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动念已久，可追溯到我就读宾夕法尼亚大学之时。在那个决定性的学期，我放弃了儿时的演员梦想，转而决定成为一名学者。本科的老师们常常激励我，让我难以忘怀。对于一个21岁的年轻人来说，这是有意义的：因为我相信获得博士学位是世上最令人兴奋的前景。虽然;激励一词在书籍的致谢中已成为陈词滥调但我还是在这里使用了这一词汇，只是为了提醒大家其拉丁语词源意为;呼吸。为此，我真诚感谢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老师们：赫尔曼bull;比弗斯、南希bull;本特利、斯蒂芬bull;坎普、埃莉bull;迪拉皮、德鲁bull;吉尔平bull;福斯特、戴维bull;福克斯、罗伯特bull;格雷格、法拉bull;贾丝明bull;格里芬、达纳bull;菲利普斯马丁bull;奥泽克，以及尤其令人敬佩但已故的林达bull;哈特，她对思想的孜孜以求和坚定不移的执着让我能够继续;呼吸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们的建议下，我并没有急于读研究生，而是在中学任教多年。在教学生涯的最后几年，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美国研究硕士学位。在哥伦比亚大学，我幸会一群才华横溢的学者，他们指引我明确学术方向，并鼓励我攻读历史学位。我特别感谢安bull;道格拉斯、埃里克bull;方纳、温斯顿bull;詹姆斯和安妮bull;麦克林托克。硕士毕业的那个夏天，我有幸获得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教师奖学金，进人国家档案馆工作。在那里，我首次获知自由民局。莱斯利bull;罗兰对这一时期及相关史料的渊博知识让我惊叹不已，他鼓励我继续研究相关档案。第二年，琼bull;费根bull;耶林聘请我担任;哈丽特bull;雅各布斯文献项目的研究助理，从而为本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她对历史研究的热忱，让我坚信档案研究的价值。两年后，我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贝齐bull;布菜克默和爱丽丝bull;凯斯勒_哈里斯教导我如何像历史学家般思考和写作，而芭芭拉bull;菲尔兹则提出了许多至今仍萦绕在我教学和写作中的问题。赫伯bull;斯隆、凯西bull;布莱克安德鲁bull;德尔班科，尤其是毛拉bull;施皮格尔，为我创造了重要的思想空间，使我在博士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收获颇丰。在美国研究生群体中，我建立了许多有意义且重要的友谊，这些友谊经受住了时间和费耶韦瑟大厅的考验。良师诤友，如坐春风。故此，要感谢詹妮弗bull;弗龙茨、香农bull;克拉克、莫卡bull;吉索尔菲、朴正、南希bull;班克斯、阿什莉bull;怀特、查希尔bull;阿里、玲子bull;希尔耶、杰弗里bull;特拉斯克、萨拉bull;格里格、贝齐bull;赫宾、南希bull;夸克、尼科尔森bull;科加昂卡、阿德里安娜bull;克莱、丽莎bull;拉莫斯、戴夫bull;艾森巴赫和贾尼丝bull;特拉夫莱特。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最大的收获，就是来自导师埃里克bull;方纳教授的恩情。他坚定不移的支持，是我今天成为历史学家的主要原因。他无疑是美国重建史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教师和给予支持的导师。他逐字逐句地仔细阅读我的论文，持续审阅论文的不同版本，始终提出犀利而中肯的反馈意见。忝列师门，何幸如之！在方纳之后指导我的是凯瑟琳bull;布朗。在她的指导下，本书从一部关于自由民局医疗处的机构传记转变为对解放、健康和联邦政府角色变化的更宏观的探讨。她不仅阅读了本书的多份草稿，还在许多问题上持续为我出谋划策，从我提出的有关18世纪和19世纪医学的问题，到如何组织各章节的结构性问题，不一而足。她的研究成果让我钦佩已久。她在本研究中给予我的帮助，远超她所知，远超我所言。在凯瑟琳于宾夕法尼亚大学组织的一次会议上，我初识凯瑟琳bull;克林顿。多年来，她一直支持我的工作，支持本研究，并帮助我发表了我基于博士论文的第一篇文章。她关于美国南方的研究为本研究提供了必要的框架，她对19世纪的深刻了解帮助我充实了本书的内容。她始终鼓励我注意写作的叙事性，她的诸多著作都堪称叙事典范。我非常幸运地得到了许多机构的支持，使我得以完成本书的写作。这些机构不仅为我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持，还鼓舞我继续完成本研究。感谢杜克大学的约翰bull;霍普bull;富兰克林差旅补助金、费城图书馆公司的赫尔方医学奖学金、弗吉尼亚历史学会的安德鲁bull;梅隆研究奖学金（2003年）以及纽约历史学会的吉尔德bull;莱尔曼研究所研究奖学金。上述奖助金支持了我论文阶段的研究。我非常感谢哥伦比亚大学文理学院研究生院院长办公室为我提供了第一学年的奖学金、第二学年的暑期资助，以及最后一学年的研究基金。我特别感谢玛格丽特bull;埃兹尔。在中间几年，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为我提供了教学奖学金，公共政策与国际事务学院的公共政策研究奖学金，则为我第四学年的研究提供了资助。在最后一学年，美国研究项目为我提供了教学奖学金，使我能够在秋季完成论文，以便在春季进行教学。我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普林斯顿大学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于2006年资助我重返档案馆，开展研究。在康涅狄格学院，朱迪思bull;奥帕特尔尼青年教师奖学金、梅雷迪思bull;安德斯青年教师奖、RF约翰逊基金和霍奇金基金资助了我的研究和写作，青年教师任前休假也为此提供了条件。我还衷心感谢罗杰bull;布鲁克斯院长，他在我工作的第五年为我提供了第二次研究休假，使我得以完成本书的大部分手稿。在休假期间，我还获得了耶鲁大学吉尔德bull;莱尔曼中心、马萨诸塞州历史学会安德鲁bull;W.梅隆奖学金以及亨廷顿图书馆梅耶斯奖学金的额外研究资助。本研究在戴维bull;罗思曼主持的医学史研讨会上雏形初现，在我与论文指导委员会成员戴维bull;罗斯纳的多次交谈中不断发展。塞缪尔bull;罗伯茨的;种族主义与公共卫生课程以及他在我的论文撰写阶段提出的意见，对本书的写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贝齐bull;布莱克默帮助我构思了论文的分析框架，在我博士研究生阶段的整个写作过程中，她广博的知识和批判性的思维令我受益匪浅。毛拉bull;施皮格尔一丝不花地阅读了论文，并提供了精彩而富有创造性的文献解读。论文指导委员会成员南希bull;斯捷潘提供了宝贵的反馈意见，指导了论文初期的修改工作。法拉bull;贾丝明bull;格里芬是我的本科导师，在我读博士研究生时调到了哥伦比亚大学。她是论文指导委员会成员，并在我的整个博士研究生阶段为我提供指导。在我受训的早期阶段，她就使我理解了人们的生活并不完全符合档案记录，她鼓励我探究证据中的不足与缺失。玛格丽特bull;汉弗莱斯和托德bull;萨维特都批阅了我的论文，并就如何将论文变成专著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多年来，许多教师和同事帮助我推进本研究，支持我的工作。格伦达bull;吉尔摩在多次谈话中打破了我的思维定式，帮助我更深入地思考美国南方人的生活。卡拉bull;彼得森极富感染力的求知欲让我勇往直前。克拉伦斯bull;沃克告诫我不要盲从学术潮流，并不断支持本研究。安东尼bull;凯对本书给予了热情支持，并在关键的转折点上提出了明智的建议。在我多次前往波士顿的档案馆期间，克里斯托弗bull;卡波佐拉充当了我的思想交流者，帮助我思考如何创造性地解读资料。克里斯汀bull;斯坦塞尔优雅的文笔，为历史写作树立了崇高的标准。多年来，我一直效仿她的著作;她支持本研究并阅读了本书的部分内容，这对我来说意义重大。初识萨沃利亚bull;格林夫，是多年前我担任国家人文基金会研究所自由民局相关研究教师时。她对南方的了解当时让我敬佩，现在依然令我惊叹。她指导我思考了这一时期的许多概念性问题，她的学识和对南方的敏锐了解对本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斯蒂芬妮bull;坎普是我本科时的老师。尽管她告诉我，我们已经不再是师生，但我仍能从她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在关键时刻，塞思bull;洛克曼指导我阐明了论点，在本书的最后攻坚阶段，他精辟的评论完善了我的分析。比尔bull;德弗雷尔、史蒂文bull;哈恩、安妮bull;科恩豪泽和凯瑟琳bull;麦克尼科尔bull;斯托克鼓励我以美国西部作为本书的结尾。安和凯瑟琳审阅了本书的草稿，并帮助我更细致地梳理了关于这一时期和相关地点的思路。在各种会议上，我有幸得到了许多著名学者的相关评论。我要感谢莎拉bull;费特、基思bull;怀鲁、玛莎bull;霍兹、苏珊bull;史密斯、凯特bull;马苏尔、希瑟bull;考克斯bull;理查森、斯蒂芬妮bull;坎普、萨拉bull;格雷格和康尼弗bull;博尔顿bull;瓦伦修斯等人。我还非常幸运地结识并与许多青年学者合作，尤其是卡萝尔bull;恩伯顿、汉娜bull;罗森、苏珊bull;奥多诺万、梅丽莎bull;斯坦、布赖恩bull;康诺利、阿莉森bull;霍布斯和弗雷迪bull;拉菲米尼亚。正是他们，促使我从新的、令人兴奋的角度思考本研究。特别感谢布兰迪bull;布里默，她帮助我在养老金档案中找到了方向，并在此过程中成了我的朋友。格雷格bull;唐斯自称与我无亲无故，但我认为我们之间的学术情谊意义非凡。作为挚友，他曾与我讨论过本书中的许多观点。尼古拉斯bull;赛雷特是我敬重的历史学家之一，他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给予了我很多指导。从博士研究生时代起，珍妮弗bull;弗龙和莫卡bull;吉索尔菲就一直和我讨论本研究，并不断提出新的见解。珍妮弗bull;马尼恩不仅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之一，也是我遇到过的最富激情的知识分子之一。她始终理解本研究的政治、思想和个人根源，在我最无助的时候，她敦促我大胆前行。在康涅狄格学院，艾琳bull;凯恩对本书的帮助最大。她的文字铿锵有力、极具说服力，无人能出其右，她还指导我思考本研究更宏观的现实意义。安bull;玛丽bull;戴维斯的医学史知识多次为我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向。莫妮克bull;贝达斯始终理解本研究是关乎;人民的，这对我是莫大的鼓励。自我来学院以来，萨拉bull;奎恩一直大力支持我的工作。马布bull;西格雷斯特与我分享了她对美国南方心理健康历史的新研究，她是一位很好的同事兼朋友。凯西bull;斯托克是我的良师益友，多年来一直热情支持我的工作。南希bull;菜万多夫斯基在本书的写作(和影印)过程中做了艰巨的行政工作，提供了支持。最后，我最应该感谢的是有色人种非终身教职员工联盟过去和现在的成员，他们对平等的承诺和对种族如何运作的理解为我提供了重要的庇护。我特别感谢桑迪bull;格兰德、谢丽斯bull;哈里斯、珍妮弗bull;多米诺bull;鲁道夫、考特尼bull;贝克、戴夫bull;坎顿、苏尼尔bull;巴蒂亚、克里斯蒂娜bull;李，尤其感谢艾达bull;埃雷迪亚她的办公室始终是我的沙漠绿洲。虽然写作是一项孤独的工作，但我有幸得到了许多朋友的支持，他们愿意和我一起讨论本书。自从亨特发现我在巴特勒图书馆因收到方纳教授对第三章的评论后泣不成声，她就一直襄助我撰写本书。当时，她让我重新振作起来。现在，她仍然在指导我思考本书的主要论点。她能够将18世纪和19世纪的历史细节娓娓道来，并将它们天衣无缝地融人对话。这让我想起了当初选择学习历史，使我不忘初衷。本书的许多观点都源于与安妮bull;科恩豪泽的对话。她善于精准把握特定论点的局限性，又能敏锐捕捉分析立场的可能性。这使得她成为我所见过的最睿智的历史学家之一，也是本书的最佳编辑之一。苏珊bull;科拉桑蒂 ;步步紧逼，确保了本书的完成。从大学开始，托德bull;安滕就是我的第一读者，也是我的第一求教对象，我之所以决定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是因为苏珊bull;费伯。初识苏珊，是我在一次会议结束后的归途中，与她和另外两位同事滞留在美国商城的汽车旅馆里。毋庸置疑，苏珊是一位出色的编辑。她一丝不苟地阅读了书稿，并就如何加强论证提出了精辟的意见。她的智慧、敏捷和辛勤，令本书更加出色。我还要感谢牛津大学出版社的乔伊琳bull;奥桑卡，感谢她在本书付梓阶段付出的耐心和给予的帮助。在本研究过程中，我的家人和非学术界的朋友给予了我鼎力支持。在我前往华盛顿特区的国家档案馆进行研究时，乔bull;菲吉尼一直向我敞开家门，并始终热情支持我的工作。我在洛杉矶的亨廷顿图书馆研究期间，丹尼尔bull;麦克劳克林让我住在他家。他总能在平凡的日子里自得其乐。自我开始撰写博士论文起，尼克bull;戴维拉斯就全心全意地支持我，但他不明白为什么在答辩之后研究仍未完成。在新泽西州拉姆森县日校任教时，我有幸带领一群母亲参加每月一次的读书俱乐部。13年前开始的这项业余事业，如今已成为我一生中最愉快的智力活动之一。为此，我非常感谢妮娜bull;伯纳德、乔安妮bull;克拉克、莎莉bull;安bull;弗伦奇、谢利bull;戈登、莎朗bull;李、洛尔bull;麦克唐纳、约兰达bull;佩、斯特拉bull;瑞安以及已故的温迪bull;格拉斯。是她们邀请我带领这个读书小组。西费城的历史读书小组由凯西bull;布朗、洛里bull;金兹伯格詹弗bull;马尼恩和斯科特bull;怀尔兹组成，多年来一直是我的知识家园。纽约的朋友被我亲切地称为;挚友团，他们在我撰写本书的过程中给予了我极大的支持。我很幸运能拥有这样的朋友：克里斯托弗bull;斯塔德勒克里斯蒂bull;赫尔塞尔、谢伊bull;吉普森、杰夫bull;刘易斯、迈克bull;蒙托内。我也感谢其他的朋友：布莱克bull;塞德伯里、布拉德bull;戈茨、斯蒂芬bull;巴罗bull;巴洛、卡罗琳bull;克鲁格约翰bull;班蒂沃格里奥、罗斯bull;莱姆贝格、珍弗bull;波梅兰兹、迈克尔bull;维斯兹娜塔莉蒂拉多和丹尼尔bull;基亚谢克。安德烈亚和哈雷bull;达利蒙特从布卢姆菲尔德206舍起就和我亲如家人。我要向西村格朗迪德咖啡馆的工作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我在那里撰写了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我的家人让我始终铭记本书的重要性。在节日活动中，乔叔叔不断向我询问研究的进展情况，并一直与我分享他对历史的好奇。琳恩姑姑督促我在写本书时要;保持真实。我的表兄迈克尔bull;费拉拉和凯伦bull;奥尼尔bull;穆兰以他们对教学的执着和热情激励着我。我的兄弟姐妹提醒我家庭重于一切，而祖父母则让我铭记历史。在我的每场毕业典礼上，父亲都会转过头对我说：;没有人能夺走你的荣誉。对于一个被夺走太多东西的人群，或者就像我父亲时常提醒我的那样，;已经被压迫了九百年的人群来说，本书的出版本身就是不平则鸣。在我阅读资料的过程中，母亲对我的影响最大。她能够迅速洞察一个人或一段经历的情感内涵，她这种难以言表的直觉从一开始就影响着本书的写作。最后，本书要献给那些未能在解放运动中幸存下来的人们。他们的困厄提醒了我生命的价值和我所享有的自由的实在意义。最重要的是，只有他们才能跨越时间和空间，赋予我人生的意义。

美国内战历来被描绘为一次充满人性光辉的伟大胜利，但本书尖锐地追问：胜利之后，发生了什么？当联邦军士兵自豪地高举美国国旗凯旋时，获得自由的妇女和她们的孩子却被留在密西西比河谷北部地区的焦土之上，无衣无食。尽管奴隶制被废除，前奴隶还是日复一日、周复一周、月复一月地挣扎求生，同时还要面对严酷的气候变化，从酷热难耐到大雪纷飞，再到阴雨连绵、寒风凛冽，整个大地满目疮痍。被解放的奴隶未曾想到，通往自由之路给他们带来的竟是疾病、苦难与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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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通过对政府档案、报刊文献及医疗记录的缜密考据，揭示了一个被遮蔽的真相：数以万计的新获自由者因战争动荡与解放引发的混乱而患病死亡。这些痛苦与医疗危机既是战争的隐性代价，也是解放出人意料的残酷副产品。

本书有力地挑战了对美国内战与奴隶解放的既有认识，以崭新而令人不安的方式审视了从奴隶制向自由的过渡，开创了一部;新的奴隶解放史。

本书讲述了美国历史上一个具有讽刺意味且鲜为人知的故事：奴隶的解放被视为美国历史最伟大转折点之一，实际上却给无数获得自由的人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在美国内战及重建时期，400万奴隶获得解放，但他们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反而陷入无家可归、缺衣少食的困境，并面临黄热病、天花、霍乱和痢疾等致命疾病的威胁。本书通过对大量史料的分析，雄辩地指出，美国政府的故意忽视乃至错误政策，以及充满种族主义偏见的政治和社会环境，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群体的苦难。

吉姆唐斯（Jim Downs）盖茨堡学院吉尔德bull;莱尔曼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讲席教授，美国历史学家学会成员，英国皇家历史学会成员，美国南方历史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研究方向为美国内战史、医学史与公共卫生史、非裔美国人研究等。

刘军法学博士、政治学博士后，现为云南大学外语学院副研究员。发表中英文论文20余篇、国际评论5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1项，出版专著1部、译著7部。

译者序致谢导言第一章 渴望自由：战争与解放带来的意外医疗危机第二章 剖析解放：创造健康的劳动力队伍第三章 自由民医院：自由民局医疗处第四章 重现疫情：前奴隶中的天花（18621868年）第五章 劳动的治愈力：战后南方的;依赖者、残疾人、孤儿、老人和女性自由民第六章 叙述疾病：重建结束时自由民的健康诉求结论后记 疾病与苦难：联邦重建南方和西部的意外后果参考文献

如何将一部关于被预言和预期的死亡的编年史，重写为一部逝者的集体传记、一部人类的反历史、一种对自由的实践？萨迪亚bull;哈特曼，《维纳斯的两种演绎》，载《小斧》

他是美国内战中的受害者，却并非枪弹所伤，也未遭铁骑冲阵之师碾压。痢疾、肺炎、天花这些肆虐于南北军营的瘟神与他无缘；军事监狱这个吞噬人命的魔窟，其中猖獗的麻疹、鼠患与虱群，亦未曾侵蚀他瘦削的躯体。严格而言，他甚至未被计人伤亡名单，因他早已不堪手足相残的战争重负，逃离了军队。将他定义为受害者都很难这场战争反而为他带来了荣光与胜利：它解放了他的双亲、五个兄弟姐妹，以及约400万被枷锁禁锢的灵魂。战争赐予他和家人;自由，将他们从那个将血肉之躯视作商品的野蛮制度中解救出来。然而，在这个烽火连天的国度，他的人性底线很快面临新的考验。当他们逃出奴隶制的魔掌，投奔联邦军营时，一名军官的诊断书如此记载：;濒临饿毙，四肢冻僵。细致检查后，这名联邦军官断言，他;极有可能保不住双脚。战争虽终结了奴隶制的枷锁，但这个家庭承受的苦难却成了无处言说的悲歌。取而代之的是一套全新语汇，既昭示着奴隶制的革命性毁灭，又预示着变革性自由的降临。军方要员、联邦当局、北方记者，乃至他们的坚定盟友废奴主义者，都未将获得自由的黑奴列入伤亡统计，也不视他们为捐躯的战士，而是冠之以;逃奴;战时禁运品;难民之名，最终将名称定格为;自由民。伤亡名单专属于白人士兵，他们的死亡虽被描绘成可怖的不幸，却也被建构为崇高政治事业的终极献祭。这种死亡叙事进而被纳入文化话语，被描述为;死得其所。在战争期间和战后逃离种植园奴役、满怀希望拥抱自由的奴隶们未曾料到，自由竟会与疾病、痛苦和死亡相伴。夺走无数士兵生命的美国内战引发了19世纪最严重的生物危机，造成的死亡人数甚至超过了战役伤亡本身，并对新获自由的黑人群体造成了毁灭性打击。患病率和死亡率的原因错综复杂：军营卫生条件恶劣、水源被污染、未掩埋的尸体、过度拥挤、人们流离失所，加之医学界对南方的大规模流行病束手无策。与士兵相比，疾病对解放后的奴隶的摧残更为致命，因为他们往往连最基本的生存物资都极度缺乏。虽然自由使他们摆脱了奴隶制的枷锁，但在逃往联邦防线的途中，他们缺少干净的衣物、足够的栖身之所、像样的食物和药品。许多人刚踏入联邦军营便命丧黄泉，甚至战争结束后，他们仍在疾病与废墟中苦苦挣扎。然而前文所述的无名自由民与他的五个兄弟姐妹活了下来。他的父亲根据联邦协议应征人伍该协议承诺参军可保护他的妻儿免受邦联游击队的袭扰。但当他全家抵达查塔努加的联邦营地后，他们并未获得期盼的安全与稳定。1863年联邦占领查塔努加后，约2500名获解放奴隶蜂拥而至。事与愿违，军方命令他们举家迁往纳什维尔。联邦军官通常认为，获解放奴隶在军营外形成聚居区会分散军队对主要军事目标的注意力。为了活命，这些自由民不得不乞讨残羹剩饭、破旧靴子和废弃帐篷。由于军方未提供基本生存保障，军官们常常下令将他们从一个营地驱赶到另一个营地。这种无休止的迁移使他们无法安定，对其健康造成了致命影响。无名自由民一家从查塔努加迁至纳什维尔，后又被迫返回，但他的母亲已不在人世她很可能死于纳什维尔某种未被记录的疾病，而这类疾病曾夺走无数获解放奴隶的生命。他和他的手足显然是战争中的伤亡者。饥饿、疾病与母亲的死亡，使他们被归入;战争伤亡者之列。然而由于他们的苦难发生在;解放的背景下，他们过去乃至现在仍被简单地定义为;新获自由的奴隶，而非真正的战争受难者。1865年寒冬，在联邦军占领下的查塔努加城，无名自由民的健康状况几乎无人问津。与他的解放相比，战争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更为深刻的烙印。数百吨弹药和;两千门大炮取代了这座曾以田纳西河畔风光闻名的城市。教堂的钟声不再为礼拜日鸣响长老会教堂已被改造成白人伤病员的医院。城东南的小山丘上，安葬着在查塔努加战役中阵亡的数百名联邦士兵。战争还引发了天花疫情，威胁着整座城市的居民。然而对瘟疫的恐惧，并未阻止塞耶与诺亚尔公司执意举办的马戏表演。演出未及终场，暴风雨便掀翻了帐篷，顷刻间人群便浸泡在泥水之中。尽管军方不遗余力地将教堂改建为医院，为阵亡将士辟建安息之所，但照顾解放奴隶既非他们的首要任务，也从未被列入关切事项。很难想象他的双脚冻伤竟如此严重，以至于军官认定截肢是唯一选择。在这页泛黄的世纪档案里，关于这个逃离奴役的孩子与父亲离散、痛失母亲、目睹兄弟姐妹活活饿死、自己却要面临被截去冻伤的双足这一厄运的记载，不过是个模糊的悲剧剪影。管中窥豹，实难尽述他身处绝境的全貌。在引起军方注意前，他究竟忍受了多久的煎熬？在雨雪冰霜阻断去路之前，他赤足跋涉了多少个日夜？他是趁着夏日逃离奴役的吗？从那个多数奴隶仍赤足行走的地方，抑或，没有鞋子这一事实正折射出他遭受的非人待遇？也许奴隶主从不给奴隶配鞋，也许他的鞋子遗失或被窃了？这些问题几乎无从解答，部分源于这个孩子是以匿名身份走入历史。联邦军官的报告中，既无他的姓名，也无他的出生地或去向的记载。但这段关于冻伤脚的孩童濒临截肢的寥寥数语，恰似一把钥匙，既能帮助我们理解解放背后的残酷代价，更能拼凑出关于美国内战对自由民的特殊意义的复杂图景。当北方与南方的白人家庭还在传颂父子离乡参战的传统故事时，同时却有无数前奴隶家庭正在经历自由带来的骨肉离散、流离失所、饥寒交迫与致命疾病。然而在绝大多数内战叙事中，自由民的病痛与死亡始终是缺席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