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毅夫及团队20余年研究与实践，能够解释中国各地区发展原因，能够指明中国发展方向，可以适用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方法论，开创中国人自己的经济学理论。
★ 重新梳理中国经济的发展逻辑，对经济发展经验和教训进行系统性总结。
★ 对地方政府、产业发展有实际指导作用。
★ 林毅夫全新序言，展望新局势。

★近期内容，收录林毅夫教授近三年演讲、论文。
★颠覆认知，以新结构思维重新认识中国经济。
★国际视野，林毅夫教授林毅夫拥有政界和学界多年的经历，谙熟东西方经济、文化，他的观点理性、客观，逻辑清晰，表达准确，他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新结构经济学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应用有相当的发言权。
★理论创新，属于中国和发展中国家自己的经济学理论。
★结合热点，涉及双循环、老龄化、GDP增速、大国关系等热点议题。
★切实可行，地方政府可以遵循新结构经济学逻辑进行产业改造升级，有成功案例。


《论中国经济的发展》不仅是关于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解释，也是一次围绕中国发展经验的深度总结，更是具有实际指导意义的经典之作。
在林毅夫教授的带领下，新结构经济学研究团队坚持从中国的经济实践出发，一以贯之，不断对中国的经济现象和政策进行独到、深刻和系统的解读。
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深度融入中国经济的政策实践，根据各地发展实际和比较优势，提出经济发展思路和具体解决方案，梳理出中国经济发展的两大优势，总结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并点明“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内涵。
这本书通过理论阐释和案例分析，让我们科学认识关键技术“卡脖子”、人口老龄化、产业结构升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迎接中国经济学家新世纪等重要问题，表明新结构经济学能够有效指导实践，助力中国乃至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真正实现知成一体。
无论是对于政府有关部门、政策制定者、企业及其管理者，还是关心国家经济发展趋势的个人，这本书都能帮助其更好地理解中国经济发展逻辑，做出更有益于未来的决策。
 中国为什么会成为领跑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应当如何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发展潜力如何？中国经济的飞速稳定发展对世界经济究竟有哪些积极影响？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当下，林毅夫教授从新结构经济学出发，对脱贫攻坚、医疗改革、绿色经济、双循环战略和共同富裕等经济政策进行解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国际形势、读懂中国经济，从而做出正确的决策。
书中还对当前的热点问题做出了回应，分析了中国经济未来的挑战，并预测了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潜力，剖析了中国的发展优势，针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痛点、难点问题给出了解决思路。
对于想要知道如何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想要了解中国经济发展历程、想要洞察新结构经济学理论魅力的读者而言，这本书值得再三阅读。
本书汇集了林毅夫老师2018-2020年来关于中国经济和发展的一系列文章，用通俗的语言和生动的实例，系统地回顾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与改革经验，深入浅出地讲解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热点问题。
面对世界经济不确定因素增多、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2020年疫情突发等一系列新形势下的新变化，林毅夫教授从中国经济自身的发展落脚，分析了中国的发展经验及其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启发，他认为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且到2025年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因此，中国必须要有自己的发展理论，要有自己的理念解读和创新，他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格局、金融如何推动增长、十四五时期的发展方向等，包括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合作前景等，都做了深度解读。


序    言   论中国经济的发展
前  言  中国经济的世界意义与世界表述 

第一章  新结构经济学自主理论创新 
从“西天取经”走向自主创新：中国经济学科发展方向探索
现代经济学的引进与自主创新
中国经济学理论发展与创新的思考 
新结构经济学在新中国的创立及其理论创新
现代经济学的结构革命 
坚持实事求是的理论创新
新结构经济学的机遇和责任
引领未来世界经济学理论新思潮 
以“常无”心态研究新结构经济学

第二章  新结构经济学引领高质量发展 
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高质量发展
在历史的大视野中寻求解决“三农”问题的中国方案
从新结构经济学角度看我国当前的财政政策调整
GDP 增长目标与中国经济发展
新结构经济学与 GDP 增长目标
浦东开发开放将在新发展格局中发挥关键引领作用

第三章  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中的产业转型与升级 
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在贵州及全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
农业是经济转型、食物安全和营养的关键
战胜命运与定西马铃薯产业发展经验
“十四五”时期中国产业升级的新机遇与新挑战
从产业发展路径来看“十四五”规划
助力中小微企业，共渡疫情难关
解读《吉林报告》
有为政府与定西马铃薯产业发展经验：新结构经济学的解读

第四章  关于产业政策的讨论 
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产业政策
我们需要继续研究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与我国经济的发展：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
评“竞争政策还是产业政策”

第五章  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产业结构升级与共同富裕
中国的目标不应只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十四五”时期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及解决思路

第六章  中国经济学家世纪的到来 
关于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的思考与建议
吾道不孤
21 世纪，世界经济学研究中心在中国
21 世纪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
迎接世界级经济学大师在中国辈出时代的到来
中国经济学家一样能够获得诺贝尔奖 

后  记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中国经济学家世纪的到来
前　言 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新挑战与应对

第 1 章 构建新结构经济学：大道与药方
为什么说新结构经济学是最好的选择
推动经济学理论的自主创新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新结构经济学
新结构经济学大道上后来者注意事项
新结构经济学“药方”

第 2 章 中国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
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具有两大优势
中国经济如何应对不确定性
中国经济发展与人类社会繁荣之路
“中国经济崩溃论”站不住脚

第 3 章 国内国外“双循环”经济结构
构建新发展格局，机遇大于挑战
加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发展的必然
新发展格局是必然和共赢的战略选择

第 4 章 创新如何激发社会活力
要释放和保护每个人的创造力
创新的关键理念与举措
打造创新策源地的核心竞争力
中国发展实践是理论创新的“富矿”
抓住新产业革命机遇，实现换道超车
创新、知识产权与经济发展

第 5 章 脱贫攻坚、医疗改革与绿色发展
中国的脱贫经验行得通
新发展格局下的乡村振兴战略
中国医疗体系的发展历程与改革探索
中国如何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第 6 章 大国关系的新动向与地区经济合作
我所认识的斯蒂格利茨与美国真相
疫情及单边主义双压力下，中国经济发展如何破局
应对全球经济下行，中国政府该怎么做
应对中美关系，开放式发展是硬道理
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对波兰的积极影响

第 7 章 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与发展态势
政策制定必须考虑实际国性
中国依然具有后发优势
中国经济的挑战、底气与后劲
经济学家当不辜负时代
“十四五”迈向高收入国家
2035 年远景目标如何实现

后　记 新时代的中国和世界

代序  经济学家别辜负中国这个研究富矿    /  V

第一章 中国成就来自何处
李约瑟之谜和中国的复兴    /  003
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何来    /  019
回望中国民企发展40年    /  023

第二章 中国发展的启示
中国发展带来的几点启示    /  033
发展中国家可以向崛起的中国学什么    /  036
中国经验有助于世界消除贫困    /  039

第三章 中国要有自己的经济理论
十九大后中国新发展理念解读    /  051
从70年发展看经济学理论创新    /  057
中国经济学家要有更大的格局    /  070

第四章 如何做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
为何要研究新结构经济学    /  077
什么是新结构经济学    /  079
什么是新结构经济学研究    /  093
怎么做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    /  100

第五章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看增长
如何理解新结构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的结构革命    /  119
创新、知识产权保护与经济发展    /  134
“因势利导”与“反弹琵琶”并用，发挥成渝优势    /  142

第六章 金融如何推动经济发展
新结构经济学与最优金融结构理论    /  149
金融创新如何推动高质量发展    /  156

第七章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历史必然
新发展格局是必然和共赢的战略选择    /  187
双循环提出的深意与落实中的关键点    /  194
中国要理直气壮地支持和引领新工业革命    /  203

第八章 “十四五”当迈向更高处
当前形势下国内外宏观经济走势判断    /  213
新冠肺炎疫情与中美摩擦双重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发展    /  216
经济结构转型与“十四五”期间各地的高质量发展    /  222
保持发展定力，实现逆势增长    /  231
激励企业实现绿色工业化    /  238

第九章 全球合作带来共赢
世界经济新动向    /  243
新形势下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  251
疫情下的全球经济及中国应对    /  255
中国经济与中美关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  260
我对中美贸易摩擦的三点看法    /  270


林毅夫，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教授、院长，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膺选为世界科学院（原第三世界科学院）外籍院士、英国科学院外籍院士。1994 年创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并担任主任一职。2008 年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成为担此要职的发展中国家第一人。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探索者”，获“改革先锋”称号。
王勇，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学术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新结构经济学研究联盟秘书长，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曾在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等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数十篇论文。荣获第八届教育部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与首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青年学者奖。曾担任China & World Economy（SSCI）与Economic Modelling(SSCI) 期刊副主编。曾任职于世界银行与香港科技大学。
赵秋运，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研究员，国内发展合作部主任，新结构经济学知识产权研究院院长助理，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博士。曾在Chinese Management Studies、The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金融研究》等核心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主持或参与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以及地方政府智库类项目等。曾获全国经济学博士后学术论坛一等奖、谭崇台发展经济学奖学金、上海青年经济学者论坛二等奖等奖项。
林毅夫，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教授、院长，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膺选为世界科学院（原第三世界科学院）外籍院士、英国科学院外籍院士。1994 年创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并担任主任一职。2008 年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成为担此要职的发展中国家第一人。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探索者”，获“改革先锋”称号。
林毅夫，
林毅夫，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教授、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1994 年创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并担任主任一职。2008 年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成为担此要职的发展中国家第一人。2012 年在世界银行的任期届满，返回北大，继续教学研究工作。

序言 论中国经济的发展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100年前的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落后的国家之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为了实现民富国强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 28 年艰苦奋斗，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了起来。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保持着平均每年9.2%的增长速度，以这么快的速度持续如此长的时间，这在人类经济史上是不曾有过的奇迹，中国人民富起来了。2010年，中国经济规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中国贸易总量跃居世界第一，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2014 年，中国经济规模（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2019年，中国人均GDP首次超过10 000美元。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减少了8亿贫困人口，对世界减贫的贡献率超过 70%。这些成绩，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 从 2021 年开始，我们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新征程里有两个阶段性目标：其一是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GDP 总量或城乡居民收入在 2020 年的基础上翻一番；其二是到 2049 年即新中国成立 100 周年时，中国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这两个目标时强调，我们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另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身处两个百年奋斗目标承上启下的关键阶段，我们希望出版本书能够更好地诠释如下几个问题。
第一章是关于经济学自主理论创新。自 1901 年严复翻译《国富论》以来，经济学在中国一直是社会科学的显学，尤其是1978 年改革开放以后，更是大量引进并普及西方经济学的知识。经济学理论来自对经济现象的总结或是为解决某个经济问题而提出，作为一个简单的因果逻辑，必然内嵌于理论产生地的经济、社会、制度等条件之中，随着这些条件的变化，盛行一时的理论也会被新的理论所取代，引进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并非“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由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经济、社会、制度等条件存在许多差异，发达国家的理论更非“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我国作为发展中、转型中国家，经济学理论要实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目标的统一，必须立足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的特性，分析总结我国的经验和问题，进行自主创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阶段及条件和我国相近，对它们来说，来自我国的经济学理论会比来自发达国家的理论更有参考借鉴的价值。新结构经济学是中国第一个社会科学的自主理论创新，是在中国乃至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新结构经济把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存在内生的结构差异引进现代经济学的分析之中，实质上是在推动一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结构”革命。
第二章是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理解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不只是一个经济要求，而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总要求”。我自己的体会是，最重要的是必须按照新发展理念来推动我们的发展。新发展理念有五个主要内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创新发展与过去最大的差异在于，过去的发展主要依赖于要素投入的增长，而创新发展则必须靠效率、质量的不断提高。这要求在技术、生产、营销等各方面不断创新。在发展过程中，我们也必须解决城乡之间的差距、地区之间的差距，同时，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也必须有所协调。发展必须做到使环境变得更好，也要具有可持续性，这就需要走绿色的道路。这样的发展一方面需要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另一方面也可以把中国发展带来的好处、经验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共享。最后，发展的成果、“收益”必须让全体人民共享，要缩小城乡差距、贫富差距。高质量发展必须同时达到上述五个维度，如何做才能避免顾此失彼呢？从新结构经济学角度来看，最重要的是，一方面要在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时遵循各地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另一方面要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这两只手的作用。首先，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下，按照各地的比较优势来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可以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经济会发展得更好，因为有效率，整个社会的资源也会增加得更快，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就有更多的税收，进而有更多的能力来解决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差距，协调区域、城乡的发展，企业也会有能力采用节能减排的技术来实现绿色发展；对于我们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我们可以多发展，并且将产品出口到国外，对于我们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可以利用国际资源（包括自然资源、技术资源等），实现开放发展；最后，发挥比较优势的发展效率会更高，而且具有可持续性，也可以创造更多就业，使更多的人共享发展成果。
第三章是关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中的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这一新论述的提出，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与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之间关系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政府与企业家的关系，就像冰山露出水面那一部分与在海平面下那一部分的关系，政府要做的是在水面之下那一大块进行“铺垫”，使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得以开发新产品、新技术，变成露出水面那一块。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不可偏废。所以，既需要有效市场，也需要有为的政府。政府有为以市场有效为依归，如果政府超过这个度就是乱为，如果出现了市场失灵，政府不去克服，就是不作为。必须有一个理论来评判，哪些做了属于政府有为，哪些做了就变成乱为，哪些不做就是政府不作为，需要有理论创新。我们要研究什么样的政府的作为是真正帮助提高市场效率的。但不能因为政府有可能做错事，就建议政府什么事都不要做，那是因噎废食。
第四章是关于产业政策的讨论。虽然许多国家的产业政策不成功，但是尚没有不用产业政策而成功追赶上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以及继续保持领先的发达国家。因此，作为经济学家的责任不是因为害怕产业政策失败就对产业政策一概反对，或是因为产业政策是经济发展成功的必要条件就无条件地支持一切产业政策，而应该研究清楚产业政策成功和失败的道理，以帮助政府在使用产业政策时，减少失败，提高成功的概率。新结构经济学根据我国的产业和世界技术前沿的差距、新产品新技术研发周期的长短和是否符合比较优势，将我国的产业分为追赶型、领先型、转进型、换道超车型、战略型等五种，根据各种产业的特征，有针对性地发挥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两只手的作用，以推动我国的产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
第五章是探讨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2006年世界银行发布的《东亚经济发展报告》，首次以“中等收入陷阱”刻画这样一种现象：一些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人均国民总收入水平未能持续提高甚至倒退，因而无法顺利而稳固地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由中等收入迈向高收入，从直观上看是经济增长问题，但实际上涉及一系列结构性问题。只有解决好这一系列结构性问题，实现高质量发展，才能顺利而稳固地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这涉及三方面的重要任务。首先，持续推动技术和产业升级。我国人口规模堪比一个大洲，这样的巨型经济体可以容纳非常宽广的技术和产业谱系。在这个宽广的技术和产业谱系中，我国目前只有少数领域处于全球比较领先的位置，还有很多领域与技术前沿国家尚有较大差距。其次，缩小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提高社会流动性，实现更加包容的发展。从国际经验看，缩小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是成功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必要条件。未来我们需要不断改善宏观经济政策，使商品和要素的相对价格趋于合理，将使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处于比较合理的水平。
最后，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提高发展的环境可持续性。随着经济发展，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需求日益增长。为改善生态环境而采取的措施，如改善大气、水和土壤质量的措施等，固然会增加经济社会运行成本，抑制高污染高排放行业的投资活动和产出增长，但同时也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带动作用，因为生态环境监管措施会促进绿色环保技术研发和扩散，带动相关投资活动。综合起来看，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不仅不会拖累经济增长，而且将为经济持续增长创造良好的技术、环境和社会条件。更重要的是，这些结构性目标并不仅仅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手段，它们本身就是经济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意味着全球生活在高收入经济体中的人口比重将由现在的 16% 增加到 35% 左右。届时，不仅 14 亿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将极大改善，而且将为其他 50 多亿中低收入国家和地区人民的发展提供更大的市场空间和更丰富的技术来源，也将提供更多的中国经验，以帮助这些国家管理自己的发展进程。这将是中国对人类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
最后一章是关于我们如何迎接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到来的探讨。现代经济学自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后才从哲学当中独立出来而成为一门社会学科。从1776年到二战，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在英国，引领世界经济思潮的大师不是英国人，就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其他地方的经济学大师数量非常稀少。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现在，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在美国，引领世界经济学思潮的大师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其他地方的经济学大师数量非常稀少。为什么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和大师产生的中心，会呈现出这么一个时空的相对集中性？这是由经济学理论的本质决定的，任何理论都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因果逻辑，那么，如何决定一个理论的重要性？理论的重要性决定于其所解释的现象的重要性，发生在世界经济中心的现象就是重要的现象，这个地方的经济学家在解释经济现象时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便，因此，当英国是世界经济中心时，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在英国，大师级的经济学家多出于英国，当世界经济中心转移到美国时，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和大师辈出的中心也转移到美国。
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之冠，中国特别需要好的经济学研究。中国的经济学研究，现在已经从原来的跟随国际主流，逐渐走向自主理论创新。从经济理论的本质和历史的经验看，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世界经济的中心不断从西方向中国转移，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和大师辈出的中心也必然转移到中国来。我非常期盼中国的经济学家们能够抓住这个时代的机遇，不辜负这个时刻的到来！
前言 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新挑战与应对
2021 年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既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开启之年。 2021年“两会”最重要的任务是讨论通过《“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我很高兴有机会对此做一点解读。
2020年举行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总书记在给《“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建议时谈道：“……处理好开放和自主的关系，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2019年5月21日，他在主持召开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座谈会时曾说：“领导干部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 我想从这个角度来谈谈中国未来经济的挑战与应对。
各界人士应该都关注到，中国未来的发展确实有很多挑战，包括人口老龄化、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日益增长的期望等，同时还面临着新的科技革命、中美关系摩擦等。
面对这么多挑战，在《“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以及中央发布的各种文件里面都谈到，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所以，在具体阐述挑战之前，我想先谈谈中国2021—2035年的发展潜力有多少，发展态势到底如何，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
正确认识中国未来的发展潜力
我借用一个开玩笑的比喻。京巴狗或藏獒小时候都非常小，个头差不多，而且看起来都像小狮子。但如果你养的是京巴狗，不管你多努力，都不可能把它养成一条大藏獒；如果你把藏獒当成京巴狗养，倒真有可能把它养成一条京巴狗。这是因为京巴狗与藏獒的生长潜力大不相同。所以，看准潜力非常重要。
应该如何看中国未来的发展潜力？从 1978 年改革开放到2020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9.2%，人类历史上从未有任何国家或地区以如此高的增长率持续这么长时间。我们都共同见证和参与了人类经济史上的这一奇迹。
对于未来，各界都很关心，可是目前国内外的学界和舆论界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潜力普遍不看好，总结起来大致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中国过去 42 年发展太快，是非常态，终归要向常态增长回归。根据国际著名经济学家、美国前财政部长、哈佛大学校长萨默斯的看法，中国会回落到 3%~3.5% 的常态增长。同时，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 World Tablea 第十版发布的研究数据，中国 2019 年年底的人均 GDP（国内生产总值），按照2017年美元的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达到 14 129 美元。有些学者用这个数字对比德国、日本，发现德国在达到人均 GDP 14 120 美元左右后的 16 年，平均每年的增长率只有 2.3%；日本在达到这一水平之后的 16 年平均增长率也只有 4.4%。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发展世界闻名。既然它们在抵达这一水平之后的 16 年平均增长率只有 2.3% 和 4.4%，那么中国 2019—2035 年这 16 年间的增长潜力也不会很高。这个推理听起来好像很合理。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已经开始人口老龄化，其他国家在出现人口老龄化之后，经济增长都放慢了，中国也难免会经济增长放缓。
上述研究似乎非常有说服力，但我个人不太同意。因为中国在过去这 40 多年里能够实现每年 9.2% 的增长有很多因素，但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充分利用了与发达国家的产业与技术差距所蕴含的后来者优势。
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经济要发展，生活水平要提高，就要靠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这就要求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发达国家的技术与产业处于全世界最前沿，其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必须靠自己发明，投资非常大，风险非常高，进步速度非常有限。历史经验表明，发达国家过去 100 多年来的常态增长是萨默斯所说的每年 3%~3.5%。然而，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与发达国家的产业与技术差距，引进成熟的技术作为自身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来源。这种方式的成本和风险都比较小。懂得利用这种方式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发展速度可以比发达国家更快。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正是利用这个优势实现每年 7.0% 甚至更高、持续 25 年或更长时间的发展，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3 个发展中经济体之一。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要看中国未来的发展潜力并不是看现在的收入水平，而要看中国现在跟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还有多大。
以德国和日本为例。德国人均 GDP 达到 14 120 美元左右是在 1971 年，那时已是美国人均 GDP 水平的 72.4%，无疑已经跻身全世界最发达的国家，已经用尽了后来者优势，要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都必须自己发明，经济增长速度自然慢下来。日本在1975年人均 GDP 达到 14 120 美元左右，当时达到美国人GDP水平的 69.7%，也成了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技术已经发展到世界最前沿，经济增长必须靠自己探索，发展速度当然也会慢下来。
中国在 2019 年人均 GDP 达到 14 129 美元，但只有美国同期水平的 22.6%。相比之下，德国、日本、韩国等其他发展得比较好的国家，是在什么时候人均 GDP达到美国的 22.6%的？德国是在 1946年，日本是在 1956 年，韩国是在 1985 年。德国从 1946 年到 1962 年，16 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 9.4%；日本从 1956 年到 1972 年， 16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 9.2%；韩国从 1985 年到 2001 年，在其间遭受亚洲金融危机出现一年负增长的状况下， 16 年平均增长率仍高达 9.0%。
从这些数据来看，中国未来 16 年（从 2019 年算起）应该也有大约 9% 的增长潜力，因为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家都已经实现。
对此，很多人又开始强调第二个原因，即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速。确实，面临人口老龄化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都较慢，但不要忘了，发生人口老龄化的国家多数是发达国家，老龄化到来时，其技术已经发展到世界最前沿，技术进步要靠自己探索，再叠加劳动力供给速度减缓，经济增速就更慢。
中国正在发生人口老龄化，但我们的人均 GDP 只有美国22.6%，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都可以利用后来者优势，还可以把劳动力从低附加值产业往高附加值产业配置来提高劳动生产力，这个空间仍然非常大。所以，如果中国能利用后来者优势，即使人口不增长，也可以比发达国家增长更快。
另外，中国目前正在逐步延长退休年龄，这有利于增加劳动力供给。而且，劳动力最重要的不仅是数量，而是质量，中国还可以提高人均效率水平。
我们再对比一下德国、日本、韩国在人均 GDP 达到 14 120美元左右之后 16 年的人口增长情况，看看人口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
德国1946—1962年的年均人口增长率是0.8%；日本1956—1972年的年均人口增长率是1.0%；韩国1985—2001年年均人口增长率是 0.9%。中国 2019 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是 0.3%，将来也许会降到 0。因此，即使不考虑把劳动力从低附加值产业配置到高附加值产业的可能，不考虑延长退休以及提高教育质量的可能，中国和日本、德国、韩国的人口增长率因素相比，顶多也就是 1 个百分点的差距。
因此，我认为到 2035 年之前，中国应该还有年均 8% 的增长潜力。相比德国、日本和韩国实际 9% 的增长，我考虑到人口增长因素，下调一个百分点。
当然，有这个增长潜力未必可以开足马力不顾其他因素去发展，因为中国要实现的是高质量增长，接下来必须解决好环境问题（包括碳达峰、碳中和），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等问题，还有中美关系摩擦带来的“卡脖子”问题。综合考虑这些必须应对的问题，以及 8% 的增长潜力，我认为，中国未来 15年（2021—2035 年）实现年均 5%～6% 的实际增长应该完全有可能。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十四五”规划提建议时曾谈道：“在征求意见过程中，一些地方和部门建议，明确提出‘十四五’经济增长速度目标，明确提出到 2035 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目标。不论实现哪一个目标，2021—2035 年都需要达到年均 4.7% 的经济增长率。
如果中国能够实现 5%～6% 的经济增长率，到 2025 年人均GNI（国民总收入）就会跨过 12 535 美元的门槛，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这将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因为直到现在，全世界生活在高收入国家的人口只占总人口的 18%，如果中国变成高收入国家，这个数字就会翻一番。到 2035 年，中国人均 GDP 应该能达到 23 000 美元（按照 2019 年的美元购买力计算），中国将会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从收入水平差距所代表的产业与技术水平差距的角度做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中国 2036—2049 年还有年均 6% 的增长潜力，再考虑到还有不少需要应对的问题，实现 4% 左右的年均增长率完全有可能。以此计算，中国到 2049 年人均 GDP 将达到美国的一半，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重要指标。
新冠肺炎疫情与中美摩擦
双重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发展

对中国来说，2020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是实现2012年的十八大提出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决胜之年。其中，两个重要的量化指标是“两个倍增”，即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中国能否在2020年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要实现“两个倍增”目标，中国在2010—2020年间经济需要保持每年7.2%的增速。从2010年到2019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速达到7.4%，2020年的增速需要达到5.3%。
经济增长靠的是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一种方式是靠技术的创新，每个劳动力可以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另一种方式是靠产业升级，用新的附加值高的产业取代附加值低的产业。这一机制同时适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后来者优势，可以用从发达国家购买包含有更好技术的设备或专利来实现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这种方式的风险成本小得多，速度也快得多。在2010年时，中国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只有当年美国的19.2%，相当于日本1953年、新加坡1970年、中国台湾1971年、韩国1980年时的情形，这些东亚经济体在此基础上分别实现了20年间每年9.3%、8.4%、8.9%和8.4%的增长。因此，从和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产业、技术差距带来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经济快速发展的“后来者优势”判断，中国从2010年开始有20年平均每年增长8%的潜力。有此增长潜力，要在2020年实现5.3%的增长应该是相对容易的。

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2020年1月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全国各地停工停产，消费下降，经济停摆。3月，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等国家成为世界疫情的中心，4月后，疫情也开始在美国、拉美、印度、南非大暴发，中国的出口受到抑制。因此，第一季度中国的GDP同比下降了6.8%。所幸，中国政府及时采取的防控措施相当有效，第二季度经济就出现了“V形”反弹，实现了3.2%增长，第三季度进一步提高到4.9%的增长，前三季度的增长率为0.7%，从全球来看，这一成绩得来不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0月份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预测中国2020年的经济增长将达到1.9%，我个人认为可能会略高于此，接近3%。不过，不管是2%还是3%的增长，都意味着中国无法如期在2020年底实现十八大提出的“两个倍增”的目标。然而第一个百年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建立10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建党100周年是2021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1年中国的增长速度将达到8%，所以，中国政府也可以在2021年时宣布如期完成“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

中美摩擦为何愈演愈烈

疫情总会过去，对中国影响更长远的因素是中美贸易摩擦。美国对中国有很大的贸易逆差，美国时任总统特朗普认为逆差代表美国吃亏了。实际上，美国向中国买的东西并不是美国无法生产，而是因为从中国买更便宜，贸易的产生是各个国家比较优势不同的结果。在二战以后，美国作为资本丰富的高收入国家一直都从国外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尤其是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东亚经济体进口。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因为工资提高，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失掉比较优势，这些产业就转移到工资水平低的中国大陆，它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也集中到中国大陆来。传统上美国对东亚国家的贸易逆差就很大，此前美国对外贸易逆差的80%来自东亚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最多时达到100%；现在美国对外贸易逆差中，中国的比重在增加，整个东亚的比重在降低。因此，美国对外贸易逆差增加并不是中国造成的，主要是美国国内因素造成的。逆差是消费过多、储蓄不足的结果，美国长时间持续逆差增大，主要原因是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特权，使美国可以增发货币在全球进行购买。
特朗普上台后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实际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美国2017年开始使用关税政策，但其2018年的贸易逆差还在增加，对中国的逆差增加了11.7%，显然加征关税的方式不能解决逆差问题。
除了贸易逆差，现在美国还以保护知识产权的名义对中国企业采取限制措施。各国企业之间可能存在侵犯知识产权行为，但是中国在1980年就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签约国，中国有知识产权相关法律，也有知识产权法院，如果中国企业有相关侵权行为，外国企业可以诉诸法律。过去10年，外国企业对中国企业的侵权诉讼84%是外国企业胜诉，同期，在美国，外国企业对美国企业的侵权诉讼，外国企业胜诉的比例只有50%左右。这些数据表明，中国政府并没有像美国政府指责的那样以国家行为鼓励中国企业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美方还指责中国政府强迫美国企业转让知识产权或技术，不过，美国企业到中国投资，目的不是把产品卖到中国市场，就是以中国为生产基地把产品卖到国际市场，不管是在中国市场还是国际市场，产品要有竞争力必须用最好的技术来生产，美国企业在中国用最新最好的技术生产，这是美国企业为了自身利润最大化所做的自发选择，不是中国政府政策强制的。
其实，美国对中国的各种指控和采取的措施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贸易逆差是借口，实际是为了抑制中国的发展。这与20世纪80年代美国采取类似手段压制日本是一个道理。

中国如何应对中美贸易摩擦

面对中美贸易摩擦，中国最重要的是保持定力，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利用好中国到2030年每年还有8%的增长潜力，到2030年前实现每年5%～6%的增长。如果能达到这一增速，中国就可以实现两个里程碑。第一个是到2025年前后，中国人均GDP可以超过12 700美元，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目前全世界16%的人口生活在高收入国家，中国加入之后高收入人口比例将达到34%。另一个里程碑是，到2030年，中国总体经济规模按市场汇率计算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如果在未来出现了像2008年那样的国际金融危机或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国的增长速度会慢于5%～6%，实现第一个里程碑的年份可能会后延几年。但是，在有外在的全球冲击时，美国很有可能像面临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那样，增长下滑幅度比中国更大，中国实现第二个里程碑的时间则可能提前到2030年之前。在这一基础上，如果中国继续开放，美国想要打压中国就不容易。因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目前按购买力计算已经是世界最大的单一市场，而且未来中国每年会为世界市场贡献30%左右的增长，各国的增长都要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其他国家不像美国那样有争霸或维持世界霸权的野心，各国为了各自的发展，都会想和中国保持良好关系，以充分利用中国的市场来发展自己的经济。
中美这种摩擦可能需要等到中国人均GDP达到美国的一半时才会停止。这是因为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倍，中国人均GDP达到美国的一半，意味着中国经济规模是美国的2倍。并且，中国国内有地区差异，北京、天津、上海、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总人口规模和美国相当的发达省份的人均GDP将会与美国相当，其产业技术将达到与美国相同的水平，美国用来卡住中国发展的技术优势将消失；另外，中国中西部的10亿人口的人均GDP约为美国的三分之一，经济规模也与美国一样大，但还有后来者优势，发展速度会更快。届时美国将无能也无法改变中国超过美国的事实，美国为了自己的发展也要充分利用中国的市场，中美之间应该也就会和平相处，携手发展。要实现这一目标，中国需要在2030年前利用8%的增长潜力保持5%～6%的增长，2030年到2040年利用6%的增长潜力实现4%～5%的增长，2040年到2050年利用5%的增长潜力实现3%～4%的增长。那么中国的第二个百年目标，也就是在2049年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就可以实现。
2020年是中国完成第一个百年目标、迈向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年份，中国面临了来自新冠肺炎疫情和中美摩擦的考验。展望未来，在中美国际经济地位变化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还会不时面临各种来自自然因素、地缘政治因素的挑战，但是，只要分析清楚问题产生的根源、演变的方向，保持定力，继续深化改革，继续扩大开放，挖掘潜力，保持稳定的增长，中国的发展就不仅有利于中国，而且有利于世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也就必然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