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柏拉图的伦理学

牛津大学古典哲学教授关于柏拉图思想研究的经典之作

外文书名：Plato's Ethics

丛书名： 人文与社会译丛

ISBN: 9787544784351

作者：[英国]特伦斯·埃尔文

译者：陈玮，刘玮

定价：118.00元

出版年月：2021年1月

装帧： 平装

开本： 32开

页码：660

内文用纸： 70克纯质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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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 柏拉图（Platon 前427－前347）－伦理思想－研究

中图法分类号：B502.232

字数：420千

印张：20.625

正文语种：中文

版次、印次：1版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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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牛津大学古典哲学荣休教授特伦斯·埃尔文继《柏拉图的道德理论》之后又一针对柏拉图思想研究的力作。

    这一古典哲学界的经典著作不仅为初学者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友好的研究平台，其宽广的研究深度在资深学者群体内部也获得了一致好评，出版三十年来被不断引用，已然是柏拉图思想研究领域绕不开的一座大山。

【名人评价及推荐】

    本书为哲学初学者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适合研究古典哲学背景知识的优秀平台。任何对柏拉图的哲学，或古希腊的哲学感兴趣的读者，都将从中获益良多。

——《古典哲学》

    《柏拉图的伦理学》是一本极为连贯且颇具说服力的哲学指导书。埃尔文为柏拉图伦理学所设定的清晰标准，非常值得其拥护者和批评家们效仿。而这本好书毫无疑问将成为各类哲学著作中的常客。

                      ——《形而上学评论》

    本书是继《柏拉图的道德理论》后，特伦斯·埃尔文对柏拉图哲学思想研究的又一经典力作。其清晰的条理、严谨的文风，以及精巧的想象力，即使找遍整个古典哲学研究史，也少有著作能与之媲美。

                      ——《哲学评论》

【作者简介】

特伦斯·埃尔文（1947—  ）

    牛津大学古典哲学荣休教授，曾在哈佛大学和康奈尔大学任教，著有《柏拉图的道德理论》（1977）、《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1985）、《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原理》（1988）、《古典思想》（1988）、《柏拉图的伦理学》（1995）等。

【内容介绍】

    从与苏格拉底的经典对话到关于《理想国》的完整论述，特伦斯·埃尔文追溯了柏拉图道德哲学的发展历程，并详尽考察了柏拉图对于“我们应当如何生活”这个问题所做的回答。无论是柏拉图的美德观念，他对美德和幸福之关系所持有的见解，还是柏拉图关于知识、信念和探究的理念，都在书中得到了讨论。

    本书对近年来在柏拉图伦理学研究领域的主要问题和争议点做出了清晰充分的论述。作者并未预设读者对古希腊思想或柏拉图的理念有广泛的了解，但凡对哲学有兴趣之人都能沉浸其中。

【目录】

序　言

缩略语

第一章柏拉图、苏格拉底与对话

第二章苏格拉底的方法

第三章苏格拉底关于美德的论证

第四章苏格拉底：从幸福到美德

第五章苏格拉底的困难

第六章《普罗塔戈拉》

第七章《高尔吉亚》的论证

第八章《高尔吉亚》的含义

第九章苏格拉底方法与苏格拉底伦理学：《美诺》

第十章理念论

第十一章《理想国》第一卷

第十二章《理想国》第二卷：反对正义

第十三章《理想国》第四卷：灵魂的划分

第十四章《理想国》第四卷：各种美德

第十五章《理想国》第四卷：正义与幸福

第十六章《理想国》第五至七卷

第十七章《理想国》第八至九卷：论正义

第十八章柏拉图式的爱

第十九章快乐、理智与善

第二十章理性与美德

参考文献

出处索引

人名索引

总索引

译后记

【文摘】

第一章  柏拉图、苏格拉底与对话

1. 预备性的讨论

    本书的目的在于阐述和审视柏拉图的道德哲学。说到“柏拉图的道德哲学”，我是指两件事：第一，柏拉图对“我们应当如何生活？”这个规范性问题的回答；第二，他对“我们如何知道我们应当如何生活？”这个认识论问题做出的回答。柏拉图对规范性问题的回答立足于他对美德和幸福之间的关系的认识；由于他有关美德的观点依赖于他对理性、欲求和动机的认识，因而，对于规范性问题的讨论将会把我们引向他的道德心理学。他对认识论问题的回答则依赖于对知识、信念与探究的论述。既然柏拉图相信，只有当理念存在并为知识提供基础的时候，知识才是可能的，那么他对认识论问题的回答就要求对关于理念的形而上学问题首先做出回答，因此我们也就必须试着去理解他有关理念的观点。

    柏拉图全集中的每一篇对话都有助于我们在这个宽泛的意义上理解柏拉图道德哲学的上述不同方面。在决定本书的讨论内容时，关注的是在我看来对于回答这两个问题具有核心意义的议题。这种关注决定了我追问不同的阐释问题的范围。比如说，我没有对柏拉图的理念论提出任何详尽论述；我所专注的是其观点中那些看起来与道德哲学关系最紧密的方面。再者，他的很多伦理观点都与他对快乐、道德责任、政治、社会与宗教的观点密切相关；但是我并没有探究所有这些关联，因为我相信，他在道德哲学中的核心观点可以独立于上述方面而得到理解，尽管要对他关于道德的观点加以完整论述，毫无疑问应当包括以上方面。

    出于类似的原因，本书将焦点放在柏拉图的早期和中期对话——尤其是《高尔吉亚》和《理想国》。我相信柏拉图在这些对话中提出了其道德哲学中最核心也最重要的因素。特别是，我相信这些核心要素在后来的对话中大都没有改变，这也是我没有充分审视后期对话的原因。我对《政治家》、《斐莱布》以及《礼法》的讨论是经过高度甄选的，我也不会假装要对这些对话影响伦理主题的多种方式提出看法；相反，我已经描述了柏拉图后期关于某些主要伦理话题的思考，这些话题在《理想国》中得到了讨论。

    即使在那些我更为详细地加以考察的对话中，由于篇幅所限，我也只能对其中某些问题讨论得更充分一些。关于那些对主要论证来说比较重要的观点，我都详细讨论了相关段落，并就有关阐释的主要问题提出了论述。在其他问题上我则宁肯武断，只对争论的要点简单地予以提及，而不再详细说明我采取某个观点的理由。

    我已将主要论证呈现为某种论述，以此说明柏拉图的道德哲学从其苏格拉底式开端到它在《理想国》中最充分的阐述之间的发展过程。我这样做部分是因为我相信从历史层面上说这是准确的（本章会提到其中的原因，稍后再做详细解释）。但是我相信，就算这种方式在历史层面上不够准确，它依然是一种较好的、呈现柏拉图理论的方式；如果从我称为“苏格拉底式”立场入手并看到它引起的困难，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柏拉图本人观点的要点和旨趣。“苏格拉底式”立场界定了关于道德和道德知识的重要问题，而柏拉图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足够成功，并以此对我们理解道德做出了重大且深远的贡献。

2. 理解对话的进路

    对柏拉图做出任何论述必须首先立足于柏拉图对话。如果我们要用这些对话作为柏拉图观点的证据，我们就必须决定（至少以一种预备性的方式）应当如何阅读它们。

    首先，我们应该按照怎样的顺序来阅读对话？既然缺少足够的外部证据来断定这些作品确切的或相对的写作年代，我们就必须转向语言、风格和文学形式等方面所能找到的一切证据。

    其次，我们是否应该将它们看作柏拉图观点的表达？由于这些对话所记述的交谈常发生在持有相反观点的对话者之间，因此我们不应假定所有这些观点都是柏拉图的观点。那么我们有没有好的理由来假定，柏拉图的观点与某篇对话中的某个谈话者的观点一致呢？

    关于柏拉图及其对话中的人物问题就产生了关于“苏格拉底”这个人物的特殊问题。“苏格拉底”也是我们通过其他文献来源而得知的历史人物的名字。柏拉图的对话人物和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之间是什么关系？这二者与柏拉图本人的观点之间各自具有什么关系？

    如果对这些问题尚无预备性的回答，我们就无法对柏拉图的对话展开阐释。对上述问题更为深思熟虑的回答，部分地取决于我们对于对话内容所做的阐释。比如说，如果在不同的对话中（甚至是那些写作年代相近的对话），对话人物苏格拉底对基本问题的观点变化很大，那么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由，以否认这些对话是要表达柏拉图固有的观点。因此，我们必须首先对对话的写作顺序和人物提出某种初步可行的论述，不过还必须根据我们对于对话所做的阐释不断加以修订。

    要在这些方面做出决定，就要求我们对历史、文学和哲学问题做出复杂且广泛的讨论。我不会在此展开充分讨论，而只是提供一个简短的说明，它势必是表面化的、武断的。我只想澄清自己在本书后面的部分所采取的主张。如果读者不同意我对这些与对话有关的问题的看法，他们或许依然会觉得我对其中伦理主张的论述值得考虑；如果是这样，他们就必须按照我在后面所建议的方式来修改我的论述。

    亚里士多德对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学说所做的论述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第一份论述。他在有关哲学发展的历史和批判中包括了对柏拉图及其前人与同辈的介绍，在自己的讨论中也经常提起或论及柏拉图，对之既有赞同，亦有反对。不仅如此，柏拉图在世的最后二十年里，亚里士多德也是柏拉图学园中的一员。亚里士多德的记述并不是绝对可靠，读者总是能找到理由来挑战他对前人的阐释。不过他是从一个我们无法企及的位置去了解柏拉图的意图；而且他的观点值得认真对待，除非我们找到某个明确的理由加以拒绝。

    亚里士多德有证据表明，柏拉图的观点不限于其对话作品。他提到过柏拉图的“未成文学说”与口头评述。他也提到过柏拉图早期与克拉底鲁之间的联系，对此柏拉图对话中从未提及，阅读《克拉底鲁》或其他对话也无法推断出这一点。既然亚里士多德有条件去比较对话和其他关于柏拉图的信息来源，那么我们就应该非常严肃地看待这个事实，即亚里士多德解读对话的进路是坚定的学说式的：他经常将对话看作柏拉图观点的证据，还常常把某些柏拉图的苏格拉底观点归诸柏拉图本人，而不觉得有必要对此加以解释或辩护。

    在批判柏拉图理念论的过程中，亚里士多德提到了《斐多》和“《斐多》中的苏格拉底”。在提到柏拉图名字的地方，他其实是在暗示《斐德若》、《泰阿泰德》、《智者》以及《斐莱布》中的某些段落。他在考虑一个当时已经引起争论的问题：柏拉图在《蒂迈欧》中对创世的论述究竟指的是什么。在批判柏拉图的时候，亚里士多德对比了《蒂迈欧》和未成文学说中的观点，而没有或多或少严肃地指出应该把哪一个观点看成是对柏拉图观点的说明。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第二卷对《理想国》和《礼法》的批判提供了一个非常醒目的例子，说明他把柏拉图与“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看成是一样的。在说到《理想国》中的苏格拉底之后，亚里士多德接着声称《礼法》是另一部“苏格拉底对话”，即使苏格拉底并不是《礼法》中的发言者。然后，他继续把《礼法》与《理想国》都看成是柏拉图观点的证据。

    一旦我们注意到亚里士多德在这些章节中多数都是在批评柏拉图，那么他把“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观点归诸柏拉图就尤为引人注意。假使亚里士多德最初的听众（柏拉图在世时或者在他去世后的至多二十五年之内）相信，柏拉图自己并不接受归之于对话中的苏格拉底的观点，那么亚里士多德的进路就不但完全不公正，而且还荒谬地自我挫败；那样的话，柏拉图的捍卫者只需要提醒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并不是要代表柏拉图的观点就可以了。如果当时人们对于“柏拉图的苏格拉底”是否表达了柏拉图本人的观点有争议，那么亚里士多德引用“柏拉图的苏格拉底”作为批评柏拉图的靶子却不做任何进一步评论，这就是不明智的。而亚里士多德认为没有必要为他的假设辩护，也没有人（就我们所知没有）想要质疑他的假设，这个事实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柏拉图的同代人和继承者都把“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观点看作柏拉图本人的观点。

    亚里士多德以及（很明显地）他的同代人所持有的这种学说式进路并不是研究柏拉图对话的唯一可能的方式。我们或许相信，柏拉图的对话本来是探索性的作品，它们阐明并审视了某些在柏拉图看来值得讨论但是不一定赞同的观点。如果我们接受这种“疑难式”进路，就不会坚持认为，不同对话中的主要发言者必定前后一致，也不会认为必须按照对于某一个人的思想而言合理的路线加以发展；而“苏格拉底”（等人物）可能只是传声筒，表达了柏拉图在不同时期选择讨论的观点。再者，我们或许认为柏拉图是根据某些他没有在作品中加以表现的观点写作了这些对话。根据这种“秘传式”阐释进路，这些未经表达的观点既为柏拉图评价他所讨论的观点提供了背景，也为我们能够评价的那些归诸苏格拉底的观点提供了背景。

    这些进路与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式进路针锋相对，后者认为对话中的主要言说者（包括剧中人苏格拉底）都是在表达柏拉图的观点。审读这些对话可能会令我们确信亚里士多德是错的；我们可能会发现“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观点是如此缺乏内在的连贯性或详尽的阐述，因此最不可能是柏拉图本人经过深思熟虑而得出的观点。如果是这样，我们就不得不尝试以另外的进路去理解对话。但是，除非我们已经表明亚里士多德的看法完全站不住脚，否则它依然有条件充当我们的假设。

    学说式进路可以容纳其他进路的某些方面。或许柏拉图有时也会感到真正的困惑，想要仅仅为了某种立场本身对之加以探究，而不必做出最终的决断；就此而言，疑难式进路强调了一种重要的可能性。我们同样可以找到理由假定，柏拉图在某一部特定的对话中受到一些观点的影响，而他在对话中并没有完全解决这些观点；在这个经过严格限定的意义上，“秘传式”进路或许也包含了一点真理。

    不过，如果一开始就从上述三种进路中选择一个作为主要方法，这就会影响我们关于对话的观点；而且既然这些进路彼此不相容，那我们就必须有所选择。我们有理由跟从亚里士多德并尝试采取学说式进路，看看我们沿此方向究竟能走多远。

    ……

【序言/后记】

序言

    任何人如果有兴趣了解亚里士多德、休谟或康德对道德哲学所做的贡献，都可以转向至少一本英文著作，只要该书试图对这些哲学家的主要伦理观点进行相当充分和详尽的论述。同样的建议也适用于柏拉图的伦理学。必须承认，柏拉图的阐释者所面对的问题与我们在阐释其他哲学家时所面对的那些问题不一样；不过，我仍然相信，为其他哲学家的伦理观点所做的工作也可以在柏拉图的伦理观点中展开。这也是我在这本书中尝试去做的工作。它并不全面，因为书中并未包括柏拉图伦理学的若干重要方面，但是它的焦点集中在我认为是核心问题的那些方面。

    在书中，我努力呈现以下方面：柏拉图持有其伦理观点的理由，他对其中某些观点改变想法的理由，其观点的内容与内涵以及某些可能令我们倾向于接受或拒绝这些观点的理由。基于这些目标，我在前期对话中追溯了柏拉图观点的发展，并特别强调了《高尔吉亚》对苏格拉底式伦理学的辩护和（如我声称的）重述。本书的很大篇幅用于考察柏拉图在《理想国》的主要论证中对道德理论所做的最重要的贡献。我也增加了一个对后期对话的某些方面所做的非常简要的讨论，以此来表明它们如何进一步阐明了《理想国》提出的那些问题。

    对柏拉图道德哲学的恰当理解要求对他的道德心理学、认识论以及形而上学有所理解（对于我提到的其他哲学家当然也是一样），所以我也讨论了柏拉图哲学的这些领域。苏格拉底方法和苏格拉底伦理学有助于相互解释，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在柏拉图的形而上学、认识论（产生于他对苏格拉底式方法的反思）以及他的伦理理论之间具有同样的互释关系。我对柏拉图的形而上学和认识论的某些特性的讨论显然不是充分的研究，但是我希望它描述了回忆理论和理念论的一个方面，如果我们不是参照柏拉图的伦理学来研究这些学说的话，我们可能不会对此有所领会。我论证中的不同线索结合在对《理想国》中的太阳喻、线段喻和洞穴喻的讨论中。

    这些关于柏拉图思想发展的主张，要求对他的苏格拉底对话的性质做出判定，而且更一般地说，需要判定柏拉图与历史上的苏格拉底之间的联系。我将早期对话看作同时展现了作为历史人物的苏格拉底的观点，以及柏拉图在写作这些对话时所持有的观点。对于早期对话的这个看法在本书第一章中得到了简要的辩护。

    我试图将某种伦理理论归之于柏拉图，这可能会令某些读者觉得，我错误地理解了所有对话的特征。我还基于这些对话而将某种相对系统的学说归总于柏拉图；但是有些读者强烈反对这种关于对话的“学说式”观点。我承认，这些观点中有一点是对的，即强调了柏拉图与其对话中的人物之间存在距离；不过我还是相信，一种学说式的观点在宽泛意义上是对的，而且我相信它在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评论中，以及在对于这些对话所做的公平而严谨的考察中都能得到支持。在我看来，一种学说式的进路会是最令人信服的，只要它允许我们将某种关键性的哲学立场归诸柏拉图；这样的话我的主要目标就在于描述他所持有的这个立场。

    我开始写作本书的时候，意在使其成为《柏拉图的道德理论》（以下简称《道德理论》）的第二版。出版社同意在先前的版本上适当增加篇幅，以期新版本能够首先对于某些有争议的问题提供一个比我先前那本书所做的更为客观全面的呈现；其次对主要问题进行不那么隐晦的详细解释，以使本书对于那些并非专门研究柏拉图的读者来说更好接受；第三，希望本书包含某些对于后期对话的讨论；以及第四，对先前那本著作问世以来关于这个主题新出版的论著加以考虑。囿于篇幅，前两个目标较后两个目标而言更为优先。

    近来的讨论影响了我对本书各部分篇幅的安排。《道德理论》的很多批评者将目光集中在处理苏格拉底对话的相关章节。不仅如此，近年来这些对话得到了集中的研究（大部分是通过格列高里·弗拉斯托斯的影响）；的确，对它们的讨论似乎远比对《理想国》的讨论更密集。这个趋势在很多方面都是有益的，但是我并没有跟从它。这本书较《道德理论》所增加的篇幅，其中大部分都用来对《理想国》做出更充分的讨论。在我看来，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引入的转变（这也是本书关注的话题）是一种改进。如果《道德理论》令读者不容易看清我对苏格拉底对话和《理想国》之间的比较性评价，那我希望这本书能够令我的观点更加清楚。

    在这本书里，我增加了较短的两章来论述《斐莱布》、《政治家》以及《礼法》。它们绝不是对这些复杂而有益的对话所包含的伦理论证所做的充分探讨。我仅限于给出一些提示，指出柏拉图在晚期对话中对早期和中期对话里的一些问题增加了什么内容。

    为了给主要的文本留出空间，我（遗憾地）删除或缩减了之前写的大部分较为偏离主题也更具争论性的脚注。多数注释仅仅提到或最简要地指明我采取某个特定观点的理由；这些注释并没有试着对二手文献中表达的不同观点做出充分的报告或讨论。有些地方的注释和参考文献不如《道德理论》充分。在少数情况下，我仅仅提到了《道德理论》中那些更长的注释。这些注释的长度不是由理解柏拉图所必须把握的不同问题的重要性决定的，而是由它们对本书的论证所具有的重要性决定的。

    既然本书旨在为那些刚开始严肃地思考柏拉图伦理学的人们提供方便，我也就没有强调它和《道德理论》之间的差别。我写了一份附录，描述了针对《道德理论》的主要反驳，以及我现在想要接受或回应这些反驳的方式，不过写完之后我又决定不将这份附录收入本书，因为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它很可能不像对我来说那样具有吸引力。然而，我并不想显得对这些有益的建议与反驳不知感激，毕竟提出这些意见的批评者（无论是友善的、敌意的还是中立的）都不辞辛苦地说明了他们认为《道德理论》的问题所在。我很感激这些批评激励我再一次去思考柏拉图的伦理学；即使我很可能没有达到我应当掌握的程度，但是我确信眼前的这本书已经因为《道德理论》受到的批评而有所改进，无论我是否接受了这些批评。

    尽管我开始写作本书时是想把它作为《道德理论》的第二版，但是后来还是有一些变化。旧作中的文本完全没有在这本书中再出现，因此若将这本书看作一本新著而不是旧作的新版，这也很合理。然而，在某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它的确更像是第二版。我并没有试着和《道德理论》保持一定程度的距离，尽管这对于用新的眼光考察原始文本和二手文献来说是必要的；相反，我在旧作的基础上重读了原始文本并全面研究了二手文献。

    对柏拉图的伦理学加以重新考虑，这项任务比我原来以为的更加复杂也更为有趣，我也很高兴能够有机会感谢那些在此过程中为我提供帮助的人。

    最后，我一定要对两位最近逝去的同事和朋友表达我的感激。迈克尔·伍兹自1974年读到《柏拉图的道德理论》的草稿开始就一直鼓励我从事对柏拉图的研究，并邀请我为克莱林登的柏拉图系列撰写关于《高尔吉亚》的一卷，直到1993年去世，他一直在编辑该书。他对我的《高尔吉亚》研究工作以及希腊哲学的很多其他主题都给出了大量敏锐的建议和评论，令我获益匪浅。在1971—1972年间，格列高里·弗拉斯托斯指导了我写作关于柏拉图伦理学的博士论文。就在1991年他去世前不久，他还准备回复我对他论苏格拉底一书的书评。这些年来他一直是我关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之观点的坚定、严厉、同情且富有建设性的批评者。通过订立准则和亲身示范，他比任何人都更多地推动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伦理学研究在当今的兴盛与活跃。我特别想知道，他对我最近在这本书中做出的努力会有什么看法，在书中我继续展开了与他的讨论，这种讨论在过去二十余年里一直都是我的学术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我知道自己恐怕不能说服他，我也知道他的批评仍然会进一步启发我去探究这些问题。

特伦斯·H. 埃尔文

伊萨卡，纽约州

1994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