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简介

《多年爱书已成精》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书评人马凌的最新作品。本书中，她选取了18位作家、画家、文艺家，以一个“书虫”的阅读妙趣和“学院派”的学养视野，让读者更透彻的走近这些文艺名家。

毛姆为何逃离英国并且拒绝出版自己的传记？伍尔芙居然是著名“狗迷”？普鲁斯特的书信中写了多少琐碎的日常？

马凌通过这些细小的关注点，以点带面，穿透他们的人生、轶事、交叉时刻……把他们的人生和作品连接，给了他们人生与作品的双重解释。

◎  作者简介

马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以malingcat昵称，长期活跃于豆瓣网，为《三联生活周刊》《新京报书评周刊》《南方阅读周刊》《澎湃》等撰写书评。出版有《共和与自由：美国近代新闻史研究》《后现代主义中的学院派小说家》等专著，编有《媒介化社会与当代中国》等书，在《新闻与传播研究》《外国文学评论》《复旦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四十余篇。

◎  目录

目录TOC o "1-3" u

书虫指南：三只名牌蜜蜂

上辑

声名狼藉的牛津大学圣?奥斯卡

毛姆：不死的文学巨鳄

神圣的和渎神的伊夫林·沃

除了红楼，还有毛姆

纳博科夫的“残酷”与“美感喜乐”

女作家的狗缪斯

自由女神也醉了

三岛由纪夫的圣塞巴斯蒂安

卡坡蒂先生，圣诞快乐！

用威尼斯的水蘸一下笔尖

书信中的马赛尔·普鲁斯特

下辑

文森特·梵高之死，这很重要吗？

谁的高更？谁的塔希提？

另一个米开朗琪罗

冰人夏洛特在无所之地的中央打开一只康奈尔盒子

剑桥往事：天真、八卦与毒舌

疯狂与神性

女神的朋友圈：成就她的有朋友、还有那个物欲横流的世界

代后记：多年爱书已成精

精彩选摘

书虫指南：三只名牌蜜蜂

书虫分四种。最多的是甲虫，飞到哪里算哪里，东啃一点西啃一点，不讲究，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更专业的是蜜蜂，往往只认一片领域，槐花啊椴花啊，所得端赖勤劳辛苦、还有蜂群的组织分工，它们有刺，蜇人是痛的。最有境界的是蝴蝶，本是花丛中来，一度作茧自缚，终能变成另外一种样子，轻盈飞过了沧海。令人唏嘘的大约是蚯蚓了，打了许多洞，发现各种联系，走不出，或者压根儿就不想走出，在盲目中痴迷，而且缄默无语。

言及“书虫”，读书人联想到的恐怕是《尔雅》里的“覃鱼”，是陆游的“吾生如蠹鱼”，由“书蠹”而化“脉望”，是旧时读书人的自况和期许。而当代世界，“读书”与“读者”都变得复杂起来，此处的“四种书虫”，乃是指“四种读者”——作为甲虫的一般读者，作为蜜蜂的专业读者，作为蝴蝶的创作型读者，以及作为蚯蚓的痴迷型读者。同为书迷，四种读者在态度、方法、收获上大异其趣，但在一桩事情上相当一致：那些关于读书的书，总是区分书虫与非书虫的“诱捕剂”，也总是专业读者给一般读者的“指南针”。长夏无事，在文学花海里拈出三只名牌蜜蜂，来一窥究竟吧。

（一）一只飞了很远的工蜂

世界上有两种悲剧，一种是匮乏的悲剧；另一种，是丰裕的悲剧。每一个教授“世界文学”课程的大学老师，必定对后一种体会尤深。从现存最早的史诗、两河流域的《吉尔伽美什》开始，人类写就的文本浩浩汤汤，虽历经虫蠹之灾、水火之厄、政治整顿、宗教清除，留存下来的经典之作也足以填塞图书馆的一半空间。

18世纪，歌德意识到文学正在前所未有地扩展，更多人可以读到来自更多时代和更多地方的更多文学作品，原本局限于特定地方和特定传统的文学，正在变成一个融合的整体，于是他庄重宣布：“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的时代即将到来，每个人都必须为推进它做出贡献”。

19世纪，另外两个德国人也认识到，受工业化和全球贸易的驱动，“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他们自己写作的《共产党宣言》“将以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佛拉芒文和丹麦文公布于世”，未来的国际不仅共享物质财富，也共享精神财富。20 世纪，“世界语”虽然没有通行，但“文字共同体”不再局限于民族语言，经由翻译、出版、特别是互联网这样的新媒介，每个人都可以漫游在这个文字写就的世界。当代的问题不在于经典不够多，而在于人的注意力有限。所以重新筛选、确立经典的过程，总是伴随着意识形态与文学传统、保守与激进、替换与增补的各种权衡。

哈佛大学英语与比较文学教授马丁?普克纳（Martin Puchner）开设了哈佛慕课“世界文学经典”，他主编过厚重达 6000 页的《诺顿世界文学选集》（第三版和第四版），要从中挑拣出 16 次课、32 学时的材料，就像硬要从一大片花田里挑选出 16 朵花，那种挣扎、不舍和不安，难以尽述。凭借高明的技巧，普克纳出版了用作通识课教材的《文字的力量》，以“讲故事”和“文字技术”一明一暗两条线索，高度概括了世界文学的历史：“这一进程得益于从字母和莎草纸到纸和印刷术等技术手段的帮助，这些技术降低了文字世界的门槛，让它向更多的人开放，而这些人接着又发明了新的形式，即小说、报纸和宣言，同时也确立了古老经典文本的重要地位。” 文学的历史，必然包含文字的历史、媒介的历史、作者的历史、读者的历史、特别是思想观念的历史。普克纳展现的，是文字共和国日益自由民主的过程。所以，一本 21 世纪的“世界文学导读”，始于航天飞船上的宇航员朗读《创世纪》，终于《哈利?波特》的中世纪传奇大杂烩，不会令人惊讶。

普克纳的宏大文学史观很是时髦，暗自融合了书籍史、阅读史、媒介史、思想史，也符合从“作者中心”向“接受者中心”的阐释学转向。他的本行是戏剧研究，懂得如何在大视野中营造戏剧性，读这部《文字的力量》，犹如一部大型交响乐在伴奏，使人激动如大海。更重要的是，普克纳的编写方法非常之“政治正确”。一方面，平民百姓地位凸显，“文字故事中最重要的主角并不一定是专业作者们。实际上，我邂逅了一群出乎意料的人物，从美索不达米亚的记账员和不识字的西班牙士兵，到中世纪巴格达的一名律师、南墨西哥的一个玛雅叛乱者，以及墨西哥湾的海盗们。”另一方面，他小心维持着地域、阶级、性别和种族的平衡，在书中，东西方最早的史诗都在——《吉尔伽美什》和《伊利亚特》；东西方最早的小说也在——《源氏物语》和《堂吉诃德》；“教师”们包括佛陀、苏格拉底、孔子和耶稣；在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旁边，有玛雅的《波波尔?乌》和非洲的《桑介塔史诗》；既有《共产党宣言》传播史，也有阿赫玛托娃和索尔仁尼琴遭禁史；为了让“后殖民文学”不缺席，加勒比海诗人德里克?沃尔科特都有专章……平衡、妥帖、全面。尽管印度教师不能设想没有《罗摩衍那》、中国教师会对没有《红楼梦》耿耿于怀，可是说到全面而简洁，似乎不能要求更多。如果普克纳是一只蜜蜂，他是那种超级工蜂，其勤劳、眼界和技巧，学院派蜜蜂们都是首肯的。唯一的问题在于，西方教师们一定会质疑：莎士比亚安在？

（二）一只负责的侦察蜂

普克纳的《文字的力量》首版在 2019 年，同年 10 月，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去世。布鲁姆应该没有看过此书，不然定会攥紧拳头做狮子吼：怎么可以少了莎士比亚！？只因在布鲁姆这里，莎士比亚就是“经典”的代名词。深深不屑于当代的批评模式和教育风气，他自嘲说：“我是一只恐龙，欢乐地自称：‘布鲁姆?崇拜莎士比亚?雷龙’”。“莎士比亚可以代表最高文学造诣的最良善效用：倘若真正的理解了，它能够治愈每个社会所固有的一些暴力。” 布鲁姆俨然一位“莎翁原教旨主义者”，没有一部莎士比亚解决不了的问题，如果有，就再来一部。

在 1994 年出版的《西方正典》中，布鲁姆将莎士比亚置于经典的“正中心”，在他看来，莎翁将“影响”的阴影投向殿堂的四面八方，而在对此“影响”的“焦虑”中，一些作家在抵抗和变异中确立了个人风格，从而在殿堂里获得一席之地。这批经典作家，包括歌德、华兹华斯、奥斯汀、惠特曼、狄金森、狄更斯、艾略特、托尔斯泰、易卜生、弗洛伊德、普鲁斯特、乔伊斯、伍尔夫、卡夫卡、博尔赫斯、聂鲁达、佩索阿、贝克特，一共 25 位。按照另一位文学批评家詹姆斯?伍德（James Wood）对《西方正典》的解读，“莎士比亚永远大于我们，永远藏在我们背后，永远高于我们头顶。莎士比亚是生活‘强大的先驱’，他的作品在我们还没开始对其做任何评价之前就已经改变了我们。” 布鲁姆认为是莎士比亚“发明”了现代的读者、乃至作者，因为莎士比亚的影响早已成为传统，无远弗届、无处不在。例如，弗洛伊德大量阅读、引用、“误引”了莎士比亚，莎士比亚成为弗洛伊德隐秘的、精神上的“父亲”，正是在此意义上，布鲁姆抛出掷地有声的名言：“你可以用莎士比亚去解读弗洛伊德，但不能用弗洛依德来解释莎士比亚。”

布鲁姆的确像雷龙一样庞大，一生写了五十多部著作，一千余篇导论，被誉为“西方传统中最有天赋、最有原创性和最有煽动性的一位文学批评家”。在耶鲁大学、纽约大学和哈佛大学任教的身份，使得他牢牢掌握话语权，从极端个人主义和精英主义的视角，勉力维护着文学经典的地位与声誉。如果说普克纳小心翼翼地平衡着“阶级、性别、族裔”这“左翼的神圣三位一体”，布鲁姆简直就是“精英保守白人男性”的代名词，对于“政治正确”不屑一顾，他感慨说，由于被女性主义者指责，劳伦斯被彻底驱逐出英语国家的高等教育，“学生从而不再阅读 20世纪的一位大作家、一个独特的小说家、讲故事的人、诗人、批评家、先知。” 愤懑之情溢于言表。

不得不说的是，布鲁姆曾经参加一个“帮派”，学院里称为“耶鲁学派”，更具街头风格的绰号则是“阐释学黑手党”或“耶鲁四人帮”。除了布鲁姆，另外三位是保罗?德?曼（Paul de Man）、乔弗里?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和希尔斯?米勒（Hills Miller）。上世纪 70 年代至 80 年代，他们均在耶鲁大学任教，同时又活跃于文学批评领域。黑手党，自然是颠覆性的、危险的、霸道专横的。他们不是不讲理，只不过讲的不是平常的理。在后现代主义半革命半游戏的氛围中，他们赢得了英文系青年教师和学生们的热情追随。他们的反对者认为，他们在经典文本里打家劫舍、杀人放火，干的是天理不容的黑道勾当。而黑手党们摆出无政府主义者的姿态，纵容自己的爱欲情仇，把文本剖析得血淋淋的却又讲究程式和技艺，各显其能分庭抗礼，享受着道中人的特殊光荣。这里面，作为“教父”的德曼留下座右铭：“一切阅读都是误读”。既然如此，私人的趣味、个人的眼光就具有了合法性。是以，布鲁姆等人纵然是学院派，却也不再是利维斯那样的学院派。写有《伟大传统》的利维斯，要求文学必须有道德价值，必须促进社会的健康，而在布鲁姆这里，只认可三大标准：审美光芒、认知力量、智慧，达到标准的，是为“经典的崇高”。

布鲁姆的著作国内已经翻译出版了 16 部，特别是译林出版社的“哈罗德?布鲁姆文学批评集”，煌煌巨著，略略让人敬而远之。对于普通读者而言，还是他古稀之年的性情小书《如何读、为什么读》较为“趁手”，不妨视作他个人的文学公开课。在这里，学院派布鲁姆做出了反学院派姿态，他对于高深的工具反感，对于“愤怒的”文化研究反感，对于刻板的意识形态化解读尤其反感。他说：“专业读书的可悲之处在于，你难以再倡导你青少年时代所体验的那种阅读乐趣，那种哈兹利特式的滋味。我们现在如何读，部分地取决于我们能否远离大学，不管是内心方面的远离还是外部方面的远离，因为大学里阅读几乎不被当成一种乐趣来教——任何具有较深刻美学意义的乐趣。”威廉?哈兹利特是 19 世纪评论家，写有《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人物》，反对权威、习俗和狭隘见解，有自由风骨和人文趣味。布鲁姆所倡导的“哈兹利特式的滋味”、老派的“阅读的乐趣”，也就是回到鉴赏式解读，融合分析与评估，一言而蔽之：虔诚地读、单纯地读、大声地读、反复地读。整部《如何读、为什么读》满腔热忱、如数家珍，只有看到阅读之中的这种痴迷，才会恍然大悟：布鲁姆是蜜蜂中的侦察蜂啊，虽然略有聒噪，他长于发现、他指路、他手舞足蹈，他也有点甜。

（三）一只蜇人的大黄蜂

当前炙手可热的批评家非詹姆斯?伍德莫属。他比布鲁姆小三十五岁，从《卫报》首席文学评论员到哈佛大学文学批评实践教授，从第一部书《破格》（1999）到最近一部精选集《严肃注意》（2020），二十年间他活跃于《伦敦书评》、《新共和》和《纽约客》这样的顶级期刊，受邀于牛津、剑桥和哈佛这样的顶级名校，用英国人的机灵、幽默、毒舌，把文学蜜蜂的事业提升到新的高度。伍德曾经同时使用两个笔名，James Wood 和 Douglas Graham，前者有学院派的智性、精致和犀利，后者则更加鲁莽、任性、刻薄。如果说早年文章更多学院派炫技，是“伍德教授风”，随着年齿渐增，越发随心所欲，是“格拉汉姆媒体风”。

对于“哈佛前辈”布鲁姆，伍德评价说，这是一个“莎士比亚化的布鲁姆”，有缺陷，但这缺陷是创造性的缺陷，“是自成一格的口吃”。受势不可挡的天赋大能驱动，“有时候看上去好像他绑架了整个英语文学，再用一生时间释放人质，一个接一个，全凭自己喜好。” 实际上，伍德的野心更大，他不仅绑架英语文学，他绑架西方文学，他不释放人质，他肢解了他们。在第一部批评集《破格》里，他纵论文学与信仰，从艺术角度抨击了品钦、德里罗、厄普代克、罗斯、莫里森、巴恩斯，对长者布鲁姆颇有微词，对敌手乔治?斯坦纳极尽挖苦之能事——“乔治?斯坦纳的文章非同小可，那是一座汗水的丰碑。读他文章的人会很熟悉其不精确和夸张；其成群结队的形容词；其以教堂般的宁静包围着的那些伟大作品。” 第二部《不负责任的自我》里有更多“受害者”，弗兰岑、拉什迪、库切、托马斯?沃尔夫、以及被称为“歇斯底里现实主义”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家们。这个名单不断延伸，当红作家很难逃脱，比如奈保尔、麦克尤恩和保罗?奥斯特……

伍德不讳言文学批评夹带个人“私货”的性质，时时将个人经历穿插其间，但是显然，他懂得一个重要道理：“评论，只有在自身也成为文学的一部分后，才能流传于世”，他的确使评论成为了文学的一部分，无他，他熟悉所有的文体奥秘和叙述技巧，那些文学之为文学的东西。在小说批评领域，他认为福斯特《小说面面观》自有经典地位，“但是读来已欠精彩”；昆德拉谈论小说艺术的三本书也很出色，只不过，“有时我们希望他的手指能再多染些文本的油墨”。他颇为欣赏的 20 世纪小说批评家是俄国形式主义者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和法国形式主义者罗兰?巴特，因为“他们像作家一样思考”，关心风格、词语、形式、比喻和意象，只是遗憾啊，他们是写给其他专业人士看的，架势十足毫不指望普通读者看得懂。既然如此，好了，伍德只好挺身而出了，他“以评论家立场提问，从作家角度回答”，写了一本给普通读者的指南书：《小说机杼》。

如果说普克纳的历史是恢弘的，布鲁姆的经典是中观的，伍德的批评则是具体而微的。如果说普克纳的关键词是“政治正确”，布鲁姆的关键词是“影响的焦虑”，伍德的关键词则是“自由”。他“发明”了术语“自由间接文体”（Free Indirect Style），这是一种徘徊于叙事主体和虚构人物之间的视角，在一些时候，作者的全知全能视角与人物的限制视角之间出现了“走神”，比如“泰德透过愚蠢的泪水看管弦乐队演奏”，“愚蠢”就是这个自由间接体，这个词来自泰德自己还是作者？抑或两者皆可？伍德说：“多亏了自由间接体，我们可以通过人物的眼睛和语言来看世界，同时也用上了作者的眼睛和语言。我们同时占据着全知和偏见。作者和角色之间打开了一道间隙——而自由间接体本身就是一座桥，它在贯通间隔的同时，又引我们注意两者之间存在的距离。”在伍德看来，自由间接体和文学本身一样古老，在庸人中规中矩地写作之时，大师们已经用这样的魔法间接获得自由。与此类似，在莎士比亚、福楼拜等大师笔下，常现有趣而冗余的细节，它们旁逸斜出，意识与思想也跟着浪游，“不负责任的自我”所带来的意外和惊喜，是文学神髓所在。

学院派的蜜蜂嗡嗡飞着，貌似一团乱麻，实则各有分工，也各有特色。一只蚯蚓看得入神，看到了外部与中心平分秋色，看到了整体与细节各有千秋，很多种路线，很多种联系，一时兴起，打破缄默，电脑前敲下五千字，是为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