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 什么是催眠 

主编/作者 François Roustang 

出版社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ISBN 978-7-5675-6648-4 

版次/印次 2017年10月 

定价 58.00元

在心理分析学中，催眠是一种宽广、敏感的醒觉，它的实践可以成为一门生活的艺术，并意味着一种学习，这种学习不存在任何深奥的东西，只需要存在于每个人身上的可能性就已足够。本书是作者多年从事催眠研究的经验总结，观点鲜明独特，即使对今天的相关研究而言也依然具有较大的启发意义。

本书译自法国当代哲学家、著名心理学家、催眠治疗师弗朗索瓦•鲁斯唐于1994年出版的一本名为《什么是催眠》的心理哲学随笔。在心理分析学中，催眠方法已应用多年，它可以有助病人释放自身的压力，让医生进入病人开放的意识，而本书的特别之处则在于指明“催眠”不仅是一种医疗方法，更是一种深度休憩的艺术，一种每个人都能付诸实践的生活方式。作者认为，催眠绝非被动，它使我们通过想象来预期和改变我们的举止和行为，同时，催眠还可以激发我们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对建立我们与他者以及我们所处环境之间关系的位置起决定作用，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催眠是更为宽广、更为敏感的醒觉，它的实践可以成为一门生活的艺术。

弗朗索瓦•鲁斯唐（François Roustang，1923—2016），法国当代哲学家和催眠治疗师。他起初是耶稣会会士，曾从事心理分析师工作二十余年，后放弃心理分析，转而投身催眠的理论研究与实践。主要著作有《拉康：从模棱两可到穷途末路》、《什么是影响》、《结束抱怨》、《一个姿势就够了》、《懂得等待》、《苏格拉底改变生活的秘密》等。

译者赵济鸿，浙江绍兴人，曾就读于厦门大学，先后获得法语语言文学学士、硕士学位。现为浙江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法语系副系主任，已出版《身体的历史》等多部译著，发表论文多篇。

孙越，安徽合肥人，曾就读于安徽大学、厦门大学、武汉大学，先后获得法语语言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为南京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讲师，已在《法国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数篇。

引言
第一章 前提条件（Préalable）

第二章 预期（L’anticipation）

第三章 支配

第四章 改变（modification）

第五章 行动

部分术语和主题索引

人名索引表

一个南非农场主的小男孩儿被毒蛇的毒液喷到眼睛。他马上就要失明了。家里的厨师，一个黑人，跑到大草原里寻来一些草嚼烂，敷到小男孩受伤的眼睛里。孩子最终得救。故事传到了隔壁的城市。得知此事的那些医生是怎样才会做到相信如此无稽之事？他们决定亲赴实地，采摘存在疑问的草本植物进行研究分析，或者确切地说是为了证明这些草药的治愈功效子虚乌有。那位厨师心知肚明；他肯定地说已经不知道在哪儿找到这些草药的。但他又改变了主意，带着这些先生们在越升越高，越来越闷热的大日头底下转来又转去。在远离农场的地方，当他看出来这些医生们已经筋疲力尽了，他才承认无法找到他们想要证明的无医药功效的那些草药。

这便是催眠。在我们的文化里，它看上去荒诞无稽，所以我们把它当成巫术魔法的遗毒来排斥。就像那些完全不担心闯入催眠师领域的白人医生，我们确信在听到催眠能告诉我们的那些话之前我们便有了答案。虽然为了能够有所评判，我们被建议亲身一试，但对于接受另一个时期的一种做法，我们还是非常抵触的，并且我们也知道所有的治疗手段都会自诩某种功效。那么，这种功效是否有所验证，我们还仍然没有对此现象的解释。然而，我们需要这个解释，因为我们不可以拒绝理解，我们想要用我们的语言按照我们的标准将它表述出来。那些催眠师们可以自由行使他们的这项艺术，但是如果他们想要被世人理解，他们就应该既不影响那些成见也不干扰已有的确定性。

虽然在野草方面颇有认识，但面对医生们的自信傲慢，催眠术变得审慎并自我防卫。于是它会主动向我们呈现出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歪曲夸张的行为又或是为了配合我们在这方面的空白认知而表现出一些消极做法。对它的各种假想让我们感到害怕。《黄色标记》（La marque jaune）里的塞普蒂默斯医生借助它的光环，将正直的公民变成了能上天遁地，挑衅伦敦警务处总部的罪犯。虽然像这般的能力从来都只存在于小说或电影之中，但是古怪与恐怖的混合体在如此的推波助澜下，其神秘色彩就会愈加浓烈，并且避开一些并不想了解其面貌的目光。此外，当身体失去自我般僵住不动，变成听从指令的机器人，感受或用手势来表达对他们做出的指令之时，催眠会表现出无害的一面，但又如此令人难以琢磨。又或是它会披上一件更为端庄的外衣，在我们风俗习惯里开辟出一条道路。事实上，这就是催眠，它通过让那些麻醉药物变得无用或不再那么得被需要，逐渐为医学所承认。催眠与慑人的迷惑力不可割裂，这一点千真万确。但最为显而易见的是它始终游走在对我们若隐若现之间。通过所有这些巧妙手段，它成功地将我们控制在它的投影中，让我们对其奥秘触不可及。

这是否危险？确切地说是令人难以理解。18世纪末，在吕米埃兄弟令欧洲为他们的发明赞叹不已之时，麦斯麦（Mesmer）则对催眠冠以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名字“动物磁气”（magnétisme animal），但他的说法又遭到国王派出的委员们的推翻。他们以极致的精确性和实验的创造性证明了这种不具有任何物质形态的磁流根本不存在，它只是一种想象，当然，这是一种与现实相割裂的想象，它是精神失常和错乱的前奏。他们说得颇有道理，以致于那些动物磁气疗法施行者们都采纳了他们的观点。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他们的确做出了让步，从与身体相对的精神中寻求庇佑，那里后来便是支配心理的现实之地。这一退却被某些人认为是一项胜利或是进入了希望之乡，事实上它是一种失败，它留给了对方外部世界的自由领域，用那些实验的自然科学手段排斥一切看不见又不可检验的神秘事物。

甚至在一个世纪之后，这个领域仍然无法得到光复，因为仍然必须用科学的外衣来掩盖这件无法言明之事，或者至少也必须套以一个有着威胁力和说服力的所谓的科学名号。精神分析学（psychanalyse）曾经就是那根空心竿子，家蚕在那里面从一个世纪被输送到另一个世纪，而那些傲慢严苛的海关人员对此却丝毫不起疑心。此外，这样的偷运行为只是为了那些盲人所为。的确，弗洛伊德在催眠方面从来不曾忘记承认从中的受益，无论在关于其实践的思考中还是在其理论之中，他从来没有力图抹去显示其发现的具有输入痕迹的那些制作标记。虽然唯科学主义的法则冷酷无情，但是催眠的经验就这样没有被阻断过。因为弗洛伊德在一个世纪里用他的权威和才华促进了它的发展，从此，在科学之树得以充分舒枝展叶，终于可以思索它的内在严密性的时候，并且也是在催眠再也不必认真地打着科学的名号找到一席之地的时候，催眠就将可以正大光明地表现自己了。

但是在今天，催眠是什么样子呢？或者它表现得怎么样呢？它表示它创造了一些有效的方法，建立了一些学科，成功地且自由地付诸实践，病患们也因此对它感激万分。这一切都是那么不错。但是如果缺乏理论上的证明，这些大量的实践操作迟早都会变成不知所云的东西。把米尔顿•艾瑞克森的那种没有得到理论化的实践做法像避雷针一样拿来强调提出，这明显是在愚弄大家。首先，谨慎与大胆、智慧与简朴、力量与遵守之间的这种无法模仿的联合，谁敢于简单地将之独占己有？然后，美国的实用主义能够满足于此，这是它的事情。欧洲人是以其文化上的历史为代价才能够做到这个样子，相对于他们的所作所为，欧洲人在文化方面的经历迫使他们处于不同的文化之间。最后，如何无视在我们这里统治着我们这块领域的绝对霸权？对于我们的那些同时代人而言，关于心理现象、心理疾病、人类关系、社会关系，只有一种唯一有效的阐释：这就是精神分析学所做的理论化的阐释。任何类型的心理疗法必须在其影响范围内或根据它已经得出的或建议的内容来被设想。

如果真的如此，那么关于催眠的任何理论化的论文就不会注定是失败的，因为它既不是一朵能够盛开的鲜花，也不是一个能够在西方个人自由的土壤里生长成熟的水果，西方个人自由的精神分析学是最后的变形。就像精神分析学那样，催眠并不以神经官能症的研究为依据，它不建立在任何精神病理学（psychopathologie）之上，并且不受疯狂（folie）的迷惑，有人说疯狂是天才的根源所在。在我们曾经称之为与它有关的心理现象中，催眠也并不研究有关它自己的人类主题，因为它只是通过或在它的周围状况中，通过或在与其世界的关系中来控制人；因此相较客观，它并没有更为主观，相较集体性，它并没有更为个体性。此外，它没有感到任何求助过去的必要性。它使用的所有方法都旨在让一些直到那时都无法想象的潜在能力（potentialités）突然出现在现时（le présent）中。因此它的实际做法是一种治疗措施，一种手术，一种效用。这就是为什么它总是一点都不关心阐释部分，即给一些显得反常的现象冠以或加注一种意义。它的问题不是“为什么会这样”，而是“如何贴合和改变情绪和定位”，总之，意义就在事物本身之中。因此应该从中推断出“催眠是一种变革的现象学，它与我们所有的理论知识都是背道而驰的”。由于我们的学识和固执，造成的失误甚至可能会让我们在对于神秘和无知的津津乐道之中裹足不前。例如，富兰克林•劳斯基（Franklin Rausky）在为了纪念莱昂•切尔托克的一卷书中引用了后者，并就1989年提出的关于催眠现象的一个定义做了长长的一番评注：“这是机体的第四种状态（état），目前不具可客观化（与其他三种状态相反：醒觉（veille）、沉睡（sommeil）、做梦（rêve））：一种自然的潜在能力，一种在动物催眠中都已经根深蒂固的天生装置（dispositif），它的特征为表面上有关孩童的先语言的依恋关系的一些表现，并且这些表现发生在个体在其与环境的关系中受到干扰的一些情况之下”。不过，自这卷纪念性的书籍做过阐述之后，关于这条定义的评注便提前失去了影响：切尔托克他自己会觉得这条定义“有点儿愚蠢”。因此，一切就好像出于对催眠的尊重而不该给出一个答案。这个理由明显是与此相矛盾的，那些对催眠感兴趣的认识论专家们就被困于这个矛盾中。一方面，他们希望的是只有当催眠能够遭受到科学性的莫大侮辱（但是哪一种？）时它才在我们的文化中得到认可，同时他们又否认在这里科学性还有些地方有待研究，因为催眠对于自然科学而言是并且应该依然是一个去不掉的“恋己癖创伤”。

只要我们仍停留在这类问题之上，那我们肯定停滞不前。诚然，这种赋予人类的特殊能力只是在科学时代才戴着催眠的名号呈现于世。但是对此的理解若止步于此就显得颇为短视了。人类的这件陈年旧事之前就存在过，与科学无关。即便它的这些早期表现被追溯到萨满教方面，我们也无法在那方面来观察一个古老的现象。这个现象是当前的，因为它经历的岁月和人类的一样久远，即使它所呈现的形式留下了那些时代和文化的烙印。比如，我们的个人主义神话强调了催眠经验的隔绝状态；这曾经一点都不是必然的，因为它所具有的力量是所有联系的根源所在。不管怎样，虽然今天催眠看上去像是自然科学无法纳入的一个剩余，但是这并不是就可以对它弃置不管的时刻，相反，这是提议对其进行思考的契机，以使得我们的同辈人们能够对此有充分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