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  名：1948：天地玄黄

作  者：钱理群

译  者：

ISBN：978-7-108-05061-8

定  价：38.00

开  本：32开

页  数：259

丛  书：钱理群作品精编

CIP：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23039号

成品尺寸：145*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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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三部曲之一，文学史中的《万历十五年》

编辑推荐：

本书是作者一种新的文学史写作方法的尝试。不像传统文学史那样概括罗列时代背景、作家、作品、社团等，而是选取了1948年这样一个“大局未定，天地玄黄”的“典型年度”来展开论述。史料翔实、逻辑缜密、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当时面世时，即引来关注，被誉为同套书中最出色者。

内容简介：

1948，大局玄黄未定。《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以胜利者的姿态宣告了历史转折时代的到来；蒋介石元旦训词仍以国家利益的代表自居，却在内外交困中受到广泛质疑，已成困兽之斗。中国行将进入一个崭新时代……

本书选取1948这个典型年度作为切入点，不是面面俱到、平铺直叙作家、作品、社团等文学史实，而是从历史细节和个体生命感受入手，呈现了历史大变动时期知识分子在“左”与“右”、走还是留之间的艰难抉择及对待文学与政治关系时的复杂情绪。作者通过勾陈梳理大量时人日记、著作、报刊资料、后人回忆等，细腻还原了当时的社会、思想、文化环境，及胡适、冯至、朱自清、沈从文、萧军、胡风、丁玲、赵树理等个体的处境和心理。这使其不像一般学术著作那样枯燥，而更为生动可读。

作者简介：

钱理群，一生裁为四载。前二十一年，算是入世前的准备，1939年出生重庆，在南京读小学、中学，在北京大学亲历反右运动；中间十八年，在边远地区贵州安顺小城中等专业学校教书，在社会底层经历了严重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1978年重返北京，与北京大学青年学生、同代友人一起，风风雨雨二十四个春秋，并写有多部研究周氏兄弟和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的著作；2002年退休后五年，又回归中学和贵州，关注语文教育、西部农村教育、地方文化研究和青年志愿者运动，同时从事现代民间思想史研究。八十五年的生命，和两个空间——贵州与北大，一个群体——中国的年轻人，建立了血肉的联系，其主要连接纽带，则是鲁迅。

目录：

楔子
一、面对转折——1948年1、2月
二、南方大出击——1948年3月
三、校园风暴——1948年4、5、6月
四、诗人的分化——1948年6、7月
五、批判萧军——1948年8月（一）
六、朱自清逝世前后——1948年8月（二）
七、胡风的回答——1948年9月（一）
八、“新的小说的诞生”——1948年9月（二）
九、战地歌声——1948年10月
十、北方教授的抉择——1948年11月
十一、南下与北上——1948年12月
不算尾声
年表（1946～1953）
参考文献
我怎样想与写这本书——代后记
再版后记

精彩试读：

……正是午夜时分，历史刚刚进入1948 年。北京大学教授、诗人冯至突然从梦中醒来，在万籁俱寂中，听到邻近有人在咳嗽，咳嗽的声音时而激烈，时而缓和，直到天色朦胧发亮了，才渐渐平息下去。冯至却怎么也睡不着了，他想：这声音在冬夜里也许到处都是吧。只是人们都在睡眠，注意不到罢了。但是，人们不正是可以从这声音里“感到一个生存者是怎样孤寂地在贫寒的冬夜里挣扎”吗？——诗人想了很多，很久。几天以后，一篇题为《新年致辞》的文章发表在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副刊上。在讲述了那在天色暗明之间的生命感悟之后，诗人接着写道——

如今又是一年的开始，由于过去的教训，大半没有人敢对于今年抱多大的希望了，大家都是忧心忡忡地过日子。就以出版界而论，由于纸价的腾贵，读者购买力的退灭，作家生活的艰难，今年的文艺界恐怕将要比过去更加荒凉。人们都这样谈论，这样担心；但既然这样议论，这样担心，就证明人们并不想就此死去，他们还要继续挣扎，纵使是在所有外界条件都被剥夺了的时刻。——若是把一个小小的文艺副刊比作冬夜里咳嗽的声音，未免太不伦不类，但就一个生存者的挣扎这一点来看，则又有类似的地方。现在什么不是在挣扎呢，从一日的温饱，到最崇高的理想，凡是在这一条线索上能够连串起来的事物，它们都在挣扎。只有那些用千万人的生命来满足人的妄想的人们不懂得生命的挣扎，他们在践踏生命。

并且现在是没有余裕来修饰自己的时代。人类的痛苦正如冬日的树木，直挺挺地在风中雪中摇摆，没有一点遮蔽。只有罪恶会穿上一件美丽的外衣，在人面前眩惑一时；大多数的骗子都会用空洞的口号蒙着自己的虚伪。但是一个真实的生存者是不懂得这些手法的。纵使他的声音像是半夜的咳嗽那样不悦耳，但是它使听到它的人感动了，有所领悟了，因为它是生存的声音。

但愿这个刊物能够继续下去，和一切生存者息息相关，没有修饰，没有浮夸，自然也愿意在自己的生命里开出一些美好的花朵。

诗人是敏锐的，他说出了这个时代的真实：“生存”成为压倒一切的需要，于是有了生存者的挣扎与选择，有了生存者的文学。元旦这一天，尽管处于战乱之中，人们照旧过着自己的日子。作家叶圣陶在忙碌了一天以后，按照多年形成的习惯，在灯下，记下了这一日的生活——

1 日（星期四） 看报。校对十余面，头又昏胀，形寒，因偃卧。下午一时半出外，步行至青年会，行一小时有余，体内觉温暖，精神亦较爽。

到青年会因朱学莲与殷小姐订婚，朱之父蕴若先生，系甪直学校之同事，别将二十年矣，今来上海，自宜往一晤。见时知其老而不衰，双目失明四年，近入医院，一目已重明。所患曰白内障，破眼球膜，剥去内障，居然无恙。三时半进茶点，伯祥与余及冯宾符三人致辞。到者约七十人，十之六七系甪直人。伯祥与余离甪直时，此辈或方为婴孩，或且未出生也。六时回家。［1］

在平实的日常生活中透出了历史的沧桑之感，这心境也是属于这时代的大多数人。

性格比叶圣陶远为峻急，因此而成为1948 年最有争议的作家的胡风，这一天也过得很平静。他在自己家里，接待了来自南京的三位年轻朋友：路翎、化铁和阿垅，畅谈三日之后即一道校改《财主底儿女们》下部纸型上的错字，一天基本校完，又忙着为寻购印书的纸张而四处奔波［2］。——胡风早已预言：“时间将会证明，《财主底儿女们》底出版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个重大的事件。”［3］此刻的胡风却是满头大汗，一脸严肃：在做这些出版琐事时，他是怀着一种文学庄严感，以至悲壮感的。

在北方故都北平，清华校园内这一日却有一番热闹：上午全校师生在工字厅举行新年团拜，晚上中文系师生举行同乐会。晚会的最高潮，是系主任朱自清先生和同学一起扭秧歌。其时“翻身秧歌”已在北方广大农村跳得如火如荼，现在又传入了学术殿堂清华园；而素以稳健著称的朱自清先生这回却听任学生给他化装，穿红衣，戴红花，尽管有几分不自然（由于不习惯），却又是极其认真地投入群众娱乐的热潮中：许多人事后都觉得这件事颇有一种象征意义。而朱先生本人却在日记中郑重写道：“参加中文系新年晚会，深有感慨。”［4］

女作家丁玲在本世纪曾两度成为人们注目的中心：1928 年，二十四岁的她以《莎菲女士的日记》对人生（与性）的大胆、泼辣的追求而震动文坛；二十年后又以反映农村阶级斗争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乾河上》而成为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成功典型。她是在河北石家庄市郊宋庄迎来1948 年的。在此之前，她在给亲人的信中，已经谈到了她“对宋庄有了感情”——

陈明，我从昨天病了，现在还躺在床上，又是那么可厌的感冒，现在已经退热了，准备下午起床。我为什么病的呢？一半是由于前天骤冷，一半是由于感情把我压倒了。我要告诉你，我对宋庄有了感情，我在大前天晚上的代表会上，哭了。我说了我对于那些贫苦者，有了被子，有了袄，有了瓮，我得高兴。我说了我对于那些不满意得了绿票的同情。……我说了我对于满圈的同情，当我走进他的屋子里的时候，我只在地炕上找到一张破床和一床破被，一口破箱子里有几件小孩衣服，我才明白，为什么他在贫农团盖着没收来的地主被子时，是那样地在炕上爬来爬去，可他连一张纸也没往家拿呀！当评级评到他家时，他坚决而迅速地说：“三等贫”……

这感情自然是真诚的，尽管不免带有文人的夸张：知识分子来到民间、农民中，总会有这样的惊喜，感动，以至内疚。这位满圈的形象一直深藏在丁玲记忆里，直到历经风风雨雨，晚年重写《在严寒的日子里》时，仍以满圈作为小说主人公的原型。丁玲当年在宋庄的活动也变成了英雄传奇，至今仍在当地流传：在一个漆黑的深夜里，篡夺了贫民团权力的坏人，煽动群众，武装包围了村公所；老蒋同志（丁玲在宋庄用的是“蒋英”的名字）面对上了膛的刺刀，面不改色，侃侃而谈，最后说服了大多数人，纷纷放下了枪，区武装部队也及时赶来，终于化险为夷……［5］

与丁玲同是延安文艺界的大名人的萧军此时在东北解放区。作为《文化报》的主编，1948 年元旦这一天他向读者送上了《新年献词》，署名却是“秀才”：原来他要标新立异，借一位曾对新政权有过误解的老秀才的口吻，表达一般老百姓以及旧式知识分子对革命者和共产党人的新认识和真诚拥护：“从此‘正统’之迷梦，同情地主‘慈悲心’粉然碎矣！始知革命者与共产党人之所为，斯其乃以圣人之心为心，以圣人之怀为怀，圣人之志为志，顺乎天理，应乎人情，亘古所未有……”［6］萧军在这里传达了一个重要的时代信息：当年共产党人与革命者正是以类似“圣人”的道德的纯洁性而赢得人心的；当然也可以说这实际上是一种主观的期待（因而不免是一厢情愿的），但谁也不能否认这乃是那个时代善良的人们的由衷之言……

和丁玲一样在大变革的北方农村和农民一起迎接新的一年的，还有赵树理。在1947 年7、8 月召开的晋冀鲁豫边区文联文艺座谈会上正式确认“赵树理的创作精神及其成果，实质为边区文艺工作者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具体方向”，赵树理成了解放区文艺的一面旗帜。但老赵依旧是老赵，他仍作为一个普通的编辑，积极投入了《新大众报》1948 年元旦创刊的工作。编辑部设在河北赵庄，他家也搬在那里；有人这样描写他的“办公室”：“里外两间，外间老乡放着些杂物，锅，盆，炉子，席囤，农具，等等，后墙塌了一个角，露面进来一条太阳光；里间有一张单桌，也放着老乡的坛坛罐罐之类；他的地盘仍旧在炕上，盘着膝坐在那里写，窗口放着的，还是那几样东西……那周围的样子，几乎和在太行山小山庄上的情形没有什么不同。”［7］1947 年1 月，赵树理与美国记者贝尔登有过一次有趣的对话：“你这些作品的版权是谁的？收入有多大？要是在我们美国，你出了这么多的书，一定是一个很富有的人了。”赵树理回答说：“这是我的工作岗

位，这是我应该做的工作。我们是不谈稿费的。”“这不是剥削了你吗？”“这怎么能算剥削呢？写作是我的具体分工。我是以此作刀枪同敌人，同反动派，同旧的风俗习惯作战斗的，我是一个文艺战士。”在谈话里，赵树理还强调了他是“为农民写作”的——正是这一写作的基本立足点，很快就给赵树理带来了麻烦［8］。

和赵树理同样自称作“文艺战士”的，还有一大批活跃在战场前线的文工团员。也就在1948 年元旦这一天，新安旅行团的演员在朝城岳楼屯华东野战军司令部驻地的土台子上演出。1947 年因孟良崮等战役的胜利而威震全国的陈毅、粟裕将军在台下和战士一起观看。先演秧歌剧《夫妻识字》、《光荣灯》，歌剧《张德宝归队》，活报剧《美蒋活报》；接着，改变场面，在舞台前广场演出《胜利腰鼓》。几十把火炬，照得广场通明。新旅男女演员头扎白头巾，腰系红绸，在嘹亮的《解放军进行曲》军乐声中，打起腰鼓，分作两队从两边威武雄壮地走上广场。近万观众鸦雀无声，只听得隆隆的鼓声和“向前，向前”的军乐呼唤。忽然场上一声号令，响起了惊天动地的鼓声、军号声，随着队形变换，有如千军万马，前奔后突，蔚为壮观。鼓声一停，陈毅、粟裕一起上来，连声赞好，陈毅激动地挥舞着手说：“你们的腰鼓打出了解放军的威风，要把它打到华东野战军所有的部队去，打遍全中国！”［9］

和北方清华大学的同乐会遥相呼应，元旦这一天，香港文协举办了新年团聚大会。从1947 年末开始，在中共的安排下，各界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纷纷从国统区各大城市和海外汇集到香港，据茅盾说，人数总在千数以上，“随便参加什么集会，都能见到许多熟悉的面孔。大家都兴高采烈，没有一点‘流亡客’的愁容和凄切”，与1941 年皖南事变后，大批倾向共产党的文化人转移香港，情况与心境都大不相同。这次新年团聚会到会的有三百多人，可谓一次“大会师”。郭沫若、柳亚子、翦伯赞、茅盾、叶以群、楼适夷、林林都讲了话。茅盾后来回忆说，他讲话的中心是，“建议香港文艺界应该加强文艺批评工作，纠正前一时期主要存在于上海的文艺批评的偏向。这种偏向表现在对正面的敌人不去批评，好像有危险，而对自己阵营却很有一些不负责任的批评。这些批评调子唱得非常高，非常‘火’，使青年以为这是最革命的。但实际上它是要引导青年到错误的方向”［10］。茅盾这里所指主要是与胡风有联系的一些青年批评家的批评活动，我们在下文还会作详细介绍。尽管目前还是发动反击的建议（向谁建议自是很清楚的），但敏感的人们已经可以嗅到些许火药味了——这似乎在预告，刚刚降临于世的1948 年的中国文坛将不会平静：这也是一个“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