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哲学界的新星、代哲学家韩炳哲，回归哲学的人文传统和批判传统，独辟哲学写作新境界，在数字媒体时代照察现实社会和人类心灵，以哲学小品式的文字，对他者消失、爱欲已死的当代发出悲情扣问！

书名：韩炳哲作品·爱欲之死

定价：32.00元

作者：韩炳哲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日期：2019-03

页码：96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ISBN：9787508697086

（1）韩炳哲被誉为“德国哲学界的一颗新星”。在学院化的哲学研究之外，他回归哲学的人文传统和批判传统，独辟哲学写作新境界，在数字媒体时代照察现实社会和人类心灵。

（2）兼具韩国人的浪漫气质和德国哲学传统的理性批判精神。韩炳哲对当代社会的洞察深刻，剖判犀利，而其内在的精神诉求却是宁静沉思的、美学意义的生命存在。

（3）哲学小品式的文字风格，长于思辨，而又胜在言传。韩炳哲的作品简洁、轻快、明晰，可读性强，诸位中译者的认真细致和精敏才思也为中文版增色颇多。

（4）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为其《爱欲之死》作序。韩炳哲在欧美已产生较大影响，作品被译成近20种文字，包括巴迪欧在内的诸多学者对韩炳哲做出了回应和评赞。

（5）在国内学界迅速觅得知音。来自哲学界、艺术界、文学界、传播学界、IT界的诸位大咖分别对韩炳哲及其作品做出了积极回应和高度评价。

（6）韩炳哲作品系列图书共9种，包括了作者主要和有代表性的作品，体现了作者对数字媒体时代社会状况、个体心灵的关注和思索。将于2019年7月份出齐。

（7）数字媒体时代爱欲之死的悲情扣问和深刻剖析！

当代数字媒体技术繁荣发展，人们的交流和情感模式都发生了极大变化。人们对于爱欲（Eros）的理解和渴望，不再像古希腊时代那么简单明了。在日渐自恋和同质化的人群里，人们寻求爱欲，却备受孤独，且丧失了精神上的想象力和创造性。作者分析并揭示了这一困境的根源和实质，呼吁人们勇于否定自我，肯定他者，重建想象力，爱欲。

爱欲是勇于否定自我，肯定他者。

爱欲与他者密切相关，是个体在自我的王国里无法征服的疆土。

爱欲以超验性、彻底的性为前提。当今社会越来越像一个同质化的地狱，而爱欲的经验不在其中。

个体的内在危机在于，一切事物均成为被消费的对象，从而毁掉了爱欲的渴望。吸引自我的、被自我所渴望的他者，无处可栖。

这是一个没有了爱欲的社会。

爱欲之死，是自我反思之死。

韩炳哲作品系列（见识城邦出品）

《精神政治学》

Psychopolitik

《爱欲之死》

Agonie des Eros

《在群中》

Im Schwarm

《他者的消失》

Die Austreibung des Anderen

《疲怠社会》

Müdigkeitsgesellschaft

《娱乐何为》

Gute Unterhaltung

《暴力拓扑学》

Topologie der Gewalt

《透明社会》

Transparenzgesellschaft

《美的救赎》

Die Errettung des Sch·nen

序 爱欲 阿兰·巴迪欧 1

忧郁症 11

承认“无能为力” 23

徒劳的生命 35

色 情 51

想象力 57

爱欲政治学 67

理论之殇 73

注 释 83

韩炳哲（ByungChul Han）

德国代思想家。1959年生于韩国首尔，80年代在韩国学习冶金学，之后远渡重洋到德国学习哲学、德国文学和天主教神学。他先后在弗莱堡和慕尼黑学习，并于1994年以研究海德格尔的论文获得弗莱堡大学的博士学位。2000年任教于瑞士巴塞尔大学，2010年任教于卡尔斯鲁厄建筑与艺术大学，2012年起任教于德国柏林艺术大学。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18—20世纪伦理学、社会哲学、现象学、文化哲学、美学、宗教、媒体理论等。作品被译成十几种语言。西班牙《国家报》（El País）誉其为“德国哲学界的一颗新星”。

清新的文风，清晰的思想，深察洞识，切确而犀利的论述，这都让韩炳哲对于数字媒体时代人类精神状况的分析批判，显得尤其重要而富于启发。

阅读韩炳哲的这部作品，无论如何都是富有才思智慧的享受。

——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法国哲学家

韩炳哲属于这一类哲学家，在他们之前，没有人寻求改变世界之道，甚至没有人充分意识到这种改变的必要性。

——《高等教育内部参考》（Inside Higher Ed）

韩炳哲揭示出，在大数据时代，批判理论将且必将重整旗鼓。

——威尔·戴维斯（Will Davies）

大数据时代形成的纷繁现象，需要新的哲学思维和框架，韩炳哲的几本书堪称敏锐、犀利的时代探测器，是大数据时代的哲学批判指南。

——思郁，自由写作者

德国哲学家韩炳哲的几本小书，大题小做、举重若轻，触及现代人生活的多个层面，是东西方人文精神碰撞的结晶，走进了读者的心灵。

——何道宽，翻译家，深圳大学英语及传播学

在木心先生的诗歌里，“从前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而在我们这个时代，生活要迅速得多，一生可以爱很多人。然而实际上已经没有了“爱”，“爱”是如此唾手可得，却又难以企及，到难觅踪迹的地步。所谓“唾手可得”乃是因为爱早已成了一种个人性的消费商品，所谓“难以企及”是因为很少再有人愿意为爱牺牲自己，发现他人的存在。

——张志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韩炳哲，这位德国哲学训练、韩国文化浸润的思想性学者，了我们早已麻木的爱欲能力。个人主义曾解构了集体迷狂的权力话语，却又带来了现代性情感危机。自我与他者本是相互让度而实现存在，看作者如何批判与重新建构人我关系。哲学式嵌入的智慧，直面现实的淋漓，会带来一场新的头脑风暴吗？

——林光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

爱欲牵引灵魂的爬升。“爱欲之死”是振聋发聩的低吼！韩炳哲的哲思充满灵性，锋芒毕现。在消费社会，谁究竟在消费什么？爱欲被套上枷锁，妆成性欲；消费刺激，以思想埋单。《爱欲之死》的原作与译文俱佳，值得细细品读。

——贾克防，西北师大范大学哲学系副

韩炳哲是互联网时代的精神分析师，在他、冷静的诊断之下，智能手机、社交媒体、大数据、物联网种种技术进步都显示出新自由主义秩序对于人类生活的宰制。资本主义这一以自由为名的型态早已成为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联合体，它不再用身体的强制、思想的管控维持自己的意识形态统治地位，而是到我们精神的每一个角落，感官、情绪、欲望都成为新自由主义生产—消费机制的利用对象，让我们在丝毫不觉得丧失自由的情况下拱手出让自己的自由，这就是韩炳哲所说的精神政治的含义。在这样的统治秩序中，我们主动按照功绩社会的竞争标准进行自我管控，因此深陷抑郁症的旋涡，我们将自己的爱欲投射到各种感官消费之上，因此遭受爱的无能为力，我们沉浸在社交媒体的群体话语噪音中，却无法形成任何统一的集体整治行动。韩炳哲用短小精悍的文字，与福柯、阿多诺、列维纳斯、阿甘本进行思想碰撞，揭示出这个时代的严峻危机。

——杨小刚，中山大学哲学系副研究员

忧郁症

近年来常有人宣告“爱情的终结”，称当今的爱情已死于无休止的选择自由和完美主义症结。在一个不设限的、充满可能性的世界，爱情变得不可能。遭受批评的还有日渐冷却的激情。伊娃·易洛思在《爱，为什么痛？》一书中将此归咎于爱情的过度理性化以及选择套路的普及化。然而，这些关于爱情的社会学理论都没有认识到，比起无止境的选择和自由，一件更糟糕的事正在发生。导致爱情危机的不仅仅是对他者的选择增多，也是他者本身的消亡。这一现象几乎发生在当今时代所有的生活领域，伴随着个体的“自恋”情结的加深。他者的消亡其实是一个充满张力的过程，不幸的是，它的发生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

爱欲的对象实际上是他者，是个体在“自我”的王国里无法征服的疆土。当今社会越来越陷入同质化的地狱（Hoelle des Gleichen），无法产生爱欲的经验，因为爱欲的前提是作为他者的非对称性和外部性。难怪苏格拉底被称作爱人“阿特洛波斯”（atopos），意为，难以收纳入任何类别、任何范畴。我所渴望的“他”，令我着迷的“他”，是无处可栖的。“他”逃避同质化的语言关联：“作为阿特洛波斯，‘他’令语言战栗：对于‘他’，不可说，不可说，一说即是错。每一个定语皆显得虚伪、冒失，令人既痛苦又尴尬……”今天，我们的文化中充斥着对比和比较，根本不允许“他者”的存在。我们时刻把所有事物拿来比较、归类、标准化，为“异类”寻找“同类”，因为我们已经失去了体验“他者”的机会。针对“他者”的消费是不存在的。消费社会力求消灭异质化（heterotopischer）的他者世界的差异性和可消费性。与“差异”相比，“差别”是一个褒义词。一切都将作为消费的对象变得整齐划一。

我们生活在一个越来越自恋的社会。力比多首先被投注到了自我的主体世界中。自恋（Narzissmus）与自爱（Eigenliebe）不同。自爱的主体以自我为出发点，与他者明确划清界限；自恋的主体界限是模糊的，整个世界只是“自我”的一个倒影。他者身上的差异性无法被感知和认可，在任何时空中能被一再感知的只有“自我”。在到处都是“自我”的深渊中漂流，直至溺亡。

忧郁症（Depression）是一种自恋性的病症，病因往往是带有过度紧张和焦虑、病态性控制狂色彩的自我中心主义。自恋型忧郁症的主体往往被自己折磨和消耗到精疲力竭，感到无所适从，被“他者”的世界遗忘。爱欲与忧郁是相互对立存在的。爱欲将主体从“自我”世界中拉扯出去，转移到“他者”世界。当今世界，自恋主体的核心追求是成功。成功可以通过确认“我”的成绩而与“他者”分离，“他者”就变成了“我”的参照物。这一奖赏性的逻辑将自恋的主体更加牢牢地编织在他的“自我”中。于是就产生了成功后忧郁症（Erfolgsdepression）。忧郁症的主体深陷“自我”的旋涡直至溺毙；爱欲则能从对“他者”的体验中感知到差异的存在，引导一个人走出自恋的沼泽区。爱欲会激发一种自愿的忘我和自我牺牲。一种衰弱的感觉向坠入爱河的人的心头袭来，但同时一种变强的感觉接踵而至。这种双重的感觉不是“自我”营造的，而是他者的馈赠（Gabe des Anderen）。

在同类的地狱中，他者可能会以末日宣判者的形象出现。换句话说：如今，只有世界末日能把我们从同类的地狱中解救出来。因此，拉斯·冯·提尔在电影《忧郁症》开始即引入一颗具有毁灭性的、被视为将带来世界末日的灾星。灾难（desaster）的德文名Unstern（拉丁文为Desastrum），原意也是“不祥之星”。贾斯汀和姐姐克莱尔一同发现了夜空中一颗微微泛红的星球，后来它被证明是一颗灾星。灾星被命名为“忧郁”，它带来了一串厄运，可同时又具备疗愈、净化的效果。因此，“忧郁”之星是一个悖论式的存在，它一方面治疗忧郁，一方面引起特定形式的忧郁。它作为一个“他者”出现，救贾斯汀于自恋的泥淖。在这颗毁灭的星球面前，她次感受到了生命力。

爱欲战胜忧郁。爱与忧郁之间的张力从一开始就渲染了电影《忧郁症》的氛围。《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的序曲框定了整部电影的音乐结构，唤起了爱的力量。忧郁症是一种“爱无能”的体现。当“忧郁之星”作为“他者”闯入贾斯汀的“自我世界”之后，贾斯汀燃起了一股对情欲的渴望。在河边岩石上裸体的一幕中，可以看到一个坠入爱河的女子被情欲湮没身体。在这颗死亡星球的暗灰色光芒里，贾斯汀舒展四肢，满怀期待，仿佛在渴望与那颗天体发生致命的一撞。她渴望迫近的灾难，如同渴望与相爱之人的幸福结合。在这里，我们自然而然会想到伊索尔德的“殉情”。濒死一刻，伊索尔德心满意足地将自己奉献给了“飘摇宇宙中世界的微风和芳香”。无独有偶，在影片仅有的这一处情欲场景中，《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的序曲再次响起。神奇的是，这曲子点燃了爱与死、末世与救赎的联结关系。更有违常理的是，濒死的体验使贾斯汀复生。死亡为她打开了他者的世界，将她从自恋的牢狱中解救出来，贾斯汀全身心投入到帮助克莱尔和她的儿子中去。这部电影的神奇之处就在于主人公的变形记，贾斯汀从一个忧郁症患者变成了一个能够去爱的人。他者的存在成了爱欲的乌托邦。

拉斯·冯·提尔刻意在镜头中穿插了一些的古典主义绘画，以控制电影语境，并用一种特殊的符号学进行铺陈。例如，在超现实主义的片头字幕中他让老彼得·勃鲁盖尔1的《雪中猎人》一闪而过，立刻将观看者置于凛冬的忧郁中。图画背景中的风景止于水畔，克莱尔忽然在下一秒的镜头里出现在勃鲁盖尔的画前。这两个镜头的衔接产生了一种相近的拓扑性质，以至于《雪中猎人》中的凛冬忧郁蔓延到了克莱尔的形象上。穿深色衣服的猎人垂头丧气地返家，树上的黑色鸟儿使这一冬景更显荒凉。客栈的招牌上写着“寻鹿”二字，上面画着一幅圣人的小像，那牌子斜挂在屋顶，摇摇欲坠——这个被寒冬笼罩的忧郁世界似乎被上帝遗忘了。这时，拉斯·冯·提尔让一块块黑色的碎片缓缓由天而降，如同黑色火焰一般将画面一点一点吞噬。随后，另一个绘画主题的镜头切入，贾斯汀如同约翰·埃弗里特·米莱斯的《奥菲利亚》（Ophelia）一样，手持花环，一步一步进入水中。

在与克莱尔争吵之后，贾斯汀再度陷入绝望，她无助的目光滑向马列维奇的抽象画。情绪冲动之下，她从书架上抓起一本书翻开来，一些新的具有暗示性的绘画出现在镜头里，它们无一例外地指向人类具有毁灭性的狂热和激情。此时此刻，《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的序曲再次响起，再度与爱、渴望、死亡的主题呼应。贾斯汀首先看到的是勃鲁盖尔的《雪中猎人》，随后她又很快翻到米莱斯的《奥菲利亚》，然后是卡拉瓦乔的《手提歌利亚头的大卫》（David mit dem Haupt Goliaths）和勃鲁盖尔的《安乐乡》（Schlaraffenland），后是卡尔·弗雷德里克·希尔的一幅素描，画着一头正在孤独鸣叫的鹿。

美丽的奥菲利亚向水中一步步行进，芳唇微启，失神的目光投向远方，神似圣人或者是热恋者。这再一次指出了爱与死的亲缘关系。奥菲利亚——哈姆雷特所爱之人，歌唱着，如同莎翁笔下的塞壬一般，死去。落花覆盖了她的周身。她完成了一次美的死亡，一次殉情。米莱斯的《奥菲利亚》上有一朵花，未被莎翁提及。一朵红色的罂粟花，象征爱欲、梦境和幻觉。卡拉瓦乔的《手提歌利亚头的大卫》也是关于欲望与死亡的图像。勃鲁盖尔的《安乐乡》则展示出一幅饱和乃至过剩的社会图景，所谓极乐，与地狱无异。脑满肠肥的人们麻木地躺在地上，餍足至于精疲力竭。在“安乐乡”，仙人掌不长刺，而直接长成了面包，所有的事物皆为利好，就像仙人掌都可以被食用和分享一样。这种餍足的社会模式与《忧郁症》中病态的“婚礼社会”（Hochzeitsgesellschaft）有异曲同工之处。有趣的是，贾斯汀将勃鲁盖尔的《安乐乡》直接放在威廉·布莱克的一幅插画旁边，一个被刺穿肋骨吊起来的奴隶被勾画得栩栩如生。积极世界的隐形暴力与消极世界的血腥暴力形成了鲜明对照，说明了“安乐”是建立在剥削和榨取的基础上的。贾斯汀离开图书馆前朝书架扔去的是卡尔·弗里德里克·希尔的素描《交欢的雄鹿》（r·hrenden Hirschs）。画面无法激起任何情欲或者对爱的渴望，尽管贾斯汀在内心感受到了它——这里仍然表现出了一种压抑的“爱无能”。显然，拉斯·冯·提尔深知卡尔·弗里德里克·希尔一生忍受着精神病和忧郁症的痛苦。这一系列连环画般的画面是对整个电影语言的直观呈现。爱欲、对爱情之渴望战胜了忧郁症，带领你从“同质化的地狱”走进他者的“乌托邦”。

《忧郁症》中世界末日一般的天空很像布朗肖笔下童年时光里那种空荡荡的天空。那天空突然闯入他的“同质化的地狱”，向他打开了他者乌托邦的大门。“我那时是个孩子，才七八岁，住在郊外一座空空荡荡的房子里。有一天，我站在被锁死的窗户旁向外看，突然——特别特别地突然，我看到那天空仿佛开了个洞，对我敞开了那‘无限之无限’，并邀请我抓住这一夺人心魄的瞬间，跟着它过去看看‘无限之无限’的世界那边。它带来了出人意料的后果——突然间发现天空是彻底的空荡，既不可知，又明亮动人，只是，上帝去哪儿了？很明显，这一现象凌驾于对上帝存在的证明之上，使孩子感到一种狂喜，那种不可描述的快乐使他热泪盈眶——我必须说出真相——我知道，那是那孩子后的眼泪。”孩子被天空的无边无际所吸引，“自我”的边界崩溃了，清空了，“自我”逃离了出去，走进了“外面”的乌托邦。这一灾难性的世界，以及“外界”和“他者”的闯入，意味着去“自我”化，即把“我的”部分剔除和清空，迎接死亡：“天空空荡荡，死亡的大幕缓缓拉开，灾难即将到临。”可是灾难使孩子感受到一种“毁灭式的幸福”，即“不在场的幸福”。这体现了一种灾难辩证法，这也是电影《忧郁症》的架构。灾难性的厄运意外地扭转局面，带来了好运。正所谓，否极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