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文学总系”是一套具有现代学术眼光的文学史著作，通过一个人物、一个事件、一个时段的透视，来把握一个时代的整体精神。
“百年中国文学总系”既不是传统的历史著作，也不是编年史一类的文学史讲稿，更不是随意发挥的文学史漫谈。它通过“散点”把握一个时期的文学精神，深刻体现出了“文学”在百年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百年中国文学总系”以“年份 时代特征”的方式做分册书名，言简意赅，定位敏锐而精准。以年份为“点”，写一个“点”而又能“伸缩自如”，强调重点年代，勾连“点”的来源及对后来的影响。
“百年中国文学总系”提倡“大文学”的概念，主要以文学作为叙述对象，同时又广泛涉猎歌曲、广告、演出等广义上的艺术形式。
《1903:前夜的涌动》
《1898：百年忧患》
《1928：革命文学》
“百年中国文学总系”是一套具有现代学术眼光的文学史著作，通过一个人物、一个事件、一个时段的透视，来把握一个时代的整体精神。
“百年中国文学总系”既不是传统的历史著作，也不是编年史一类的文学史讲稿，更不是随意发挥的文学史漫谈。它通过“散点”把握一个时期的文学精神，深刻体现出了“文学”在百年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百年中国文学总系”以“年份 时代特征”的方式做分册书名，言简意赅，定位敏锐而精准。以年份为“点”，写一个“点”而又能“伸缩自如”，强调重点年代，勾连“点”的来源及对后来的影响。
“百年中国文学总系”提倡“大文学”的概念，主要以文学作为叙述对象，同时又广泛涉猎歌曲、广告、演出等广义上的艺术形式。
《1948：天地玄黄》
《1956：百花时代》
套书简介：（共12种，此次出版11种）
谢冕：《1898：百年忧患》
程文超：《1903：前夜的涌动》
孔庆东：《1921：谁主沉浮》
旷新年：《1928：革命文学》
李书磊：《1942：走向民间》
钱理群：《1948：天地玄黄》
洪子诚：《1956：百花时代》
陈顺馨：《1962：夹缝中的生存》
杨鼎川：《1967：文学的狂乱年代》（待出）
孟繁华：《1978：激情岁月》
尹昌龙：《1985：延伸与转折》
张志忠：《1993：世纪末的喧哗》
这是一套具有现代学术眼光的文学史著作，通过一个人物、一个事件、一个时段的透视，来把握一个时代的整体精神。
这套书是“重写文学史”的作品，堪称“大视野文学史”，既有学术的严谨，又有散文的流畅。
这套书的主要作者是有北大学术背景的一批学者。
该套书从1898年戊戌变法开始到1993年煞尾，以百年文学发展史的格局，以代表性的年份为书写核心，用回到历史场景和历史细节的写法，把文学史、思想史、社会发展史放在一起，还原文学现象背后的原生态历史环境。原本晦涩的学术著作由此变得鲜活易读，原本平面刻板的文学史知识由此变得生动立体。
这套书初版于1998年，之后几次再版，现早已成为**的文学史教材，也是许多高校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考研的书目。
《1962：夹缝中的生存》
《1978：激情岁月》
《1985:延伸与转折》
《1993：世纪末的喧哗》
《1903:前夜的涌动》
《1898：百年忧患》
《1928：革命文学》
《1948：天地玄黄》
《1956：百花时代》
《1962：夹缝中的生存》
《1978：激情岁月》
《1985:延伸与转折》
《1993：世纪末的喧哗》
谢冕，福建福州人，1932年生。现为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北京大学诗歌研究院院长，北京文艺批评家协会主席，同时还兼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名誉委员，北京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以及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学术委员等多项兼职。先后出版有《文学的绿色革命》《中国现代诗人论》《新世纪的太阳》《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1898：百年忧患》等专著十余种，另有散文随笔《世纪留言》《流向远方的水》《永远的校园》等多种。
程文超（1955-2004），湖北人。1987年考入北京大学，为北京大学与加州伯克利大学联合培养博士。中山大学教授、博导，著名学者、评论家。出版《意义的诱惑》等专著多部；《1903：前夜的涌动》荣获第二届全国鲁迅文学奖（2001），并获得全国师德先进个人（2004）等多种奖项。
旷新年，湖南湘乡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1963年出生，1980年考入武汉大学，1989年考入北京大学。出版有《现代文学与现代性》《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二部下卷、《写在当代文学边上》《把文学还给文学史》《文学史视阈的转换》《新文学的镜像》《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概念》等。
钱理群，1939年生于重庆，祖籍杭州。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现代文学研究专家，在鲁迅研究、周作人研究、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等方面卓有建树，是1980年以来中国影响*的知识分子之一。主要著作有《心灵的探寻》《周作人论》《丰富的痛苦》《大小舞台之间》《1948：天地玄黄》《我的精神自传》等。退休后，开始转向现代民间思想史的研究，写有《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等专著。同时关心中小学教育、地方文化研究与青年志愿者运动，主编《新语文读本》《贵州读本》等读物。2014年三联书店陆续出版《钱理群作品精品编》（共11册）。
洪子诚，广东揭阳人，1939年生。2002年退休之前，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著作有：《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中国当代文学史》《问题与方法》《我的阅读史》等。
陈顺馨，北京大学现当代文学博士，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副教授，2013年退休后改任客席副教授。曾经研究的范围包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叙事与性别、文化研究与日常生活、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妇女与和平等，并在各类书刊发表论文多篇及出版学术专著多种。
孟繁华，祖籍山东，出生于吉林省敦化市。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为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文艺批评家协会副主席。出版有《众神狂欢》《1978：激情岁月》《梦幻与宿命》《20世纪中国文艺学学术史》（第三卷）《游牧的文学时代》《坚韧的叙事》《文学革命终结之后》等20余部，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发表论文、评论400余篇。曾获鲁迅文学奖、华语传媒文学大奖年度批评家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理论成果奖、中国文联优秀理论批评奖等。
尹昌龙，安徽和县人，现居深圳。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任深圳出版发行集团总经理。发表多篇当代文学、文化评论文章，出版专著有《1985：延伸与转折》《重返自身的文学》《别处的家园》《全球化的烟花》等。
张志忠 ，1953年生于山西文水。先后毕业于山西大学中文系（1982）和北京大学中文系（1984），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任教多年，现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主讲教授，香港浸会大学和美国圣迭戈州立大学访问教授。出版《莫言论》《中国当代文学艺术主潮》《迷茫的跋涉者》《卑微的神灵》《９０年代的文学地图》《华丽转身——现代性理论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转型》《中国当代文学60年》《在场的魅力——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论集》等学术论著、教材、译著多部。中国作家协会第八届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评委。
《1903:前夜的涌动》
1903年2月20日。日本。横滨的轮船码头与横滨的街道一样，并没有显出与平日特别的异样。站在趸船上，再往前跨一步，便是那艘远洋客轮了。
梁启超跨了过去。
这一步，他跨得很不轻松。
可以说，从脚的跨出到落下，时光逝去了三年多。
三年多之前，他便迈出了去往美洲新大陆的步子。那是1899年年底，旧金山中国维新会成立，应该会同志邀请，梁启超离开日本，准备经由檀香山去往美国大陆。尽管这次出游的原因里另有微妙，但梁启超希望到美国考察之心实在是早已有之。因而那次行程仍然给梁启超带来兴奋。1899年12月20日，梁启超乘坐“香港丸号”向檀香山进发。那时的梁启超，二十几岁，生命和才华都正如大海的波涛，豪气冲天。船行海中，他觉得自己在时空上正处于“新旧二世纪之界线，东西两半球之中央”，乃“置身世界关键之津梁”。
《1898：百年忧患》
1898年是痛苦的年代。痛苦的年代里只有事件而没有文学。文学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奢华，人们只有获得饱暖之后才谈得上审美的欣赏和享受。尽管有人说诗穷而后工，或是文学可救亡图存等等，但艰难时势对于文学或其他审美活动，到底总是一种排斥——尽管历史上也不乏战火或离乱中开放的绮丽和深沉。
这是“百年中国文学”的本，这一本的主题是“忧患”二字。选择这一个悲哀而痛苦的年代做百年中国文学的开端，其基本动机是考虑到了以1898年为代表的前后数年间若干事件，对于中国的这一时期文学重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围绕着1898年前后的那些刻骨铭心的事件，为中国这一时期文学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非常浓重也非常深邃的历史、社会、文化的背景。研究和描写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化——它的跨度是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的大约一百年，涉及和涵盖了中国近代、现代、当代文化史的研究范畴——不能不追本溯源到这里。
1898年的中国，一切应当腐烂的都腐烂到极限，仿佛是悬挂在树梢的那些熟透的果子，轻风一吹就会摔落泥土。而一切新生的则受到惊蛰时分天边隐隐雷鸣的鼓舞，都在悄悄地，然而又是勇敢地爆裂开坚硬的尚未解冻的土层。一方面是内忧外患的痛苦的飓风的袭击，一方面又是方生未死的建功立业的召唤，从这个意义来看被史家称为“灾难的1898年”，却是一个丰富的、发人深省的年代。
《1928：革命文学》
4．“死去了的阿Q时代”
**是现代性的表现形式，也是后发展国家发展现代化的重要方式。1902年在中国现代化初的自觉追求中，梁启超便说：“若不甘者，则诚不可不急起直追，务使一化今日之地位，而求可以与他人之适于天演者并立，夫我既受数千年之积痼，一切事物，无大无小，无上无下，而无不与时势相反，于此而欲易其不适者以底于适，非从根柢处掀而翻之，廓清而辞辟之，乌乎可哉，乌乎可哉！此所以Revolution之事业为今日救中国一二之法门。”充满着矛盾和危机的20世纪成为了一个**的时代。文学，尤其是从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文学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和反抗的，1928年，在中国形成了**文学的鲜明主题。当1928年“**的浪漫谛克”的文学在上海爆发流行的时候，巴金也在法国完成了《**三部曲》的部《灭亡》。1928年至1930年，在反**的白色恐怖和**低潮之中反而出现了*-*文学的高潮。胡也频等许多左翼作家就是在这时完成了他们的思想转向的。“30年代文学”不是有闲阶级和学士文人茶余饭后的消遣，而是成了迫切、英勇的生命斗争。“艺术如果以人类之悲喜哀乐为内容，我们的艺术不能不以无产阶级在这黑暗的阶级社会之‘中世纪’里面所感觉的感情为内容。”“我们的艺术不能不呈献给‘胜利不然就死’的血腥的斗争。”30年代作家有时就是职业的**家，比如柔石、胡也频、殷夫，他们的生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的艺术，他们的死是为了人类的解放。“30年代文学”是浴血的文学。
《1948：天地玄黄》
……正是午夜时分，历史刚刚进入1948年。北京大学教授、诗人冯至突然从梦中醒来，在万籁俱寂中，听到邻近有人在咳嗽，咳嗽的声音时而激烈，时而缓和，直到天色朦胧发亮了，才渐渐平息下去。冯至却怎么也睡不着了，他想：这声音在冬夜里也许到处都是吧。只是人们都在睡眠，注意不到罢了。但是，人们不正是可以从这声音里“感到一个生存者是怎样孤寂地在贫寒的冬夜里挣扎”吗？——诗人想了很多，很久。几天以后，一篇题为《新年致辞》的文章发表在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副刊上。在讲述了那在天色暗明之间的生命感悟之后，诗人接着写道——如今又是一年的开始，由于过去的教训，大半没有人敢对于今年抱多大的希望了，大家都是忧心忡忡地过日子。就以出版界而论，由于纸价的腾贵，读者购买力的退灭，作家生活的艰难，今年的文艺界恐怕将要比过去更加荒凉。人们都这样谈论，这样担心；但既然这样议论，这样担心，就证明人们并不想就此死去，他们还要继续挣扎，纵使是在有外界条件都被剥夺了的时刻。——若是把一个小小的文艺副刊比作冬夜里咳嗽的声音，未免太不伦不类，但就一个生存者的挣扎这一点来看，则又有类似的地方。现在什么不是在挣扎呢，从一日的温饱，到崇高的理想，凡是在这一条线索上能够连串起来的事物，它们都在挣扎。只有那些用万人的生命来满足人的妄想的人们不懂得生命的挣扎，他们在践踏生命。
《1956：百花时代》
关于本书的写作，有下面的几点需要说明。
一、这本书里所要评述的，是发生于1956年的中国的文学现象。这一年及1957年上半年，在文学领域出现了一系列的变革，出现了带有新异色彩的理论主张和创作。这个期间的文学运动和文学创作，曾被人称为“百花文学”。仿照这一称谓，我们可以将所要评述的这个历史时间，称之为“百花时代”。
这个称谓的由来，主要的根据，当然是因为在这一年里，提出了并开始实施被称为“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这个方针的提出，有着国际上的和国内的深刻的背景。它的名称，采用了一种描述性、想象性的修辞方式来表达，并与中国古代的被“理想化”了的历史情景（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的学术繁荣）相联系。这一比喻性概念，以及它的提出过程中对内涵的不断限定与修正，使不同的人对它的理解相距甚远，也让具有不同立场的人，在这一口号之中安放各自的期望，寄托各自的想象。总之，这是一个有着多种可能性的“时代”。这个“时代”勾起人们对未来的不同的憧憬。不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空间似乎一下子拓展了，变得开阔了起来。历史也许并没有单一的主题，但是，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思想解放与社会变革，应该说是有相当一致的意向。
二、本书的评述，限定于“文学”的范围内。
《1962：夹缝中的生存》
回顾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进程，我们很“自然”会想起1919、1927、1937、1949、1957、1966、1978、1989等重要年头，因为一直以“教科书”形式出现的文学史文本，大多以有重大政治事件发生的年头作为分期的标准或标志。这个习惯或传统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文学历史的书写者不自觉地受制于一种“以文证史”的文学史观念，另方面也反映这个世纪的文学，的确与风云变幻的中国政治息息相关。特别在1949年之后，“文学为政治服务”这种文学观的普遍化与文学生产的国有化，更使文学没法逃避政治的直接干预。
60年代初的文学现象，在一般的文学史著作中，大都放在“十七年”（1949—1966）这个文学分期内作一般性论述。当我们尝试打破惯性的“以文证史”的文学史概念，打通文学固定的分期界限，更多地从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去考察20世纪中国文学的轨迹的时候，一些看来“不具关键意义的年头”和很少研究者注意到的“末端小节”①，就会进入我们的视野。本书选择了“1962”这个年头作为研究对象，对前后的一些文学现象和作品进行重读、描绘和整合，为的是给这段时期的文学创作和批评，赋予新的历史内涵或重新定位。
《1978：激情岁月》
1970年代在20世纪后四分之一的历史叙事中，是一个被人们反复谈论的年代，它的重要性，首先是作为开启又一时代的标示，它有了伟大的象征意义并深植于一个民族心灵深处。谈论起它就意味着体验共同的解放、拥抱共同的复活节，它仿佛传达了这个民族共同的情感与幻想，共同的精神向往与内心需求，它是人们激情奔涌的新的源头，往日的心灵创痛因它的涤荡抚慰而休止并且康复，因此，这也是又一个“结束或开始”的年代、又一段“激情岁月”。
文学作为这一时代的表意形式，为有效和准确地表达了这一时段民族的精神形态和主流意识形态意图。它以传统的英雄情怀和启蒙话语参与了动员民众、决裂旧的意识形态和共同创造未来、走向彼岸的意志。在这一层面上，文学的作用和意义是不能取代和低估的，就如20世纪以来各个重要的历史关头一样，文学东方化的角色依然没有放弃。因此，“结束或开始”对于1970年代的文学来说，可能更是意味深长的。许多年以来，人们对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争论不休，在文学远离现实或超凡脱俗、有意宁静致远的时候，人们会指责文学缺乏使命与忧患，指责文学家对生活缺乏热情地漠然置之；而当文学紧随时代脚步，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时候，人们又对雍容雅致、仪态万方的文学感慨系之叹为观止。
《1985:延伸与转折》
回到1985年，回到“令人困惑的神秘莫测的1985年”①，我们就仿佛回到了80年代的核心地带。在这个不寻常的年头，精神的突然转向、文化的奇异爆发，都像在一夜之间就发生了，并对解释构成挑战。写于80年代中期的一首名为《独白》的散文，可以说是1985年生动的“独白”：在昼夜如斯的喧哗中，沉溺了无数的神话和寓言。那些恍惚的线索线条挣扎着攀满有空白的墙壁，以殉道者的姿态横行独步于被篝火余烬占据的角落。仿佛可圈可点的族徽，依稀衣袂纷飞的逝者，在路人匆匆的咀嚼和反刍中，毫无例外地化为点点滴滴的古老。②这些仿佛火苗般跳跃的语句，对于我们这些80年代中期在大学校园里生活过的人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那个年头，我们是如此被一些想象、被一些事物激动着，以至于坐卧言行这些日常的行为都充分地情绪化了。
《1993：世纪末的喧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