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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著名历史学家罗志田教授的重磅新著，是对“辛亥巨变”的重新阐释。

严复曾言：“革命之世，不必皆暴君。” 辛亥革命这一“五千年之大变”，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根本性的大转折。然而旧制度崩溃之迅猛，大革命兴起之骤然，出乎当时人的预想，也为后来者所深思。当朝廷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推行全面改革之时，革命却能较为轻易地速成，那么“改革”与“革命”，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竞争关系？

本书的设问方式，与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思考颇有相通之处，在某种意义上，本书或可视为中国版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但晚清政治结构要比18世纪末的法国远为复杂，也蕴含了更多中国自身的政治命题，需要从更长的时段来观察和理解。在这一点上，本书对这一历史转折点的深入阐释，或也给今天带来了启迪。

【内容简介】

清季十年间，朝廷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推行全面改革，却恰于此时爆发了革命。这一历史大变局，留下了诸多疑问：

在朝廷没有并无太多暴戾苛政的情形下，为何会发生革命？清朝何以骤然崩溃，革命何以轻易速成？

改革开启后，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体制或结构及政治伦理是否改变、怎样改变及以何种速度改变。正是由于制度的困境，使自上而下的新政带有了“自毁”的意味，并最终不得不让位于自下而上的革命。

【作者简介】

罗志田，四川大学历史系毕业，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历任四川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现任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授，著有《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和《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等。

【目录】

自序

一、近代权势结构的转变

二、庚子后清廷的失道形象和士人心态

三、制度困境下的新政

1. 小政府遇到了大问题

2．从民富国强到政府理财

3．新政繁兴导致纸张天下

4．小政府和大政府的紧张

四、自上而下的立宪

    1．意在富强的立宪国策

2．自下而上的立宪先路

3．立宪的自上而下特征

4．谁想立宪

5．附和声中的质疑

6．“别开四千年来一世界”

五、官制改革的困窘

六、转向自下而上：“筹备清单”带来的转折

附录  五千年的大变：杜亚泉看辛亥革命——读《辛亥前十年中国政治通览》

【精彩试读】

自　序

今年是辛亥革命 110 周年。百多年前的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根本性的大转折。其“大”的程度，当事人的认知显有不足，后世亦然。
    在辛亥革命前后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至少出现了五六种要用“千年”来做计量单位的重大变化。第一就是废除科举制，改变了施行一千多年的考试制度，被严复视为“吾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其重要性等同于古代的“废封建、开阡陌”。稍后的立宪尝试，也被梁启超认为是“开数千年未有之创局”。再以后的共和取代帝制，更是至少三四千年的转折。与这三项显著的根本性巨变相伴随的，是一些相对隐性的变化，如经典的淡出、四民社会的解体，以及迄今仍在影响我们的白话书写方式，皆是以千年计的划时代大转变。
    这些根本性转变发生在大约二十年的时间里，应当不是偶然的。辛亥鼎革虽仅是其中之一，却也可以说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或不妨适当扩大研究视野，把辛亥前十年和后十年，约即从戊戌维新到新文化运动的二十来年，作为观察对象，而将发生在辛亥年的政权鼎革视作一个象征性的转折点——相关的转变此前已发生，此后仍在延续。通过这样的考察，可以更充分地认识辛亥革命本身及其历史意义。
    如果把观察的时段再稍往前延伸，可以说外力入侵造成的权势结构巨变或是辛亥鼎革的远因。这里所说的“权势结构”不仅是政治的和军事的，也包括社会的、经济的、心理的和文化的，是众多因素合力所结之构。其间最关键的变化，就是王国维后来概括的“道出于二”。传统中国政教体系本互相依存，当政不尽如人意时，士人多尝试在教的一面做出调整。近代士人虽也借助西来的思想资源，但大体仍是在传统中求变。戊戌维新时，康有为欲借西法以重构经学，不啻在拆毁自己的大本营。而对立的一面在卫教的同时，其实也改变了道。重要的是，由于教的调整溢出传统轨道，政的评判标准也与此前大相径庭。
    李大钊曾说：“平心论之，清室非有凶暴之君。”若按中国传统的标准，清廷在最后一段时间的作为，似尚未达到历代亡国之君所表现的荒谬程度。但在指导性的“道”大变的语境下，“失道”不一定明显地落实在横征暴敛等具体的政治行为之上。近代中外竞争常以中国一方的失利结束，依据以战争“胜负决文野”为代表的西式“新道”标准，每一次军事的和非军事的挫败，都是体制已出问题的象征。这样一次次的失败，因“证据”的不断重复而达到不证自明的“失道”效果，任何政权都很难承受。所以在连续受挫后，朝廷特别需要“证明”自己可以在近期改善局面，故试图推动更有力更有效的变革，以“说服”世人仍对其寄予希望。
    然而清季主政者需要面对的大多是名副其实的“新问题”——新政处处要求一个大政府的作为，实非既存小政府治理模式所能应对，朝廷的确是心有余而力所不能及。由于不善因应这类新问题而致事倍功半，难负民间期望的朝廷又不得不接受新的“失败”，意味着进一步的“失道”。可以说，小政府的无能为力和执政者被构建出的“失道”作为，共同刺激了士人和民众的不满，最终促成了革命，并让革命相对容易地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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