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十年典藏版)(全二册)

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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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三：《激荡三十年》，知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北大、哈佛知名教授、四大财经媒体主编联袂推荐。尽管任何一段历史都有它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可是，1978年—2008年的中国，却是不可能重复的。在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里，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日渐瓦解了，一群小人物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它在众目睽睽之下，以不可逆转的姿态向商业社会转轨。

名人推荐 

近30年来中国向世界经济大国的跃升，无疑是现代世界史上非常重要的事件之一。中国崛起这一宏大叙事，是由千百万普通人各不相同的创业故事集合而成的。虽然人们对于这些故事的阐释差别甚大，但是我深信，让作家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把这些故事记述下来，由大众去加以解读和评论，对我们总结过去和规划未来有着极大的价值。

——吴敬琏

1978年到2008年的30年会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的精彩华章。今天中华儿女又能因我们的经济成就昂首挺胸面向世界，这种成就是政治家智慧和企业家智慧交织的结果。吴晓波用他的心和他的笔为我们编织了这30年间大政治背景下企业和企业的“货殖列传”，我觉得其重要程度和精彩程度不亚于“本纪”。

——北京大学教授 何志毅

《激荡三十年》填补了一个巨大的历史空白，同时他也是朝向未来的。他是标本也是标杆，因此将成为无数人前行的伴侣。

——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秦朔

吴晓波敏锐地发现，过去30年中国企业的几乎所有重大机遇都只是政治变革的伴生品。未来30年，我们理应期待由更多与政治无涉的商业智慧构成中国企业的历史。

——《经济观察报》总编辑 刘坚

中国缺乏连续而主流的商业史，这让中国的崛起充满偶然与不可预见性。在眼下这个全民读史的时代，《激荡三十年》的问世提供了一种社会与企业沟通的新的方式。

——《中国企业家》总编辑 牛文文

以往，但凡称得上“史”的书籍，往往给人枯燥生硬之感，但吴晓波的这本《激荡三十年》讲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商业历史，却用冷峻的灵性之笔，描绘了一个充满刀光剑影的真实江湖，读来令人有种莫名的感慨。

——《21世纪经济报道》发行人 沈灏

中国企业的崛起是过去30年里，世界经济史上伟大的事件之一，让人遗憾的是，迄今没有一部完整记录这段令人激动的时代的书籍，吴晓波先生的《激荡三十年》弥补了这个重要的空白。

——哈佛大学教授、亚太区研究中心主任 劳维信

作者简介 

吴晓波

知名财经作家，巴九灵新媒体、蓝狮子财经出版创始人，常年从事中国企业史和公司案例研究。著有《大败局I》和《大败局II》、《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浩荡两千年》、《历代经济变革得失》等广具影响力的财经类经典畅销书，著作两次入选《亚洲周刊》年度十大好书。

2014年在微信、爱奇艺等内容平台开设自媒体“吴晓波频道”，微信公众号订阅用户超过300万，是国内数一数二的个人财经类自媒体之一。

2016年在微信、喜马拉雅FM推出付费音频会员服务“每天听见吴晓波”，现已有超过40万付费用户。

目录简介 

（上）

总序

第一部1978—1983没有规则的骚动

1978 中国，回来了

1979 新的转机和闪闪的星斗

企业史人物“傻子”年广久

企业史人物“老板”袁庚

1980 告别浪漫的年代

企业史人物川人春先

1981 笼子与鸟

企业史人物难忘“任项”

1982 春天并不浪漫

企业史人物“大王”如蚁

1983 步鑫生年

企业史人物裁缝神话

第二部1984—1992被释放的精灵

1984 公司元年

1985 无度的狂欢

企业史人物两面雷宇

1986 一无所有的力量

企业史人物郑氏之死

企业史人物仁宝当家

1987 企业家年代

企业史人物“承包典范”马胜利

1988 资本的苏醒

企业史人物廿人沉浮

1989 “倒春寒”

1990 乍热骤冷

1991 沧海一声笑

企业史人物牟氏幻觉

1992 春天的故事

企业史人物黄家“天使”

人物索引

（下）

第三部1993—1997民族品牌进行曲

1993 扭转战局

企业史人物庄主之殇

1994 青春期的躁动

企业史人物支教公司

企业史人物“君安教父”

1995 收复之役

企业史人物刁民王海

企业史人物万国大佬

1996 500强梦想

企业史人物一人三九

1997 “世界不再令人着迷”

企业史人物时代标本

第四部1998年～2002在暴风雨中转折

1998 闯地雷阵

企业史人物“烟王”是非

1999 庄家“恶之花”

企业史人物胡润造榜

2000曙光后的冬天

企业史人物霸王宿命

2001 入世与出局

2002 中国制造

企业史人物仰融悲情

第五部2003年—2008年大国梦想成真

2003 重型化运动

企业史人物大午集资

2004 表面的胜利

企业史人物“江湖”总裁

2005 深水区

2006 资本的盛宴

企业史人物“首富部落”

2007 大国崛起

2008 正在展开的未来

致谢

人物索引

声明

序言

总序

“历史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

章节试读 

1959年春，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到河南检查工作。一日，他到南阳卧龙岗武侯祠游览，见殿门两旁悬挂着这样一副对联：“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胡耀邦念罢此联后，对陪同人员说：“让我来改一改！”说完，他高声吟诵：“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

历史在此刻穿越。两代治国者对朝廷与忠臣、国家与人民的关系进行了不同境界的解读。

中国是世界上文字记录最为完备的国家，也是人口最多、疆域最广、中央集权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如何长治久安，如何保持各个利益集团的均势，是历代治国者日日苦思之事。两千余年来，几乎所有的政治和经济变革均因此而生，而最终形成的制度模型也独步天下。

在过去十年里，我将生命中最好的时间都投注于中国企业历史的梳理与创作。在2004年到2008年，我先是完成并出版《激荡三十年》上、下卷，随后在2009年出版《跌荡一百年》上、下卷，在2011年底出版《浩荡两千年》，在2013年8月出版《历代经济变革得失》，由此，完成了从公元前七世纪“管仲变法”到本轮经济改革的整体叙述。

就在我进行着这一个漫长的写作过程之际，我们的国家又处在一个重要的变革时刻，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让它重新回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而同时，种种的社会矛盾又让每个阶层的人们都有莫名的焦虑感和“受伤感”。

物质充足与精神空虚、经济繁华与贫富悬殊、社会重建与利益博弈，这是一个充满了无限希望和矛盾重重的国家，你无法“离开”，你必须直面。

如果把当代放入两千余年的历史之中进行考察，你会惊讶地发现，正在发生的一切，竟似曾相遇，每一次经济变法，每一个繁华盛世，每一回改朝换代，都可以进行前后的印证和逻辑推导。我们正穿行在一条“历史的三峡”中，它漫长而曲折，沿途风景壮美，险滩时时出现，过往的经验及教训都投影在我们的行动和抉择之中。

我试图从经济变革和企业变迁的角度对正在发生的历史给予一种解释。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将一再地追问这些命题，中国的工商文明为什么早慧而晚熟？商人阶层在社会进步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中国的政商关系为何如此僵硬而对立？市场经济体制最终将以怎样的方式全面建成？在“中国特色”与普世规律之间是否存在斡旋融合的空间？

我的所有写作都是为了一一回答这些事关当代的问题。现在看来，它们有的已部分地找到了答案，有的则还在大雾中徘徊。

我不能保证所有的叙述都是历史“...的真相”。所谓的“历史”，其实都是基于事实的“二次建构”，书写者在价值观的支配之下，对事实进行逻辑性的铺陈和编织。我所能保证的是创作的诚意，20世纪60年代的“受难者”顾准在自己的晚年笔记中写道：“我相信，人可以自己解决真善美的全部问题，哪一个问题的解决，也不需乞灵于上帝。”他因此进而说：“历史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就必须拒绝任何形式的先验论，必须承认任何一切社会或经济模式的演进，都是多种因素——包括必然和偶然——综合作用的产物。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任何一段历史，都是那个时期的国民的共同抉择。很多人似乎不认同这样的史观，他们常常用“被欺骗”、“被利用”、“被蒙蔽”等字眼来轻易地原谅当时的错误。然而，我更愿意相信易卜生说过的一句话：“每个人对于他所属于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 

是为总序。

1978年11月27日，中国科学院计算所34岁的工程技术员柳传志按时上班，走进办公室前他先到传达室拎了一把热水瓶，跟老保安开了几句玩笑，然后从写着自己名字的信格里取出了当日的《人民日报》，一般来说他整个上午都将在读报中度过。20多年后，他回忆说：

“记得1978年，我第一次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一篇关于如何养牛的文章，让我激动不已。自打‘文化大革命’以来，报纸一登就全是革命，全是斗争，全是社论。在当时养鸡、种菜全被看成是资本主义尾巴，是要被割掉的，而《人民日报》竟然登载养牛的文章，气候真是要变了！”

从现在查阅的资料看，日后创办了赫赫有名的联想集团的柳传志可能有点记忆上的差失。因为在已经泛黄的1978年的《人民日报》中，并没有如何养牛的文章，而有一篇科学养猪的新闻。在这天报纸的第三版上，有一篇长篇报道是《群众创造了加快养猪事业的经验》，上面细致地介绍了广西和北京通县如何提高养猪效益的新办法，如“交售一头可自宰一头”、“实行公有分养的新办法”，等等。柳传志看到的应该是这一篇新闻稿。

不过，是养牛还是养猪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举国之内，确有一批像柳传志这样的人“春江水暖鸭先知”，他们在这个寒意料峭的早冬，感觉到了季节和时代的变迁。

在中国现代史上，1978年是一个十分微妙和关键的年代。尽管在此前两年，执行极左政治路线的“四人帮”已经被打倒，但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中的某些人提出“两个凡是”的政治主张，在政治和经济两大领域实行意识形态化的治理。刚刚复出的老一辈领导人邓小平则试图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推进中国的命运变革。

1978年1月14日，南京大学教师胡福明突然收到了一封信，写信人是《光明日报》编辑王强华。此前半年，胡曾经写了一篇文章投寄该报，在很久没有收到回复后，他已经对此不存幻想。王的突然来信让他非常意外。胡福明回忆说：“王强华在来信中寄来一份清样，那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清样。信我还都保存着，大概意思是说，这篇文章的意思你要讲什么我们是清楚的，我们是要用它的，希望快点修改一下寄来。就是提了一条建议，希望把道理讲得完整一点，不要使人产生马克思主义过时了的感觉。从此以后，我们的稿子来来往往了好几个来回，我把修改了的寄给他，他隔了几天把稿子修改了再寄给我。那么后来呢，又有一封来信不同了，调子又变化了，让我要写得更鲜明一点，要更有针对性、要更有批判力，跟前面的调子又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