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商品为鲁迅藏拓本全集砖文卷第二册

书名：《鲁迅藏拓本全集—砖文卷》（全2册）

丛书名：《鲁迅藏拓本全集》

广告语：集鲁迅毕生收藏，献业界诚心之作

编辑推荐：

鲁迅生前收藏颇丰，但仅砖文编成《俟堂砖文杂集》，其余如碑碣、造像记、墓志等皆未成编，则砖文收藏之份量可想而知。此次《砖文卷》忠实呈现鲁迅所编原貎，并将大量刑徒砖文一并收录，同时对所有资料进考订，资料丰富完备，为国内仅见。 

内容简介：

砖文卷共编两卷，收砖文拓本602种，卷一为鲁迅原编《俟堂砖文杂集》，加上鲁迅未及编入杂集的散拓79种，作为附录一，另加鲁迅《俟堂砖文杂集》目录手稿作为附录二;卷二为鲁迅藏刑徒砖拓本，原为陶斋所藏，量大而专。

前言：

一

1924年，鲁迅编完《俟堂砖文杂集》，写了一篇《题记》：

曩尝欲著《越中专录》，颇锐意蒐集乡邦专甓及拓本，而资力薄劣，俱不易致。以十余年之勤，所得仅古专二十余及朾本少许而已。迁徙以后，忽遭寇劫，孑身逭遁，止携大同十一年者一枚出，余悉委盗窟中。日月除矣，意兴亦尽，纂述之事，渺焉何期？聊集燹余，以为永念哉！甲子八月廿三日，宴之敖者手记。

在此一年前，鲁迅与弟弟周作人失和，搬出了兄弟聚居的八道湾十一号。分离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创伤，《题记》有感慨更有愤怒，用“寇劫”来形容二弟的行事，用“盗窟”来称呼自己苦心经营、现在却不能回还的宅院，怨怒之盛，可见一斑。《杂集》鲁迅生前没有出版，《题记》也未在生前发表。

《题记》中有些信息值得注意。

一、我们由此知道鲁迅曾计划编辑《越中砖录》。

鲁迅青年时代搜集绍兴地方文献，颇有成绩。出版《会稽郡故书杂集》（绍兴刻本，署名周作人），“冣史传地记之逸文，编而成集，以存旧书大略也。”他在《序言》中说，自己少年时代开始，“就所见书传，刺取遗篇，絫为一袠。中经游涉，又闻明哲之论，以为夸饰乡土，非大雅所尚，谢承虞预且以是为讥于世。俯仰之间，遂辍其业。十年已后，归于会稽，禹勾践之遗迹故在。士女敖嬉，睨而过，殆将无所眷念，曾何夸饰之云，而土风不加美。是故敍述名德，著其贤能，记注陵泉，传其典实，使后人穆然有思古之情，古作者之用心至矣！其所造述虽多散亡，而逸文尚可考见一二，存而录之，或差胜于泯绝云尔。……书中贤俊之名，言行之迹，风土之美，多有方志所遗，舍此更不可见。用遗邦人，庶几供其景行，不忘于故”。《故书杂集》辑录的是古籍，而散落在山野民间的实物，更其难得，有些也更有价值。碑拓、砖拓等正是他搜集乡邦文献计划的另一个重要部分。周作人协助抄录并联系刻板《会稽郡故书杂集》，也参与了搜集碑砖拓本。鲁迅到北京后，两兄弟通信频繁。虽然这些信函大多散佚，但各自日记里颇多涉及整理文献和收集拓片的内容。有时候，小弟建人也参与其中。见于《鲁迅日记》的，如1915年7月28日“晨得二弟信并‘河平’专、‘甘露’专文拓本各一枚”；9月6日，友人转来周作人信“并‘马卫将作’专一块”;10月30日，寄周作人“后宜子孙”砖拓本二枚;11月21日，“上午得二弟信并‘永和’专拓本一枚”；24日，“夜得二弟信并梁专拓本二枚”。1916年1月19日，“上午得二弟信并咸通专造象拓本一枚”；8月4日，“得三弟信，有二弟附言并张普先砖拓三枚”。1918年7月13日，“午得二弟所寄专拓片一包……粘专拓”。后来周作人也到了北京，家乡拓本的搜集和保存工作交给周建人承担。两兄弟到北京，注意力自然不限于“越中”了。

二、从中可知当时鲁迅兄弟们搜集家乡古砖的成绩：拓本之外，实物有二十多个。这些实物，鲁迅留在身边的只有一块，即大同十一年砖。其余的，按鲁迅《题记》中的所说，留诸八道湾十一号宅院，具体地说，就是那天回旧宅取物未能拿走。《鲁迅日记》1924年6月11日载：“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然终取书、器而出。”古砖大小不一，有些颇有重量，携带不便；周作人已把鲁迅的住处改造成书房，可能都是取物不顺利的原因。鲁迅的《题记》署名“宴之敖者”，很是古怪。他后来对人解释说：“宴”从宀（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说文》作），意为“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周作人夫妇认为鲁迅来抢东西，鲁迅则认为自己的物品存放在这里，不让取走，遭了“寇劫”——被强盗没收了。

因为这些被争夺的古砖多得自家乡（越中），鲁迅拟编之《越中砖录》就无法实现，只能用自己手头所有的拓本编选了《俟堂砖文杂集》。

所谓“砖文”，通俗地说，就是刻写或模印在砖上的文字。周作人在解读鲁迅小说《阿Q正传》时，提供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在绍兴周家附近，有一个叫阿桂的人，以打短工为生，游手好闲，平时总想不出力而弄到钱，例如当掮客就是一种办法。破落的大户人家等钱用，随手拿东西去卖，又不好意思，就委托阿桂去办理。周作人为鲁迅收集古砖，阿桂听说他要有字的砖头，也曾找过几块来卖给他，其中有一块永和十年的砖，相当名贵，六面都有图文。这块砖结局如何，不得而知。

“文”，当然不单指文字，应该有纹路、纹章的意思。鲁迅收藏，兼顾图文，提倡将古器物上的图案运用到新兴木刻和书籍装帧艺术中。蔡元培对此深表赞同，视为独创：“金石学为自宋以来较发展之学，而未有注意于汉碑之图案者，鲁迅先生独注意于此项材料之搜罗，推而至于《引玉集》《木刻纪程》《北平笺谱》等等，均为旧时代的考据家、赏鉴家所未曾著手。”中国文字本身的美术性，也使各种拓片在字体变迁研究方面具有参考价值。鲁迅下功夫搜集拓片，这应该是一个重要原因。

鲁迅在北京搜集砖拓，市场购买和朋友馈赠两种情况都有。据《日记》，1915年10月27日，陈师曾赠给他“后子孙吉”砖拓本二枚;11月6日，在琉璃厂买到“正光”砖拓本一枚;12月5日，在琉璃厂买到砖拓片十六枚。1916年9月19日，“陈师曾赠古专拓片一束十八枚。”1917年3月25日，在琉璃厂买得拓本二十一枚；10月5日，“季巿持来专拓片一枚，‘龙凤’二字，云是仲书先生所赠，审为东魏物，字刻而非印，以泉百二十元而得之也。”价格相当昂贵，是鲁迅买古砖中少有的大投入。1918年5月23日，在琉璃厂德古斋买到恒农墓砖拓片大小百枚，价二十四元；9月27日，在琉璃厂买砖拓片二十枚，花费二元。1919年12月14日“买专一枚，上端及左侧有字，下端二字曰‘虞凯’，馀泐，泉五角。”可是，几天后卖主反悔了，于是，18日“估人又取‘虞凯’专去，言不欲售，遂返之”；10月17日，他在琉璃厂还买到张俊妻墓砖三枚；12月31日，在琉璃厂得墓砖四块。1920年1月5日，鲁迅买了一块古砖，因怀疑是伪作，次日又调换另一款。1921年9月8日，在琉璃厂买砖拓片二十六枚。

兄弟失和的后一年，也就是鲁迅编辑《俟堂砖文杂集》这一年，其收藏古砖及其拓本的活动基本结束。1924年9月21日“夜整理专拓片”可以视为此项活动结束的标志——其时，他已经从八道湾十一号住宅搬出，并且发生了因取物品与周作人夫妇争吵的场面。

鲁迅搜集的古砖拓本有700余枚。鲁迅从中选出汉、魏、六朝古砖拓本170件、隋朝拓本2件、唐朝拓本1件，编成《俟堂砖文杂集》，生前未付梓，1960年3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五个部分，每部分之前都有鲁迅亲笔编写的目录，在各拓本的名称之下注明该砖的收藏处、拓片提供者的姓名、古砖情况以及鲁迅对该砖真伪的看法。

《俟堂砖文杂集》中有不少精品。例如鲁迅从八道湾拿出来的大同十一年(南朝梁武帝年号，公元545年)砖，距今已一千四百多年。鲁迅曾把这块方砖砚放在书房“老虎尾巴”书桌上，它长21.5厘米，宽17厘米，高8厘米，一边刻有“大同十一年作”，另两边有花纹。上下配有紫檀木盖托。该砖出土于浙江嵊县，系鲁迅的浙江嵊县籍学生商契衡于1918年前后所赠。1918年7月14日《鲁迅日记》记载：“拓大同砖二分”，拓本收录于《俟堂砖文杂集》的第044页。该砖于1962年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现藏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搬离八道湾宅院后，也有精品砖拓入藏。宫门口西三条住所南屋会客室里，还曾放置过一块灰色扁方砖，其中一角缺损，砖上刻有“君子”二字，俗称“君子砖”。“君”字上面有一横，是汉代一种特别写法。该砖是汉景帝时河间献王刘德修建“君子”馆的特制砖。《汉书》载，河间献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河间王爱才，筑馆纳士。据《三辅黄图》记载，其所筑馆名曰“日华宫”，后来日华宫旧址上出土的砖皆有“君子”二字，故称“君子馆砖”。君子馆砖很有名气，同治元年张星鉴著有《河间献王君子砖记》，清末又有河间人李濬著《君子留真谱》，图影介绍，大力表彰。鲁迅可能锐意搜求过此砖。1924年9月10日终于见到：“齐寿山为从肃宁人家觅得‘君子’专一块，阙角不损字，未定直，姑持归，于下午打数本。”还没有问明价格，不知道能不能得到，赶紧打几份拓片留存。肃宁是河间的旧名。齐寿山是鲁迅教育部的同事和好友，原籍河北。他了解鲁迅的爱好，常留心古物，购买赠送或者介绍给鲁迅购买。鲁迅得到该砖拓片的喜悦之情或可从以下两件事上想见。9月21日，星期天，马幼渔来访，鲁迅赠以“君子”砖拓本；当天晚上，鲁迅整理砖文拓片。给人一种“得君子砖拓本大功告成”的印象。9月29日，鲁迅终“以六元买君子专成”，原件入藏，置于会客室几案，有朋共赏，其乐可知。《俟堂砖文杂集》列有“君子馆砖”一项，收入拓片三张，一是正面“君子”二字，一为背面即鲁迅所说的“阙角”者，一为侧面花纹图案。

鲁迅收藏的较好的古砖拓片还有元平元年砖、马卫将作砖、海内皆臣岁登成熟道毋饥人砖、单于和亲千秋万岁安乐未央砖、富乐未央子孙益昌砖、后子孙吉砖、荷戈人画砖、车马画砖、骑者画砖、舞女画砖、好大王陵砖、龙凤砖、开元廿六年裴夫人元氏砖等等。

二

鲁迅藏品中有一部分“越中”旧物留在八道湾十一号了。

鲁迅1912年前的日记不存。早期两个兄弟搜集砖文活动的记述，应该到周作人日记中寻找。而周作人收藏的古砖，可以作为研究鲁迅砖拓收藏的对照参考。

周作人经常提到的古砖有三块：凤凰砖（三国吴，公元274年）、永明三年（南齐年号，公元485年）砖和大吉砖。关于“凤凰砖”，周作人1915年5月日记记其来历云：“十七日，在马梧桥下小店得残砖一，文曰凤皇三年七月，下缺，盖三国吴时物”；“此砖乡人得之溪水中，故文字小有磨灭，弥增古趣。”他还做了一番考证：“‘凤皇’三年为公元二七四年，系孙皓年号，过了六年，皓遂降于晋。”周作人将此砖视若珍宝，有一时竟以“凤皇专斋”名其书斋。1928年他写了一篇小文章《专斋漫谈序》，作为代跋收入《永日集》，文章起首曰：“何为专斋？此有三义。甲，斋中有一块古砖，因以为号焉。”周作人把凤凰砖拓片挂在书斋墙上，还请篆刻家张樾丞刻了一枚“凤皇专斋”篆体长方形白文石印章，又请篆刻家高心泉刻了一枚同款篆体方形朱文铜印章。周作人在1933年4月的日记里记录了永明三年砖的发现经过：“七日下午往后门外，在品古斋以三元得一砖砚，文曰永明三年，永字上略见笔画，盖是齐字也，笔势与永明六年《妙相寺石佛铭》相似，颇可喜。”至于大吉砖，是周作人在北京买的一块砖砚，由没有年号的残砖做成，砖上有“大吉”两个字，因以为名。他评论说：“看它文字的古拙疏野，可以推想是汉人的笔墨。”

周作人对自己的收藏时时做些整理和研究。1916年，他写了《越中专莂文录》一文；1917年7月27日“贴砖文拓本为册”；1930年代末，他整理自己收藏的古砖拓本，编辑、抄录了一份《专目草稿》，“共分为越中专目、补目、越中专目资料、藏专小记、襍、得专纪事六个部分。”这其实延续和拓展了鲁迅意图编辑《越中砖录》的工作。而其时鲁迅已逝世三年了。1937年7月周作人写了一篇谈自己古砖收藏的随笔《藏砖小记》，1950年还写有《砖上的手迹》，其中说：“古物里边我所喜欢的是古砖文的拓本。”

其实，鲁迅的藏品中也有盖有“周作”之印的拓本，说明两兄弟当时藏品混合的情况的确存在。在火气旺盛的时候，他们不可能坐下来平心静气分割。再说，两人共同搜集的物品，有些恐怕也难以分割。周氏兄弟的文化趣味有很多相同相通之处，这些藏品见证了兄弟俩曾经的亲密合作，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和历史文献价值。

鲁迅一直有研究文字学的想法，为此广泛搜集材料。他不是为收藏而收藏，而主要为学术研究做准备。周作人对鲁迅在这方面所下功夫和所得成绩给予很高评价。既是对鲁迅的赞扬，当然也是在为自己辩护。例如，鲁迅曾帮助一位学生校勘《游仙窟》，周作人出力也不小。鲁迅找到朝鲜庆安本《游仙窟》后，用恭楷抄写一份，寄给这位学生参考。抄本共三十九页，每页十行，每行二十二字，书法精严。鲁迅去世后，周作人在为这个抄本写的《跋》中说：“豫才勤于抄书，其刻苦非寻常人所及，观此册可见一斑。唯此刻无间贤愚，多在膜拜文艺政策，矛尘独珍藏此一卷书，岂能免于宝康瓠之讥哉！”他理解鲁迅校勘古籍、收集旧物的用意，并认为这是鲁迅一生的重要成就。

鲁迅曾计划研究中国字体变迁史，按此想来，《俟堂砖文杂集》前面似应该有一篇研究古砖及其拓本的历史文献价值的文字，那也许是原计划的《越中砖录》要发挥的，因为他对家乡的古物关注得早，研究也较为充分，且有实物为证。

可惜这工作鲁迅没有做成。

三

古代砖文有两大类：一类是文字砖，分城砖与墓砖；另一类是花纹砖，分画像砖、空心砖和图案连拼砖。文字砖中，城砖的文字，印在砖的一侧，内容多为烧制城砖的地区、衙署、窑名及年代，用于验收;墓砖的文字，多为吉祥语，或印在砖的一侧，或印在砖的一端，少数印在砖的正面,汉代最为流行。河南许昌地区出土汉墓中，墓砖文字字数少的如“百天大吉”“大吉”，印在砖的一端或两端,“阳遂富贵大吉利”，则印在砖侧;字数较多的，“宜子孙富番(繁)昌乐未央”，印在砖的正面。

砖文的内容十分丰富，主要有：一、记名，主要有官署名、地名、人名和物名等；二、标记，包括数目、尺寸、方位等；三、吉语，内容主要是吉祥语等；四、纪年，记载死者死亡、埋葬的时间或墓砖制造的时间等；五、记事，主要是记录社会重大变革；六、墓志，记录死者姓名、籍贯、身份、家事、生平事迹、生卒年月及埋葬时间的文字等；七、地券，古代一种类似买地契约的随葬品，内容包括死者姓名、死亡年月、土地来源、数量、范围、土地价值、契约证明人等；八、其他文字。

刑徒砖乃徒隶囚犯之书，是砖文中的一个特别品种，刻痕大多歪斜，线条比较幼稚，不甚讲究艺术性，因此向来并不为人重视。但这类砖文也有助于理解民间手书的变化过程。砖文的书体，有大篆、小篆、缪篆、虫书、八分、隶书、章草、今草、行书、楷书等。书体变化自有其顺序和规律。因为新旧书体的转换时期相当长，其间变化情形颇为复杂。砖文往往能保留旧书体，因为新书体萌生并在非正式场合中逐渐流行起来时，旧书体仍在通行，或长期留存民间。因此，民间手书颇能体现字体的微细变化，是很好的历史见证物。鲁迅大批搜购，给予重视，正在情理之中。

此次编辑出版《鲁迅藏拓本全集·砖文卷》，对鲁迅所藏做一全面整理，保留鲁迅原编《俟堂专文杂集》为第一卷，没有编入《杂集》的拓本（刑徒砖除外），包括不少画砖及翻刻疑伪之砖，编为《俟堂砖文杂集》余编，列为本卷附录一，将《俟堂砖文杂集》目录手稿列为附录二。1960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俟堂砖文杂集》，虽然印数无多，但常为《中国书法全集》等有关砖文的著作引用，嘉惠学林，实非浅鲜。但文物社版隐去原拓上所有周作人印章，鲁迅原目所列“潘延寿莂”、“潘延寿墓砖”四种、元康元年残砖、铜雀台瓦、南郡官冶砖、汲瓶印文等未予收录，也留下遗憾。此次编辑采取全色影印，力求保真，除“汲瓶印文”一种存目无拓外，其余失收拓片全部补齐。本书还改正了鲁迅原编中两处讹误：一是原编第四卷所列“至德六年砖”。至德为南朝陈的年号，仅有四年，砖文上“癸卯作”则恰与元年相符，六乃形似而误，因此改作元年；二是原编第四卷所列“元和元年残砖”，寻其残字笔画，年号非“元和”，应为“政和”。鲁迅藏东汉刑徒砖拓本量大，且皆为陶斋所藏，单独编为第二卷。

本编对砖文全部做了释读。砖文虽然字数寥寥，然释读为艰，但为读者方便计，我们还是勉力为之。尽管翻检了不少资料，纰缪之处仍当不少，希望得到方家指正。

                                                                                                                                                                                           黄乔生

2015年10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