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权威作者：著名经济学家朱嘉明，是元宇宙相关图书作者、元宇宙领域从业人员全都推崇备至的人，也是国内目前真正能把元宇宙弄清楚、说明白、讲透彻的人。他撰写的元宇宙相关文章，被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等争相刊发。

2.《元宇宙与数字经济》这本书的深度、广度和高度，是其他元宇宙图书所无法比拟的。本书从人类正在经历的集思想、科学、财富于一体的系统性超级大转型的宏观视角，对元宇宙的诞生背景，元宇宙的科技支撑和经济逻辑，元宇宙与数字经济的互动关系，元宇宙对“碳中和”的贡献，元宇宙及其与教育产业、工业产业、机器人产业、时尚艺术等产业结合的未来发展前景，元宇宙的制度建设，以及元宇宙形态下的人类未来和后人类社会，做了兼具哲学高度、人文深度、历史厚度、科学实证的逻辑缜密的微观解析和前瞻研判。

3.对读者极具启发性：作为著名的经济学家，作者自八十年代就是改革开放、科技经济的领军人物，他对元宇宙经济、元宇宙和数字经济之间的深刻关联性、元宇宙的区域发展、制度建设等所作出的的描述和诠释，为各级政府公务员提供了具体而微、可落地实施的参考建议；作者在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作多年，近二十年在区块链、人工智能、先锋电影领域的深耕，使得他对元宇宙的产业应用，元宇宙与Web 3.0、区块链 3.0、人工智能 3.0、工业 4.0 的结合发展，都有基于技术现实的深入思考，为元宇宙相关产业的从业人员、投资者和想将传统行业和元宇宙相结合的人提供战略思路和方法；作者曾在哈佛大学、曼彻斯特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塔夫茨大学做访问学者，又在诺贝尔奖获得者云集的维也纳大学任教，使他吸收了S界领先的理学、经济学、管理学思想和理念，加上自幼积累的文学、史学、哲学的深厚功底，因而他对人性、人类与宇宙的关系、元宇宙社会和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思考，将给人们带来全新的视角和超前的想象，帮助人们理解现实、研判未来趋势。

人类正经历 21 世纪超级大转型，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集合思想、科技和财富的系统工程。人类面对超级大转型，需要突破传统思想、理论和模式，启动大设计和大实验。元宇宙应时而生，成为这场超大历史实验的场所、载体和平台。

基于元宇宙的大实验，将实现 Web 3.0、区块链 3.0、人工智能 3.0、工业 4.0 的结合，给人们思考、观察和新型体验的机会，推动现实世界和虚拟现实世界的互动，加快数字解放、数字自由和数字正义时代的来临，使每个人获得展现潜力的机会。

《元宇宙与数字经济》这本书涵盖了元宇宙的诞生背景、元宇宙的科技支撑和经济逻辑、元宇宙与数字经济的互动关系，以及元宇宙未来的产业发展前景，例如元宇宙与教育产业、工业产业、机器人产业、时尚艺术产业的应用。此外，作者对元宇宙的制度建设提出了独特观点，避免新的垄断形态和可能造成的贫富差距，对数据安全，也都提出了政策建议和风险提示。本书还对元宇宙形态下的人类未来和后人类社会做出了科学预测。

朱嘉明

经济学家，现任横琴新区数链数字金融研究院学术与技术委员会主席。20世纪80年代，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95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斯隆管理学院MBA。曾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担任工业发展官员，曾任教于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等大学。代表著作有《国民经济结构学浅说》、《论非均衡增长》、《从自由到垄断—中国货币两千年》，《未来决定现在》。

绪论 元宇宙与后人类社会

第一章 历史起源：元宇宙是创造还是再发现

因为数字技术的集群性突破，元宇宙完成了从前生到今世的突变，推动了人文、科技和自然之间界面的重构。

风口上的元宇宙 / 029

元宇宙：到底是创造，还是再发现 / 040

元宇宙：从理想、文学艺术到技术构建的历史演变 / 043

重构科技人文之变时代的界面 / 062

第二章 元宇宙的科学基因

元宇宙与生俱来的科学基因，与不断加剧的科技革命，以及没有休止符的人类想象力相结合，形成了元宇宙内生和外生的混合动力。

元宇宙的深层科学原理 / 069

元宇宙、数学宇宙和代码宇宙 / 092

进入历史新阶段的全球科技革命 / 107

虚拟现实的形而上学意义 / 123

马斯克现象和科幻文学 / 128

第三章 数字经济是元宇宙的坚实基础

元宇宙是数字经济成长的载体，数字经济是实现元宇宙价值的主体。

数字经济的系统结构 / 151

数字经济正处于“裂变”与“聚变”的加速期 / 170

算力革命、算力产业与算力经济 / 180

数字经济新起点与经济-科技规律体系的构成 / 192

第四章 元宇宙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元宇宙将改变传统资本、产业和基础设施的存在模式，造就超越工业4.0的产业革命。

产业资本·金融资本·科技资本 / 205

产业周期、金融周期、科技周期的错位和失衡 / 220

人工智能3.0、互联网3.0与区块链3.0融合趋势 / 228

元宇宙：创意、思想、意识协作的下一代网络 / 238

构建工业元宇宙·推动产业升级 / 244

元宇宙：科技革命和教育革命 / 256

第五章 元宇宙艺术的发展前景

元宇宙已经开启了基于科技支持的虚拟美学、虚拟艺术和虚拟文化的历史进程。

非同质时代：NFT，虚拟需求和虚拟供给 / 265

元宇宙·设计革命·美术革命 / 271

元宇宙视角下的艺术、媒体和时尚产业 / 280

元宇宙电影的前途和希望 / 290

第六章 元宇宙需要同步制度建设

元宇宙需要设计具有共享和公正特征的制度、法律和治理规则，实现社会收益和社会成本的可持续平衡。

元宇宙探索呼唤理性 / 313

数字化时代的垄断和贫富差别的新形态 / 318

元宇宙的商业前景、技术路径和治理规则 / 349

DAO：数字经济时代的管理模式创新 / 359

法律资源与制度如何应对数字化转型的挑战 / 373

元宇宙·制度设计·公共选择 / 394

第七章 元宇宙时代的人类未来

元宇宙未来将与后人类社会形成互动关系，并成为后人类社会的家园。Y世代、Z世代和 Alpha 世代将是元宇宙和后人类社会的承前启后的开拓者。

后人类时代的到来 / 413

现在：重新定义人类生命 / 422

数字时代：复杂性和危机的关系 / 428

正在形成的“量子霸权”及其挑战 / 432

元宇宙重塑全球化：从WTO到“WTB” / 444

碳中和的实现：没有负熵，就没有元宇宙 / 456

从现在到21世纪中叶，决定于Y世代、Z世代和Alpha世代 / 469

附录一 / 475

附录二 / 493

后 记 / 499

索 引 / 503

大转型、大设计、大实验
——大历史视角下的元宇宙

我们通过自己的观察来创造历史，而不是历史创造我们。

——史蒂芬 霍金

20世纪以来，“时代”的概念突显出来，且大幅度跨越：《时代》杂志、时代广场、“凯恩斯“时代”、“原子能时代”、“冷战时代”，直到“IT时代”“互联网时代”到来，人类启动了从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和数字时代的转型，这意味着一个崭新时代的开始。信息时代、数字时代改变了人类的思想范式、科学技术模式，以及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方式。

不同于历史上曾经多次发生过的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转型，人类只能处于被动状态，例如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或者从农耕时代到工业时代，现在，从工业时代到信息数字时代的转型，人类已经具备参与、影响和改变的能力。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一场转型，正是人类通过引入大设计和大实验，以期实现更为恢宏的大转型。

大转型：特征、原因和解决模式

匈牙利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1886—1964）是“大转型” 概念的提出者。波兰尼在1944年出版了一本著作——《大转型》，该书的副书名是“我们时代政治和经济的起源”。全书的核心内容是在宏观经济史的背景下，阐述自我调节的市场对社会的脱嵌和社会自发的反方向运动，最终市场经济如何导致市场社会。如今，近80年过去，人类需要思考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的政治和经济的起源、这个社会转型的结构性和制度性原因。

第一，大转型的基本特征。大转型并非人类社会的一种常态。如果将大转型特征加以归纳，至少包括以下几点：（1）大转型的发生，原因不单一和简单，而是多重历史性原因集合的结果。（2）大转型的周期是长周期、跨世代；在每一个长周期中，还嵌套有以重大历史事件引导的短周期，例如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清帝国、民国时期，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计划经济与改革开放时期。（3）大转型过程，有物理性的共振和共鸣，有化学性的化合、分解以及置换反应，也有迭代的过程。（4）大转型超越地理空间限制，其超域性导致不可避免的全球影响和改变。（5）大转型的结果呈现颠覆性，是基于解构之上的系统性重构。

如果以上关于大转型的特征成立，特别是以颠覆、共振和重构为标准，人类历史上存在以下三次大转型。

第一次是轴心时代c的大转型。时间是公元前5世纪前后，区域是分布在北纬30度的古希腊、古犹太区域、古印度和古代中国。这是一次人类文明从静态到动态、改变内在动力的转型，奠定了人类未来的思想体系基础，展现了对未来社会的最广义的制度安排。第二次是文艺复兴时代的大转型。文艺复兴发生在14—17世纪，顶峰是16世纪，发源地是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文艺复兴结束了中世纪，开创了近现代社会。第三次是工业革命开启的工业时代的大转型。时间开始自18世纪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工业革命始于英国，完成于北美，之后蔓延到世界其他区域。

重新审视已经发生的历史大转型，会发现：每一次新的大转型并非以之前大转型的影响消失殆尽为前提，恰恰相反，是包含了以往社会形态的因素和影响。

第二，大转型的基本原因。（1）气候和自然环境突变。例如，造成世界性的“17世纪危机”的原因是小冰川时代的来临，在西方发生了英国的光荣革命，在东方发生了中国明朝的覆灭。现在的温室效应造成了冰川消失、海平面上升、气候带北移和气候异常，给人类社会带来深远影响。气候和自然的突变都是大转型最重要的诱因。（2）思想运动。例如18世纪以英国和法国为中心的启蒙运动，之后发生在德国的狂飙运动。（3）创新规模。如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1883—1950）所说的创造性破坏突破传统经济社会的框架，会促使经济活动和社会组织的急剧演变。（4）各种社会危机长时间积累和积聚，导致裂变和失控。

第三，人类处理大转型的基本手段。（1）观念革命。观念革命始终是人类大转型历史的先导。20世纪初产生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开启了科学观念革命，影响了整个20世纪的科技发展方向。（2）技术革命。例如，电动机替代内燃机的动力革命、以核电发展为代表的能源革命。（3）社会革命。例如，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欧文（Robert Owen，1771—1858）的“新和谐公社”、巴黎公社，以及各类共产主义实践。其中，20世纪70年代，智利总统阿连德（Salvador Guillermo Allende Gossens，1908—1973）主导的基于“控制论”的社会实验d具有深远意义。（4）战争。战争是一种最快、最剧烈的应对手段。例如，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等。

历史证明，以往的转型往往伴随巨大的社会震荡、冲突、危机，乃至战争，人类社会付出生命、财富和文明进步的代价。卡尔·波兰尼《大转型》一书中的第一句话是“19世纪的文明已经崩溃”，这是一位出生于奥匈帝国的欧洲人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经济萧条之后的论断；另一位同样出生于奥匈帝国的作家茨威格（Stefan Zweig，1881—1942），在不断的流亡中为欧洲文明的堕落发出哀鸣，将其描述为“昨日的世界”。

21世纪：超级大转型

人类正进入21世纪超级大转型，其规模涉及80亿人口，具有空前的复杂性，存在触发人类总危机的危险。正如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所言：“我们的未来不是再经历进化，而是要经历爆炸。”

第一，21世纪超级大转型的特定背景。（1）生态环境改变。最大的威胁来自温室效应。这不是伪命题，不是危言耸听。全球的冰川正在加速消融。2022年3月，南北两极已经发生异常升温的情况。地球气候变化问题，很可能已经严重到不知还能够支持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生存多久的境地。（2）人口膨胀。历史上发生大转型的时期，全人类不过几千万、几亿人，20亿到30多亿人，现在达到80亿人，之后将是100亿。地球很可能无法承受100亿人口之重。（3）全球经济体量巨大。地球资源不足以支撑现在世界经济体量的中高速增长。（4）全方位分裂。包括从思想到各类文明的分裂、严重的贫富差别加剧的经济和社会分裂。如果用地质学语言描述：支撑当代社会运行的各种板块，呈现剧烈碰撞，甚至拉裂和断裂状态。（5）人本身的改变。基因革命、基因编辑的现实和潜在的影响。还有这次新冠肺炎病毒对人类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显现，有待样本和时间提供更多的证据。

第二，21世纪超级大转型的特征。它根源于20世纪，有以下几个表现。（1）科学先导。科学突破先于大转型的其他部分出现，例如，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的出现。（2）技术主导。从1936年发明“图灵机”开始，以计算机革命和互联网革命的叠加效应，构成大转型的核心推动力，开启了不可逆转的数字化转型。（3）全域性。波及、影响和改变人类社会的所有领域，从思想、文化，到经济、政治和国际关系。（4）全球化。几乎席卷了世界不同发展水平的所有国家和地区。（5）星际化。人类走向星际探索，从1957年发射第一颗卫星、1969年人类第一次登月、1981年第一架航天飞机，一直到2021年发射的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星际革命和星际化成为这次转型中最引人注目的变量。马斯克（Elon Musk，1971—）是星际主义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第三，21世纪超级大转型和危机常态化高度重叠。历史上的大转型都以各种危机为背景和影响因素。甚至可以说，危机是大转型的关键变量。但是，这个世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大转型和危机发生高度重合。现在，危机常态化和高频率化。“危机”概念已经在人们的话语交流中不可缺失，否则不足以表达对事情的认知和理解，诸如能源危机、金融危机、失业危机、病毒危机、地缘政治危机，不一而足。从2000年的IT和纳斯达克危机、2001年的“9·11”恐怖主义危机，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不同地区的动荡和战争引发的难民危机，危机规模越来越大，复杂化程度加剧，离每个人的生活越来越近。

第四，面对21世纪超级大转型的选择困境。现在的超级大转型和复杂化危机，已经不是牛顿式的简单机械状态，而是动态的多维度状态。大转型过程中的坐标系不断改变，人们甚至不知道这个世界真正的坐标系在哪里。更为严重的是，科技正在加速逼近“奇异点”。仅仅描述这样的超级转型已经十分困难，如何实现其数量化和模型化，将挑战人类的智慧和技术手段。所以，需要突破传统的思想、理论和模式。例如，信息结构的复杂化、网络博弈的兴起，以及机器学习的广泛应用，导致“博弈论”的思想方法已经过时。

第五，超级大转型的两种选择模式。超级大转型，一方面，正在加速日益融合的技术和日益量化的社会的形成；另一方面，全方位的危机还在积聚，如果任其发展，人类将面对失序、分裂、崩溃。于是人类产生了两种选择模式。第一种是马斯克的星际移民模式，或者称为“星际资本主义模式”。这个模式的核心理念是基于地球和人类危机加剧的不可逆转，实现少数人类的外星球移民，它依赖于资本、技术与公司结合。第二种是元宇宙（Metaverse）模式，即通过非中心化自组织分布式的合作，构建虚拟现实世界，实现挽救人类危机和地球的各种实验，最终重构一个现实和虚拟互补的新世界。

元宇宙是大设计和大实验的载体

现在所面临的超级大转型，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集合思想、科技和财富的系统工程，如同建立21世纪的金字塔。

第一，超级大转型需要大设计。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 1942—2018）继《时间简史》之后的著作《大设计》，在第五章引言部分引用了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的一句话，很有哲学意味：“宇宙最不可理解之处是它是可理解的。”人类需要在理解这个超级大转型的基础上，开始霍金所说的大设计。这个大设计需要集结人类在数学、物理、科技和工程上的智慧，还有所有艺术领域的成就。现在关于超级转型的思考，关于元宇宙的构想，需要有多维宇宙和空间的思维能力。拓扑理论和M理论具有极大的启发性。g其中，M理论“是宇宙的完毕理论的仅有候选者”“是爱因斯坦所希望找到的统一理论”。

第二，大设计需要大实验。迄今为止，人类的各种具有转型意义的试验，都以人类本身作为试验对象，以地球作为试验场所。现在，这样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因为，人类已经无法承受试错成本和后果，地球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脆弱。人类在现实世界中无法解决的问题，需要到一个新的世界去试验，元宇宙就是这种超级试验的场所、载体和平台。或者说，元宇宙是超级转型和大设计的实验室，在已经成熟的技术支持下可以实现：（1）融合形而上和形而下、超世代的试验。（2）关于现存所有科技大设备不足以实现的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的试验，以及历史和物理世界假说的试验。（3）宇宙起源基因编辑试验和硅基生命的试验，还有传统碳基人类与各类数字及虚拟人的共处模式试验。未来元宇宙中的“人口结构”中，虚拟现实形态的人口数量将具有显著优势。（4）模拟地球各种毁灭性灾难的试验。（5）走向星际的未来诺亚方舟的试验。总之，人类之前从来没有这样的机会和可能性，可以以元宇宙的虚拟现实方式，完成人类可以想象到的必要和紧迫的试验。

第三，元宇宙大实验的社会意义。基于元宇宙的大实验，实现互联网3.0、区块链3.0、人工智能3.0、工业4.0的结合，不仅可以给人类思考、观察和收获新型体验的机会，而且可以推动现实世界和虚拟现实世界的互动与移植。数字解放、数字自由和数字正义时代的来临，使每个人，包括被称为“数字时代无用阶级”的人获得机会和尊严。不仅如此，元宇宙大实验还将构建人类和人工智能生命体共同的伦理和价值体系。人类终究会超越现在的人类中心主义，加速后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

结语

霍金说：“但真正的奇迹也许在于，逻辑的抽象思考导致一个唯一的理论，它预言和描述了我们所看到的充满令人惊异的千姿百态的浩瀚宇宙。如果该理论被观测所证实，它就将是过去3 000多年来一场智力探索的成功终结。我们就可以说找到那个大设计了。”

人类正处于这样的伟大时刻：大转型、大设计和大实验。元宇宙的出现正是时候（ just in time），元宇宙的功能则是包容一切（all in），创造可持续增长的新模式，这些都是元宇宙的魅力所在。《易经》的 “元亨利贞”触及元宇宙之真谛，可以概括宇宙间的春夏秋冬、东南西北、上下左右，往来循环，无穷无尽。在元宇宙的“贞下起元”时刻，我们不仅要呼唤理性主义、科学主义、人文主义，还要呼唤似乎已经久远的激情和浪漫。因为，科学不仅需要理性，也需要浪漫与激情。元宇宙会为技术乌托邦主义注入全新的生命力。

朱嘉明于北京

2022年4月2日

历史是一个复杂和动态的矩阵。回顾过去的 100年，有的历史维度彻底中断和消失，有的从非主流演变成主流，有的在演变过程中异化，有的从更深层上改变了人类的走向。

《历史不会熔断》这本书从经济金融、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维度，探讨人类未来如何通过创新和合作，以实现和谐美好的可持续发展。

《历史不会熔断》这本书共七章：第一章从经济、科技、贸易的角度梳理了发生在 19世纪、20世纪和 21世纪的若干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对世界格局和秩序的深刻影响，如巴黎公社、1929年大萧条和罗斯福新政、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英国脱欧等；第二章聚焦中国历史，收录了作者与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所交流讨论的关于中国历史的 38个问题，以及作者在 20世纪 80年代对拉美五国、西亚六国考察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入思考；第三章从人文和伦理的视角探讨了技术和文明的关系，包括火药发明如何改变世界历史，并收录了 1984年钱学森先生和作者讨论科技和国民经济关系的来往信件；第四章探讨了中国货币的演变历史，特别是从北宋交子出现到当代数字货币的发展全历程；第五章集中展示了作者对中国改革开放 40多年经济思想史的思考，以及对中国经济研究方法和区域经济发展路径的研究；第六章展现了 21世纪20年代前沿科技发展，主要是人工智能、量子革命、区块链、元宇宙等领域的技术进展，以及科技革命如何加速数字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第七章面向未来，阐述了数字经济、未来城市、海洋空间、宇宙空间的开发和全球未来趋势的互动关系，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大影响。

朱嘉明

经济学家，现任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数链数字金融研究院学术与技术委员会主席。20世纪 80年代，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95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斯隆管理学院 MBA。曾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担任工业发展官员，曾任教于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等大学。代表著作有《国民经济结构学浅说》《现实与选择》《论非均衡增长》《从自由到垄断——中国货币两千年》《书话集》《未来决定现在》和《元宇宙与数字经济》。

第一章 历史不会熔断

亚当·斯密的思想遗产永不枯竭 /003

巴黎公社和数字经济时代的社会主义意义 /017

历史不会熔断 /021

尼克松关闭黄金窗口50年 /028

解读英国脱欧：需要变革思维方式 /032

科技冷战和国际科技秩序 /042

贸易将继续改变世界 /049

第二章 历史的回响

关于中国历史的38个问题 /055

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中国现代化进程 /071

北洋政府时期的中国货币金融状况 /074

关于亚洲金融风暴之后的几点思考 /099

亚太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分布 /120

拉美五国经济改革的经验与教训 /130

关于西亚六国考察报告要点 /136

第三章 人文、伦理与科技

技术与文明 /147

火药：改变了人类历史演变模式 /152

人类向善的困难所在 /166

21世纪视野下的乌托邦 /180

《阿Q正传》100年：典型社会的非典型形象 /186

《尤利西斯》和构建的现代荷马世界 /194

方以智：明末“实学”的旗手 /208

1984年钱学森先生与我的一次学术交流 /215

第四章 货币历史演变

广袤和迷人的货币经济历史 /225

中国货币史重大事件比较 /242

革命金融和数字货币的历史渊源 /259

亚投行的长期战略选择 /273

数字货币：从边缘到中心 /284

货币王者的时代完结 /307

第五章 中国经济四十年

中国改革四十年经济思想史 /323

20世纪80年代：中国未来历史的一个坐标 /342

研究中国经济的思想方法 /351

马洪对于中国20世纪后半期工业现代化的贡献与影响 /362

杨小凯和他的经济思想 /367

实现县域经济空间转型和产业再造 /379

横琴“数链计划” /398

解析深圳“奇迹中的奇迹” /414

关于建立上海浦东新体制经济区的几点看法 /427

第六章 科技革命、区块链和元宇宙

AIGC加速逼近科技“奇点”进程 /433

量子大趋势和Q世代 /445

量子时代和数字经济 /450

现阶段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的若干问题 /455

元宇宙和科技革命 /480

对区块链网络去中心化指数的经济史解读 /490

区块链·元宇宙·数字经济 /501

从图灵机到工业元宇宙 /524

为什么需要创建金融元宇宙 /530

从社会、人文、法律角度看媒体元宇宙发展的机遇和挑战 /534

科技革命·学习革命·教育革命 /538

在宏观科技场景中寻找企业的位置 /547

关于数字经济新阶段的共识 /553

第七章 未来构想

后人类和后人类经济学 /563

现代经济演变和经济学创新 /582

关于“气候经济学”的若干想法 /608

双碳目标和绿色技术创新指数 /614

“中美格拉斯哥联合宣言”的意义的解读 /618

实践ESG理念是历史大趋势 /623

2050年的城市：构想与展望 /628

世界的复杂性和粮食安全的长期性 /635

公益资源数据化和数据公益化 /640

利用和开发中国时差资源创建乌鲁木齐金融中心 /645

新冠肺炎疫情如何改变社会成本观念和结构 /658

为了生存，必须开发海洋 /683

外层空间经济的若干思考 /687

后 记 /693

索 引 /697

历史就是一个动态的矩阵

读者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已经是2023年的新年之后了。我相信，每位读者都会对2023年有这样或那样的期许和计划。其实，这已经是人们迎新辞旧的一种精神现象。但是，每个个体对新一年的期许和计划，常常被个体所不能影响和控制的历史所改变，甚至破灭。这是因为，历史是一个动态的矩阵，如同复杂的迷宫，任何个体、群体，甚至国家在其面前都是极为脆弱的。

本书分为七章，所有文章从不同角度折射历史是怎样一个复杂和动态的矩阵。

一

将视野转向100年前的1923年。中国那一年是民国十二年，农历癸亥年。1923年的世界历史矩阵，在以下几个维度的影响至今依然存在。

其一，经济维度。1923年，美国正值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1872—1933）担任总统，经济进入飞速发展阶段。至1929年，生产率年均增速达到4%，工业生产增长接近一倍，财富膨胀，社会奢靡之风大行。历史学家称1923—1929年的美国为“柯立芝繁荣”（Coolidge Prosperity），又称“咆哮的二十年代”（Roaring Twenties）。自此，经济繁荣奠定了美国在20世纪的地位。自1923—1929年，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经济增长先后恢复到大战前的水平，并有所发展。1923年年底，英国的金汇兑本位制率先在德国得以试验性推行：德国央行与英格兰银行达成协议，英格兰银行向德国央行提供一笔英镑贷款，德国央行则以英镑为货币准备金，发放贷款以英镑计价。这一年，经济学家们已经开始感受到经济机制的改变。英国经济学家约瑟夫·基钦（Joseph Kitchin，1861—1932）提出为期3—4年经济周期理论。1923年也是苏联货币改革的关键时点，建立了由切尔文券（chervonets）和苏维埃纸币（sovznaks）组成的双货币体系，挽救了濒于崩溃的国民经济。

其二，政治维度。欧洲的德国，1923年马克价值暴跌，恶性通货膨胀失控，最严重的时候，通货膨胀率每月上升2 500%。德国马克崩溃，中产阶级彻底破产。这年11月，希特勒（Adolf Hitler，1889—1945）发动了“慕尼黑啤酒馆暴动”（Bürgerbräu-Putsch）。纳粹主义和第三帝国自此发端。10月，国际社会制定针对德国战争赔款的“道威斯计划”（Dawes Plan）。亚洲的日本，1923年9月突发的里氏8.1级的关东大地震、海啸和大火，不仅摧毁了日本两个最大的城市，引发了深刻的经济危机，而且激起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情绪，导致主张通过侵华策略开拓生存空间的军国主义崛起。

其三，科学维度。1923年前四年的1919年5月9日，“那天，从西非的普林西比岛和巴西的索布拉尔拍到的日食照片证实了一种新的宇宙观是对的”。 这个新的宇宙观就是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开创的相对论（theory of relativity）。从此，真正意义的“现代世界”开始。b 1923年，路易·维克多·德布罗意（Louis Victor Pierre Raymond，7th Duc de Broglie，1892—1987）连续在《法国科学院通报》（Comptes Rendus de l’ Académie des Sciences）发表三篇有关波和量子的论文，提出实物粒子也有波粒二象性，揭示了电子也具有波动性，为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1885—1962）的量子化条件提供了理论根据。这一年，海森堡（Werner Karl Heisenberg，1901—1976）完成题为《关于流体流动的稳定和湍流》（Über Stabilität und Turbulenz von Flüssigkeitsströmen）的博士论文。海森堡是量子科学历史链条中的关键环节。玻尔和德克·科斯特（Dirk Coster，1889—1950）发表了一篇关于X射线光谱学和元素周期系统的论文。几年之后，埃尔温·薛定谔（Erwin Schrödinger，1887—1961年）在德布罗意理论基础上，建立波动力学（wave mechanics），提出微观物理学的基本运动定律，即薛定谔方程（Schrödinger equation）。

其四，技术维度。1923年，一架旋翼机在西班牙首次稳定飞行，美国空军完成了第一次不停顿横贯大陆的飞行。1923—1929年是德国汽车工业“黄金年代”，汽车工业技术不断创新，汽车工业成为工业化时代的支柱产业。

其五，思想、文化和艺术维度。1923年，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论货币改革》（A Tract on Monetary Reform）发表。瓦尔特·本迪克斯·余恩弗利斯·本雅明（Walter Bendix Schön-flies Benjamin，1892—1940）的《译者的任务》（Die Aufgabe des Überse-tzers）出版。作为好莱坞象征的白色HOLLYWOOD标志树立在好莱坞后的山坡上。卓别林（Charles Spencer Chaplin，1889—1977）编剧和导演的首部电影《巴黎一妇人》（A Woman of Paris）公映。美国《时代》（Time）周刊创刊，成为美国第一本新闻周刊。芝加哥艺术俱乐部为巴勃罗·毕加索（Pablo Ruiz Picasso，1881—1973）举办在美国的首场展览《巴勃罗·毕加索的原画》（Original Drawings by Pablo Picasso）。这一年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先驱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生命进入倒数第二年。

1923年的中国历史矩阵中，具有历史意义的维度是：在政治领域，《中华民国宪法》颁布。国民党成为中国新兴政治力量，发布《中国国民党宣言》和《党纲》。孙中山（Sun Yat-sen，1866—1925）确立联俄政策，开启国共第一次合作。苏联向孙中山提供经济援助。孙中山重新组成大元帅府，广州成为国民党革命基地。工人运动兴起。京汉铁路工人举行震惊中外的大罢工。这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山召开。在经济领域，北洋政府财政经济状况也日趋恶化。在思想领域，张君劢（Carsun Chang，1887—1969）和丁文江（1887—1936）展开“科学与玄学论战”。鲁迅（1881—1936）小说集《呐喊》出版。

回顾1923—2023年的100年，不难发现历史矩阵的演变特征：有的历史维度终究彻底中断和消失，例如奥斯曼帝国（Ottoman Empire，1299—1923）不复存在；有的从非主流演变为主流，例如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地位；有的不仅持续，而且恶化，例如世界性的贫富差别；有的在演变过程中异化，例如金本位的复辟和最终消亡；有的完全不可逆转，例如1920年前后世界人口在20亿之内，2022年达到80亿；有的从更深层次上改变了人类的历史走向，例如科技创新。

可以这样看过去的100年：还是这个地球，还是这个世界，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危机和危机的叠加——经济危机、金融危机、政治危机、生态危机、气候危机、疫情和公共卫生危机、文化危机。持续的各类危机，引发世界一次又一次的“蜕变”和“巨变”。其中，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最终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历史后果是冷战。冷战结束、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并没有实现所谓的“历史终结” （end of history），历史舞台的各种力量继续博弈。21世纪之后，一方面，世界因为IT革命，进入互联网时代，科技革命蔓延到生命科学、人工智能和量子技术领域；另一方面，全球化从辉煌到衰败，市场经济失灵，恐怖主义、民粹主义、分裂主义不断抬头，区域性军事冲突持续性发生，生态环境恶化。历史正在印证复杂科学，显现出日益强烈的“非线性”“不确定性”“自组织性”和“涌现性”的特征。历史事件不是单独的小概率事件，而是小概率事件的集合，即人们常说的“黑天鹅事件”的集合，以及尤其是底层力量的积聚和爆发，正在改变着历史走向。

对历史趋势的预测愈发困难。“一九一八年后，另一次大战的爆发与经济恐慌是可以预测的。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有哪个经济学界预测到‘三十年光辉岁月’的世界大景气呢？没有。他们预测战后会萧条。他们有预测到黄金时代会在一九七〇年代初结束吗？经济合作开发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预测会有持续甚至是加速的成长，达到每年百分之五。他们预测到目前这个足以破除半个世纪以来使用‘萧条’一词的禁忌的经济麻烦了吗？没有。”“不管我们是谁，我们都将看到，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二十世纪，将会发现它完全不同于一九八九到一九九一年之前的二十世纪，仿佛是一个句号把时间之流断成两截。”

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难以确认“现在”的内涵。不仅未来决定现在，而且“现在就是历史”。“现在”与“未来”和“过去”的纠缠更明显，国际形势几乎变幻莫测，人们面对越来越多元化的事实，即使是相同的事实，人们也会做出不同的分析和解读。

二

在海森堡理论的矩阵中，位置通过无限矩阵或数组表示，j表示变量。

在过去100年的历史矩阵中，其实也存在j变量。其中以下的关键性变量和它们的相互作用影响和改变着历史。

其一，伦理。f伦理包含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之间的自然法则、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基于伦理基础，人类历史无论如何演变，最终维系了文明的存在，秩序与进化。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撰写《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在前，《国富论》（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在后。同时代的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对道德本质做了迄今为止最为深刻的阐述：“于是，道德法则的客观实在性不能通过任何演绎或者任何理论的、思辨的或以经验为支撑的理性努力得以证明；而且，即使有人想根除他的绝对必然的确实性，也不能通过经验加以证实，因而不能后天加以证明。尽管如此，它自身仍然是自为地确定不移的。” 但是，20世纪以来，伴随全球性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展，在经济、科学、政治和社会领域，道德都被边缘化。中国经济学家将这样的思想称为“伦理不涉”（non-ethical）。

针对这种情况，有的经济学家提出：经济学和伦理学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导致现代经济学的性质已经大为贫乏，所以，经济学需要关注影响人类行为的伦理。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没有道德就没有契约。因为只有道德规范才能赋予契约约束力。在过去100年，凡属于挑战人类伦理架构的思想、人物和事件最终都是失败的；伦理体系正在丰富与发展，例如，“伦理经济学”，还有当下的“人工智能伦理”已经被关注。

其二，思想。过去100年，几乎所有学科的思想和观念都得到拓展。这些学科包括从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天文、地理，到哲学、美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1900年，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1862—1943）在巴黎国际数学家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分属四大板块的23个数学问题，是以他的深邃数学思想为基础的；爱因斯坦的“上帝不掷骰子”名言，源于他科学因果性的思想；薛定鄂《生命是什么？——生物细胞的物理学见解》（What Is Life? The Physical Aspect of the Living Cell）的遗传密码概念和思想，启发和刺激了基因的发现和证明。所以，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1838—1916）说：科学家需要思想，因为科学家需要审查“自己的领域和比较容易达到的临近领域里的知识成长，尤其是察觉引导探究者的特殊动机”。

在人文思想领域，20世纪被认为是“分析的时代”，有延续19世纪的共产主义、保守主义，还有20世纪产生的新自由主义、威权主义、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生态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不一而足，并形成不同的派别。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1992）是经济学家，更是一位自由主义的思想家。其中，1922年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1889—1951）《逻辑哲学论》（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所代表的“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和20世纪60年代的“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影响深远。后现代主义集中代表了反叛现代主义和反本质主义，主张对现代化过程的批判与解构，渗透到建筑学、文学批评、心理分析学、法律学、教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并形成自成体系的论述，改变了20世纪的思想生态。后现代主义还是1968年5月巴黎学生运动的重要思想资源。

毋庸置疑，过去100年是被不同思想和思潮驱动的100年。即使今天，对于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和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GEB：一条永恒的金带》（Gödel，Escher，Bach: an Eternal Golden Braid）所代表的思想，怎样高的评价都不为过。

其三，科技。1923年，英国数学家和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1872—1970）已经预见：“归根到底，是科学使得我们这个时代不同于以往的任何时代。”100年的历史证明罗素是完全正确的。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100年，人类进入工业化和科学技术创新的互动时代。从福特T型车，贝尔实验室发明的无线电广播、电视、有声电影、电动留声机，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的曼哈顿计划（Manhattan Project）、战后阿波罗登月计划（Project Apollo），以及之后的星球大战计划（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IT革命和半导体革命、互联网、赛博格和人工智能，形成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1883—1950）所说的一浪高过一浪的“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淘汰旧的技术和生产体系，建立新的生产体系，实现市场新的均衡。在过去100年的科技革命中，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推动了从工业经济到数字经济、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转型。

其四，经济。过去100年，经济领域的根本性演变是自由资本主义历史、完全市场竞争历史的完结。现代经济学理性“经济人”假设，自由竞争和私有制市场支持社会经济资源合理配置和效率，和所谓的“帕累托均衡”，都已经与数字经济渐行渐远。当代的现实经济是以市场和政府互动为基础的，国家作用呈现强化的趋势，根本原因是金融货币制度的改变：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金本位制度的终结；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布雷顿森林会议，确定国家通过央行控制货币制度；1971年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1913—1994）关闭美元与黄金窗口，意味着完全基于国家信用的货币体制的形成；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本质是国家信用货币制度的危机；这些年所讨论的现代货币理论（Modern Monetary Theory，MMT），就是论证货币财政化制度的合法性。

其五，生态。过去100年，地球的生态问题从不是问题到成为问题，再到现在成为人类共同的重大问题。因为持续碳排放的积累，全球气温升高，极端气候常态化，冰川融化，岛屿消失。其深层的原因确实是市场原教旨主义，是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的惯性。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人类正陷入四个不可逆的困境：人口增长基数不可逆，生态资源破坏和消耗不可逆，经济增长需求不可逆，气候恶化不可逆。因为气候变化给人类造成持续性危机，已经成为颠覆世界的一种新模式，所以，人类面临“刚性选择”：“要么允许气候异常改变世界的一切，要么改变绝大部分经济以避免那种命运”。

其六，政治。在过去100年间，政治体制的演变尤为剧烈。其中具有历史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件至少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后重建、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时代终结、欧盟诞生、冷战、两个阵营对抗和苏联解体、“9·11”事件、颜色革命、美国特朗普（Donald John Trump，1946—）现象，还有民主制度呈现多元化改革。100年间，一代又一代的政治人物，走上历史舞台又消失在历史舞台，令人目不暇接。确有极少数政治人物因为留下了政治遗产而被后人记忆。在历史关键时点，关键的政治人物，可以对关键的历史时空，产生关键性作用。俄国革命家普列汉诺夫（Georgi Valentinovich Plekhanov，1856—1918）的《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On the Individual’s Role in History），对此有过精彩的论述。

历史之所以可以继续，不会熔断，因为历史不是一条线，而是一个构造，一个时空和事件相融合的体系，接近数学的矩阵定义：一种复数或实数的排列和集合。

三

1999年3月，华纳兄弟影片公司的科幻影片《矩阵》（The Matrix，中文译为《黑客帝国》）上映。影片的故事极为前卫：网络黑客尼奥发现，看似正常的现实世界，其实是虚拟世界，被一个名为“矩阵”的计算机人工智能系统控制。于是，尼奥、一位神秘女郎和黑客组织首领墨菲斯联合起来，与矩阵抗争，最终回到现实世界。2003年《黑客帝国2：重装上阵》和《黑客帝国3：矩阵革命》上映，2021年《黑客帝国4：矩阵重启》上映。四部《黑客帝国》的思想价值在于，未来的世界很可能是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并存。人类，包括数字人和虚拟人，可以在这样的两个世界中转换角色。

如果未来是这样，那么传统的历史观念和逻辑都被彻底颠覆：历史不但有古典真实模式，而且有虚拟现实模式；历史中的主体，不但有传统的人类，而且有智能机器人；未来历史的创造者，不但不局限于传统的碳基人，而且主导权要让渡给硅基人。也就是说，历史的对象不仅仅是人类社会，而且包括迅速成长的“后人类社会”（posthuman society）。

人们曾经坚定不移地相信：事实乃是现代史学的核心之一。现在，因为科技革命，以信息和数字形式存在的事实，以量子纠缠方式存在的事实，已经不再是传统的事实模式。如果说，按照约翰·惠勒（John Archibald Wheeler，1911—2008）的观点，万物源于比特（“It from bit”），比特就是这个世界最基本的事实和存在，所以历史就是比特的排列和集合。

值得注意的是，因为“马斯克主义”产生，人类开启火星移民计划，人类历史也因此开始超越地球的边界。马斯克主义的底色是“极客技术原教旨主义”，支点是科幻设定，跟反技术的新勒德主义相对，它几乎是量子+贝叶斯+比特+计算建构的。“马斯克主义”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乌托邦无政府主义者；二是政治光谱是动能派（dynamism），将技术进步视作元目标，凌驾于政治原则甚至道德秩序之上。

总而言之，人类似乎不得不重新诠释和定义事实，物理世界和基于比特的虚拟世界并存，人类生存空间从地球延伸到月球和火星。人类本身也在改变，不同改变的交集，推动历史矩阵的持续扩展和进一步复杂化，加快向后人类社会过渡。

四

在日益复杂和异化的历史矩阵中，有一种冷酷无情的力量按照其固有的模式在增强，这个力量就是熵。人类社会和文明受到两种熵叠加的压迫：热力学的熵，熵增加，系统的总能量不变，其中可用部分减少，熵增过程是一个自发的由有序向无序发展的过程；信息学的熵，信息量增加与信息熵正相关。“人类在应对物理世界热力学熵的同时，还面临被称为信息熵的积聚压力。热力学熵和信息熵增的交叉和叠加，将会导致物理形态的现实世界和信息形态的虚拟世界陷入失序，触发内卷化的社会熵增，引发生态、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全方位危机。”o 所谓的“全方位危机”可以理解为“危机集群”或者“集群危机”。

所以，人类走到今天，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要改变热力学、物理学和信息学的熵的存在方式，从熵增转变为熵减或负熵。为此，人类需要开启全方位的变革——思想变革、经济变革、社会变革。这样的变革必须是结构性变革，注重整体性和共识性。为此，人类的不同族群、不同文化、不同意识形态，不是强化差异和继续分流，而是寻求共识和走向合作；不是重复金字塔模式，而是实践DAO的模式，构建Web 3.0机制。道理并不复杂：只有合作与和谐有可能实现熵减，而冲突和对抗势必引发熵增。

总之，是熵减，还是熵增，将是未来历史的主旋律，是历史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较量的焦点。传统的历史学家们，可能从来没有意识到作为自然科学第一法则的熵定律，已经成为历史演变的最为重要的法则。事实上，更多的科技定律或迟或早地都会进入历史学领域。

现在，最值得关注和思考的是人工智能技术的持续突破。2023年1月， OpenAI开发的第四代生成式预训练技术GPT-4呼之欲出。GPT-4将拥有100万亿个参数，而一个正常人类大脑约有800亿—1000亿个神经元，以及约100万亿个突触，GPT-4是否预示着可能具备制造人脑的能力，尚难以得出结论。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如果在没有任何限制的情况下，GPT-4通过图灵测试，这将意味着模拟人脑的历史进程会超出人们的想象。人工智能的生成式预训练技术的持续发展，将从根本上改造人类目前的经济构造和生活模式，甚至人类本身。其意义可以与实现摆脱地球引力的第二宇宙速度，或者摆脱太阳引力的第三宇宙速度技术媲美。p在不断推进的人工智能技术前沿背后，很可能存在类似芯片技术的“摩尔定律”（Moore’s law），或者互联网的“梅特卡夫定律”（Metcalfe’s law）。这样的规律将强烈影响历史矩阵中的维度组合。

以德国历史学家约翰·古斯塔夫·德罗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n，1808—1884）在他的《历史知识理论》（Historik）中的一段话作为本序言的结语：“我们的心智力、精神力量能在理念层面上，把未来和过去与自己的现实结合起来，使自己类同于永恒。”

2023.1.11修订于横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