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威作家卡尔·奥韦·克瑙斯高的六卷本自传小说《我的奋斗》与希特勒的野心无关，而是作者四十多年成长与生活的自述，六卷主题分别为死亡、爱情、童年、工作、梦想、思考。书中用流水笔调记叙平凡生活，直白坦诚，有着“自虐般的真实和琐碎”，又善于在日常细节中呈现动人的敏感。

本书是《我的奋斗》系列的第二部，描写了主角卡尔·奥韦如何在第二段婚姻生活中不断切换自己的角色：他是充满着躁动的荷尔蒙、在爱河中追逐嬉弄的情人，是柔情蜜意、有求必应的陪产丈夫，是推持着三架童车壮观出行的新手爸爸，是不知如何应对岳母大人的蹩脚女婿，是在自己母亲的生日庆典上古怪致辞的好儿子——因为他也是凌晨或午夜独自在斗室写作的作家，这一切得以被生动记录。

作者：卡尔·奥韦·克瑙斯高（Karl Ove Knausgård）

1968年生于挪威奥斯陆。1998年以首部小说《出离世界》（Ute av verden）获得挪威文学评论奖，2004年第二部小说《万物皆有时》（En tid for alt）又获得北欧文学奖。2009年至2011年间，克瑙斯高出版了六卷本自传小说《我的奋斗》（Min Kamp），获得挪威文学奖项布拉哥文学奖。在挪威，每十个人就有一人读过《我的奋斗》。知名作家莉迪亚·戴维斯、扎迪·史密斯、杰弗里·尤金尼德斯、乔纳森·勒瑟姆等也表示读《我的奋斗》仿佛上瘾，迫不及待地一本接一本读下去。2015年9月，克瑙斯高获得德国《世界报》文学奖（2014年得主是村上春树）；2017年4月与6月，克瑙斯高先后获得欧洲文学奖与耶路撒冷文学奖。耶路撒冷文学奖旨在表彰作品涉及人类自由、人与社会和政治间关系的作家。该奖项两年颁发一次，历届得主包括博尔赫斯、波伏娃、桑塔格、村上春树等。另有随笔集“四季”系列（《秋》《冬》《春》《夏》）在2015—2016年相继出版。

译者：康慨，1970年生于内蒙古，现居北京，作家和翻译家。

自1999年起，他为《中华读书报》工作，任编辑和记者，并为中国和欧洲多家著名的报刊撰写书评和文化评论。

作为译者，他已出版的图书包括大卫·萨克斯的《传大的字母：从A到Z，字母表的辉煌历史》、H. L·皮纳的《古典时期的图书世界》、卡勒德·胡赛尼的小说《群山回唱》和汤姆·拉赫曼的《我们不完美》。

我搬到斯德哥尔摩并遇见琳达的那个春天，世界突然打开了，充实感增强的速度堪称惊心动魄。我深陷于爱情，一切都有可能，我终日洋溢着幸福，愿意拥抱一切。如果那时有人对我谈起意义的缺失，我一定会嗤之以鼻，因为我是自由的，周围是开放的世界，充满了意义，从我公寓下方飞速穿过斯卢森区的闪亮的、未来主义的火车，到十九世纪风格的、邪恶又美丽的日落，数月离每天晚上我都能看到，太阳就这样染红了里达尔岛上座座教堂的尖塔；从刚刚采摘的罗勒的芳香、新熟的番茄的味道，到深夜时分希尔顿酒店前鹅卵石斜坡上脚步的叩击声，那时我们坐在长椅上，手牵着手，只知道在二人世界里地久天长。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半年，那半年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幸福，真切地感受到了与世界、与自我的亲近，然后它慢慢失去了光泽，世界也又一次与我拉开距离。半年后，那样的状态又回来了，不过是以一种颇为不同的方式。那是万妮娅出生的时刻。那个开放的世界已然不再，我们把它关在了门外，而全神贯注于发生在我们中间的这个奇迹，不，毋宁说是我发生了变化。相较于恋爱时的不切实际和狂放不羁，朝气蓬勃和感情洋溢，这一次的表现却是小心翼翼和悄无声息，对眼前的一切都倾注了无尽的关心。它持续了四个星期，也许是五个星期。当我不得不到城里采购些东西时，我便跑过街道，抓起我们需要的随便什么东西，付钱时急得直哆嗦，然后双手提着袋子往回跑。我连一分钟都不愿错过！日与夜合为一体，一切都是温暖的，一切都寄托着柔情，如果她睁开眼睛，我们便马上扑到她身边。啊，你醒来了！但是这一次也过去了，我们同样习惯了这一切，我开始工作，每天前往达拉街的新写字间，坐下来写作，留琳达与万妮娅在家，午饭时来看我，她虽然时常有些焦虑，但还是快乐的，她对孩子和对当时的情况的态度比我更加贴近，因为我在写作，一开始是按照长篇随笔来写的，但慢慢现出端倪朝着小说一路前进，而且很快进入了状态，它主宰了一切，写作占据了我的全部身心，我搬进了写字间，没日没夜地写，抽空儿睡上一个小时。我充满了一种奇妙至极的感觉，火焰在内心燃烧，不灼人也不毁伤，而是冷静，清晰，明亮。在夜里，我拿着一杯咖啡，坐到医院外面的长椅上吸烟，周围的街道一片静谧，我却无法安坐，因为幸福是那样的强烈。一切都是可能的，一切都有了意义。我在小说里的两个地方达到了超出预想的高度，仅就这两处而言，我简直不能相信这是我的手笔，无人注意或对此有所评论，但它们让我此前五年徒劳而失败的努力写作终有所值。它们堪称我人生中最好的两个时刻。我指的是我全部的人生。它们给了我全身心的幸福和一往无前的感觉，而这样的幸福我之前一直在寻找，却总是两手空空。

小说写完后，过了几个星期，居家丈夫的生活就开始了，并计划一直持续到第二年春天，琳达在此期间将修完戏剧学院的学业。小说写作已经对我们的关系造成了损害，我在写字间睡了六个星期，极少见到琳达和我们五个月大的女儿，及至这段时间终于结束，她如释重负，面露喜色，而我自感亏欠了她，我应该在场，不只人应该待在同一间屋子里，还要拿出我全部的关心全力参与。我没有做到。有几个月我感到难过，因为我没有待在老地方，那个寒冷、干净的环境，我要回那儿的渴望大过了我们共同生活的快乐。小说反响很好也无关紧要了。每次有好评出现，我便在书上画个叉，然后等着下一篇，每次在出版社与代理人谈完话，得知有外国公司表示了兴趣，或提出了报价，我便在书上画个叉，然后等着下一家，而当它终于得到北欧理事会文学奖的提名时，我已经不太关心了，因为如果说过去半年让我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写作唯一的意义就在于写作。全部的价值都在其中。然而我又想得到更多随之而来的东西，因为公众的关注犹如毒品，它给予满足的那种需要固然不是天生，但一旦你尝过它的味道，便会欲罢不能。就这样，我推着婴儿车，在斯德哥尔摩的动物园岛上转个不停，等着电话铃响，有某位记者向我提问，某位活动组织者邀我前往某地，某份杂志向我约稿，某家出版社向我提出报价，直到最后，我承担了这种令人不快的爱好在我身上留下的恶果，开始对一切人和一切事说不，同时，随着这种兴趣渐渐消退我也重新开始了每日的苦差。可是无论我如何努力，也无法深入其中，总是有别的更重要的事情。我推着婴儿车在城里艰难行进，这儿走走，那儿逛逛，万妮娅坐在里面东张西望；不然她就手拿铲子，坐在胡姆勒公园儿童游戏区的沙箱里，周围是斯德哥尔摩的母亲们，又高又瘦，总在不停地打着电话，看上去好像荒诞时装秀上的一景；再不然，万妮娅坐在家中厨房的高脚餐椅上，大吃着我喂给她的食物。所有这一切都让我厌倦到发狂。在屋里走来走去跟她瞎聊时，我感觉自己很蠢，因为她什么都不说，只有我的蠢话和她的沉默，快活的咿咿呀呀或不快的哭泣，然后给她穿好衣服，又一次跋涉进城，比方说去船岛上的现代美术馆，到了那儿我最起码可以一边照看她，一边欣赏优秀的画作，或者去市中心的某家大书店，或者去动物园岛或布伦斯维肯湖，那是城中最接近的自然地方，不然就走远路去看盖尔，当时他在大学有办公室。点滴积累，我掌握了有关小孩子的一切，她没有一件事情我处理不了，我们什么地方都去，但不管我如何得心应手，对她的柔情如何地不顾一切，我的厌倦和冷漠还是日甚一日。百般努力把她哄睡，我才能看看书，熬过这些日子，把它们从日历上划掉。我知道了城里最偏僻的咖啡馆，几乎坐遍了公园里的每一张长椅，有时一手拿书，另一只手推着婴儿车。我带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先是《群魔》，后来是《卡拉马佐夫兄弟》。我又一次在书中找到了光。但这不是崇高、明静和纯洁的光，不是荷尔德林的光；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没有高地，没有山脉，也没有神圣的图景，一切都在人的范畴之内，周围环绕着典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不幸、肮脏、病态的气氛，几乎无处不在，与歇斯底里相距不远。这就是光之所在。这就是激荡的神性之所在。然而这是要去的地方吗？有必要俯身相就吗？像平时一样，我看书的时候不去胡思乱想，而务求全神贯注，花上几天时间，读过几百页后，便突然眼前一亮，煞费苦心而慢慢积聚的种种细节开始互相作用，其强度之大，竟让我深深为之感动而完全沉醉其中，直到万妮娅从婴儿车的深处睁开双眼，目光中简直含着怀疑，这才让我如梦初醒：你把我带到了什么地方？

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合上书，抱起她。如果我们在室内，便取出调羹、食品罐子和围嘴，如果在户外，便赶快择路前往最近的咖啡馆，拉过一只高脚餐椅，把她放进去，然后走向柜台，请店员将食品加热，这种事他们做起来并不情愿，因为那个时候正值婴儿潮，斯德哥尔摩满街都是宝宝，由于大量三十来岁的女人做了母亲，她们有工作，有自己的生活，所以办给母亲们看的时髦杂志开始出现，孩子成了装饰品，一个又一个女明星同意和家人一起在照片上亮相，在采访中谈及家庭。以前属于私人领域的事情，此时纷纷涌进了公共竞技场。到处都能读到产前阵痛、剖宫产和母乳喂养，婴儿装，婴儿车，供年幼子女的父母参考的度假指南，这些东西纷纷成书出版，其作者既有居家丈夫，也有苦大仇深的母亲，她们被工作和生育弄得精疲力竭，身心俱废，感觉自己上了当，受了骗。一些过去还属于正常的话题，现在你最好不要说三道四，这就是儿童，儿童问题如今被推到了人生大义的最前沿，充满了人人应该为之侧目的狂热—这能有什么意义？这种蠢行我也有份，我用小车把孩子推来推去时，与众多把父亲的身份看得高于一切的爸爸们并无二致。每次我坐在咖啡馆给万妮娅喂吃的，店里至少有另一个做父亲的，他们多半与我年纪相当，三十五六的样子，剃着光头以掩饰脱发。谢顶和发际线高企如今几乎成了绝响。看到这些父亲我总是感觉有点儿不自在，感觉自己很难接受他们的女性化神态，可我自己的举手投足也跟他们一样女性化。不夸张地说，我对推婴儿车的男人所抱有的轻微蔑视是一柄双刃剑，因为在我看到这些爸爸的场合我自己就正推着婴儿车。我不相信只有我才有这种感觉，在儿童游戏区，我感到偶尔能从某些男人脸上看到一种不自在的神情，当孩子在周围玩耍时，他们的身体显出坐立不安的迹象，恨不得抓挠游戏设施。每天跟你的孩子在儿童游戏区花几个小时也就罢了，可还有更糟糕的事。琳达刚刚开始带万妮娅去斯德哥尔摩公共图书馆，那里有一个为刚学走路的宝宝开办的儿童舞蹈班，等我开始带孩子时，她也想让万妮娅接着学下去。我隐隐感觉自己大难临头，所以一口拒绝，这事用不着讨论，万妮娅现在由我带，所以儿童舞蹈班不上就是了。但琳达隔三差五就提起，几个月之后我对承担软男任务的抵抗已全盘瓦解，又考虑到万妮娅长得快，每天的活动确实需要多些花样，于是有一天我同意了，转天我们便计划到公共图书馆上儿童舞蹈课的事。记得早点儿到，琳达说，很快就满员了。于是一天下午，我早早推着万妮娅上了瑞典路，走到乌登广场，过马路走进国家图书馆的大门。不知道为什么，我以前从没来过这儿，虽然这是斯德哥尔摩最漂亮的建筑之一，由阿斯普隆德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设计完成，那一时期在我看来当属上个世纪最好的一个阶段。万妮娅吃好了，睡好了，穿着为上课而精心挑选的干净衣服。我推着婴儿车走进馆内宽阔的圆形空间，向柜台后面的一个女人打听儿童区怎么走，随即按照她的指示走进侧面一个排列着儿童书架的房间，屋子紧里面的一扇门上贴有海报，说本次儿童舞蹈班下午两点在此开课。三辆婴儿车已经到场。车主们坐在稍远处的椅子上，那是三个穿厚外套、面带倦容的女人，都是三十五岁上下，而小孩们流着鼻涕，正在她们之间的地上爬来爬去。

我把婴儿车停到她们的车旁边，抱出万妮娅。我坐到一个小架子上，把她搁在我腿上，脱掉她的外套和鞋，把她轻轻放到地上。本以为她也能爬一爬，可她不愿意，她不记得以前来过这儿，只想和我粘在一起。她伸出双臂。我把她抱回到腿上。她带着好奇注视着别的小孩。一个漂亮的年轻女人手里拿着一把吉他，从房间另一头走过来。她肯定只有二十五岁左右，一头金色长发，外套及膝，下穿黑色长靴，走到了我的面前。

“嗨！”她说，“以前没见过你。你是来上儿童舞蹈课的吗？

“是的。”我抬起头看着她说。她真的很漂亮。

“你报名了吗？”

“没有，”我说，“必须报名吗？”

“对，必须报名。今天恐怕没有空位了。”

好消息。

“太可惜了。”我说着站起身。

“因为你以前不知道，”她说，“我想我们可以让你加个塞儿。下不为例。过后你要先报名才能上下一次的课。”

“谢谢你。”我说。

她笑起来实在漂亮。然后她打开门进去了。我伸长了脖子，看到她把琴盒放到地板上，脱去外套，摘下围巾，搭到房间靠里的一把椅子上。她有一种清新、轻盈、春天般的气质。

我猫腰看着这一切。我应该起身走掉，可是我不是为了自己到这儿来的，我来这儿是为了万妮娅和琳达。所以我坐定下来。万妮娅已有八个月大，对任何类似演出的活动都万分着迷。眼下这场演出，她是其中的一部分。

更多推婴儿车的女人零零星星地到了，房间里很快充满了说话声、咳嗽声和笑声，衣服窸窣作响，袋子开合有声。大部分母亲来的时候都似乎是两人结伴或三人同行。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好像是唯一的男人，形单影只。但就在两点钟之前，又来了两个男人。根据他们的身体语言，我能看出他们彼此认识。其中一位大脑袋，小个子，戴眼镜，冲我点了点头。我差一点儿要踢他。他想什么呢？以为我们属于同一家俱乐部吗？这时大家纷纷脱掉外套和鞋帽，拿出奶瓶和拨浪鼓，跟孩子一起坐到地板上。

母亲们早就开始进到儿童舞蹈班上课的屋子里去了。我等到最后还剩一分钟的时候才站起来，单手抱着万妮娅走进去。地板上已经摆好了给我们坐的小垫子，那位年轻女人是指导老师，坐在我们前方的椅子上，腿上放着吉他，面带微笑，扫视了一下观众。她穿一件米黄色的羊绒衫，胸部曲线优美，腰肢纤细，两腿修长，上下交叠，上面那一条轻轻摆荡，脚上仍然穿着黑靴子。

我在小垫子上坐下，把万妮娅放到腿上。拿吉他的女人讲了几句欢迎的话，万妮娅的两只大眼睛紧盯着她。

“咱们今天有几位是新来的，”她说，“也许你们愿意做个自我介绍。”

“莫妮卡。”一位说。

“克里斯蒂娜。”另一位说。

“卢尔。”第三位说。

卢尔？这算什么鬼名字？

屋里安静下来。这位漂亮的年轻女人看着我，投来鼓励的微笑。

“卡尔· 奥韦。”我阴沉地说道。

“那我们先来唱一首欢迎曲。”她说完便弹出了第一个和弦，琴声回荡，她继续讲解，当她朝某位家长点头时，家长应该说出自己小孩的名字，然后大家一起把这个名字唱出来。她轻轻弹出同一个和弦，大家开始合唱。这首歌的用意是每个人都对朋友招手说你好。孩子如果太小还不能理解，就由父母抓住他们的手腕帮他们招手，这个动作我也做了，但是第二段歌词开始后，我再也没有理由坐着不出声，不得不唱起来。在女人们的高音合唱中，我低沉的声音仿佛受着病痛的折磨。我们先对朋友唱十二遍你好，再唱每个小孩的名字，然后才能继续。下一首唱的是身体部位，让孩子们唱到哪儿摸到哪儿。脑门，眼睛，耳朵，鼻子，嘴，肚子，膝盖，脚。脑门，眼睛，耳朵，鼻子，嘴，肚子，膝盖，脚。接下来，我们拿到了有点儿像拨浪鼓的乐器，看来唱新歌的时候要摇一摇。我不觉得难堪—坐在这儿不是难堪，而是受辱和失去人格。一切都是温柔、友好与可爱的，所有动作都是小号的，我蜷缩着坐在小垫子上，跟妈妈们和宝宝们挤在一起，哼哼唧唧地唱歌，更有甚者，发号施令的是一个我想跟她睡觉的女人。但是，坐在这儿让我看起来完全无害，没有尊严，阳痿不举，我和她之间仅存的差别是她更有吸引力，这种自发的均平—我因此丧失了所有的自我，甚至我的尺寸—这一切让我充满了愤怒。

“现在该让宝宝们跳跳舞了！”她说着把吉他放到地板上，起身走向旁边的一把椅子，上面放着一台 CD 播放机。

“大家站成一个圆圈，我们先朝一个方向走，边走边跺脚，就像这样，”她说着跺了跺她漂亮的脚，“转过身，然后反方向回来。”

我直起身，抱起万妮娅站到大家排成的圆圈里。我看了看另外两个男人，他们都在全神贯注地照料自己的小孩。

“对，对，万妮娅，”我小声说，“各有各爱，你曾爷爷过去老这么说。”

她仰起脸看看我。到现在为止，她对孩子们要做的任何事情都毫无兴趣。她连响葫芦都不想摇。

“那我们开始了！”漂亮女人边说边按下了 CD 播放机的按钮。

一支类似民歌的旋律飘荡在屋子里，我开始跟随别人，和着音乐的节奏迈着步子。我双手托着万妮娅的两条胳膊，让她靠在我胸前摇来晃去。接着我得跺脚，让她打转，然后转身返回。很多人乐在其中，笑声不断，甚至能听见兴奋的尖叫。这一轮结束之后，我们得单独跟自己的孩子跳舞。我一边搂着万妮娅左摇右摆，一边想着这像什么鬼样子，装温柔、扮可爱，跟带着孩子的素未谋面的妈妈们在一起。这个节目完了之后还有一个活动，要用到一块蓝色的大帆篷，一开始假装那是大海，我们唱起了关于波浪的歌，大家一起上下摆动帆篷，弄出波浪的样子，然后让孩子们到下面乱爬，最后我们突然掀起帆篷，这一幕同样有我们的伴唱。

等她终于向大家道谢并说了再见，我赶紧往外冲，到外面给万妮娅穿上衣服，谁也不看，只盯着地面，周围的欢声笑语比他们进去之前更愉快。我把万妮娅放进婴儿车，系好安全带，推上她出了门，动作之快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一到外面的街上，我就想撕心裂肺地来一番狂喊，把什么东西砸得粉碎。但我必须让自己尽快远离这个耻辱之地。

“万妮娅啊，万妮娅，”我一边说，一边沿着瑞典路一溜小跑，“你觉得好玩吗，嗯？我可真没觉得好玩。”

“达，达，达。”万妮娅说。

她没笑，可眼睛里透着高兴。

她伸出手指。

“噢，摩托车，”我说，“你跟摩托车有什么关系，嗯？”

走到滕纳尔街拐角处的孔苏姆商店，我进去买些晚餐要吃的东西。幽闭恐惧症的感觉挥之不去，但攻击欲已经消失，当我推着婴儿车在货架之间的过道内穿行时，已经感觉不到愤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