偎的身姿，既叙人情，又树铁律；杨参军、孙景刚等的《民族脊梁》，把历年的英模刻画成可爱可敬的中国人的代表……所有这些人物的镌刻中都流淌着一种人世间的情怀。重形象刻画，以求削鐻之神；又得心应手，存持天然之韵。这份艺者的清明和适度，成就那种蓄涵气韵的艺格，织筑成一个学院的诗性之迹。
　　行文至此，我们应当向这支初心踔厉的艺术脉络致以特殊的关注，并对他们所葆有的语言激情、诗性幽微的特点予以珍爱。我们将这些作品辑成“画说”系列丛书，通览图像全貌，透视创作背景，述说初心故事，以此向祖国献礼，向伟大的人民精神、英雄气概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