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2008，东京奏鸣曲
2008年制作发行的黑泽清导演作品《东京奏鸣曲》， 从一名被告知裁员的男子拉开序幕。总务部门的职能外包给了中国，该部门的员工被视为多余人员而解雇。该男子在私营铁路沿线拥有自己的房子，与家庭主妇的妻子、两个儿子一起生活。男子在家是颇有威信的父亲，却无法告知家人自己被裁员的事实。每天假装上班，照常出门，去公共职业安定所，在公园里消磨时光。西装笔挺的男子与救济人群一起排队的场景，虽过于不切实际，但这可以说是讽刺性描绘了当时社会的焦虑。由于社会的荒废，上班族“父亲”的权威瓦解、自己的小家庭分崩离析，这部电影可能一直试图在“噩梦”层面上触及民众的意识。
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破产引发金融危机，10月28日东证平均股价一下子跌破7000 点。这一数值达到了自1982年以来、泡沫经济之后的最低值。“派遣村”被报道出来，是在2008年12月至2009年1月的跨年。1989年平成之初，东证平均股价在同年底创出新高。“平成”始于泡沫经济鼎盛期，然后从那里跌落。
因此，“平成”被描述为“失去的10年”甚至“失去的20年”。这暗示着“平成”偏离了“本该可能在的轨道”。从高度成长到泡沫经济，其成长与成功的经验，犹如阴魂不散的亡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生活在与“本就如此的社会”不同的社会中。
中产阶级空心化了吗？——格差、郊区、民族主义
讨论这样一个时代之际，本讲所提出的问题是“中产阶级空心化”。“空心化”（hollowing out）一词已用于其他社会性变化。
首先是“城市空心化”，也称为“甜甜圈现象”，是指居住地与工作场所的郊外转移使东京都中心区域居民的人数减少，人口密度变得比周围地区稀疏。1982年《朝日新闻》的一篇文章报道了东京市中心11区的人口下降。高度成长时期人口从农村移动到城市。经过70 年代的平缓期之后，人口开始从市中心流出，郊区随之扩大。在这一趋势的背后是人们对自住房的渴望。
其次是“产业空心化”，是指重要的制造基地转移到海外，这一概念自80年代中期以来便已登场。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土地价格暴涨、人力成本涨价、日元急速升值，相互交织在一起出现。2008年《东京奏鸣曲》里的那名男子被裁员的原因在于，在通过通信技术发展建立网络的前提下企业相关业务外包给了一家中国公司。
如果我们提到“空心化”，它已用于城市和工业两个概念，那么“中产阶级空心化”便是指中产阶级本身人数在减少、被稀释及缺席。当然，这种情况似乎是整个“平成” 时代的特征。其原因在于整个“平成”被反复强调“1亿中产阶级社会”（1億総中流社会）的瓦解，又反复谈到“格差社会”。冷战结束后，“格差社会”的话语已被广泛接受， 用以描述全球化所带来的日益扩大的社会不平等。
在此需要注意的是，“格差社会”的话语伴随着两层意思。一是“郊区社会论”。“国道16号线”“吉之岛（现在的永旺）”被象征性地视为汽车大众化与路边商店普及的标志。高度成长过后日本社会的“郊区”空间不断扩大， 它被描述为单调的景观与空虚的生活意义。
另一层意思是关于“民族主义”的话语。自2000年以来，特别在互联网上，视作“民族主义”的词汇蓬勃发展， 其背景在于社会不平等现象的蔓延。2006年底，“格差社会” 引起广泛讨论时，赤木智弘发表了一篇引起争议的文章——《真想揍“丸山真男”一顿——31 岁自由职业。希望是战争。》（《论座》2007年第1 期，朝日新闻社，2006年）。这一时期，以年轻人为中心的“右倾化”成为评论界探讨的主题之一。
不平等、郊区、民族主义这三条线的平行，也是东浩纪与北田晓大于2007年出版的《从东京思考》（NHK BOOKS，2007年）一书的副标题。随着贫富差距的拉大、郊区平庸生活的扩张，失去希望的年轻人转向了民族主义。这样的情况以一定程度的简明方式而传播开来。当然，这本书各位作者并未将上述三者联系起来，而是作为同时代的社会问题提了出来。但是，随着整个社会对三者的理解不透彻，使这三个元素就被单纯地连接起来，于是便生成上述简单的说法而流传开来。
然而，这三者之间存在紧张与矛盾。比如，格差社会理论探讨贫困的产生、财富分配不均、社会不平等的扩大，而郊区社会理论则讨论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普遍性与陈旧性。前者强调社会差异，而后者强调社会共性。这便产生了一个简单的问题——平成时代中产阶级会消失还是会富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