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冠疫情下老年人面临的“数字鸿沟”说起—— 自新冠肺炎爆发以来，扫“健康码”登记行程、线上预约就医、上网买菜等已成常态，对于许多老年人来说却并非易事。“一方面是发展易于操作的信息和家用设备，在智能设备允许的情况下，人能更长久并且独自在家中生活。另一方面，未来的使用者需要尽早学习如何操作，千万不要在自己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出现一大堆问题时再学习。”作者提出的建议如今无疑具有更迫切的现实意义。老年人并没有，也不应过早地退出社会生活，无论在中国还是欧美国家，现实要求我们在发展科技的同时，以更好的方式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尤其避免“年龄歧视”。 “四世同堂”与晚年独居的选择—— “在日本这个现代工业国家中，几代人住在一起的比例格外高，这其实更多的可以解释为帮助和护理的需求，而并不是尊敬和孝敬。”反过来，老年人在尚有体力之时也常常护理别人，有些提供经济帮助，有些承担了家务或照顾自己的孙辈，大大减少了年轻人初入职场和建立家庭的困难，而且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愿无薪酬的。作者指出，这种做法在西方社会也不鲜见，对双方来说，即对老年人自身和对社会来说可能是一种双赢；而鉴于公平付出和回报的延迟性，我们更应该树立榜样，引导后来人积极建立健康的代际关系。 我们能否规划生命的尽头—— 海德格尔的“向死而生”促使我们思考生存与死亡的自由问题，什么情况下人们会产生终结生命的念头，病入膏肓之时是否还应寻求优选限度的治疗，我们是否允许自尽或协助老年人自尽，当中存在哪些道德和法律困境？“安乐死”，按照字面意思，“平安快乐地死亡”，或如《圣经》所说“日子满足”而死，实际上是一种质朴而普遍的愿望。但是作者指出，规划死亡也意味着“适时树立谨慎态度，培养勇气和冷静，尤其是发展本能的忍耐力，即承受命运打击的能力”，因为“如果这些态度成为人格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么面对死亡，人就不会陷入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