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传奇文学与流言人生（增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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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 她是“小资文化”的祖奶奶，是海派都市文化的象征，是“孤岛”上海绽放的文学之花；她的语言表现力，几乎只有鲁迅能媲美。她时而不被“正史”所接纳，却一直是文学研究者和爱好者心目中的关键词；对我们来说，张爱玲永远是神秘的……

★ 本书运用认同理论，辅以文本细读和女性主义观点，探讨了中国近代社会与历史进程中“张爱玲是谁”“张爱玲文学是什么”，以及张爱玲文学在台湾和大陆的接受历程等议题，带我们重回90年代“张爱玲热”的现场。

★ 本书吸收了日本学界注重资料文献的特点，融合了大量来自日本和中国两岸三地的史料，其中不少老报刊、老照片如今难能一见；重现了太平洋战争时期动荡中国、十里洋场的社会风貌，以及乱世中文坛的沉浮和文人的际遇。

★ 严谨翔实的文献梳理、细致入微的作品分析和生平考索，让本书既可作为文学研究者的重要参考，又是“张迷”及文学爱好者的必读之书！本书底本《传奇文学与流言人生：张爱玲的文学》是为研究张爱玲专著的先声，98年三联初版后，先后在港台及日本出版，均获好评。

★ 此次再版，作者在初版基础上对原文进行增删修订，并纳入了近年来发表的7篇相关作品：细读《色，戒》、追溯张爱玲与许地山的师承关系、张爱玲老照片钩沉，解读“林奕含事件”与文学少女的命运……议题或着意于考证“被遗忘的细节”，或侧重比较研究，引发对“史实”和文学现场的新思考。

★ 附录“寻张爱玲”（系作者亲访上海考察张爱玲故居、拜访张子静先生实录）和张爱玲“作品•活动年表”满足“张迷”们的好奇心，亦是相关研究不可或缺的注脚！

内容简介

张爱玲文学的命运与中国的命运息息相关，在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历尽沧桑。回顾张爱玲文学的诞生、传承、沉寂、再生的整个过程，可以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每当张爱玲文学出场时，中国的历史都在一个结节点上，即国家或地区的认同发生着重大危机之时。本书基于精神分析学家爱利克•埃里克森的认同理论，将张爱玲的生平与生活背景纳入以《传奇》和《流言》为代表的作品系统中加以研究，同时反映了中国20世纪40年代的文坛与时势背景。书中亦收录了作者亲访上海考察张爱玲故居的记录及张爱玲作品与活动年表，是一部独辟蹊径的“张爱玲文传”。

作者简介

邵迎建，籍贯江苏，出生、成长于四川。于1987年留学日本，1995年获日本东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曾任日本德岛大学综合科学部教授，现为东洋文库研究员。出版专著有《传奇文学与流言人生——张爱玲的文学》（中文简体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日文版，御茶水书房，2002年；繁体中文版，台北秀威资讯科技，2012年）、《抗日战争时期上海话剧人访谈录》（繁体中文版，台北秀威资讯科技，2011年；中文简体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上海抗战时期的话剧》（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本书为其博士论文修订增补本，有日本学者认为，此著作潜藏着作者寻寻觅觅、寻找自我认同的心迹。

精彩书评

青春期体验了民族大动荡，三十多岁出国移居，从这点看，可以说，邵迎建半生的经历与张爱玲有相似之处。从这个意义上说，也许本书可以与李欧梵的《浪漫一代》一样，作为“摸索文化认同”的中国移民知识分子的自我省视的记录来阅读吧。

——藤井省三（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

邵迎建所著的《传奇文学与流言人生：张爱玲的文学》，史料非常详尽，考察也相当客观。该书站在人格、历史、社会、文化的交叉点来研究张爱玲，且通过“认同”理论的支撑，构建了一个张爱玲与国家、阶级、家庭、性别关系网络的话语场，远远超出了“通俗”与“现代”的视角，应是张爱玲研究中的又一座“里程碑”。

——杨清泉《张爱玲研究的“关键词”——张爱玲研究回顾》

精彩书摘

寻张爱玲

一直想拜访张爱玲，当然知道她是不见人的，但如是知己呢？或许又是另外一回事了。这样想着，几年来，努力着做她的知己，和她的文字共日月，忙着用我的笔临摹她生命的图案。心里催促着自己：“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然而，生命自顾自走过去了。

半年后，我来到了她永不可能重返却一定魂牵梦萦的上海。经陈子善先生引见，见到了她的弟弟张子静—通过文字和照片早已熟悉的那个小男孩儿。依旧是《对照记》中的那张圆脸，“大眼睛与长睫毛”，只是脸上平添了七十多年岁月的痕迹。

张子静先生声音清亮，讲着一口带点儿安徽和南京口音的普通话。说起姐姐和家事滔滔不绝，他在履行他的承诺，将姐姐“生命中幽暗的一角”从深埋的岁月中挖掘出来。

直到张爱玲十六岁时被父亲监禁为止，煐（张爱玲）和煃（张子静）在家一直同居一室。同样生活在失去生母的空间，同样在鸦片的烟雾中长大，煐是飞出笼中的鸟，煃是留在笼中的雀，现在仍住在父亲留下的14 平方米的偏屋。

从狭小的偏屋出来，我去寻煐和煃出生的“民初式样”的老洋房。在泰兴路底和西苏州路交界的地方，现在是上海医药职工大学。经过近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昔日豪华的洋房已经苍老。红砖墙的两层楼房，弧拱门窗，墙的砌工横竖挺直，缝道整齐，白石灰勾缝，上有一阁楼。进了大门，被传达室的大姐叫住，告知是来寻张爱玲故居，回说找错地方了，这里是李鸿章的故居。其实我们都说错了，这里应是李鸿章女儿和外孙的故居，李鸿章的故居虽也是同样的拱门窗，却远比这里豪华得多，也壮观得多。

这里又是张爱玲十七岁出逃前的故居，被父亲监禁近半年从这里逃走后，“骨肉至亲”有了新的定义。从中秋到春节，监禁中差点儿死掉的经历造就了张爱玲的《传奇》，在那里既见不到冰心式的母子同体的极乐，也见不到萧红式的因情感无所依附的寂寞，更没有丁玲式的大我与小我的格斗。她反复吟唱的是围绕“家”这一私人空间的亲子之间、男女之间的爱爱憎憎，解构了“家庭”一词的意识形态意义。

《私语》中的花园没有了，玉兰花树也不见踪影。监禁室在楼入口左边，成了仓库。朱红的门锁着，窗户用白纸糊上了，看不见里面。其余的房间成了教室，里面还有几个下课后没回家的学生。从室内正面宽敞的楼梯转弯上二楼，寻到对应的房间，这里已成了女生宿舍。四张床和书桌相对，桌上放着许多书本，有姑娘坐在床上看书，空气安静而又充实。也许是学习太忙？也许对那样的体验没兴趣？她们之中谁也没听说过张爱玲，当然不知道在六十年前，一个和她们一样年处花季的姑娘每天躺在楼下的空房里看着“黑影中现出青白的粉墙，片面的，癫狂的”，看着“楼板上的蓝色的月光，那静静的杀机”。

第二天，和张子静先生一同去寻他们小时候住过的另两处故居（张家常常搬家）。先到延安中路原名康乐村10号的一所小洋房前，这是张爱玲初中时的家，她在大约1930年前后住在这里。那时，父母已离婚。一长排三层红砖楼，前面有小院，用墙隔成一个个独立的人家。后门不到50米的斜对门，是舅舅的家。张爱玲家亲戚之间的亲疏，与血缘无关，与性别紧连─离婚后，母亲与姑姑同居，父亲特地搬到了舅舅家对面。张先生解释说，因为舅舅和父亲嗜好相投，舅舅、舅妈都抽鸦片。

六十余年后重返故居，张先生重返煃的时代，往事历历在目：“我和姐姐住三楼，父亲住二楼，一楼有客厅，父亲做证券生意，雇了一个人，专跑交易所。有一个账房先生。安徽宣城乡下的田产，因和舅舅的在一起，托舅舅的管理人代收田租。收入一般。”

我想，所谓“一般”当然是和1934年后上海房地产上涨时相比较，并非一般的“一般”。煃说，这时靠父亲吃闲饭的人很多，男的住楼下，女的住楼上。父亲当时离婚不久，情绪低落。家里订有很多报纸，如《新闻报》《申报》《大美晚报》《晶报》《社会日报》等。姐姐从圣玛利亚女校回家，通常只有三个活动：看书、看报、看杂志，《电影明星》等英文画报是她常看的；其次是看电影，或到舅舅家跟表姐们玩。我不禁释然，难怪《金锁记》中的一幕幕都像摄影镜头下的画面。

假期姐姐阅读订购的《西风》《良友》《时代漫画》等杂志，还买小说，如《啼笑因缘》等。在这里，姐姐学编过报纸副刊，没有题材，就把家里用人的事和各种活动用小标题分类编成，格式与报纸一样。读者是闲着的父亲，表姐们不感兴趣。到圣诞节，画水彩圣诞卡，姐姐的画是无师自通。

我问煃，你们谈妈妈吗？煃回答说绝口不谈。我想，那时煐已学会孤独地咀嚼痛苦了。

张先生还告诉我，妈妈离婚后出国，最初是在巴黎开时装店，每隔一两年回上海一次。妈妈认为在国内没有前途。前不久，才听表哥说，1937年，妈妈是和美国男友一同回国的，他做皮件生意，1943 年在新加坡死于战火。

站在后门的弄堂，张先生记起，左面12号的邻居是日本人，家庭成员数人，二三十或三四十岁，喜欢棒球，每天早晨在弄堂里练投球。一天，工部局来抄家，运出大量的鸦片、罐头，才知他们是贩毒的，专做吗啡、鸦片生意。从此以后，这家人消失了。8号是姓方的医生，对面18号是一家煤店的老板的办公室，这家的孩子常和煃一块儿踢足球。

另一处花园洋房昨天我没找到，那是1928年他们的妈妈回国时住过的。在张爱玲的记忆中，它第一次为少年时光带来欢乐：“有狗，有花，有童话书”，姑姑弹钢琴，妈妈唱歌。在陕西南路和长乐路交叉处旁边，张先生记忆中叫宝隆花园，是一排有着由数栋两层楼加三角形尖顶的欧式洋房连接的最后一栋，门牌号22。我们在夹在两排洋房中的弄堂走到了头，却只有20 号。

即使亲临现场，毕竟隔着六十三年的辛苦路，再真切的记忆也不免陈旧而模糊。张先生无法辨识七岁时的住居，权且就算是尽头的一栋。和泰兴路旧居一样，没有了花园，不过这里没有盖房，土地变成了水泥地，埋着四方的柱子，柱子上拴着晒东西的绳。晒的当然不是“绫罗绸缎的墙”，是寻常百姓家“惨戚”的白棉被。

仰头看着二楼，煃的记忆浮出脑海：父母总在卫生间争吵。张先生解释说是父亲抽鸦片、起得晚的缘故。我却认为是母亲顾及一双小儿女的原因，幸亏母亲细心，否则，煐又到哪里去找寻家那唯一的亮点？

站在楼下，煃还告诉我一件事，绝对属于姐姐“生命中幽暗的一角”的。1942年春，姐姐从香港返回上海，准备上圣约翰大学，但苦于没有学资。在煃的陪同下，她重回了最后一次家，请求父亲履行离婚协议，支付学费。那次，后母没露面，双方都不提过去。父亲答应并支付了最初的学费。

对凡事都要求是非曲直黑白分明的青春来说，这一定是一种“不明不白，猥琐，难堪，失面子的屈服”，虽然张爱玲不久就因入不敷出而辍学，以卖文为生，“然而到底还是凄哀的”。

我更理解了张爱玲笔下那些灰色的小人物挣扎在世间权力与金钱的罗网之中，承受着时代的负荷的境遇；也更理解了她参差对照的美学观—既然在现实生活中从未遇到过斩钉截铁的事物，为什么在文学中要像信仰拜火教的波斯人，把世界和人强行分成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神与魔呢？

元宵那天在图书馆坐了一天，原为了查1938年张爱玲发表在《大美晚报》的“What a life，What a girl’s life ！”一文，是张先生提供的线索。在图书馆打了电话确认，巴巴儿地赶到徐家汇藏书楼，不料没有英文版，给了中文版的缩微片。既来之则安之，索性通过当时的新闻纪事，对上海增加一点儿现场感。

从民国26年（1937）9月看起，全是触目惊心的大标题：“日军犯狮子林”（9月7日），“英使被日机炸伤案”（9月15日），那年9月19日是中秋，20日第一版写着“中秋之夕月白风清，日图从中线突破”“日机定明日拟再袭首都”，“急电：日机三次袭首都”（9月22日），“今晨租界内爆炸物伤人”（9月25日），“国民政府今晨发表迁移重庆宣言，以从事更持久之战斗（11月2日）……27年（1938）2月报道“租界华人死亡率之高，开自来未有之纪录”，下记：“去年12月，公共租界内死于各种病症者7296人，死亡率达千分之74……属于无资棺殓之暴露尸体，竟居4681 名……”

何等惨烈的经历，何等惨烈的国民！虽已千遍万遍地听过和读过这段历史，置身于这些“活生生”的文字中，犹如重新拉开结疤的伤口。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境况，公共租界内一所洋房里软禁一个小姑娘算得了什么？张爱玲是深知这一点的，所以，1944年，身处日军统治下的她在《私语》中冷静地记述了自身经历的噩梦后，用这样的文字结尾：“古代的夜里有更鼓，现在有卖馄饨的梆子，千年来无数人的梦的拍板：‘托，托，托，托’——可爱又可哀的年月呵！”当你了解那背后的一切，方才懂得，这看似低调的声音，却是历万劫而不死的生命之歌。上海人，中国人就是这样活过来的。

藏书楼闭馆后，我去了有名的常德公寓——《传奇》的诞生地。开电梯的姑娘告诉我，有台湾来客想买这旧电梯，不知是真爱这20世纪初的德国名牌货还是因为爱张爱玲。61室的房主按约让我进了昔日张爱玲和姑姑的居室，进门是一宽7.5米的走廊，左边是两间卧室，右边是厨房，往前是客厅，张爱玲《传奇》中数次提起的阳台就在客厅前面，从阳台上可看到南京西路东西往来的车辆。我更关心的却是厨房的后阳台。站在后阳台上，心里豁然一亮—我找到了！我看见“苍苍的无数的红的灰的屋脊，都是些后院子，后窗，后堂，连天也背过脸去了……”这是阿小每天看的景象，这里是阿小的舞台，舞台那边就是后楼梯。阿小是被上帝忘却的无数小人物中的一员，是帮佣的苏州娘姨。

一处一处行来，寻之又寻，一个个花园洋房里面，是一个个“怪异的世界”，只有在这里，在自食其力的娘姨的后阳台，张爱玲找到了认同的对象，煐蜕变为名作家张爱玲，在乱世中暂时有了一块安身立命之地。

然而，张爱玲的路没有完，“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晚上，在国际店后面的长江公寓—张爱玲离开祖国前的最后一个家前，我看见了元宵的月亮，想起张爱玲在五十一年前看着元宵的月亮，想到的一段话：“‘这是乱世。’……我想起许多命运，连我在内的，有一种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身世之感’普通总是自伤，自怜的意思罢，但我想是可以有更广大的解释的。将来的平安，来到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们的了，我们只能各人就近求得自己的平安。”

这样的透彻！不到二十五年的切肤体验，已炼成了张爱玲一双金睛火眼，她看穿了小我的今生今世，看穿了自己那代人的今生今世。以后的五十年，不过是在印证这话罢了。

作为故知，作为见证，我拍下了公元1996年元宵的月亮，拍下了月光下张爱玲上海最后一个家的照片。

1996 年4 月3 日于东京

前言/序言

序

藤井省三（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

战乱中的1943 年，在日本占领区上海，张爱玲如同彗星般出现，以女性不高的视线，描写了在世界大战中崩溃的中华文明与西欧文明的混血都市—上海与香港，揭露了传统家族制度对女性的歧视，启发性地告诉人们，新的自由恋爱也不过是用女性与货币交换的现代市场经济之一环，从而成为现代女性文学的先驱。

本书从认同危机的视角首先考察了太平洋战争中的张爱玲文学，继而论及战后中国台湾地区接受张爱玲文学的过程，以及80年代以降张爱玲文学在中国大陆的复活情形。

认同理论集大成于美国儿童心理学家爱利克•埃里克森（Erik H. Erikson）20世纪60年代的著作《童年与社会》（Childhood and Society）。埃里克森本人应用认同理论对马丁•路德、甘地等人进行了饶有兴味的传记研究。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哈佛大学教授李欧梵（Leo Ou-fan Lee）运用认同理论著有《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The Romantic Generation of Modern Chinese Writers）。

该著作中，李欧梵教授论及了林纾、苏曼殊、郁达夫、徐志摩、郭沫若、蒋光慈、萧军等七位文人。最近，李教授在给我的信中谦逊地称此书为“少作”。毋庸置疑，如今，该书已成为经典名著，可以说，在世界各国都能见到通过阅读《浪漫一代》成长起来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其中也包括我。

李教授的《浪漫一代》运用认同理论，共时性地考察了中国现代诸作家的精神史。邵迎建的著作则考察了因家庭解体而造成的张爱玲个人的认同危机；因日本的侵略而引起的上海的都市认同危机；由于日本战前五十年的殖民统治，以及战后国民党的专制而造成的台湾人的民族认同危机；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混乱，70 年代末期发端的改革及与之相关的开放政策引起的社会主义中国国家规模的认同危机。本书通过张爱玲这一个文人，解析了从个人到都市，乃至地域、国家的中文圈多层次的认同危机问题。

我认为，在张爱玲研究中同时引进认同理论和女性主义理论是一种积极的尝试。

二十年前，在我撰写数千字的《浪漫一代》书评之际，曾在引用李欧梵教授散文集中的“在西潮的激流中，如何解决中西文化的认同危机？如何重新发现自我？这才是去国十多年来，我一直扪心自问的问题”这段话后，写下了以下文字：

或许应当将《浪漫一代》看作摸索文化认同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记录吧。对包括我们日本人在内的东方人来说，由于西洋与祖国两种文化混合而带来的认同危机这一现代问题，决非事不关己。当阅读李欧梵的这本心血之作时，或许我们首先应当赞许的，正是这种苦斗精神。

1952年出生的邵迎建在中学时代遭遇了“文革”，“文革”后在四川大学学习日语，毕业后从事了一段时间的翻译工作，1987年到日本留学，旋即进入东京大学文学部研究生院学习。青春期体验了民族大动荡，三十多岁出国移居，从这点看，可以说，邵迎建半生的经历与张爱玲有相似之处。从这个意义上说，也许本书可以与李欧梵教授的《浪漫一代》一样，作为“摸索文化认同”的中国移民知识分子的自我省视的记录来阅读吧。

1995年3月，邵迎建以本书的原文获得东京大学的文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的部分内容已分为数篇文章在日本的学术刊物发表，颇受好评。由于日本的读书界对张爱玲文学的认识还很有限，十分遗憾，这篇博士论文一时间未能出版。正因为如此，此书的中文版能在中国面世，令人欣喜。此书将受到中文圈读者怎样的评价？作为过去邵君研究生院五年的指导教师，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同伴，我深切地关注着。

1996 年8月13日

日军侵略进攻上海五十九周年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