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书名    寻找祖国三千里

作者/译者    蓝博洲

ISBN    ISBN 978-7-5133-2573-8

定价    48.00元

出版时间    2018年5月

装帧    平装

开本/成品尺寸    16k/155*230

印张/页码    19.25/308 页

实际字数    228千字

书籍看点

每个台湾人寻找祖国的经历，都是一首千万行的叙事诗。

台湾青年思慕祖国，辗转回国参加抗日或地下党，战后却倒在白色恐怖的枪口下

奥德修斯归乡般的动人故事，写尽宝岛台湾一代年轻人的家国苦难

台湾作家蓝博洲，在机密档案与亲历者的口述中，打捞被湮没的历史、被遗忘的人

汪毅夫、刘醒龙 作序

侯孝贤、朱天文、李敬泽、汪晖、赵刚、吕正惠 诚挚推荐

名人推荐

台湾统派作家蓝博洲是一个忠诚、质朴、有能耐的汉子。他积三十余年之功夫，不畏艰辛、克服困难，在台湾史领域（包括台湾政治史、台湾民众史等）制作了众多精良的口述历史，如眼前的这本《寻找祖国三千里》。

——汪毅夫

历史就是要有像蓝博洲这般一旦咬住就不松口的大牛头犬。凡记下的就存在，凡记下的是活口、是证人，不要以为可以篡改或抹杀，这不就是历史之眼吗？我无法想象，没有这双眼睛的世界，会是怎样的一个世界。

——侯孝贤

一部大作品必须具有相应的胸怀和气韵，也要有般配的风骨与力量。蓝博洲的《寻找祖国三千里》体现了当下难得一见的此种文学常识，罕有的平静文笔，写尽宝岛台湾一代年轻人的家国苦难。这些从历史中打捞出来的个人史，将深不见底的历史重新照亮，也重新见证了文学的光辉！

——刘醒龙

蓝博洲所描绘的人物都不是“寻常老百姓”，只能在历史的大潮中接受命运的播弄。我愿意说，蓝博洲所描绘的人物都是“英雄”。……我不认为蓝博洲只是一个“作家”，他是一个写历史的人，他为已经不为人知的台湾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证言。

——吕正惠

内容简介

“每个台湾人寻找祖国的经历，都是一首千万行的叙事诗。”

台湾作家蓝博洲，三十余年埋首于台湾民众史研究，在封尘的机密档案中、在各地的采访中，打捞被湮没的历史与被遗忘的人。

在《寻找祖国三千里》中，有不惜放弃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学业，只身穿越朝鲜半岛，过鸭绿江，潜入东北、华北沦陷区，最后终于抵达重庆的吴思汉；有独自一人从上海，经舟山群岛到温州、永嘉，最后终于在福州找到抗日组织的林如堉；还有为了参与抗日，赴日求学而后参军，回台后组织革命活动的李中志、张金海两兄弟。

这是台湾青年思慕祖国的故事，是无名英雄燃烧炽热爱国心的故事，也是他们*终倒在白色恐怖枪口下的故事。

作者从庞杂的资料中，以“吴思汉们”的生命经验为线索，展现出被遮蔽或遗忘的台湾一代青年人的家国苦难，为我们呈现更加完整饱满、有血有肉的两岸历史。

目录

寻找祖国三千里

——殖民地台湾青年吴思汉的身份认同之旅……1

高唱欢喜的青春之歌

——寻找新民主同志会林如堉……163

注仔与黑仔

——“二二八”台北武斗总指挥李中志及其弟弟……233

大事年表……277

精彩文摘

《寻找祖国三千里》序

汪毅夫 

认识蓝博洲的人莫不以识荆为幸，老朽亦常对人言说“我的朋友蓝博洲”云云。

台湾统派作家蓝博洲是一个忠诚、质朴、有能耐的汉子。他积三十余年之功夫，不畏艰辛、克服困难，在台湾史领域（包括台湾政治史、台湾民众史等）制作了众多精良的口述历史，如眼前的这本《寻找祖国三千里》。

他告诉我们很多，关于被湮没的历史、关于被遗忘的人物；他也教给我们很多，关于口述史制作的经验、关于口述史制作的伦理。

广义的口述史包括回忆录、访谈录等；狭义的口述史则是有采访人参与的，采访人与报告人互动合作的、共同追求历史真实性的作品，它不同于个人记忆（包括选择性记忆、错误记忆）的笔记，也不是采访人与报告人我问你答、你说我记的实录。

读了《寻找祖国三千里》，我想谈两个看法。

1.《寻找祖国三千里》引述的多是让蓝博洲有意搁置、晾了多年的口述史报告，有的甚至是报告人逝世多年以后才被披露的。

时间会证明一切。由于某些原因、出于某种动机，有报告人会做夸大其词的报告（统派学者、也是“我的朋友”的王晓波教授曾斥之为“黑白讲”）。此种报告经不起时间的证明，经过若干时日，连报告人也不敢如是说了。这是“晾了多年”的一个好处。在蓝博洲面前和笔下，失实的报告全然没有被采信的空间。另外，合于“不影响当事人生计和生活”的学术伦理，有些报告迟后发表才是正当、合理的。

2.《寻找祖国三千里》也引用了某些审讯记录。我曾在一次学术演讲里说：“在我看来，审讯记录简直是另类的口述史。其格式完全合于口述笔录：有访谈（审讯）时间、地点、访（审问者）谈（受审者）双方的问答（包括追问和补充问答）及签名；其解读原则也包括了‘硬伤’和‘硬道理’：尽可能不发生误读历史的‘硬伤’，尽可能发现近于历史真实的资讯。”我曾想，审讯记录里的受审人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包括严刑拷打、威胁恐吓以及关于组织、战友、亲人安危的考量），这是其“另类”的特点。读了《寻找祖国三千里》始知，台湾政治史的报告人也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包括对“祸从口出”和“历史悲剧重演”的担忧）。蓝博洲用什么赢得报告人的信任呢？是他恪守学术伦理的人格力量。

祝贺我的朋友蓝博洲又出了一本好书。 

2017年10月4日记于北京

我们一定要 

刘醒龙

此刻在由哈尔滨开往武汉的G1276次高铁上，车窗外初夏阳光灿烂，即便是舆论界一天到晚都在研究、片刻不曾断过呼吁、人人都会说的已经“经济沦陷”的东北三省，依然表现得欣欣向荣、生机勃勃。如果不是思想深处由于沿途出现的站名而引起一道道阴影，真的无法想象，从东北到华北再到中原，大半个中国曾经水深火热、灾难深重。昨天晚上还在沈阳，下榻的酒店位于皇姑区。作为行政区划的皇姑区，来源于皇姑屯。身在这个用国人之血写在近代中国史上的小地方，读着《寻找祖国三千里》的文稿，历史沉重得令人喘不过气来。

博洲嘱我为简体字版《寻找祖国三千里》写序，既深感他的不易，也心知这文章写得不易，成文之后还有更多不易等在那里，却没有料到会用这种方式开篇。

认识博洲是在2012年4月英国伦敦的国际书展上，他不修边幅的模样，在那种地方颇有侠义剑客之风骨。某天，我们一起去剑桥转转。转到后来他人不见了，全车的人都在等他。那么多人就我事先要了他的手机号码，拨打过去，才知他是沿着剑桥走了一大圈，别人走的是

相反方向，只需走一小圈。当时还开玩笑，说博洲是在宝岛台湾绕圈走惯了。博洲很严肃地笑一笑，说台湾就那么大，只要不走到海里，永远也走不丢。即便是说笑，这一句走不丢，也将他在宝岛台湾生活的不易体现无遗。

在伦敦的那一个星期里，博洲的神情让我总是记起几年前在巴黎书展上见到的另一位来自宝岛台湾的作家。那次书展期间，正逢台湾选举，中国国民党候选人连战，由于两颗阴谋的子弹以些微票数败给“台独”分子陈水扁。那天与两岸作家同台讲演，同样来自宝岛台湾且公开表明自己投票支持陈水扁的某女作家，脱离文学主题，就连战败选，对另一位来自宝岛台湾且支持连战的作家极尽挖苦嘲笑之词，并夹带一些亵渎历史的妄评。也是由于沮丧和痛苦，当然也是个人修养与品行，这位作家以沉默作为回应。倒是我自己，在随后的发言时间里，用中国文学的“汉奸”一词与法国文学中的“法奸”一词，在两国历史书写中的作用说了一番话。那场讲演中还有一个小插曲。讲演结束后，担任同声翻译的中国籍女翻译，从“玻璃屋”中冲出来，当众拦住我，眼眶湿润地说，这么多年，在担任同声翻译过程中，受够了国际上那些坏蛋恶棍的气，受职责所限，那些恶棍坏蛋在发言时所说的中伤中国的话，她不得不如实翻译，每次翻译那样的话时，就像自己往自己的心窝里捅刀子。这一次她太开心了，所以故意将“汉奸”这个词加重语气翻译出来。

2016年5月，在山西介休的一个文学活动上，与博洲再次相逢（那个女作家也来了）。几天相处，天天深谈到凌晨，说起那段旧话，博洲说，他们在台北，不仅白天挨刀子，就是夜里做梦时也会挨刀子，而且这刀子是各种各样的，除了对方的，有时还有所谓己方的。而最最令人痛心的话，是某个时刻，谈到台湾前途，谈到统一的可能时，

博洲突然说了一句，只怕在统一之前，我们这些人会先被那些“台独”分子祭旗！自介休分手之后，在很长时间里，人正好好的突然记起博洲这句话，身上不由得立即打了个寒战。这寒战的起因，也有在介休彻夜长谈时，博洲泣血一般的言说，台湾一切问题的根源在于“反共”。他列举了一些重大事件的背景，让人想到，其实两岸这般人士，在演着双簧，目的都是用来掩盖“汉奸”之本质。那次见面，博洲提起自己有新作《寻找祖国三千里》，不久就通过互联网将电子文本发过来。通篇读毕，不能不感想，现时的博洲正是文中主人翁的生命重现。那个为了投身保卫国家的抗日战争，不惜无数次冒险，行程数千里，从日本殖民统治的宝岛台湾出发，经过朝鲜进入东北，再一路辗转来到抗战中心重庆的热血青年吴思汉，简直就是如今身居台北，以笔为旗的著名作家蓝博洲。

博洲笔下，见不到这些年受益于自由行政策的中国青年们所追捧的淡水河、阿里山、澎湖湾，不是那别致的咖啡屋不上眼，也不是对原始山水无情，更说不上那些海水沙滩不文艺。博洲的才华有如春江花月般华彩，骨子里透着“春花秋月何时了”的悲悯，品格却是“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般壮怀激烈。博洲以一己之力，从宛如花莲外海那种深度的历史中，打捞出台湾近现代史中讳莫如深、被刻意遗忘的那一部分。做这种事，需要将自己先燃烧起来，不如此不足以先照亮自己再照亮别人。写这样的作品，则需要自身如良医，能体会罹患顽疾绝症者最深的伤痛，并用这样的伤痛警示当今。

把我的尸身用火烧了，撒在我所热爱的这片土地上，也许可以对人们种空心菜有些帮助呢！

——郭琇琮（1918—1950）

祖国啊，请你看我一眼，你的台湾儿子回来了！

——吴思汉（1924—1950）

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原乡，才会停止沸腾！

——钟理和（1915—1960）

吴思汉们当年说过的话，没有哪一句没有意义，也没有哪一句失去了意义，博洲将其呈现出来，这些身披历史尘埃的先贤遗愿，更具现实震撼力。

小时候，曾有许多政治口号，其中最耳熟能详，也最深入人心的一句是：“我们一定要……”后面的四个字在后来的中国社会生活中省略不写了。这四个字不会因为没有写在书面上而彻底消失，相反，这四个字所承载的丰富理想早已溶进血液深潜在我们的躯体内，像森林之根早已深扎在莽莽山野之上。如今的祖国像高山一样，足以怀抱天下儿女。

博洲的新作中有部分文字曾发表在我主编的文学杂志《芳草》上，并被第五届汉语文学女评委奖的评委们一致评选为大奖，颁奖时的授奖辞是我亲自写的：

文学的伟大在于永远遵循从常识中发现伟大的基本规律。文学的伟大不是让人炫耀，而是潜入灵魂的激荡。一部大作品必须具有相应的胸怀和气韵，也要有般配的风骨与力量。蓝博洲的《寻找祖国三千里》体现了当下难得一见的此种文学常识，罕有的平静文笔，写尽宝岛台湾一代年轻人的家国苦难。不为文本凭空欢叫，文本的魅力才格外彰显。抛弃仅凭浮华辞藻流传的情感，现实的宿命虽然平淡无奇，更能贯穿时空。这些从历史中打捞出来的个人史，将深不见底的历史

重新照亮，也重新见证了文学的光辉！

这世界总是由许多柔软的文字占着每一天的书刊报章版面，这样的流水日子过上几十年，到头来终将发现，占据一代人心灵，并塑造一代灵魂的唯有博洲这样的雄壮、阔大，深远的文品。 

2017年5月21日

G1276沈阳至郑州

序曲

1945年12月19日起，一连七天，《台湾新生报》日文版刊载了一篇题为《思慕祖国不远千里：一台湾青年的归国记》的文章，作者署名吴思汉。

通过这篇报道，吴思汉报告自己为了参加祖国的抗日战争，不惜放弃京都帝大医学部学业，只身穿越朝鲜半岛，过鸭绿江，潜入东北、华北沦陷区，再突破前线封锁，深入内陆地区，最后终于抵达重庆的艰难而曲折的过程。

在光复不久、对祖国的热情犹未冷却的台湾，吴思汉的经历感动了无数的读者。尤其是在青年知识分子之间，他那寻找祖国三千里的故事随即成为人们口耳相传的一则时代传奇。吴思汉也成了当时的传奇人物。

然而，五年不到，1950年11月29日，“二二八”后改组易名的《新生报》却刊载了一则题为《不法叛逆危害党国十四匪谍枪决》的报道。这一次，吴思汉成为“匪党支部书记”，而于前一天的清晨六时，与同案郭琇琮、许强等医界精英，在马场町刑场“明正典刑”。

第一章：还给我们祖国啊！

风俗习惯语言都不同

异族统治下的一视同仁

显然就是虚伪的语言

虚伪多了便会有苦闷

向海叫喊：

还给我们祖国啊！

未曾见过的祖国

隔着海似近似远

梦见的，在书上看见的祖国

流过几千年在我血液里

住在我胸脯里的影子

在我心里反响

——巫永福《祖国》（陈千武译）

第一次听到吴思汉的名字及其传奇经历，是1987年3月参与《人间》杂志“二二八民众史”专题制作而采访台湾坐牢最久（三十四年七个月）的政治犯林书扬先生时偶然知道的。林书扬先生说，光复那年，本名吴调和的吴思汉在《台湾新生报》发表《思慕祖国不远千里》的报道文章，引起了轰动效应，也因此，他与同案牺牲的郭琇琮和许强医师，以及传说在鹿窟山区被蛇咬死的小说家吕赫若，在当时的台湾青年之间赢得“台湾四大才子”之名。

从此以后，我被吴思汉流星般灿烂而瞬间消逝的悲壮的生命传奇吸引了。为了理解像他那样的殖民地台湾青年的身份认同之旅，我开始寻访吴思汉生前的人生轨迹。

莲乡白河

台南县急水溪流域白河镇的莲花以及附近关子岭的温泉是有名的。每年花开的季节，南北各地的游客纷纷来到这里，赏莲、洗温泉。我不是风雅之人，更没有那份闲情逸致，可也来到这个莲花之乡。仅仅因为几个日据时期台南二中毕业的20世纪50年代白色恐怖政治受难人提供的信息——吴思汉的父亲当年好像在白河中山路开一家汉药店。我几次来到台南县白河镇，然而，因为没有认识的人介绍，我怕惊扰了唯一还住在那里的吴思汉的最小的弟弟，反而无法进行采访工作，于是几次在白河街上犹然挂着褪色的“匀和汉药房”招牌的对街徘徊，不敢贸然登门拜访。我只能走到不远处的白河国民学校。那里原是日据时期吴思汉曾经就读六年的白河公学校。我坐在小学操场的秋千上百无聊赖地荡着，在同样的天空下，想象着当年的殖民地孩子是怎么度过他的童年的。

一直到1993年3月13日，借着出身台南麻豆的林书扬先生返乡探亲之便，我从台北驱车南下，与林先生会合，然后在太阳落入远方的地平线之前，赶往新营。当夜色降临的时候，我们终于在离新营火车站不远处的中山路上找到当年与吴思汉同案被捕、处刑十年的难友胡宝珍医师的那家小诊所。胡医师同时也是吴思汉在日据时期州立台南二中的学弟。当天晚上，我对胡医师做了初步的采访。第二天早上，我又通过胡医师的介绍，见到了1935年出生的吴思汉的二妹吴金莺女士，并做了有关吴思汉生命史的采访。

第二年的3月31日，我又通过吴金莺女士的介绍，在高雄市大港街的铁路局员工宿舍，采访到了1922年出生的吴思汉的大姐吴金雀女士。

这样，通过两姐妹的叙述，我终于初步了解了吴思汉的家庭背景。

现在，历经多年的寻访与材料搜集之后，这篇关于殖民地台湾青年吴思汉寻找祖国三千里的身份认同之旅的故事，就要从他的父亲吴匀的苦学出身谈起。

尾声

叙事者：白河吴家的悲剧故事并没有随着吴思汉的生命结束而画上句点。时代的风暴依然在这个已经饱受撕裂的家庭余波荡漾着。

首先就是判决书主文所云“全部财产除酌留其家属生活费没收”的具体处置了。

1950年12月15日，“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司令吴国桢检发“台湾省警务处”刑警大队“郭琇琮等判决正本乙份”，并“希即分别查明该郭琇琮吴思汉等十一名之全部财产并查明各该犯之家属人数（载明家属姓名称谓身籍职业等及其生活状况）分别列册报凭核办”。

“台湾省警务处”刑警大队随即派台南县警察局新营分局调查吴思汉的财产目录及家属名册。

12月29日，吴匀在新营分局列册的“查点吴思汉财产目录”的“保管负责人”名下签字，声明：“兹依照右记目录之财产确实保管无讹，若有遗失损坏情事，愿受军法上最严厉制裁。”白河镇长、里长、邻长及联保人四名则在“兹依照右记目录之财产确负监管之责，若被藏匿或搬逃愿负赔偿之责”的声明之后签名。

1951年4月5日，“台湾省警务处”刑事警察总队兼总队长刘戈青“汇案造具”吴思汉与“郭琇琮等十名家属调查表乙份”暨“吴思汉财产目录乙份”等一并电请“台湾省保安司令部”鉴核。

1952年1月18日，“台湾省保安司令部”为“郭琇琮等叛乱一案十一名被告”的“财产可供执行没收情形”，电请周至柔“核备”。内云除郭琇琮、许强、谢桂林三名医师之外，其余“吴思汉等八人均无财产”。

财产没收的问题暂时解决了，但风暴却还没有平息。

就在吴思汉刑死马场町之后不久，他父亲吴匀又莫名其妙地被逮捕入狱。

吴金莺：大哥死后不久，我爸爸也被抓去了。抗战胜利后，我爸爸在天津、大连的店都被没收了。我爸爸是提得起放得下的人，他不会因为财产没了而感到失志。回来台湾后，他就把生意收起来，开汉药店，自己做中医师。这样，他也能够维持几个孩子的求学。当时家里虽算不上有钱了，可也过得还好，要吃、要穿，都不是问题，比起别人来，家境还是相当不错。所以，我爸爸一直感到纳闷：我大哥为什么要去管那些事？其实，他根本不知道我哥哥在外头干了些什么事。

我爸爸被关时，家里已经没什么钱了。我妈妈只好变卖房子、仓库、田地等不动产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她每天都会弄好吃的饭菜，让就读台大的二哥送去给爸爸吃。

我爸爸的生活能力很强，能屈能伸。他被关了十个月左右才释放出来。回来后，大概是怕再连累其他人吧，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家里所有的大哥的照片统统烧掉。他虽然没有因此而失志、酗酒，但从此以后，他什么都放在自己心里，什么也不说。就连对我妈，他也从来没谈过被关的那十个月是怎么过的。一直到1980年过世，他也没有向我们说过什么，一句也不曾说。他只叮咛我们：什么都不要管，尤其是政治。他叫我们话不能乱说。

那时候的国民党实在太残酷了。像我最小的弟弟，当时才六七岁而已，可他走到哪里都有人在跟踪。还有，个性活泼又好客的大弟考上台大土木系，请了好多朋友到家里唱歌、跳舞；他们也说这样不行。你想，我大哥发生事情的时候，他才小学六年级而已，到他上大学，已经过了几年了，可它还这样。后来他也不能出国。实在是有够过分。

叙事者：白色恐怖的阴影显然是深深地烙印在受害者的家属的内心深处的，即便是在吴思汉已经被枪决四十三年之后、戒严令也已解除的1993年3月13日，吴金莺女士在谈到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时仍然余悸犹存，再三交代我，绝对不能把这段谈话写出来。如今时间又过去了十六年，无论是岛内政局与两岸关系都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决定违背当年采访时的承诺，把它写出来，为的不是消费他们的悲情，以此进行政治斗争，只是希望人们能够因此记取历史的教训，不要让这种无条理的政治所带来的悲剧再度发生，如此而已。

吴思汉的母亲已于1974年逝世了。那么，面对从小乖巧秀异的长子的悲剧，她又要如何煎熬过来呢？我虽然于心不忍，还是向情绪依然纠缠在悲伤当中的吴金莺女士提了出来。她在继续述说之前，拿了桌上的纸巾，轻轻地擦拭了刚刚想要抑制却还是流了出来的眼角的泪水。

吴金莺：自从知道我大哥出事以后，我妈妈每天都在盼他回来。我大哥原本对学医没兴趣，可我爸坚持要他念，他不得已只好妥协。因为这样，起先我妈会怪我爸，说他若没叫我大哥去读医，他也不会跑到大陆去，也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其实，我们那时候也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若知这有生命危险，怎会让他去……不过，各人有各人的思想。如果说是生病没法度医，也就算了，那么巧、体格那么好的人却……但是我认为，我大哥会走这条路主要是因为他同情农民和工人。那时的农民、工人真的很可怜。就我所知，只要两千块，就可以要一个女孩子给你做到二十岁。我大哥被枪决，对我妈当然打击很大，她很伤心，每天都在哭。可等到我爸又被抓走之后，她就不再哭了。她当时五十几岁，虽然没读书却很能干。那时候，家里都是她一个人在打理，不论是出外借钱或是……我妈妈很有量，心肠好是出名的。她很疼小孩，连养女都疼，一直到她过世前，她经常抱憾地说，如果我大哥和大嫂生有一个孩子，那该多好。

吴金雀：那时候，我弟媳也没生，实在很可怜。我那弟媳很好呢！她对我们不输亲姐妹。我弟弟很会拣，拣到一个那么漂亮又有情的老婆。我弟弟死后，她说她不要再嫁。她很孝顺。我父亲去台北住院时，也是她最孝顺。她没生一个孩子，又始终没再嫁，实在可惜。

吴金莺：我大哥死后，大嫂就到银行做事，一直做到退休。每年清明，她都会回来白河祭墓。她很照顾我们姐妹。我在台北读书时，每逢假日，她都会邀我去吃饭。因为怕连累其他人，大嫂早就把大哥的照片都烧光了。她珍藏的一皮箱大哥给她的书信，也在后来搬家时弄丢了。大哥的历史就像被烧掉的照片与遗失的书信那般随着时光的流逝而灰飞烟灭了。然而，大嫂仍然终生守着她对大哥的爱恋未再改嫁。那时候，仍然有好多人在追她，也有好多人帮她介绍对象，可她都不要。我曾经问她怎么不再找个对象结婚，她就笑我说：你怎么讲得那么简单！一个人的感情怎么能轻易就……她说，我还太小，不懂。她总是这样说。

邱奎壁：台南二中时特别疼爱吴思汉的四年级级任导师矢野，战后当过琉球县长，后来他到台湾旧地重游时听到吴思汉牺牲的消息，非常难过地流着泪说：“像这种人才，想不到因为这种事情就这样死了。实在可惜啊！是啊！可惜了这样难得的人才。”

颜世鸿：吴思汉与郭琇琮是不同的典型。他的人生虽然走的也是台南二中、台高、京都帝大医学部的秀才路线，却不大肯定作为个人的自己在历史上的角色。但是，他对生命与死亡都是认真的。像他这等脑袋，不知十年是否能有一个。那是一个大量生产才子的年代，可你若要他们走路，一颗子弹就够了。然而，他们的死亡却像1927年4月的爱国志士一般，只是被当作一个数字，轻易地处理掉了……我想，吴思汉如果当一个自私的、高高在上的才子，大概也就不会有这个下场了。可我相信，当年，他只是凭着一颗炽热的爱国心，不计个人前途，冒着生命危险，忍饥受寒，苦苦地寻找祖国三千里。为什么当权者宁可让这颗心停止跳动，却不紧紧地抓住它呢！

叙事者：关于殖民地台湾青年吴思汉的身份认同之旅的故事，我只能说到这里。此时此地，“身份认同”的问题，在时代与政客长期操弄下，已经变得极其复杂而敏感。我想，他那为了抗日而寻找祖国三千里的传奇恐怕也不会再让新一代的台湾青年有所感动了吧！而他最终死于白色恐怖的枪口下的悲剧命运也恐怕只能让那些不愿或不想当中国人的台湾人当作必须“去中国化”的典型教材吧！

即便如此，历经多年的寻访之后，写到这里，我脑中浮现的却是李纯青在追忆吴思汉的那篇文章的其中一段话：

这位台湾青年从台湾跑到重庆来，要求参加抗日。在大陆人地生疏，没有一个亲友，他抛弃家庭，跋涉万里，像虔诚的宗教徒般，投奔重庆朝圣。谁能理解这种意志，这种心情呢！

谁能理解？

也许只有台湾人理解。

人类进化经过鱼的阶段。人在进化过程中还保留着鱼的本能。好多种鱼，例如海鳗，从大西洋藻海，与狂风恶浪搏斗，洄游数千海里，游到自己素不相识的父母的故乡。这位台湾青年，也许就是这种鱼的本能的表现吧。

问题是，因为国际冷战与国共内战的双战结构而被扭曲了的台湾历史，什么时候才会给这样的殖民地青年典型的吴思汉恰如其分的定位呢？

作者简介

蓝博洲，1960年生于台湾省苗栗县，毕业于辅仁大学法文系。1983年开始发表短篇小说。1987年加入陈映真先生创办的《人间》杂志，从此展开迄今仍在进行的台湾民众史调查、研究与写作，是*早揭露与研究台湾白色恐怖历史的作家。

曾任杂志编辑、报社专栏记者和政经研究员，台湾中央大学新锐文化工作坊主持教授，香港浸会大学国际作家工作坊访问作家，台湾东华大学驻校作家，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计划主持人，北京大学人文基金高级访问学者，时报出版公司“台湾民众史”丛书特约主编，TVBS《台湾思想起》电视节目制作人。现任中华两岸和平发展联合会主席、辜金良文化基金会董事长。

主要著作有纪实文学《寻找祖国三千里》《幌马车之歌》《台共党人的悲歌》，长篇小说《藤缠树》《台北恋人》，传记《消逝在二二八迷雾中的王添灯》《春天：许金玉和辜金良的路》，散文《战风车：一个作家的选战日记》《你是什么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