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农·史密斯（与《思考，快与慢》作者丹尼尔·卡尼曼同年获奖）的新力作，是对当代经济学分析框架和他自己学术生涯的反思。

·追溯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澄清人们对其思想的误解，尤其是《道德情操论》中对 公平、正义和仁慈的分析。
·指出“理性经济人”假设的缺陷所在，提出综合考虑人的“社会性”和“经济性”的分析框架，并重新诠释实验经济学的发现和经济现实。
·田国强教授、罗卫东教授、刘守英教授、杜宁华教授荐。
新古典经济学虽然对市场中的自利交易有较强的解释力，但它无法解释人们在交易与生活中的利他行为。经济学家试图通过修补效用函数来解决这一问题，但无法给出逻辑一致的预测和解释。
在本书中，诺奖得主弗农·史密斯及其长期合作者巴特·威尔逊，通过回溯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两本重要著作《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来寻找弥补经济学这一缺陷的方法。他们发现，斯密的理论特别注重人的社会性，即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情感、道德伦理等因素对个人决策的影响。所以，不是经济学一开始就建基于太过抽象的假设之上，只是随着经济学的发展以及对简洁模型的推崇，才使经济学一步步把“人”抽象为“理性经济人”。
作者认为，是时候将完整的人纳入经济学分析，使经济学能够更好地与现实世界联结，并提高其对现实的解释力。
本书是现代经济学的寻根之旅，也为经济学的未来发展指明了可能的方向。

“比较译丛”序　
前　言　
致　谢　

一章 人的经济学　
第二章 亚当·斯密所在世界的用语及其含义　
第三章 社会宇宙中的举止　
第四章 弗兰克·奈特的先发制人　
第五章 理解人类举止的公理和原理　
第六章 预测特定情境下行动的命题　
第七章 受规则支配的秩序中的合宜性与共情　
第八章 信任博弈带来的发现　
第九章 后通牒博弈与强索　
第十章 新型信任博弈的设计、预测与评价　
第十一章 反思传统博弈论的形式结构　
第十二章 实验经济学与叙事　
第十三章 从仁慈和正义到《国富论》

参考文献　

弗农·史密斯（Vernon L. Smith），美国查普曼大学乔治·阿吉罗斯（George L. Argyros）经济学和金融学讲席教授。他因对实验经济学的开创性贡献于200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是美国经济学会的杰出研究员，查普曼大学经济科学研究所的创始成员之一。
巴特·威尔逊（Bart J. Wilson），美国查普曼大学唐纳德·肯尼迪（Donald P. Kennedy）经济学和法学讲席教授。查普曼大学经济科学研究所的创始成员之一。
田国强 美国得州A&M大学经济学系教授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农·史密斯与巴特·威尔逊教授合著的新书《人的经济学》，对有想了解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内在统一逻辑关系，从而提出整合社会与经济两个世界的统一社会科学理论的人而言，非常值得一读。它从实验经济学和市场设计的角度，深刻揭示了社会人际关系中利他行为产生与存续的内在动因及其与竞争市场中利己行为的辩证关系。该书视角新颖，对更好地学习和掌握经济学思想方法、深刻理解社会经济现象并形成系统思维，以及学好和发展现代经济学都有大的帮助。

罗卫东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实验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弗农·史密斯等人所著的《人的经济学》是一部以思想史和行为实验的双重方法研究现代经济学核心假设即“理性经济人”假设的重要著作。该书紧紧依据伟大的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两部代表作《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中关于人类行为的卓越创见，对经济学的人性论进行了理论和实验相互参照验证的考察。这是有关理论经济学创新的为关键为核心问题的科学探讨，是构建“人的经济学”的基础性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

刘守英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技术进步和人的主观能动性将人类带入乐观的现代经济增长，也使亚当·斯密两百年前关于经济学的两本奠基之作《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被分成两半，后人选择性地只取后者，忽略了前者。感谢年逾九旬的弗农·史密斯教授将复杂的人性纳入规范模型，回归亚当·斯密的本源，为真实的经济学人性假设正名。

杜宁华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弗农·史密斯是实验经济学领域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他从青年时代开始挑战经济学传统研究范式，直到老年也不向“寻常路”屈服。这本《人的经济学》是近百岁高龄的弗农对当代经济学分析框架和自己学术生涯的再一次反思。本书从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出发，试图通过传统智慧，为经济学的实验发现给出具有一致性的理论解释。本书充满了弗农的哲学思考和近半个世纪的实验案例，是一本不容错过的好书。

避免自我欺骗之误

为什么斯密将公正的旁观者看作中立的裁判？这是因为自我认知容易产生偏差。如果不能用中立者的眼光去评判自己的行为，我们就有可能通过无耻的自我推销甚至自我欺骗，去徒劳地追求赞扬，从而破坏我们的社会适宜性。

愚蠢的说谎者，竭力通过叙述那些根本不存在的冒险事迹来激起同伴的敬佩；妄自尊大的花花公子，摆出一副自己也明知配不上的显赫和高贵地位；毫无疑问，他们都陶醉在得到别人赞扬的幻觉里。然而，他们的虚荣心来自如此粗俗的一种想象，以至于很难明白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会受到这种幻觉的欺骗。如果他们置身于自认为曾受自己欺骗的人的位置，就会震惊于自己得到的高的敬佩。他们眼中的自己，不是他们所知的应该展现在在同伴面前的样子，而是自以为的同伴实际看待他们的样子。

为了说明导致我们易受影响的偏向性的来源，斯密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非常准确地论述了“自我欺骗”现象。他的目的是找出我们误判自身行为的根源，无论是当时的看法还是事后的反思，我们对自身利益的表达都可能过度。不过，我们从观察他人的过程中学到的东西，一定程度上可以克服自控力来源中的这些缺陷，这些学习的效果会融合到一般规则之中。

理性遭遇失败的地方，老天会出手相救

在两种情况下，我们有机会注重观察和评判自己的行为：（1）在行动的时候，（2）行动之后对所做决策进行反思。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都不容易做到公正无偏。在行动的时候，即时激情与我们的自爱相结合，很容易让我们忽视从他人角度看待自己行动的可能性。在行动之后，当我们可以从公正的旁观者角度来审视自己的行为时，可能会有更冷静的思考。“今天这个人不再像昨天那样容易被同样的激情所鼓动”。然而，我们此时的行为似乎又不那么重要了，不再处于当时经历的环境之中。坦率地看待自己的行为，去除“自我欺骗的面纱”，并不是一个轻松的挑战。
实际上，自我欺骗确实是人类的致命缺点，会引发“人类生活中多达一半的混乱”。能够完全从别人的角度看待自己肯定会带来深刻的变化，因为我们原来可能不会考虑这些视角。
然而，由于人类的这个弱点很重要，大自然为此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它并没有把控制权完全留给我们自己，任由我们堕入“自爱的幻觉”。我们不断地体验和观察别人，某些人的行为会给我们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在不知不觉之间，我们往往能从中学到一般规则，了解哪些行为是可以做的，哪些行为是不可以做的。
有些行为让我们感到愤怒，也让其他有观察者感到愤怒，这有助于我们确认和强化它们的非合宜感。于是我们在内心承诺，会在相关情境下避免这类行为。相反，另一些行为得到了有人的赞许，我们会强化这些行为正确性的认识。因此，我们开始吸取并遵循“适当与合宜”的规则。这些规则来自我们的经验，成为我们对优点与合宜，缺点和不合宜的自然感受。我们对周围行为的赞许与否，不是我们对行为和某些一般规则进行认真比较和有意识学习的结果。相反，规则来自我们自身的经历，我们从中了解到某种类型与风格的行为是否受人欢迎。然而，一旦这些一般规则通过“习惯性反思在我们的头脑中被固定下来”，就会在更有意识的沉思中，非常有效地帮助我们想清楚如何纠正各种错误或“错误表述”。
因此，当那位无家可归者在别人不接受其报纸的情况下拒绝收钱时，他做出的是一种即时反应。斯密会说，有些经历是不和谐的，我们会求助于理性来解决其中的不和谐之处，但这不是合乎自然的养成习惯的通行方式。

慈善与正义涉及他人的评判

公正的旁观者有两种参与方式：我们评判他人的行为，我们评判自身以及自身的行为。由我们对他人行为的评判而产生的命题，包括前一章所述的关于仁慈和不正义的命题，即：
· 由恰当动机激励的善行本身需要得到回报。为什么？因为正是这样的行为激发了我们的感激。
· 由不当动机引发的伤害行为应该受到惩罚。为什么？因为正是这样的行为激起了我们的怨恨。
· 缺乏仁慈不会引起怨恨。为什么？因为仁慈永远是自由选择的，根据定义，是自愿给予的，而不能用外力来胁迫。它不是有意而为的恶行，所以不是一个合适的惩罚对象。
· 与后一个命题对称的是，缺乏不正义，即保持正义并不需要回报。为什么？因为它是被动的，不值得回报。因此，社会不会因为你不打扰邻居而给你奖励，也不会因为你在红灯前负责任地停下车辆就奖励你。正义是一种被动的美德，社会基于先前经历的伤害，确定其中哪些行为应该受到惩戒以及惩戒的办法，然后把其他有行为界定为正义的行为。正义不是指做好事，而是指基于过去的丰富经验来消除或少做坏事，而相比推测未来并不一定发生的美好事物，人们对既往经验容易达成一致意见。
《道德情操论》认为，在人类的社会互动中，怨恨在表达不赞许时发挥着核心作用，为社会团体采取行动的权利提供了共同的经验和一致的基础。也就是说，怨恨通过对曾经实施不正义行为的人施加惩罚来维护正义，同时以这种惩罚的恐惧来威慑类似的行为，以防止不正义再度发生。报复是一种自然法，要求违反正义法则的人感受到对其他人所做的恶；没有违反正义法则的旁观者不应得到奖赏，但应该承认他们的清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