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作者十余年来严肃阅读和写作的结晶。全书以近代中国的历史转向为大背景，细分为两条主线：一是有关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处境与行动，围绕着传统中国知识人的价值观念、从传统士大夫到新式知识人的转型、启蒙与革命之间的选择、知识人的共同世界如何重建等议题，对部分学术著作给予了评析和商榷，对若干文化名人的年谱、日记、回忆录、书信等史料进行了解读；二是通过对上海文化、广东文化、成都文化等与城市文化有关的历史著作的分析，试图展现大一统观念主导下的中国文化内部的复杂多元。这些书评文字除了评书，还提供了知识文化上的增量，就内容、题材、写作风格来说，本书可谓关于近代中国新陈代谢的一次学术导航之旅。

唐小兵，湖南衡阳人，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研究领域集中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史与报刊史、左翼文化与中国革命、回忆录、口述史与二十世纪中国等。主要著作有《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社科文献出版社，2012）、《十字街头的知识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与民国相遇》（北京三联书店，2017）等。作品散见于《中共党史研究》《读书》《思想》等期刊。

好的书评既能进入著作的脉络和肌理之内，了解一本书的价值关切、史料运用、逻辑推演、写作风格与学术贡献；同时又能建立自身的学术主体性来对此书的优长和遗憾之处给予恰如其分的提炼，并以所评之书为媒介，打开一个与之相关的更为宏阔深远的学术世界，为读者提供一幅知识上的导航图。

——唐小兵

在史观纷争的今天，这本深入浅出的书评集，很能够帮助读者修正一些当代中国历史的史识，从而调整史观。换言之，这部书评集不仅是书海中的向导，也能对部分国人僵化固执的史观起些“松绑”的作用。

——陈冠中

序言　有抵抗感的阅读才是严肃的阅读

第一辑　读史之道

儒者的自由主义想象　

“知士论世”的史学

启蒙的迷津

知识分子书写的传播学转向

“广东文化”的建构　

茶馆：抵抗现代化的桥头堡？

重访摩登上海　

民国政治的真谛　

第二辑　家国之变

五四知识人的家国天下情怀　

“旧上海”是如何变成“新上海”的？

附：重构上海的历史记忆

师者陈寅恪

哈佛吴宓的朋友圈

政商中国的两种逻辑

如何面对我们的革命遗产？

第三辑　明暗之间

明暗之间的生命记忆

文明抑或野蛮：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

动荡时代的书香门第

沈从文：政治灰霾中的文化情怀

王鼎钧：谛听哭声或同声一哭

超越诉苦的历史记忆

台湾地区左翼历史的一页

第四辑　人文之思

让历史写作照亮中国的启蒙运动

黑暗时代的燃灯者

反潮流的思想史写作

接续民国的史学传统

我们的大学史该如何书写？

穿越黑暗时刻的历史写作

重建知识人的共同世界

附录　书与人的光影交错——我的哈佛缘　

后记　一个人的阅读史　

1918 年到1919   年之交的冬季，韦伯对慕尼黑大学的学生就志业问题做辅导，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讲《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在演讲中，他对柏拉图《理想国》的洞穴隐喻（其实质就是启蒙的隐喻）作了深刻而形象的诠释：一群人被铁链锁在山洞里，面向石墙，光的源头就在他们身后，他们却看不见。他们只关心光射在石墙上所显现的影像，并努力揣想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终于，其中一人成功地粉碎了他的桎梏，转过身去，看见了太阳。目眩神摇之下，他四处摸索，结结巴巴地把所看到的讲出来。别人都说他疯了。渐渐地，他习惯了用眼睛去注视这道光源，然后，他的使命是回到洞穴的囚犯群中，引领他们走向光明。这个人是哲学家，而太阳代表学问的真理。

这是韦伯面对欧战刚刚终结、德国战败的政治现实发表的演讲，其隐含的意味在现代中国的启蒙运动中可以找到相似的轨迹。鲁迅在《呐喊》自序中的“铁屋子”的比喻与这个洞穴隐喻有异曲同工之妙，而柏拉图洞穴隐喻中的象征真理的太阳，在近代中国知识人的心目中就是“西方”（尽管这个西方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形象与代表）。甲午之后，“向西方寻求真理”成为一种普遍的潮流，而传统中国面对政治和社会危机往往是诉诸三代之治的历史想象和四书五经等经典文献。在这个巨大的历史转身之中，报人群体取代了柏拉图隐喻中的“哲学家”群体，成为现代中国启蒙的最重要的主体之一。一方面，是从传统中国到现代中国的政治和社会转型之中，知识人因科举制废除和王权崩解而日益边缘化，而另一方面，是从传统士大夫脱胎而出的新式知识人通过张灏所言的制度性传播媒介、新式学校和新式社团，在晚清民国集聚了巨大而复杂的政治能量和思想力道，“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似乎成为梁启超、严复、胡适等知识人的文化自觉，直到1922 年胡适在《努力周报》发表《政论家与政党》还在标举“监督政党的政论家”式“文人论政”的文化理想。

可以说， 文人论政与报人报国是理解近代中国的启蒙运动的最重要的视角之一。加拿大学者季家珍的《印刷与政治：〈时报〉与晚清中国的改革文化》（以下简称《印刷与政治》）   处理的就是这样一段清末的启蒙故事。《时报》创刊于1904 年的上海， 终刊于抗战发生之后的1939 年，是晚清民国上海一份重要的综合性日报， 尤其是清末这段时期一度是舆论政治之中心。梁启超、狄葆贤、陈冷（后任《申报》主编）、包天笑（可见《钏影楼回忆录》）   等都是《时报》的主事者和重要编辑、作者，报社内安置的息楼一度是上海文化界人士聚会的重要公共空间。《印刷与政治》从“新兴中间阶层”（其实也就是新式文化人和受教育者所代表的社会中间阶层）   这个视角出发，通过对报刊文本的细致梳理，完整地展现了清末这些新式知识人面对内忧外患的时代状况，通过援引西学、嫁接传统、建构宪制和想象民间， 试图将一个积贫积弱的古老中国引领向光明西方的启蒙故事，   同时也将其自身所表征的所谓中层社会视为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之间的协商平台。在我看来，贯穿全书最核心的焦点就是现代中国的新式国民的生成问题，也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言的“立人”或者说“改造国民性”问题，   而“立人”问题与“立国”问题牵缠到了一起。所谓“立人”与“立国”成为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个人的翻身与国家的翻身成为双峰并峙的同构过程，而现实生活中的民众则更多呈现出来的是阿Q式的无知无识形象。在整个清末民初的舆论政治中，人民就具有了双重肉身，既是被文人精英仰视甚至膜拜的对象，人民成了上帝；人民又是一群不知现代政治为何物的群氓，需要通过启蒙、灌输等各种方式去唤醒他们的政治参与意识和自治能力，就此而言，人民又是被文人精英所俯视甚至鄙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