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如何才能实现并维系一个合宜的自由社会，让这个有志于正义的社会在赋予每个人平等机会的同时还能激励个人为公共利益而牺牲？针对这一问题，玛莎•C. 努斯鲍姆在本书中探索了情感和社会正义的本质，并阐释了爱对于正义的重要意义。

即使是一个良好的社会，恐惧、厌恶、嫉妒、怨恨和竞争性忧虑等负面情感也普遍存在，而根植于爱的公众情感却可以培养民众对社会共同目标的忠诚并抑制这些负面情感的作用。历史上那些杰出的民主政治领袖，如亚伯拉罕•林肯、莫汉达斯•甘地和马丁•路德•金等，他们之所以能够成功，正是因为明白培养公共情感的重要性。但是，一些自由主义的信奉者有时会认为，一种致力于公共情感的理论会妨碍人们追求自由和自主。努斯鲍姆对此表示怀疑，她在充分考察卢梭、孔德、密尔和泰戈尔等人提出的宗教方案后明示，一个合宜的社会应该学会利用人类心理中固有的情感资源，培养能够激发人们政治情感的公共文化。这样做不仅能唤起人们为共同事业牺牲的激情，还能限制我们人格中的阴暗面所造成的伤害。将社会的正义原则融入诗歌、戏剧、政治言辞、节日甚至公园设计等事物中，是努斯鲍姆提供的培养民众支持正义的公共情感的适当方式。

努斯鲍姆写道，“爱是赋予‘尊重人性’以生命之物”，它“使尊重人性不仅仅是一个空壳”。对于政治哲学来说，《政治情感》是一种富有挑战性而又雄心勃勃的献礼。

玛莎· C .努斯鲍姆（ Martha C . Nussbaum )芝加哥大学法学与伦理学恩斯特·弗罗因德杰出贡献教授( the Ernst Freund Distinguished Service Professor of Law and Ethics )。自1978年以来，已出版20余部专著，主编21部著作，并发表500余篇文章。这些著作与文章涵盖文学、伦理学、政治哲学、女性主义等诸多领域，在英美乃至全球的学术界都产生了极大影响，为努斯鲍姆赢得了极高的荣誉，她由此获得了来自美洲、欧洲、亚洲等的诸多学校与机构的63个荣誉学位，以及京都艺术与哲学奖( Arts and Philosophy Kyoto Prize ,2016年）、伯格鲁

根哲学与文化奖( Berggruen Prize for Philosophy and Culture ,2018年）和霍尔伯格奖（ Holberg Prize ,2021年）等奖项。2016年，努斯鲍姆被美国教育网站 The Best Schools 评为"全球在世最有影响的50位哲学家"之一。

译者简介

陈燕，女，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伦理学专业）。主要研究方向为伦理学基础理论与西方伦理思想。曾于2008年、2018年先后赴英国威尔士大学兰彼得学院与雷丁大学哲学系访学。已经出版译著《伦理学导论》《伦理学是什么》《织梦人：一个男孩穿越现实的哲学之旅》。

卢俊豪，男，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后研究员，先后于中山大学获得哲学学士学位、管理学学士学位、传播学硕士学位，以及伦理学博士学位。曾获首届罗国杰伦理学教育基金优秀学生奖（2017），博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2018）等奖项。

李晶，女，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香港浸会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系哲学博士，美国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戏剧学院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现当代戏剧、文学伦理学批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第一章自由主义历史中的一个问题

第一部分历史

第二章平等与爱：卢梭、赫尔德、莫扎特

一、“这样就皆大欢喜”

二、旧制度与男性的声音

三、女性：博爱、平等、自由

四、教育男人

五、凯鲁比诺、卢梭、赫尔德

六、超越日常

第三章人文宗教Ⅰ：奥古斯特·孔德与J.S·密尔

一、走向自由的公民宗教：超越卢梭和赫尔德

二、孔德的人文宗教

三、密尔的批判与替代

第四章人文宗教Ⅱ：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

一、孔德在孟加拉

二、泰戈尔：《家与世界》的悲剧

三、泰戈尔的“人的宗教”

四、实施新宗教：桑蒂尼盖登和女性的创造自由

五、实施新宗教：流行音乐

六、评价孔德的规划：密尔和泰戈尔

第二部分目标、资源和问题

第二部分导言

第五章有抱负的社会：平等、包容、分配

一、目标概述

二、正义社会的核心价值

三、一种批判性文化

四、政治自由主义的挑战

五、制度与人民

第六章同情：人类的与动物的

一、心理与正义

二、动物的悲伤与利他

三、同情：基本结构

四、人类的同情与动物的同情

五、着眼于动物：共有的与非共有的道德根基

六、着眼于动物：非共有病症

第七章“根本恶”：无助、自恋、玷污

一、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根本恶”

二、康德论恶：一种更完整解释的必要

三、宇宙的中心

四、关心的增长源于爱的精神

五、游戏与投射

六、投射性厌恶和污名化：戈拉与逃亡的奴隶

七、权威与同辈压力：恶的支柱

第三部分公共情感

第三部分导言

第八章教授爱国主义：爱与批判的自由

一、爱国主义的双面性本质

二、为什么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三、锡拉：排外性价值、受强制的良知、无批判的

同质性

四、卡律布迪斯：寡淡的动机

五、历史：华盛顿、林肯、金、甘地、尼赫鲁

六、印度：两首国歌、两面国旗

七、学校中的爱国主义：内容和教学法

八、制度性的支持结构

第九章悲剧节日与喜剧节日：塑造同情、超越厌恶

一、身体的剧场

二、悲剧的观看与适当的同情

三、悲剧困境和基本权利

四、喜剧和生活中的幸事

五、现代民主国家的悲剧观演

六、喜剧庆典

第十章同情的敌人：恐惧、妒忌、羞耻

一、被围攻的同情

二、同情与其自身的对抗

三、恐惧：一种狭隘的情感

四、妒忌与公平：一个共同的规划

五、羞耻与污名

六、培植同伴关系

第十一章爱对于正义为何重要

一、再造“公民宗教”

二、理想与现实

三、特殊与一般

四、公民文化与“政治自由主义”

五、内容与自由

六、内在的与工具性的

附录情感理论、音乐中的情感：《思想的激荡》

参考文献

致谢

索引

译者序

译者序

20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女性思想家活跃于哲学殿堂，被美国教育网站The Best Schools评为“全球在世的50位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的玛莎·努斯鲍姆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1947年，玛莎·努斯鲍姆生于美国的一个律师家庭。受其父影响，她一直视“努力工作、纪律与快乐”为一体，并在人生中身体力行。努斯鲍姆是一个极其聪慧而又勤奋的女性，这一点可以从她发表的数量颇丰的作品中看出来。1978年以来，努斯鲍姆已出版了20余本专著，其中包括：《善的脆弱性》（The Fragility of Goodness）、《爱的知识》（Loves Knowledge）、《诗性正义》（Poetic Justice）、《培育人性》（Cultivating Humanity）、《思想的激荡》（Upheavals of Thought）、《逃避人性》（Hiding from Humanity）、《正义的前沿》（Frontiers of Justice）、《女性与人类发展》（Women and Human Development)、《政治情感：爱对于正义为何重要？》（Political Emotions：Why Love Matters for Justice）本书全名为《政治情感：爱对于正义为何重要？》，简化起见，以下简称《政治情感》。等。此外，她还主编了21本著作，并发表了500余篇文章。这些书籍与文章涵盖文学、伦理学、政治哲学、女性主义等诸多领域，在英美乃至全球的学术界都产生了极大影响，为努斯鲍姆赢得了极高的荣誉。她由此获得了来自美洲、欧洲、亚洲等诸多学校与机构的64个荣誉学位及无数奖项。

《政治情感》一书的主旨

作为人类一种重要的感受与表达方式，情感一直是思想家们关注的一个焦点，也是努斯鲍姆继《善的脆弱性》一书后，将其研究视角延伸到政治领域的又一力作的主题。在哲学伦理学史上，情感一度占据重要的话语地位。从古到今，许多哲学家都在理性与情感孰先孰后的问题上发表过自己的看法，18世纪一些英国的道德感理论家甚至将情感视为人类道德行为的来源与动力。

情感不仅是个人行为的激发点，而且一旦我们将个人情感汇聚在一起，它就能够成为改变人类历史的一种动力。自古希腊始，就有哲学家重视公共情感在城邦或国家安定、发展与面临危机中发挥的重大作用，但很少有哲学家从理论上系统地探讨这个问题。近代以来，随着理性主义在哲学领域的盛行，在政治领域或社会运行体制的理论探索中，寻求普遍的正义原则和稳定的社会基本结构成为政治哲学家的主要目标，而这一目标似乎无法容纳具有偶然性与不稳定性的情感。一些理论家在现代社会的运作构想中，尤其是在探讨社会正义和公正分配时，直接将“情感”排除在外。

但无可否认，政治话语与政治生活背后有着深层的规范性诉求，这些规范性诉求不仅仅是法理层面的，更是道德层面的。如何理解一个合宜的社会（decent society），如何理解人类的美好生活，如何理解一个国家在政治层面的正当性、合法性，这些问题的回答都涉及某种“道德的规范性”（moral normativity），而情感在理解与稳定这种规范性上有重要意义。基于这种原因，20世纪以来，“情感研究”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显学之一。这一时期的哲学家们对情感的研究不同于以往，他们主要聚焦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在20世纪的哲学理论建构过程中，针对情感的本质及其与道德、政治的关系，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两大阵营中的哲学家们有着许多完全不同且缺乏对话与交流的关切和阐述，这些阐述的影响和发展一直持续至今；另一方面，对情感的研究与大量的实证科学的研究成果相结合。在神经科学、认知科学、社会学、人类学、灵长类学、动物学的实证证据的支持下，情感不再被视为激情和理性二分视域下的单维度心灵状态。此外，历史上也有不少哲学家针对理性与情感的二分提出了严厉的批判，如尼采、克尔恺郭尔、舍勒、海德格尔、萨特、马塞尔和斯特拉塞尔等，在他们看来“情感”不是“情理二分”视域下的单一单元，而是复合的心灵领域和意识状态。情感不仅具有意向性（intentionality），即总是指向某种真实的或者想象出来的对象，这种意向性不仅包括影响心灵内部信念、思想和动机体系的行动意向（intentions）与行为倾向（behavioral disposition），而且还具有命题性（propositionality），即其产生必定依赖于事物存在或可能存在的方式，并涉及对外部世界的认知评价（cognitive appraisal）。因此，将情感视为一种多维度的心理过程和心灵状态，已成为当前学界的共识。

随着“情感研究”学术成果的日益增长，越来越多的哲学家和思想家观察到情感对行为动机与道德、政治实践的深远影响，这为政治情感理论的探讨提供了一个具有开放性的发展空间。事实上，培养正向、积极的公民政治情感，避免或者消解人们因羞耻、恐惧或厌恶造成的人际割裂和冲突，这不仅在个体生命价值的层面与人类的美好生活息息相关，而且在现实政治秩序的维度事关人类的繁荣和社会的长治久安，而这正是努斯鲍姆撰写《政治情感》一书的目的。

努斯鲍姆对政治情感的论述是跨学科的，她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用哲学家迈克·沃尔泽的话来说就是，她“超越了所有的学科界限。这项关于什么是爱国主义以及如何培养爱国主义的研究充满睿智而又引人入胜，它出自哲学家、政治理论家、心理学家、文学评论家和历史学家之手，其中每种作者身份都是极棒的，而令人惊叹的是，这些多重的身份竟然出自一人”。努斯鲍姆以各种方式回顾了孔德、密尔、莫扎特、亚伯拉罕·林肯、卢梭、泰戈尔、惠特曼、马丁·路德·金、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甘地、尼赫鲁、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丹尼尔·巴特森、唐纳德·温尼科特等历史人物，在哲学、伦理、历史、音乐、经验心理学、灵长类学、歌剧、文学、建筑学、古希腊悲剧和喜剧、城市研究和现代大学管理等领域对政治情感这一主题进行了诗性的探索。

鉴于努斯鲍姆已在首章准确且简明扼要地概述了本书的主要思路与章节安排，译者仅从女性视角、理解情感以及公共情感与爱国主义这三个方面来解读本书的思想特征。

《政治情感》的女性视角

在许多男性眼中，女性是一种自出生就被打上“柔弱”烙印的生物。女性主义的杰出代表西蒙·德·波伏娃在其被誉为“女性床头的圣经”——《第二性》中曾说过，就真正的事实表现而言，两性之间的关系是不能用电的正负极来做比喻的。男人同时代表了正子和中子，正如我们平日用英文“man”这个字就代表了全人类；女人只能代表副子，与全人类没有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大多数男人而言，“女人只不过是个子宫”。与波伏娃一样，绝大多数女性主义者都致力于改变女性的这种“从属地位”，政治上争取平等的权利，理论上在肯定男女“生物性别”差异的同时，努力从“社会性别”角度重新审视人类以往的思想，并试图重新解读原有的哲学、伦理、历史等各种理论。经过早期女性主义者的努力，与20世纪女性主义者们所处的环境相比，如今的女性无论是在政治权利上还是在自我意识上都有了很大提高。然而，时至今日，女性（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女性）依然无法与男性平等。面对这一现实，我们能够为仍处于困境中的女性做些什么？努斯鲍姆在其许多作品中，如《女性与人类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创造能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等书中，为这个问题提供了独特而又务实的答案。在这些作品中，她以一种女性主义视角设想并不断重申了一个以“人类发展”和“多元能力”为核心的社会图景：为了让每个人都过上一种与其人类尊严相配的生活，所有人（包括女性）都应当获得一种最基本的保障和庇护，以使其有可能去发展各类不同的能力，而这一多元能力的发展要求在差异阶层之间进行资源的再次分配。

在《政治情感》一书中，努斯鲍姆面对的是一个困扰了诸多政治哲学家的现实问题：如何在一个充斥着私欲、贪婪本性、焦虑情绪和自我利益的世界中，为一个合宜社会提供良善的公共文化和稳定的政治原则？她努力把对正义问题的政治学思考与对人类情感的哲学探索结合起来。在她看来，如果要形成各类良善的政治原则并使之保持稳定，就需要培养以扩展性同情（extended sympathy）和相互之爱（mutual love）为核心的种种公共情感。而这种公共情感的培养应该基于女性的而不是男性的情感逻辑。因为面对冲突时，女性的情感所突显的是一种相互性（reciprocity），而不是嫉妒与好胜。她希望所有有志于正义的社会都能够充分重视和发挥这种具有相互性的同情与爱的作用。本书的论述充分体现了努斯鲍姆作为一名女性学者的细腻与关怀，其叙事方式紧紧围绕对现实世界人类命运的关切。

在《政治情感》一书中，努斯鲍姆以歌剧《费加罗的婚姻》作为其政治情感研究的重要素材。在大多数人眼中，《费加罗的婚姻》是一部家庭式情感喜剧，但在努斯鲍姆看来，这种感觉是莫扎特和达·彭特改编后的版本带给人们的。在这部喜剧的首创者博马舍那里，它是激情与政治的，是一部可以解析政治情感的哲学文本，但仔细体会的话，从莫扎特的音乐中依然可以领悟到这一点。歌剧的剧情是这样的：阿尔马维瓦伯爵的男仆费加罗即将与美丽的女仆苏珊娜结婚，但好色的伯爵早就垂涎苏珊娜的美貌，他想通过恢复自己早已宣布放弃的初夜权来占有苏珊娜，由此展开费加罗千方百计保护苏珊娜的贞操，伯爵夫人罗西娜与苏珊娜合作扭转乾坤的一系列滑稽而又让人深思的情节。

就故事情节而言，许多评论家的看法是，费加罗与伯爵代表了新旧两种体制，伯爵代表的是封建等级制度，而费加罗代表的是法国大革命所追求的自由、平等与博爱的新体制。费加罗与伯爵之间的对立就是新旧体制的对立。但有趣的是，努斯鲍姆觉得这部歌剧的音乐比其剧本内涵更为丰富。从某种意义上说，她的分析源自莫扎特的音乐，而非达·彭特的文本。在她听来，代表自由、平等与博爱的声音不是费加罗发出的，而是由苏珊娜和伯爵夫人发出的。无论是费加罗还是伯爵发出的都是类似的、充斥着男性特质的声音。歌剧中这两个人的配乐都是亢奋而又充满斗志的，费加罗与伯爵的咏叹调独唱发出的都是男性最在意的“激愤的荣誉、复仇的欲望、支配的快感”（本书第42页）。虽然苏珊娜和伯爵夫人的声音也类似，但女人们的相似性不是为了互斗，而是为了合作。按理说，两人应该是情敌，但她们没有像男性那样专注于打败对方，而是试图通过合作让费加罗和伯爵这两个男人成为充满爱与忠诚的丈夫，让他们专注于情感与快乐，而非复仇与嫉妒。歌剧中这两名女性的配乐暗示着一种相互性与平等，这种相互性与平等是歌剧中的男性绝对没有的。两名女性虽然有阶级地位的差别，但她们之间的伙伴关系似乎完全无等级之分。从苏珊娜和伯爵夫人的歌声中，人们可以听出爱和对爱的追求，只有她们的声音才暗示着自由、平等与博爱。

在此，努斯鲍姆不是在看，而是在听。在她心中，甚至苏珊娜与伯爵夫人都不能完全代表平等与博爱，真正代表平等与博爱的是那个身为男性，却极富女性情感的小人物凯鲁比诺。从凯鲁比诺的音乐与歌声中，她听到的不是追求荣誉的砰砰重音，而是小提琴发出的轻微颤音，是戏谑的跳跃，像是在发出低沉的笑声，它不仅没有表现出任何等级体系，而且积极地颠覆着整个观念。虽然他有男子汉气概，而且很吸引女人，但他并不喜欢控制她们，也不把她们用作在与其他男人的游戏中的棋子。这里所呈现的不是支配，而是魅力和优雅；不是掩盖耻辱或因侮辱而报复的图谋，而是加入女人热衷的玩笑与八卦时“淘气的样子”（本书第56页）。

在努斯鲍姆看来，这种承载政治情感的公共文化不仅能够唤起民众对一些正面价值的支持，如对平等与自由之爱、对自然环境与祖国山河之爱以及对受难的同胞与他国贫困者的同情等，而且还能扼制所有人类身上都有的某种“根本恶”，即一种虐待他人的倾向。这种“根本恶”潜藏于人的内心。在社会中，人们一旦发现自己与他人在一起，这种倾向就会“使他们忙于嫉妒性和竞争性的斗争”（本书第8页），就像《费加罗的婚姻》中伯爵与费加罗充分展现的那种“通过贬低他人和使他人屈从来保护脆弱的自我”（本书第6页）的倾向。在现实生活中，一些自以为优越的群体所流露出的对另一些群体的厌恶感亦是这种坏倾向的表现。而一个合宜社会，则需要重视和发展努斯鲍姆通过分析《费加罗的婚姻》所希望突出的那种人们之间的相互性，一种在女性身上更为典型、更为突出的相互性，而这种相互性需要情感的参与，尤其需要爱的参与。

某种意义上，努斯鲍姆对政治情感的论述是对罗尔斯正义理论的继承和延续，她强调：“20 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哲学著作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为政治情感这一主题提供了一种引人入胜的处理方法。”（本书第13页）而这一方法最为核心的地方则在于使用了一种精致的、涉及认知和评价的情感概念，这一概念恰恰是努斯鲍姆理解政治情感的出发点。

在努斯鲍姆看来，情感并非仅仅是杂乱的、冗余的。我们如果以一种多元的思维进路重新理解各种理论视域下的具体情感，就能够为我们的理论探索带来一些可靠的依据和思路。基于此，她在打破学科界限进行历史和文化论述的时候，流露出对“普遍原则”、“抽象概念”与“同质性”的高度警惕，体现出其将女性主义与政治自由主义相结合的独特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