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版代后记我的史学之路

今年4月，与近代史研究所同仁到家乡浙江湖州春游，又到章氏宗族的聚居之地荻港村。我虽已多次回到故里，但这趟返乡之旅仍有很大不同。这是一趟纯粹的私人旅行，没有任何公务活动，让我可以从容、安静地感受家乡的草木菁华、人文精粹、先辈行迹、乡里情谊。所内的同仁对于这趟行程似也十分享受，湖笔之乡，烟雨江南，浓厚的人文气息和时尚的现代城市融为一体，对于研习历史的人来说，自然会有与常人不同的心灵感悟，;传统与;现代，在这里共绘着一幅美丽的江南画卷。虽然每一个人心中都会有一个不同的江南，或人文的、自然的，或浪漫的、婉雅的，或富足的、平淡的，或时尚的、古朴的。但无可否认，传统的人文积累和今日的经济飞跃，更增添了江南的魅力。

在荻港小住的两日中，我也看到了家乡的;历史变迁。晚间漫步，原本长满在记忆中的芦苇就在面前摇曳，原本古老的村庄在楼台灯影中又变得鲜活，京杭运河边的商埠已经没落，村民们自己集资建设的花园;崇文园中却是花木葱茏。这样的情景，与《章氏家乘》中的记载有天壤之别，也让我倍感欣喜。其实，我幼年起就;流浪在外，对于家乡及家族的了解都非常贫乏。青年时期也是;东奔西走，走上工作岗位以后更是难得清闲。直至晚年才回乡稍多，寻踪觅影，访旧探新，从中也可深刻感应到个人、家族、家乡与国家命运共振的脉搏。

荻港虽是著名古村，但地少人多，稍有志者都出外经商、游幕谋生，章氏先祖亦不例外。到我的曾祖章维藩时，他以监生报捐州同身份投效左宗棠西征大营，转战新疆南北两路。后以军功授职，历任安徽抚署文案、无为州知州、怀宁县知县等职。到甲午战后，曾祖在芜湖创办益新面粉公司，这是中国最早的机器面粉工厂之一。此后又在安徽当涂开采铁矿，从此在安徽芜湖安家，我就是在芜湖出生的。到我出生之时，家道已经中落，但这种家世背景成为诱发我对张謇研究产生兴趣的原因之一，也让我对此后的绅商及资产阶级的研究有更贴近于实际的理解。

不过，无论是张謇研究，还是辛亥革命研究，都不属于我年轻时期的生涯规划之列。中学时期，我酷爱的是文学，喜读杂书，苦练文笔，语多冷峭，同学间有以;小鲁迅相称者。成为文学家，是我这时的梦想。大学时代，在金陵大学历史系就读，但并未树立专业思想，除听课与应付作业考试之外，仍痴迷于文学作品之中，对于社会科学书籍也兴趣有加。参加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以后，写时评又成了课余爱好，曾写过《火车抛锚》的政治讽刺诗和《漫话金圆券》的政治评论，其中虽不无;少年孟浪之处，但却颇得好评。年轻时豪气干云，在激情如火的革命岁月，觉得当文学家已经过于平淡，新的理想是当一名战地记者，在枪林弹雨之中采访报道，那才显得出热血男儿的本色。

1948年冬天，我和千千万万进步学生一样，辍学进入中原解放区。革命改变了整个中国，也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中原大学校方看好我这个三心二意、舞文弄墨的所谓;理论人才，被留在政治研究室革命史组，从此与历史结下不解之缘。现在想来，大学时本不在意的历史专业背景早已决定了我今后的道路，这些本都不在我的;人生规划之中。套用一句现在时髦的广告语，;一切皆有可能，在很多时候，这句话还是有符合;辩证法之处。

1951年，中原大学与武昌华中大学合并，随后改名为华中师范学院，我就在此校历史系开始了自己的史学研究生涯。虽然这不是自己的原本志愿，但我们这代人是浪漫而真诚的理想主义者，革命需要就是自己的志愿。我常自我解嘲，我的职业像包办婚姻，是在;结婚之后恋爱，终于在教学和研究之中找到了;幸福。

初期的研究并没有专一的领域，可以说是完全为教学服务。1954年，一位德国学者不远万里来汉调研武昌首义，这提醒我认识到辛亥革命史的学术魅力，而这位德国学者的治学精神也感召着我。后来，我将主要精力转入辛亥革命研究，特别是张謇研究。1961年，我参加了在武汉举行的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并提交两篇论文，受到吴玉章、范文澜等学术前辈的赞赏。其中《从辛亥革命看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作为会议唯一一篇代表性论文在《新华日报》上全文刊载。1963年，承蒙杨东莼先生的关切，把我借调到北京，协助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工作，这让我有机会系统收集北京图书馆收藏的张謇研究资料，在此基础上形成书稿《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不过，这本书迟至1986年才由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之旅获得了大量学术信息，也结识了许多优秀的师友，可以说是我学术生涯的一个新起点。但是，对刚刚走上学术正道的我来说，也是一个转折点。1964年，因在《光明日报》发表关于评论李秀成功过的文章，遭到;重点批判。不许参加学术讨论，不许发表文章，不许为自己申辩，这;三不批判让我领会到;学术领域内阶级斗争的厉害。批斗之苦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更为痛苦的是学术研究就此停顿长达十年以上。

直到1976年;四人帮垮台前不久，我才重操旧业，与林增平先生等学者一起撰写《辛亥革命史》。这部120万字的著作在1981年全部出齐，作为第一部研究辛亥革命的综论性大型专著，受到国内外史学界的赞誉，被称为是最能体现当时中国辛亥革命研究的观点、方法、水平的权威性著作。不过，如是从学术史的角度言，这本书只能说是辛亥革命研究一个新的起点，不足与疏漏之处仍多。对我个人来说，这也是一个新起点。长期受到困压的学术激情突然喷涌而出，我相继出版了《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辛亥前后史事论丛》等专著，在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一系列论文，对辛亥革命研究中的问题与方法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观点，也得到中外学界的积极回应。这个时期，可以说是我一生之中精力最为旺盛而成果也最多的时期。虽然后来研究兴趣有所转换，但是辛亥革命研究可以说一直贯穿于我的整个学术生涯之中。作为一个;老革命，虽然没能扛枪上战场，也算是研究了一辈子;革命。

辛亥革命的学术内涵显然不能用政治标准加以研判，我对当时过于教条式的研究很不满意，提出要认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复杂性，重视;社会历史土壤的因素，加强对社会环境、社会心理、社会群体及社会阶层的研究，将;阶级;革命等分析概念具体化。这些倡议分别得到一些年轻学者的实践，曾经在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攻读过硕士、博士学位的新一代学者，都曾经先后从事过社会群体研究，并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例如，马敏、朱英对于苏州商会以及绅商的研究，虞和平对于商会的总体研究，桑兵对于清末学堂与学生的研究，赵军对于日本大陆浪人群体的研究，王奇生对于民国县以下官吏群体的研究等，对于相关的学术领域及个人的学术成长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到2000年，我主持编写的《中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研究》《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大体上是对这一研究的阶段性总结。在这一时期内，我也曾侧重对中国早期现代化历程加以研究，主张将比较的视角与历史社会土壤及文化心态结合起来，去理解近代中国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此次重版的《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这本书，大体上可以反映出我对中国早期近代化历史进程的宏观审视，也可以说是对20世纪80年代以前学术工作的一个总结。

现在谈到教会大学史研究和南京大屠杀研究，不少学者说我有倡导之劳，其实进入这一领域，既有必然，也有机缘。研究历史的人似乎不应多谈;宿命，但这两个主题确实都与我在金陵大学求学有关，其间巧合之处甚多。金陵大学是基督教外国差会在华设立的大学之一，而与南京大屠杀研究紧密相关的;贝德士文献的主人翁是我在金大的老师，他本人就是美国传教士。

1984年，我出乎意料地被任命为华中师范学院的院长（次年改为华中师范大学校长），开始了六年的校务行政生涯。大学校长责重事繁，很难设想在学术上大有作为。不料1985年秋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刘子健教授突然来访，建议两校合作推动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子健毕业于燕京大学（也是一所教会大学），他对我喻之以理，动之以情，很快就说服我接受此建议，并且很快就见诸行动。1989年6月在华中师大举办的第一次中国教会大学史国际研讨会，被中外学界认为是这个领域的一块里程碑。我想，如果没有子健的来访，我是不会主动选择把教会大学史研究作为主攻方向的。

南京大屠杀研究的情况也是一样，其实最初主要是南京的学者从事此项工作，我虽然关心但却无力顾及。1988年暑假，我应邀到纽约参加国际学术会议，难得上级领导慷慨给我一个月的学术休假。我利用这难得的时机，前往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查阅中国教会大学史历史档案，却在无意中发现;贝德士文献，其中包含大量南京大屠杀原始档案文献。但当时校务极为繁重，只能心向往之，唯留牵挂。直至1990年卸任校长职务，再访耶鲁，才如;故友重逢一般，系统阅览了总量达1000余卷的贝德士档案文献，并将南京陷落时任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和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的发起者与负责人的贝德士对日军罪行的实录与报道进行了系统整理。在此基础上，先后写成《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和《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19371938）》等著作。其时，正值日本右翼势力否认历史真相的言论和行动不断升级，这些著作为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提供了无可辩驳的铁证，出版以后就受到广泛的国际关注。对于个人来说，我做这些主要是出于历史学家的良知和责任感，并没有任何应时应景的想法，何况1997年以前有的书在出版时还得不到应有的理解与支持。

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的收藏，更为丰富的是中国教会大学档案全宗。对于教会大学，我在金陵大学时就有切身的感受。在出国以后，才了解到西方学界对在华教会大学的研究十分重视，约在20世纪50年代即已起步。但在国内，因长期受;左的思潮影响，教会大学史研究一直是学术禁区，内地学者对此鲜有涉足，这对研究近代中国教育的演变是个缺陷。我觉得中国也有开展教会大学史研究的有利条件，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不断呼吁加强对教会大学史的研究，并与美国鲁斯基金会和普林斯顿大学合作，连续召开了多次中国教会大学史国际学术讨论会。1994年，在华中师大成立了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自国外征集并购进大批原始文献资料，规划研究项目，团聚研究力量，与海外学者广泛交流，到现在可以说初有所成，教会大学史已经成为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受到广泛关注的新兴领域。

托改革开放之福，我有幸成为对外学术交流的先行者，衷心希望能够将中国的学术成果推广到世界，也将世界史学的精华引入到中国，因为开放的学术体系才更有利于中国学术的创新。我也常自认为是一座桥梁，努力促进沟通东西文化，增进相互了解，共同繁荣学术。兹事体大，困难较多，欣慰的是自己多少做了一些富有成效的工作。从;北美萍踪;韩日纪行到;台港情缘（《章开沅的老照片》标题语），讲学访友，辩难析理，虽有艰辛，但也乐在其中。眼见辛亥革命史研究跨越海峡两岸，南京大屠杀研究得到日本正直善良之士与世界各国进步力量的认可，教会大学史研究也成为中外学术交流极为频繁的载体，旅居的孤寂、奔走的苦累，也都烟消云散。2001年，得海内外学术机构及师友的支持，成立了;章开沅东西方文化交流学术基金，每年定期聘请海外著名学者来华讲学，举办暑期青年学者研讨班，也支持有关学者的研究项目，已经成为国际学术对话的一座平台。

史学研究曾经给我带来磨难，但更多的是给我带来快乐，个人命运与国家及社会的变迁实在是密不可分，以研究历史为业者，理应读懂自己生存的时代。历史学家可以给历史以多种解释，却不能背离时间已经划过的轨迹；历史学家首先应该尊重历史真相，更不可外在于自己的时代。我历来提倡学者要保持独立的品格，;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以探真求实的精神和堪留后世的学术精品来丰富民族的文化；我也提倡参与的史学，赞同历史学家参与现实生活，用史学研究来服务于社会的进步，让大众能够有了解历史真相、寻求历史智慧、熟知民族文化、理性认识社会的选择。独立的思考和积极的参与并不矛盾，学者的参与如果失去了独立客观的品格，也就失去了其社会价值。我参与社会活动较多，经常应邀演讲。我的演讲也比较受欢迎，当然也有人不欢迎，因为我常常会唱一些;反调。快到2000年的时候，别人欢天喜地迎接新世纪，我泼冷水说新世纪只是一个时间区划而已，;善亦俱进，恶亦俱进，1900年就没有什么祥和美满。别人大讲;文化创新，大拆大建，我偏偏又来讲;守旧，不守旧无以创新。不过，听众的反应说明我这个学者的声音还是受到重视的，也是他们需要的。在学术和社会的层面上，面对许多的;现代病，历史学家不应该保持沉默，更不应该无所作为，可以与其他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乃至方方面面科技专家中的有识之士一起，共同纠正现今人类文明的缺失。

史学及史学家的价值固然有待于社会去;发现，但是否具有发现的价值、如何发现仍取决于史学家本身。今日之史学虽然不是显学，但即使相较于以往的任何时期，其;行业规模已有过之而无不及，每年产生的史学作品更是难以数计。但在不良学风影响下，不注重发掘、运用原始史料的浮躁之风也日益显现。我比较注重研究视角的创新，也不排除运用社会科学理论来阐释历史现象，但一直将实证作为史学研究的基石，这是最基本的方法，也是最基本的态度。失去客观实证的研究必然经不起时间的检验，也失去其长久的价值。

近几年，我又提出;原生态史学的概念，在学界产生了一些反响。;原生态本是用来指事物的原始生存状态或生活状态，是事物最纯最真的一面，最初是艺术工作者提倡艺术的原生态，即艺术家们应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发掘、整理原汁原味的民歌、民舞、民谣，以期为艺术的创新和发展注入新鲜的血液。我将这个流行词借用到历史研究中来，首先是想强调历史资料的原始性、完整性对历史研究的重要作用。史论须由史料中来，一些重要的史料必须读原文、读原本，必须知道这些材料是从何而来、背景如何。即便是最原始的资料，也是当时的人对于已经发生过的历史事实经过整理及文字加工后的记载，而这一过程掺杂了较多的主观成分，不同的人因价值观的不同、立场的不同，对同一事件可能就会有不同的记载与评价，因而历史研究工作者们在运用史料时，必须要经过反复的比对与考证，才能使重构起来的历史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面目。走近历史的;原生态的另一个方面，便是重视解释、追寻研究对象的原生态，即尽可能不做不着边际的评论，不带任何偏见，保持价值中立，既抱理解之同情，亦抱客观之态度，因为历史研究的本身首先是求真，历史的真实就是历史对象的原生态。在强调方法创新、模式创新的时候，也要警惕;范式的泛滥。在研究过程中，如动辄某某范式，反易使人的思想禁锢其中。探故求真，何其难哉！

对于史家来说，在时间的某一刻，历史的原生态只有一种；但对于社会和生活于其中的个体来说，却永远处于变化之中。祖居荻溪摇曳的芦苇，老家芜湖青弋江畔的垂柳，保存泛黄的家乘，童言无忌的诗文，川江纤工的号子，;奉命挨批时的大字报，普林斯顿的蟠音客舍，演讲台下热情的掌声，个人生活的印迹与国家的历史一样多难多彩。或许我可以将之写出，但是，真能体验其情其境者，唯己而已。我常说一句话，;历史是已经画上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孰言不是？

漫谈杂言，是为自叙。

摘自章开沅著《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11月。

1.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章开沅先生代表作，研究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绕不过去的学术经典。本书作者章开沅先生是中国近代史学界的泰山北斗。诚如章先生的得意弟子马敏先生所言：本书写作于作者在拨乱反正之后学术精力最为旺盛,思想最为活跃、成熟之时,其构思之巧,视野之广,见解之深,文笔之美,实堪称其代表作之一。

2.一部浓缩的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清末写出第一本女子出国游记的;女强人单士厘、龚自珍、魏源、康有为、梁启超、戊戌变法、洋务运动、太平天国起义等等，本书巧妙地以各阶段代表人物和重要事件为点，串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嬗变主线，从中可以发现在中西文化相互激荡中近代思想文化演变、发展的真实历史轨迹。

3.以;离异与;回归概括传统文化与近代化的角力，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本书着重探讨中国走向近代化的文化历程中的离异与回归两种趋向，目的是从文化流动力学的角度探讨传统文化与近代文化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东西方文化在其近代转型过程中都存在离异与回归的现象，这是不可避免的。

4.一部跨学科的匠心之作。本书广泛选取中外史事，囊括古今，再运用政治学、文化人类学、哲学等学科的思想与方法进行多角度审视，展示了作者广阔的学术视野和深厚的学术功力。

5.一部常读常新的学术佳作。今天的中国仍处在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面临传统文化和近现代文化的各种碰撞，由此给身处其中的人们带来了诸多困惑。阅读此书，可帮助我们思考各种各样的文化问题。

编辑推荐一：

本书为章开沅先生的学术代表作。章先生的得意弟子、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马敏先生这样评价此书：;本书篇幅虽然不大,但写作于作者在拨乱反正之后学术精力最为旺盛,思想最为活跃、成熟之时,其构思之巧,视野之广,见解之深,文笔之美,实堪称其代表作之一,值得反复阅读,细细品味,从中可以发现在中西文化相互激荡中近代思想文化演变、发展的真实历史轨迹。对此，作者也在书中也自陈：;这本书，大体上可以反映出我对中国早期近代化历史进程的宏观审视，也可以说是对20世纪80年代以前学术工作的一个总结。相信通过阅读此书，读者朋友必能获得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真切了解。

编辑推荐二：

本书为讨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变迁的学术著作。对比同类著作，本书具有以下几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写法独特，作者巧妙地以各阶段代表人物和重要事件为点串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嬗变主线。二是充满洞见，无论是大家熟悉的林则徐、魏源、;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还是写出第一本女子出国游记的;女强人单士厘，以及日、俄近代化历程的启发等大家相对陌生的人物、事件、议题等，章先生都能提出自己的独到思考。三是文笔之美，相信读过章先生的《凡人琐事：我的回忆》等书的读者，都会承认章先生的文笔之出色，但对于学术著作、处理如此复杂的问题、组织那么多的材料，文笔还如此出色，实在令人惊叹。

最后，让我重点介绍本书让人印象挥之不去的一处：

;邪许就是人们在协力劳动中呼唤的咳嗬之声，也就是往昔《淮南子》所谓;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我不大熟悉运河粮船的;邪许之声，但少年时却有在川江粮船上从事劳役的经历。现在，川江号子以其高亢激越且富于感情起伏，已经被加工制作成优美的民歌与乐曲，但它对我来说却永远与民族灾难和个人坎坷的痛楚回忆连接在一起。我深知夏天烈日下在悬崖峭壁上俯身拉纤之苦，特别是过险滩或遇风暴时，江流湍急，怪石突兀，那号子便失去了通常的韵律与和谐，有的只是人们在与自然暴力的生死搏斗中的悲怆号叫，那种呼天抢地、撕心裂肺的惨烈情景，至今仍往往使我的心灵为之震撼。龚自珍夜闻邪许之声而热泪为之滂沱，说明他的心与下层劳动者相通。因为，邪许之声不仅凝聚着漕运夫役的汗水，而且还包含着广大农民的血泪。南粮北调，北京的粮食是经由运河从南方搜刮来的。龚自珍做过多年京官，品位虽然不高，但靡费太仓之粟则与其他大小官员相同。他深以依赖百姓供养而不能为百姓解忧为耻，因此深夜邪许之声便使他不能入寐，心潮起伏，难以平息。可以认为，正是这种灵魂深处的自我谴责，与离异于传统文化的叛逆性格，使龚自珍的诗文初步萌现了近代精神。

看到这里，读者或许会联想起章开沅先生《凡人琐事：我的回忆》中关于;川江运粮船的内容，耳边仿佛响起了船夫的号子。龚自珍、章开沅先生，他们对弱者的同情和悲悯令人感动。

本书为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章开沅先生代表作，反映了作者对中国早期近代化历史进程的宏观审视。书中巧妙地以各阶段代表人物和重要事件为点，串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嬗变主线，以;离异与;回归概括传统文化与近代化的角力，揭示了传统文化与近代化的复杂纠缠。作者认为东西方文化在近代转型过程中都存在离异与回归的现象，这是不可避免的，尺度在于;离异不可忘本，回归不可复古。本书囊括古今，视角独特，从中可以发现在中西文化相互激荡中近代思想文化演变、发展的真实历史轨迹。

章开沅（19262021），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早年就读金陵大学，曾任教于中原大学，后长期执教华中师范大学。曾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在辛亥革命史、中国资产阶级研究、中国商会史、中国教会大学史、南京大屠杀历史文献等研究领域都有开创性的学术贡献。主要著作（含主编）有《辛亥革命史》《张謇传》《凡人琐事：我的回忆》等。

前言

第一章从清末女强人说起

第二章以俄、日为鉴

第三章近代离异的萌发

第四章民族开始觉醒

第五章冲突与协调

第六章走出国门看世界

第七章失掉的机遇

第八章离异的艰难历程

第九章回归面面观

第十章没有结束的思考

附录

中国教会大学的历史命运以贝德士文献（Bates papers）为实证

从离异到回归孙中山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先驱者的足迹耶鲁馆藏容闳文献述评

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对容闳的再认识

文化危机与人性复苏《俱分进化论》的忧患意识

再版后记

三版代后记 我的史学之路

开沅师1986年才开始承担;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标志着他的研究方向从辛亥革命转向现代化研究。那时华师的现代化研究和北大罗荣渠师的;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并称国内两大现代化研究中心，章老师自己也著有《离异与回归》一书。因为里面多谈文化，这是章老师所有著作中我最喜欢的一本。

罗志田（四川大学、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本书篇幅虽然不大,但写作于作者在拨乱反正之后学术精力最为旺盛,思想最为活跃、成熟之时,其构思之巧,视野之广,见解之深,文笔之美,实堪称其代表作之一,值得反复阅读,细细品味,从中可以发现在中西文化相互激荡中近代思想文化演变、发展的真实历史轨迹。

马敏（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

章先生是一位栖身学府的伟大教育家。他的伟大在于不唯上、不泥古、不崇洋，着眼于古今融合、中外贯通，将熏陶健康人格、塑造现代文明作为教育目标。章先生的《离异与回归》所揭示的近代知识人曲折求索之旅，所表达的超越离异与回归、走向融合与创造的理想，无论在他教书育人还是治校办学的时候，都有淋漓尽致的贯彻。

何卓恩（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

以俄、日为鉴（节选）

然而历史的发展毕竟是很复杂的，必然性与偶然性交互产生作用，历史机遇与民族性格进行双向选择，很难用单一的尺度来判断一个人以至一个国家的价值。日本的浮躁与浅薄诚然是国民性格的弱点，即使仅仅表现在对外态度上也容易产生大起大落的变化，或从;攘夷转为;崇外卑内，或从妄自菲薄转为企图凌驾于世界之上。汤因比曾经风趣地说，如果以图表显示中日两国在过去四百年间对近代西方反应的变化，那么人们将很容易就会发现，日本的起伏曲线要比中国的起伏曲线幅度大得多。正是这种民族性格的特点，使得日本在特定的历史机遇下演出闹剧，酿成悲剧，甚至造成整个人类的极大灾难。但是，民族性格的历史效应往往是很复杂的，在另外一种特定的历史机遇下，它又可能抓住有利时机，为自己的国家富强与社会进步，汲取众多成功的经验。

如果仅就远东地区而言，中国与日本相比较，除地理、自然诸因素外，显然有其自己民族性格的优点，一是泱泱大国的宽阔胸怀，一是文化悠久的稳健凝重。在19世纪中叶以前，从总体而言，中国的情况仍然比日本优越，至少是与日本相差无几。但在西方文明浪潮巨大的冲击下，日本的西方化;比中国更机敏、更迅速、更有效率（汤因比语）。日本人的浮躁浅薄转化成随机应变，而中国人的稳健凝重倒成为改革过程中的严重心理障碍。当然，即使从为改革清理旧的社会地基而言，中国人也要遇到更多困难并且需要耗费更大的精力。按照汤因比的计算，从1853年美国;黑船在江户湾出现开始，日本人在15年以内，不仅推翻了阻碍历史前进的德川幕府政权，而且建立了一个全面有效地推行西方化的明治政府。而中国则在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到北京之后，历经118年之久;才完成这一任务的一小半，因为辛亥革命并未能够取得如同明治维新那样的辉煌成功。

这里不免使人想起托尔斯泰韦伯伦（Thorstein Veblen）在《德意志帝国与工业革命》（Imperial Germany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一书中所提出的两个概念。他认为，从19世纪末年到20世纪初年，德国之所以能够超过英国而成为工业强国，是由于;借鉴的功劳；而英国之所以落后于德国，则是对其;自居老大的惩罚。尽管德、英与日、中的情况不尽相同，但我们也未尝不可以借用这两个概念：日本明治维新以后颇为受益于;借鉴的功劳，而中国直到19世纪末仍然受到;自居老大的惩罚。与此相类似的，是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在《俄国革命史》一书中提出的一种见解：;虽然落后国家被迫跟随着发达国家，但前者并不按照相同的秩序去做事，历史落伍者的特权和这种特权的存在容许甚或迫使自己采纳任何地方、任何时期已经完成的发展样式，从而跃过整个居间的等级系列。应该说，在19世纪中叶，西欧主要国家已经完成资本主义发展样式以后，中国和日本都享有这种;历史落伍者的特权（或称;文化进化优势）；但显而易见，日本比较充分地利用了这种;特权，而中国则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充分利用这种;特权，以至再三再四失去赶上时代潮流的机遇。

其实中国从汉代以来就有;后来居上的成语，宋代诗人文珦《过苕溪》诗曰;只看后浪催前浪，当悟新人换旧人，亦寓此意。但在晚清国人都已缺少这种迎头赶上的锐气，可叹！

从整个西潮东渐的进展序列而言，俄国彼得大帝的改革可谓发其端绪，日本明治维新在某种程度上以俄国为榜样并且很快就赶上甚至超过自己的老师。而在19世纪末期的先进中国人看来，俄国和日本都是可以师法的学习西方成功的榜样。康有为在推进戊戌变法时，专门向光绪皇帝进呈《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考》，就是希望朝廷能以俄、日为鉴，坚定地走上学习西方以图富强的革新道路。他对俄国的评价是：;乃考俄之始，乃以八万兵败于瑞典万人，乃割边地于瑞国，无学校，无练兵，无通商，无制造良工，愚冥狉獉，既蠢既顽，昧塞小弱，岌岌殆亡，固有甚于我中国者。大彼得知时从变，应天而作，奋起武勇，破弃千年自尊自愚之习，排却群臣沮挠大计之说，微服作隶，学工于荷、英，遍历诸国，不耻师学，雷动霆震，万法并兴。他对日本的评价更高：;尝考日本变法之始至难矣，与欧、美语文迥殊，则欲译书而得欧、美之全状难；帝者守府，而武门握权，列藩拱之，其孝明天皇欲作诗而无纸，则收权难；及倒幕维新，而革命四起，则靖人心难。新政初变，百度需支，变乱频仍，兵饷交困，而国库乏绝然二十年间，遂能政法大备，尽撮欧、美之文学艺术，而熔之于国民，岁养数十万之兵，与其十数之舰，而胜吾大国。以蕞尔三岛之地，治定功成，豹变龙腾，化为霸国。

值得注意的是，康有为颇有文化进化的历史观念，他已能看到;落伍者的特权，认为只要以;日本为乡导之卒，为测水之竿，为探险之队，为尝药之神农，为识途之老马，我尽收其利而去其害，则中国将可发挥比日本更大的;文化进化优势，后来居上，捷足先登。同时，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康有为非常强调变革的力度，也就是与旧传统离异的力度。他非常推崇彼得大帝的;变力，赞叹说：;呜呼！雷动而草木坼，其变力大者，其治功大。苍萌亿亿，皆草木也，待雷而坼，于以荣华，于以参天。彼得之变力，雷力也哉！宜其坼而荣华，而参天。对于这种;变力，康有为还以文化形态学的眼光来加以区分：凡能够实现变政者，必然是;才武、志深、力雄、气猛，所以锐意改革，推移旋转，举重若轻。同治新政之所以失败，则由于主其事者;才文、志浅、力薄、气弱，所以因循苟且，畏难苟安。康有为所说的才、志、力、气，过于侧重于从主政者的个人气质来考察，如果扩大为从整个民族性格、社会心态来探索这种;变力，则可能更趋近于深刻。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是晚清诗人龚自珍的千古绝唱。他也渴望变革，寻求;变力，呼唤荡涤震撼神州大地的万钧风雷，而且时间还前于康有为半个世纪。下面，我们就以这位诗人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离异传统文化的发端，来开始我们的探索。

摘自章开沅著《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11月。

从清末女强人说起

提起清末女强人，读者多半会立刻想起绍兴的秋瑾，但我这里写的却是另一位浙江女性单士厘。

单士厘（18561943）是萧山人，萧山距离绍兴不远。单士厘比秋瑾早生约二十年，出国也比秋瑾早四年。单士厘与秋瑾都是出身于旧式书香门第的闺秀，但性格、经历与结局却有很大的差异。单士厘没有秋瑾那种英烈之气与侠义精神，她既没有直接参加革命，更谈不上流血牺牲。但她却以东方女性特有的灵慧与细密，认真观察与介绍了外在的世界，并且在诀别陈旧传统、倾心西方文化方面，表现出另外一种更为沉潜也更为深刻的勇猛精进的气质。应该承认，在中国走向近代的文化历程中，她也曾留下了自己的脚印。

单士厘的丈夫钱恂（18531927，著名文学家钱玄同的长兄、著名科学家钱三强的伯父），是清末外交官当中的有识之士，思想相当开明，先后到过日本、俄国、荷兰、意大利诸国。1899年单士厘带两个孩子前往日本钱恂任所，这是她的第一次出国。;嗣是庚子、辛丑、壬寅间，无岁不行，或一航，或再航。往复既频，寄居又久，视东国如乡井。1903年她又随丈夫循西伯利亚铁道作欧俄之游，前后凡八十天，并且;以三万数千言，记二万数千里之行程，这本旅行日记随即以《癸卯旅行记》为书名付刊。单士厘历经多年勤学博闻，不仅眼界大为开阔，学问也明显长进，日语达到听、讲、读、译;四会水平，对欧洲近代语文与拉丁、希腊古文亦有所理解，对西方文化艺术也有较为真切的认识，在清末妇女知识界堪称鹤立鸡群。

本书无意介绍单士厘的生平经历，笔者的兴趣只在于探讨她从深闺走向世界以后内心的急剧而又深刻的变化。当然变化是多层面的，内容极为丰富多彩，我们在这里也只能提出两个例证来加以剖析。

一是居住环境清洁卫生观念的变化。1903年春，单士厘出国之前因船期推迟曾在上海旅店小住数日。她在国外生活已久，对国内居住条件很不适应。先是住晋升栈，连;衾褥洗面具等都需要旅客自己准备；后迁福兴栈，虽较晋升栈略为清洁，但;烦杂仍无异。单士厘于是感叹说：;本国旅馆，殆无一可居者；;一履本国，反多不便，令人失笑。

一是学校教育观念的变化。钱恂早在1897年即首倡留学日本之议，并率先让弟弟钱滮（字幼楞）在日本入学，随后又陆续将儿子、女婿、媳妇带到日本求学。单士厘在1903年4月17日的日记中对此曾有所记述：;予家留东之男女学生四人，皆独立完全之自费生，一切选学校，筹学费，悉往来于外子一人脑中。女学生以吾家为第一人，固无论矣。两子均已毕小学六年级之业，而跻入中学校之第一年、第二年级，在中国人循序修学，亦不作第三人想予因本国无一处可以就学，不得不令子女辈寄学他邦，不胜慨叹！

一个饱读诗书且久经传统文化熏陶的名门闺秀，在出国四五年之后竟至感到祖国没有一家可住的旅馆，没有一所可以让子女就读的学校，这样惊世骇俗之言不能不使时人为之瞠目结舌。

但单士厘的认识并非孤独摇曳的烛光，尽管言辞不无激愤偏颇之处，但当时都属于许多先进中国人的共识。情况正如青柳笃恒在1906年所描述的那样：;于是，学子互相约集，一声lsquo;向右转rsquo;，齐步辞别国内学堂，买舟东去，不远千里，北自天津，南自上海，如潮涌来。每遇赴日便船，必制先机抢搭，船船满座。中国留学生东渡心情既急，至于东京各校学期或学年进度实况，则不暇计也，即被拒以中途入学之理由，亦不暇顾也。总之分秒必争，务求早日抵达东京，此乃热衷留学之实情也。［日］青柳笃恒：《中国子弟何故必须游学我邦？》，载《早稻田学报》1906年11月第141号。这可以说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出国热潮，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都是前所未有的。中国留学生把日本看作通向西方文化的桥梁，有些日本人则把这种潮流看作一种;气运，而在历史上并无赫赫声名的单士厘则是开风气之先的前驱者之一。

单士厘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不仅表现为内在的思想心理变化，而且还有社会行为上的表现。她反对中国传统的;正朔观念，主张全国改用阳历，使政治、财经、学校、兵役、罪惩各方面收;齐一之效。她不顾外界议论，率先;于家中会计用阳历，便得无穷便利。她反对缠足恶俗，主张妇女参与社交，可以与男人一样抛头露面。为了开倡风气，她带着媳妇;冒大雨步行于稠人广众之场，又步行数里到母舅家;以风同里妇女。她还与全国妇女互勉：;寄语深闺侣，疗俗急需药。劬学当斯纪（原注：英人论十九世纪为妇女世纪，今已二十世纪，吾华妇女可不勉旃），良时不再来。在这些娴静典雅的言行中，蕴含着对古老传统的勇敢挑战。

是什么力量促使长期生活在旧营垒中的单士厘在短短几年中产生这样大的转变？又是什么力量使这个贤淑的弱女子敢于与强大的旧传统决裂，并且公开表明自己对于西方近代文化的倾慕？

这里确实存在着一种力量，一种离异于传统文化的无形力量。借用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语言，或许可以称之为;脱离意志。

按照汤因比的说法，一种文明在它的生长时期，其旺盛的创造力，可以使它在自己的内部与外部，在人们的内心引起自愿的;归附心理。而当它逐渐丧失创造力（汤因比称之为;害了病的文明）的时候，则会使一部分民众产生对少数统治者;压迫意志的挑战，产生一种;脱离意志。汤因比用哲理诗一般的语言描述这两种意志之间矛盾的持续发展，描述旧的;亲体文明日渐走向灭亡和新的;子体文明在富有力量的;脱离（指与;亲体脱离）中的诞生。他说：;当它从开始变化到结束的时候，我们能够看见一种精神上的因为遭遇而引起的戏剧性的变化，把宇宙的生命从秋天的停滞状态，引过冬天的痛苦，重新达到春天的生命沸腾，这正是创造的再现。

我则宁愿把这种;脱离意志称为;离异，将其看作文化进程中的一种趋向，一种带有很大力度的趋向，或许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力的运动。在这种运动中，充满着心理与意志的因素，然而单纯在人的头脑与心灵中是很难找到终极原因的，还必须把它放在整个社会历史环境中来加以考察。

就整个世界历史而言，文化史上的离异现象大体上可以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由于新的社会制度在旧社会母体中逐渐孕育诞生，新的社会力量、新的社会实践与旧的传统文化激烈冲突，新的;子体文明挣脱旧的;亲体文明的脐带（桎梏），以旺盛的生命力与创造力诞生于世。这种离异的驱动力首先而且主要来自社会内部。另外一种离异的驱动力则首先而且主要来自社会外部。当一种落后文明与先进文明相遭遇的时候，落后文明或则因被先进文明同化而趋于湮灭，或则由于外来先进文明的强大吸引力，在自身内部萌生逐渐增强的离异趋向，加快了新的;子体文明的诞生速度。而就近代世界史的全局来看，西欧各国新文明离异于旧文明，大多属于前一种类型；东方各国的新文明离异于旧文明，则一般属于后一种类型。

这是由于，西欧诸国较早走上近代化、工业化的道路，而到17、18世纪以后，西方与东方的差距更加拉大了。与水流之由高趋低相反，在多种文明的接触过程中，人类文明都是背离低级而趋向高级，而且落差愈大，引力愈大。在近代东西文化的交流碰撞过程中，东方国家普遍出现与传统文化离异并趋向西方近代文明的潮流。这就是反映了近代资产阶级文明发展总格局的;西学东渐。

单士厘的观念与心态变化，无非是这个;西学东渐大潮中的一滴水，但从一滴水中也可以看到整个世界。

摘自章开沅著《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