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先生当过语文老师，当过编辑，编杂志、编书籍、编教科书，可以说叶老一生都在与文字打交道。然而在叶老眼里，“写作并不是了不起的事，是人人办得到的事”，因此他乐于普及写作知识，提倡人人写作。相信当你读毕叶老的经验之谈，能够打消对写作的顾虑，甚至开始享受写作带来的乐趣。

本书遴选叶圣陶先生谈写作的文章二十余篇，其中绝大多数写于上世纪前叶。作者以其深厚的生活和文学功底现身说法，从日常阅读、生活经验的点滴积累以及人生观、世界观的养成，到叙事、写景、抒情、反衬等技巧的训练，一篇文章如何开头结尾，如何运用想象与联想，如何锤炼语言和训练语感，如何从前人及现代经典作家鲁迅、徐志摩、朱自清、顾颉刚等人的笔下汲取营养，乃至最终形成个人的文风及艺术性，如此等等，叶老均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提高的方案。正如书中所言，文章写作亦如人生修炼，一蹴而就的秘诀是没有的；倘若认定目标，循序渐进，持之以恒，则又是人人都可办到的。

略谈学习国文

写话

写文章跟说话

漫谈写作

一、用笔说话

二、照着话写

三、写加了工的话

四、写作要有中心

五、用全国人通用的话写

和教师谈写作

一、想清楚然后写

二、修改是怎么一回事

三、把稿子念几遍

四、平时的积累

五、写东西有所为

六、准确;鲜明;生动

七、写什么

八、挑能写的题目写

学习写作的方法

拿起笔来之前

开头和结尾

谈叙事

木炭习作跟短小文字

临摹和写生

依靠口耳

关于使用语言

学点语法

谈文章的修改

从梦说起

要做杂家

文艺谈

我如果是一个作者

第一口的蜜

文艺作品的鉴赏

一　要认真阅读

二　驱遣我们的想象

三　训练语感

四　不妨听听别人的话

揣摩

杂谈我的写作

写话

“作文”，现在有的语文老师改称“写话”。话怎么说，文章就怎么写。

其实，三十年前，大家放弃文言改写白话文，目标就在写话。不过当时没有经过好好讨论，大家在实践上又没有多多注意，以致三十年过去了，还没有做到真正的写话。

写话是为了求浅近，求通俗吗？

如果说写话是为了求浅近，那就必须承认咱们说的话只能表达一些浅近的意思，而高深的意思得用另外一套语言来表达，例如文言。实际上随你怎样高深的意思都可以用话说出来，只要你想得清楚，说得明白。所以写话跟意思的浅近高深没有关系，好比写文言跟意思的浅近高深没有关系一样。

至于通俗，那是当然的效果。你写的是大家说惯听惯的话，就读者的范围说，当然比较广。

那么写话是为什么呢？

写话是要用现代的活的语言写文章，不用古代的书面的语言写文章——是要用一套更好使的、更有效的语言。用现代的活的语言，只要会写字，能说就能写。写出来又最亲切。

写话是要写成的文章句句上口，在纸面上是一篇文章，照着念出来就是一番话。上口，这是个必要条件。上不得口，还能算话吗？通篇上口的文章不但可以念，而且可以听，听起来跟看起来念起来一样清楚明白，不发生误会。

有人说，话是话，文章是文章，难道一点距离也没有？距离是有的。话不免啰嗦，文章可要干净。话说错了只好重说，文章写错了可以修改。说话可以靠身势跟面部表情的帮助，文章可以没有这种帮助。这些都是话跟文章的距离。假如有一个人，说话一向很精，又干净又不说错，也不用靠身势跟面部表情的帮助，单凭说话就能够通情达意，那么照他的话记下来就是文章，他的话跟文章没有距离。不如他的人呢，就有距离，写文章就得努力消除这种距离。可是距离消除之后，并不是写成另外一套语言，他的文章还是话，不过是比平常说得更精的话。

又有人说，什么语言都上得来口，只要你去念，辞赋体的语言像《离骚》，人工制造的语言像骈文，不是都念得出来吗？这样问的人显然误会了。所谓上口，并不是说照文章逐字逐句念出来，是说念出来跟咱们平常说话没有什么差别，非常顺，叫听的人听起来没有什么障碍，好像听平常说话一样。这得就两项来检查：一项是语言的材料——语汇，一项是语言的组织形式——语法。这两项跟现代的活的语言一致，就上口，不然就不上口。我随便翻看一本小册子，看见这样的语句，是讲美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支配的几种刊物的：“……在不重要的地方，大资产阶级让他们发点牢骚，点缀点‘民主’风光，在重要的地方，则用不登广告……的办法，使他们就范。”不说旁的，单说一个“则”，就不是现代语言的语汇，是上不得口，说不来的。就在那本小册子里，又看见这样的语句，是讲美国司法界的黑暗的：“有好多人，未等到释放，便冤死狱中。”不说旁的，单说按照现代语言的组织形式，“冤死”跟“狱中”中间得加个“在”，说成“冤死狱中”是文言的组织形式，不是现代语言的组织形式，是上不得口，说不来的。

或许有人想，这样说未免太机械了，语言是发展的，在现代的语言里来个“则”，来个“冤死狱中”，只要大家通用，约定俗成，正是语言的发展。我想所谓语言的发展并不是这样的意思。实际生活里有那样一种需要，可是现代的语言里没有那样一种说法，只好向古代的语言讨救兵，这就来了个“咱们得好好酝酿一下”，来了个“以某某为首”。“酝酿”本来是个古代语言里的语汇，“以……为……”本来是文言的组织形式，现在参加到现代的语言里来了，说起来也顺，听起来也清。这是一种发展情形。“则”跟“冤死狱中”可不能够同这个相提并论。现在在文章里用“则”的人很多，但是说话谁也不说“则”，可见这个“则”上不得口，又可见非“则”不可的情形是没有的。“冤死狱中”如果可以承认它是现代的语言组织形式，那么咱们也得承认“养病医院里”“被压迫帝国主义势力之下”是现代的语言组织形式，但是谁也知道“养病”跟“被压迫”底下非加个“在”不可，不然就不成话。

还可以从另外一方面想。既然“则”可以用，那么该说“了”的地方不是也可以写成“矣”吗？该说“所以”的地方不是也可以写成“是故”吗？诸如此类，不用现代语言的语汇也可以写话了。既然“冤死狱中”可以用，那么该说“没有知道这回事”的地方不是也可以写成“未可知”吗？该说“难道是这样吗”的地方不是也可以写成“岂其然乎”吗？诸如此类，不照现代的语言组织形式也可以写话了。如果这样漫无限制，咱们就会发现自己回到三十年以前去了，咱们写的原来是文言。所以限制是不能没有的，哪一些是现代语言的词汇跟组织形式，哪一些不是，是不能不辨的。不然，写成的文章上不得口，不像现代的语言，那是当然的事。咱们看《镜花缘》，看到淑士国里那些人物的对话觉得滑稽，忍不住要笑，就因为他们硬把上不得口的语言当话说。咱们既要写话，不该竭力避免做淑士国的人物吗？

不愿意做淑士国的人物，最有效的办法是养成好的语言习惯。语言习惯好，写起文章来也错不到哪儿去，只要你不做作，不把写文章看成稀奇古怪的另外一套。

把写成的文章念一遍是个好办法，可以检查是不是通篇上口。不要把它当文章念，要把它当话说，看说下去有没有不上口的地方，有没有违反现代语言规律的地方，如果它不是写在纸面的文章，是你口头说的话，是不是也那样说。

还可以换个立场，站在听话的人的立场，你自己听听，那样一番话是不是句句听得清，是不是没有一点儿障碍，是不是不发生看了淑士国里那些人物的对话那样的感觉。

还有个检查的办法。你不防想一想，你那篇文章如果不用汉字写，用拼音文字写，成不成。有人说，咱们还在用汉字，还没有用拼音文字，所以做不到真正的写话。这个话也有道理。但是，为了检查写话，就把汉字当拼音文字用，也不见得不可以。一个语词有一个或者几个音，尽可以按着音写上适当的汉字。这样把汉字当拼音文字用，你对语言的看法就完全不同了，你会发觉有些话绝对不应该那样说，有些话只能够写在纸面，不能够放到口里。经过这样的检查，再加上修正，距离真正的写话就不远了。

（原载1951年1月10日《新观察》第二卷第一期）

写作是人人办得到的事

叶小沫

我的爷爷叶圣陶先生曾经说：我当过教师也做过编辑，当编辑的年头比当教师长，如果别人问起我的职业，我就说是编辑。爷爷当教师的时候教的主要是语文，当编辑的时候为青少年编杂志、编书籍、编教科书，比较起来其中涉及语文知识方面的相对要多一些，因此无论是在做教师的时候，还是在做编辑的时候，无论是讲课，还是写文章，写作都是爷爷经常要提起的一个重要话题。最近北京出版社的“大家小书”系列，把爷爷一些有关谈写作的文章编成一集，书名定为《写作常谈》，我觉得这真的是再贴切不过了。

写作看起来是个挺大的题目。从古至今，有关写作的专著从来就不少。那些专著里，写作还是个让很多人都望而生畏的词儿，以为那是只有文人才能做的事儿，轻易不敢动笔。爷爷偏不把写作看成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他的教学经验和编辑经验告诉他，在和同学，和老师，和编辑出版界同人说写作的时候，最先要打消的就是大家对写作的顾虑。爷爷说：“这是一道关，学习写作的人首先要打破它，打破它实在没有什么困难，因为它只是思想上的一个小疙瘩。咱们只要在思想上认清，小疙瘩就解除了，关就打破了。”至于怎么打破它，爷爷说：“习作的目的不在学习写文章，预备做文人。”因为，“无论什么人都生活在人群中间，随时有把意思情感发表出来的需要。发表可以用口，可以用笔，比较起来，用笔的效果更大。因此，人人都要学习用笔发表，人人都要习作”，而且，“写作并不是了不起的事，是人人办得到的事”。

都说爷爷是语文大家，这位语文大家在和大家谈写作的时候，却写了很多小文章，说的也大多是一些极平常的话。咱们不妨选一些文章的题目来看看。为了让大家放下包袱，他写了“写作是极平常的事”；为了教大家怎么开始动笔，他写了“写文章跟说话”“写话”“照着话写”“写加了工的话”；为的是让大家知道，写作无非就是把要说的话写下来。至于应该怎么写，他又告诉大家“写作要有中心”，在“拿起笔来之前”，要“想清楚后再写”。然后告诉大家怎么“开头和结尾”，怎么“安排句子”，文字要“准确;鲜明;生动”。在你按照他教的步骤把文章写好了后，他还要你“把稿子念几遍”，告诉你“修改是怎么回事”，和你说说“文章的修改”。上面提到的这些文章，只是爷爷和初学者谈写作中的几篇，少则几百字，多也不过千把字，他把道理和大家说得清清楚楚，把方法和大家讲得明明白白。只要照着去做，多多练习，相信就是从来没有写过文章的人，也会渐渐有了自信，慢慢地学会写作，而这些文章中所说的，就是这位语文大家一生都在做的事情：普及写作知识，提倡人人写作。

关于写作，爷爷写的当然不止我这里说的这些短文，在父亲叶至善先生编的《叶圣陶集》的文学评论卷里，就收录和集成了第九卷《论创作》《文艺丛谈》《时挂心间》，第十卷《揣摩集》《读后集》《文章例话》等。其实爷爷写的还远远不止这些，他写过《这样写作》，和外公夏丏尊先生一起合作过《文章讲话》《文化七十二讲》《文心》，这些书至今都被语文老师看作是经典的必读书。《文心》这本书是夏丏尊和叶圣陶两位老人家专门为中学生写的，他们用孩子乐于接受的形式，用三十二个故事述说了关于写作的基本知识，这种教授作文的方法在当年是一个创举，深受老师和同学们的喜爱，一版再版，直到今天也没有人突破它。我上面提到的这几本书，大多是爷爷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写的，如果哪位朋友在看了这本《写作常谈》之后，还想了解爷爷关于写作的更多论述，市场上应该还可以买得到，因为这些年来这些书没有断过档，一直有各出版社再版。

我出生在一个编辑家庭，爷爷做了七十三年的编辑，父亲做编辑也有六十一个年头。他们父子两个对编辑工作的热爱、执着和精益求精，称得上是为编辑的一生，编辑就是他们的生命。说来有些奇怪，生在编辑家庭，自己也是编辑，面对着每天都要接触的文字，我却满怀着敬畏。比如“写作”和“作品”这两个词儿，在我心里就有千斤重。直到现在我都觉得，“写作”是一件很庄严很郑重的事情，更不是随便一篇什么文字，都可以拿“作品”来冠名的。

父辈至善、至美和至诚他们三兄妹，在十几二十岁的时候和爷爷学习写作文，后来集结出版了《花萼》和《三叶》两本散文集。父亲在为这两本散文集写的序里，把他们的练习称为“习作”，把他们的书称为“作文本”，称为“集子”，却没有说过他们是在写作，也没有说过那些散文是他们的作品。看起来那个时候父亲就非常谨慎，在他看来，“写作”和“作品”这样的词儿，也不是可以随便用来冠以自己的文字的。尽管父亲在为别人编书之余，见缝插针地写过不少科普文章，出过几本散文集，写过四十几万字的爷爷的传记《父亲长长的一生》，其中的许多文字真的非常独到，有自己的风格，好像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作品了，可是他在和别人聊天的时候，似乎从来没有说过“我在写作”，或者“我的作品”这样的话。父亲的谦虚谨慎是发自内心的，这也深深地影响了我。

从小时候起，印在我脑子里的就是两个抹不去的背影：一个是爷爷，一个是父亲。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无论什么时候走进他们各自的书房，都会看到他们趴在自己的书桌前，低着头，聚精会神地在修改稿件或书写文字。爷爷和父亲房间里的书桌都面对着窗，阳光常常洒满书桌，暖暖的可人爱，以致爷爷晚年给《文汇报》写的一系列有关教育的随笔，起名就叫“晴窗随笔”。不同的是爷爷的书桌永远干净整齐，除了台灯，纸墨笔砚各就各位，伸手可得。在爷爷的面前，除了要处理的文章，一件多余的东西都没有；父亲的书桌永远乱七八糟，上面堆满了书籍和稿件，什么东西放在哪里他心里有数，你看着乱，可不能帮他收拾，一动他就找不到了，还会和你发脾气。有一点爷儿俩完全相同，那就是都太投入了，就像爷爷自己写的两句诗，“此际神完固，外物归冥邈”，意思是说，因为精神太集中，外界的事情离我已经很远很远了。尤其是到了晚年，爷爷的听力越来越差，我怕惊到他，只要有事，都会小心翼翼地走到他面前，轻声地招呼他。就是这样小心，有时候还是会吓到他，他惊愕地抬起头望着我的眼神，总会让我愧疚不已。后来每次来到爷爷的房前，我都会收住脚步，探出身子看看，如果看到他在做事，就轻轻地退身出来，不去打扰他。我告诉自己：他在写作。

出版社邀我为我爷爷的这本书写个导读，我自知无论从那个方面说，我都没有资格担当这个重任。这里写下的是我的一些随想，只是“写在前面的话”，希望对读者阅读这本书，对读者认识写作、从事写作能有所帮助。

2019年6月18日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