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智库预测

书名：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2019-2028

定价：88.00元

作者：刘世锦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日期：2019-07

页码：443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ISBN：9787521705850

官方智库预测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与高质量发展相对应的中等速度的增长潜力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充分释放这些潜力需要采取哪些战略举措，需要推动哪些方面的改革？本书围绕这些问题展开分析。

课题组认为，低效率部门的改进、低收入的收入增长和人力资本提升、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前沿性创新和绿色发展，是与高质量发展要求相适应的中速增长的五方面潜力。以富有针对性的战略释放这些潜力，关键是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

在这个框架之下，本书各章分析了不同行业中长期发展的趋势和特征，并提出相关的改革策略和政策建议。

目录

导言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

综合

第一章在悲观中寻找确定性：2019年经济形势及十年增长展望

第二章2019年经济形势展望：经济增长中枢下移，以高标准市场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第三章新发展理念指数国际比较

需求

第四章房地产：构建长效机制，稳步回归本源

第五章基础设施：加快补短板，促进高质量发展

第六章优化投资体制，提高投资质量

第七章汽车：多重因素叠加共振，市场难有明显改观

第八章2019年中国出口将在压力中前行

供给

第九章人力资本：就业人口减少和技术变革的双重冲击

第十章制造业岗位都去哪儿了：中国就业结构的变与辨

第十一章创新：典型国家发明专利变迁与启示

第十二章全要素生产率：完善企业退出机制，提高整体生产率

第十三章汇率：升值步伐显著放缓，中长期取决于竞争力

产业

第十四章农业：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第十五章能源：需求逐步恢复，结构持续优化

第十六章设备制造业：加快向设备制造强国迈进

第十七章消费品制造业：消费升级，长期可期

第十八章生产性服务业：经济结构优化之擎

第十九章生活性服务业：深层次市场化驱动中长期增长潜力释放

第二十章推动金融实现高质量市场化

第二十一章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经验与展望

第二十二章从“互联网+”到产业互联网

区域和城市

第二十三章区域发展：区域经济增速略有下滑，区域新动能初现

第二十四章城镇化：城市人口分布与流动的新变局

第二十五章中国城市发展环境评价

资源环境

第二十六章水资源：强化市场机制设计，优化水资源配置

第二十七章土地：以渐进式市场化释放增长活力

第二十八章完善环境治理体系，助力建构现代化经济体系

刘世锦，中国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前国务院发展研究副主任。

导言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

中国经济开始转入中速平稳增长期

本书是我们开展的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长期研究项目的第七辑。2018年的中国经济，有诸多出乎意料之事，如中美贸易摩擦、民营经济预期不稳等，但经济增长进程尚在预期之中。年初，根据我们的宏观经济模型预测，上半年经济走势平稳，下半年将有一定幅度下滑。实际情况大体如此。下半年增速回落，先是由基建投资减速所致，后则由存货下行带动。

从我们一直采用的经济增长阶段转换的角度看，从2010年一季度开始的增速回落，到2016年三季度开始触底，逐步进入中速增长平台。触底是一个试错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从过去两年多的情况看，构成高增长重要来源的基建和房地产投资的历史需求峰值已过，在增速回落的过程中，仍在寻找与中速增长相适应的新均衡点。这样的均衡点找到后，整个经济的中速增长平台才能基本稳下来，进入一个较长时间的稳定增长期。

从目前情况看，2019年经济仍有一定的下行空间。决策层提出了稳增长的任务。在这个题目下，可以看到几种不同的选择。

一种是继续沿用老办法，主要是通过扩大基建投资来稳增长。这种办法看起来轻车熟路，但面临着杠杠率上升、投资空间缩小、效率下降等难题。

另一种思路是将近期的增长回落归结于去杠杆以及从紧的宏观政策，主张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维持已有的增长速度。

还有一种是主张尊重增长阶段转换的规律，适当降低增长预期，在保持适度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同时，聚焦于实质性深化改革，以拓展新的增长来源，争取中速平台上有活力、可持续、韧性强的增长。

在讨论这几种不同选择之前，有必要讨论增长目标问题，并区分三种不同的增长率。

在以往长时间的高速增长阶段，GDP（国内生产总值）指标被置于优先地位，先定GDP指标，再由此决定其他指标。尽管这种方法存在问题，但在那个阶段还算过得去。进入中速增长阶段后，潜在增长率下降，如果继续实行GDP挂帅，问题就会凸显出来。正如人们看到的，有些地区为了追逐过高增长速度，使杠杆率高企，短期风险加大，中长期更难有可持续性。

党的十九大提出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在增长目标及其实现机制上要有相应调整。高质量发展并非一个抽象概念，可以体现为由一组指标构成的目标体系。其中具有标志性的是就业，还可以包括风险防控（杠杆率）、企业盈利、居民收入增长、财政收入增长、资源环境可持续性等指标。就业的社会意义不言而喻，从宏观经济角度说，充分就业体现了一个社会对资源的有效利用。在许多国家，就业被当成经济发展的主要或首要目标。企业盈利、居民收入和财政收入增长，体现了经济发展成果及其分配格局。而风险防控、资源环境可持续性则体现了经济增长的韧性和可持续性。

如果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体系处在一种适宜状态，与之相对应的增长速度，就是一个合适的速度。在增长目标的形成机制上，应当由以往的“速度决定质量”转变为“质量决定速度”。速度和质量有可能出现冲突，需要寻找的是其内在逻辑上的协调性和一致性。事实上，短期内与高质量目标体系相适应的增长速度，从中长期看也是可争取到的比较高的增长速度，因为避免了大起大落，从而有效利用了增长潜能和机会。

还需要讨论的是区分三种不同的增长率。忽视这种区分不仅会产生理论上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导致政策上的混乱。

首先是潜在增长率。经济学上将潜在增长率解释为资源得到充分或大化利用后的增长率。有观点主张实现充分就业的增长率就是潜在增长率。潜在增长率一定程度上是一种理想状态，或者说可实现的理想状态，可以将其理解为在已知或可利用的技术和资源配置方式下，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后的增长率。

如果这样定义潜在增长率，现实中将会看到两种情形，可实现的和不可实现的潜在增长率。前者指可利用的技术和资源配置方式都得到利用；后者则指由于体制政策和其他原因，至少部分可利用的技术和资源配置方式未能得到利用，或者说，只是部分利用了这些技术和资源配置方式。这样，我们就可以将前者理解为真实意义上的潜在增长率，而后者则可称为“可及增长率”，也就是可实现的潜在增长率。再加上实际增长率，我们就有了三种增长率概念。

提高经济增长效率，就是要缩小乃至消除三种增长率之间的差距，使实际增长率等于潜在增长率。可及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之间的差距，可称为差距1，缩小这一差距主要依赖于体制变革和实施结构性政策；而可及增长率与实际增长率之间的差距，可称为差距2，主要通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加以调整。

中国现阶段面临的挑战是，潜在增长率在合乎规律地下降，与此同时，差距1依然存在，有时候还在扩大；差距2表现为所谓“产出缺口”，既可以是正的，即实际增长率大于可及增长率，也可以是负的，即实际增长率小于可及增长率。由于高增长的诉求强烈，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的情况并不多见。通过深化改革缩小差距1的呼声始终存在，有时还相当高，但往往难以落地。相反，通过放松宏观政策使实际增长率到达或超过可及增长率的呼声，则容易得到响应。于是经常会看到以缩小差距2掩盖或替代缩小差距1的倾向。

回到当下的政策选择，尽管表述方式不一，放松宏观政策的呼声再次响亮起来。一段时间以来，对降杠杆问题存有争议。降杠杆不可能一蹴而就，对其长期性、复杂性要有足够估计。但杠杆率过高依然是不争的事实，在稳杠杆的基础上将杠杆率降到合适水平的目标不能放弃。必须明确，过松的宏观政策并不能改变潜在增长率，不仅不能缩小还可能扩大差距1。而解决差距1的问题，恰恰是下一步在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稳增长的关键所在。

高质量发展的五大增长来源

潜在增长率是一个动态概念。进入中速平台后，在高速增长阶段作为主要增长来源的基建和房地产投资、汽车以及其他重要消费品，相继越过历史需求峰值，开始寻找“比历史需求峰值低一些，比成熟增长阶段高一些”的新均衡点。这些需求对中速增长的存量稳定仍有重要作用，但对增量贡献已经很小了。出口也在经历大体相同的变化，对外投资的重要性相应上升。根据可借鉴的国际经验和中国的实际情况，中速平台上的增长速度有很大可能稳定在5%～6%，也可能是5%左右。

由于中国经济规模已经很大，即使保持这样的增长速度，每年经济的新增量依然位居全球前列。支撑这样的新增量并非易事。扩大并稳定中速且高质量发展的增长来源是一个重要挑战。在今后较长时期，中速平台上高质量发展大体上有以下五个增长来源。

，低效率部门的改进。迈克尔？波特在分析日本竞争力时提出，日本存在一个面向全球市场竞争、效率很高的出口部门，还有一个主要面向国内市场、缺少竞争因而低效率的基础部门，这种效率差异很大的二元结构，成为制约日本发展的不利因素。就中国而言，这种情况不仅存在，而且更为突出。中国基础部门主要由国有企业经营，长期存在行政性垄断，市场准入和竞争严重不足，效率低下成为自然而然的结果。近些年来，这些领域也推动改革，时有反复，大的格局并未改变。部分企业的切身体验和实证研究都表明，中国的能源、物流、通信、土地、融资等基础性成本，要高于美国一倍以上。除了土地等由于资源禀赋原因外，主要是因为中国相关行业存在不同程度的行政性垄断。另一个例子是城乡之间生产要素流动受阻，尤其是农村集体土地和农民宅基地无法进入市场，在助推城市房价的同时，更使农村错失了大量本来可以获得的发展机会。

第二，低收入的收入增长和人力资本提升。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对经济增长的含义是，相对于分配差距适度，那些收入过低人群本来可有的需求空间得不到利用，从而降低了经济增速。反过来说，如果低收入的收入能够提高，接近或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将会形成很大的需求增长空间，直接提供增长动能。相关研究表明，近年来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有所减小，但仍处在较高水平。正在进行的脱贫攻坚对经济增长的意义在于直接提高了消费需求。可以想象，如果贫困人口能够稳定脱贫，如果农村人口能够顺利转入城市，如果城乡低收入能够逐步进入中等收入，将会释放出多大的需求潜能。这部分需求潜能是中国经济下一步增长中空间大且易于获取的。

提升低收入的人力资本是另一项重要任务，从长期看更为重要。贫困是因为人力资本严重不足，而人力资本严重不足，部分是由于从儿童营养保障到医疗、教育、就业等条件的匮乏，部分则由于相当多的机会不均等。从全社会角度看，提升低收入人力资本的空间大，经济和社会效益也显而易见。在中国人口结构发生重要变化、劳动年龄人口和就业人口总量下降、老龄化速度加快的背景下，提升低收入人力资本尤为重要。

第三，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消费结构升级是中国经济需求增长的常规动力。商品消费增长趋于平缓，但也不乏体现消费品质提高的亮点。与此同时，包括医疗、教育、文化、娱乐、养老、旅游等在内的服务性消费进入快速成长期。在一线城市，服务性消费比重已经达到50%左右。消费结构升级带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近年来的一个重要现象是产业内分化加剧，市场份额和利润向头部企业集中，即使在一些发展不错的行业，多数企业日子并不好过，这也是一个时期以来中小企业困难增多的重要原因。产业分化、重组推动优势企业、优势行业加快发展，高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行业比重上升。制造业转型升级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密切相关。制造业服务化、服务业制造化相互推动，带动了研发、设计、咨询、物流、金融、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加快。为制造业升级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前面提到的为消费结构升级配套的消费性服务业，大多具有知识密集的特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正在成为拉动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新主导产业。

第四，前沿性创新。以往长时间内，中国的创新主要是外来技术本地化的适应性创新。近年来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在全球创新前沿“无人区”的创新增加，由过去的主要“跟跑”，转为部分“并跑”，再到少数领域“领跑”。前沿性创新较多集中于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领域。在这一领域，与过去历次技术革命不同，中国总体上与先行者的差距不大，部分领域还处在领先位置。中国的优势还体现在消费市场巨大、产业配套比较完整等，易于形成商业模式和实用技术，由商业模式创新拉动技术创新。前沿性创新能够拓展潜在增长率边界，并对已有生产能力进行革命性改造，如互联网与各类实体经济的结合。中国在前沿性创新上的大短板是基础研究滞后。如果没有一大批诺贝尔奖级研究成果形成的土壤，在前沿性创新上将缺乏后劲。尤为重要的是，要形成有利于新思想脱颖而出的自由探索环境。能否补上这块短板，将是中国力图建成创新型国家无法回避的重大挑战。

第五，绿色发展。把绿色发展作为一种增长动力，与对绿色发展的理解直接相关。在传统认识中，通常把绿色发展等同于污染治理、环境保护，理解为对传统工业化模式缺陷的修补或纠偏。这样看来，绿色发展确实没有多少增长动力，甚至被看成经济增长的代价。如果从传统认识中跳出来，换一个角度，把绿色发展看成与传统工业化模式相竞争并更具优越性的一种新发展模式，绿色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意义就大不相同。绿色发展将重新定义产出与投入、收益与成本，力图将人类经济活动与自然之间相互冲突的关系，转化为相互融合和促进的关系，以更低的成本、更优的资源配置，提供更有利于人类发展的产品和服务。形象地说，绿色发展不仅是在做减法，更重要的是在做加法和乘法。

上述五大增长来源中，前两个是高速增长期遗留下来的，很大程度上是差距2的产物。后三个则拓展了中速平台上潜在增长率的边界。在这样一幅新的潜在增长率画面前，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些增长来源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转化为实际增长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