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道德救国，学术救国”
他虽然探索过各种救国之路，是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但他更侧重学术与道德的建设。他认定：如果没有好的道德，没有好的学术，这个国家是没有希望的。

蔡锷：为中国人争人格
护国运动前夕，蔡锷与梁启超约定：“成功呢，什么地位都不要，回头做我们的学问；失败呢，就死，无论如何不跑租界不跑外国。”

廖仲恺：为了独立自主的中国
他之所以竭力提倡民族主义，是因为：“所谓人类之幸福者，即人类应有享受之幸福。外国人有享受者，吾国人民亦应有之。现在外国人吸收吾国人民之脂膏，而为制造其物质之文明，享其幸福，所以一定要打消不平等条约。”

邓演达：为了“军事救国”
1930年8月，“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在邓演达的领导下正式成立。在成立大会上，邓演达致词：“中国革命已经到了绝续关头，继往开来的重任，落在我们肩上。”他明确地提出了“军事第一”的主张，认为临时行动委员会“必须搞军事运动，一定要搞垮蒋介石的军队，不然不行”。

杨杏佛：为了“科学救国”
杨杏佛始终认为：“在现今世界，假如没有科学，几乎无以立国。”杨杏佛一直有一个“梦想”：“我梦想中的未来中国，应当是一个物质与精神并重的大同社会。”也正是怀着这样的抱负和理想，杨杏佛于1918年获得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后，迅速回国。

邵飘萍：为了“新闻救国”
回顾邵飘萍的记者生涯，面对死亡威胁的次数不可谓不多，邵飘萍也免不了与常人一样会“心悸”，但他将责任心建立在“新闻救国”的信念之上，所以并不退缩。这是一位新闻记者的大道。

林白水：为了“言论自由”
事实上，现实比林白水所想的还要严重，正直文化人所面对的，不只是被关押，而是直接面对死亡的威胁。1926年4月26日，著名报人邵飘萍被杀，北京新闻界危机四伏。在这种情况下，林白水不畏强暴，仍仗义执言，撰文道：“军阀既成阀，多半不利于民，有害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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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量才：为了“言论救国”
杜重远：为了“抗日救国”
救国会七君子：“团结救国”
蒋百里：“中国是有办法的”
卢作孚：为了“实业救国”
华克之：从“暗杀”到“革命”
黄炎培：“教育救国，民主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