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对象：大众读者，关注女性议题的读者，历史相关专业学生及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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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媒体是观看女性的“摩登大观园”，利用媒体研究近代中国妇女史的成果颇多，游鉴明教授独辟蹊径，聚焦于“独身女性”“女球员”“家政知识”等引人入胜的新议题，尤其注意女性编者、作者的言论；作为“外省二代”，她从台湾媒体观察到的不只是“台湾女性”，更是战后台湾社会政治经济的多元转变。媒体不只是消费女性、女性消费的公共空间，也是研究女性史的宝藏资源，更是寻找女性主体性的重要场域，游老师的研究给我们做出了好的示范。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陈雁

对中国人来说，20世纪无疑是一个剧变的世纪，而变化的程度，女性比男性也许更甚。在游鉴明教授笔下，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女性一直是媒体的宠儿，不仅女性独身的私权很难抗拒舆论的侵犯，运动场上英姿飒爽的女球员更成为媒体追逐关注的目标。媒体也不只是报道和评论女性，还常常扮演指导女性的角色，它们努力通过报刊传递新知，启蒙女性。被当下中国女性视为与女权相悖的“家政”，在民国时期却是极受重视的女性知识话题。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王奇生

 游鉴明教授是近现代中国性别史研究的导夫先路者，其成果广为近代中国性别史、体育史和媒介史的研究者阅读、引用。而从报刊角度讨论媒体与女性再现问题为其研究特色，像本书中探讨的媒体如何呈现女性独身现象、如何展示和利用女球员形象、如何打造以女性为主的家政知识与家庭生活即是如此。简言之，游教授非常善于从繁复的报刊史料中挖掘出新的性别议题，并将其历史化、细节化和故事化，借以重现当年媒体与商业力量如何建构和利用女性、性别与身体等意象的情况，以及作为时论话题的新女性如何回应和适应周遭环境，由此重新定位自身角色的复杂过程。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张仲民

游鉴明对媒体和女性的书写呈现出独有的风格。她总能找到一条清晰的线索，串联起各种纷繁无序的女性论述；她并不义愤填膺地对待那些非善意的言论，而是抽丝剥茧地将它们一一罗列，并把它们与不同的看法并置，向读者娓娓道来其中的是非曲直。她不仅关注中国女性的高光时刻，也记录女性的艰难，安放她们的日常。20世纪的中国女性，经历过摩登的都市生活，在大时代的动荡中遭遇迁移带来的阵痛，更多时候，她们经营着平凡的柴米油盐。没有报刊的记录，她们的不凡和平凡大多会消失，而没有游鉴明的书写，她们也很难妙趣横生地跨越时代而来。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讲师 王燕

编辑推荐：

不再无声，不再顺从，成为独身女性、女运动员……

当过去难以想象的女性角色在近代开始形成，遇到同时兴起的报刊

就像一群性格迥异的女子住进了摩登的大观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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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妇女史、口述史学著名研究专家游鉴明著作

张玉法作序，知名学者王奇生、陈雁、张仲民推荐

“20世纪的中国女性，经历过摩登的都市生活，在大时代的动荡中遭遇迁移带来的阵痛，更多时候，她们经营着平凡的柴米油盐。没有报刊的记录，她们的不凡和平凡大多会消失，而没有游鉴明的书写，她们也很难妙趣横生地跨越时代而来。”

（王燕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讲师）

★透过媒体，再现时代，一展20世纪中国新女性风貌

•从”三从四德”到“单身贵族”

百年前的独身女性为何选择不婚？她们如何为自己发声？是妥协，还是抗争？

•从“男女有别”到“英雌风范”

  百年前的女运动员风采不输当下，女球员独领风骚又引起了怎样了的争议？

•当外省人遇到台湾省女性

  婚姻、女仆、娼妓问题……从25种报刊看当时两岸男女的互动、冲突和融合。

★ 通过媒体，传递新知，启蒙近代中国女性

•自行干洗衣服、自制各种饮料……

主张家庭经济管理、通过专家“带货”……

没有大众媒体和网络的时代，报刊如何构建近代家政知识？

•设立抽奖活动、读者互动，百年前杂志也靠日历和笔记本推广！

  制作本地物产、改善卫浴设备、科学育儿、家庭消毒……

  借助插图、顺口溜，科学新知又如何通过报刊向农村地区传播？

“鉴明女士在性别史的研究上，建立了她的独特风格，此一风格能使性别史的研究在多样中有系统，比专门研究妇女放足、妇女教育、妇女留学、妇女职业、妇女从政等更为活泼。”

——摘自本书序言 张玉法

内容简介：

长久以来，传统中国女性给人的印象多半是无声的、顺从的、不轻易抛头露面的。然而，随着时代的演进，女性的思想与成就渐渐有了不一样的发展。20世纪的女性，开始呈现了不同于以往的崭新风貌，中国女性在公共场所的曝光率不断升高，“独身女性”“女球员”等过去难以想象会出现在女性身上的角色在20世纪初开始形成，并冲击着社会的观念，引起了社会大众广泛关注。随着近代报刊媒体的兴起与社会关注，有关新女性的一举一动都被捕捉下来、呈现在大众面前。

想要明白当时人如何看待新女性，又如何建构女性新知，必须经由各种报刊的多元论述。本书特别选择游鉴明从2001年迄今的个人研究，研究时间自清末到20世纪中叶。全书共五章，分成“媒体论述中的女性”“媒体•知识建构与女性”两部分。透过本书可以看到，不管是20世纪初期或中叶，还是中国大陆或中国台湾，媒体中的女性论述或对女性知识的建构穿越了时空。本书透过多元搜集的报刊史料与不同角度的言论文章，将当时大众的女性形象再现于今日的读者眼前，并借由对这些现象的探讨，使我们得以建构更完整的概念。

作者简介： 

游鉴明，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现为“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员，主要研究近代中国妇女与性别史学、口述史学。著有《超越性别身体：近代华东地区的女子体育（1895—1937）》《跃动的女性身体：近代中国女子的运动图像》《她们的声音：从近代中国女性的历史记忆谈起》《摩登大观园：当20世纪中国女性遇到媒体》等7本专著、52篇学术论文，主编《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中国妇女史论集》《共和时代的中国妇女》等。

目 录

导 论

第一部分：媒体论述中的女性

第一章 千山我独行？近代中国有关女性独身言论（20世纪初—20世纪40年代）

第二章 近代华东地区的女球员（1927—1937）：以报纸杂志为主的讨论

第三章 当外省人遇到台湾省女性：战后台湾省报刊中的女性论述（1945—1949）

第二部分：媒体、知识建构与女性

第四章 《妇女杂志》（1915—1931）对近代家政知识的建构：以食衣住为例

第五章 从《丰年》的家政图像看战后台湾家庭生活的建构

征引书目

图像来源

索 引

序·

张玉法

海峡两岸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学者对近代中国性别史的研究，约始于1970年前后，此后渐成风气，投入研究者以女性学者为多。研究之初，以妇女史为名，研究的主题偏重于妇女教育、妇女放足、妇女职业、妇女动员、妇女参政等方面。游鉴明女士即是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投入妇女史研究的，以研究女子教育为入手之方，算来已有三十多年。三十多年来，鉴明女士厕身于研究性别史的学者群中，与同道之间有共同开拓的地方，亦有自己的苦心孤诣。这本《摩登大观园：当20世纪中国女性遇到媒体》就是鉴明女士苦心孤诣的成果。

海峡两岸的性别史研究，受三种因素的影响：一是西方史学界的研究动向；二是海峡两岸的政治环境；三是谁来带动研究风气。海峡两岸的性别史研究动向，像许多其他史学研究议题一样，部分是受了西方学者的影响。大致说来，性别史研究初期，其重点是如何为女性争取男女平等，并看何时争到那一种与男性同等的权利，譬如受教育的权利、就业的权利、参政的权利、继承的权利等。到女性争得所有权利，与男性平等以后，研究的重点转向强调女性的特征，譬如女性的装扮、女性的生活方式、女性的身体保护等，并看男性是否对这些特性尊重。史学研究不仅受世界学术动向的影响，也受本国政治环境的影响。就海峡两岸的性别史研究而论，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的研究，有相当多的议题注重妇女工作或妇女动员，因为当时革命史观流行，一切要为革命、一切要为国家，将个人从家庭解放之后，又投入比家庭对个人制约更大的国家或民族之中。大概到20世纪90年代及以后，史学界才渐能摆脱革命史观，把国民当作个人来研究，从而检讨新女性在历史进程中，如何与男性建立平等的社会互动关系，台湾学者更能在这一方面开拓新议题、带动新风气。鉴明女士这本书，对近代中国男女互动关系的逐渐建立，有非常细密而动人的描写，这是值得读者注意的尝试。

近代中国妇女与男性建立社会互动关系，始于来自不同小区或地区的女生进入同一学校。如果此学校为女校，几十百千的女生形成一个新社会，需要建立互动关系；如果此学校为男女同校，除女生与女生建立互动关系外，女生与男生也会建立比较自然的互动关系。鉴明女士这本新书，有专章以女球员为例，探讨女球员在什么样的状况下，与学校众多同学以及与校外社会大众建立互动关系。在鉴明女士看来，她们的身体、她们的球技、她们的风采，都会吸引男女观众；女子球赛成为社会上引人兴趣的新活动，经报刊特意报道，更成为轰动社会的新闻。在20世纪初期的保守社会里，无论女学生的一般活动，还是女球队的活动，都会引起人们的兴趣，自然成为媒体捕捉的对象。当时记者以男性为多，写来更有不同的风趣。女球员活动只是女子教育发展中的一种现象，另一种更重要的现象是：女子受了教育，有谋生能力，会具有独立的人格，不一定依靠家庭，也不一定需要组织家庭，这就会使新女性有选择独身的可能，社会也会对新女性有是否选择独身的联想。这是新社会中的新议题，媒体乐于炒作，增加了社会对此一议题的关怀。鉴明女士在书中对此一议题有专章讨论。

除了女学生和女球员与社会的互动外，鉴明女士在书中还探讨了1949年前后，海峡两岸的男性和女性的大量互动。这种互动，是因战乱带来大量移民所造成的。1949年前后从大陆地区来台的移民以男性为多，他们的注意力很容易投注到活跃于各学校、各职场、各角落的女性身上。同样，本地的女性，也会投注到外来的男性身上。她们与他们之间，在不同场合建立了同学关系、同事关系和一般社会关系。风俗习惯的差异、语言的隔阂，以及心理的捉摸不清，彼此的来往，难免需要许多调适。其中会产生许多不寻常的故事，也会产生许多问题，经媒体发掘，引起社会大众的关怀。媒体发掘到了什么？应该会引起读者兴趣的。

从媒体的反应来看近代中国的性别史，能使读者了解两性在不同场合、不同地区如何建立互动关系。但若从媒体对新女性的期盼来看近代中国的性别史，则会有不同方向的发现。大体说来，无论是一般媒体还是专业性的女性期刊，都很少鼓励女性去追逐时髦，或做一些光怪陆离的事，而是将不同的信息传达给女性，希望她们成为好学生、好女儿、好妻子、好母亲、好国民，并能不断追求新知，使自己能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生活和幸福的家庭。关于此点，鉴明女士分别从《妇女杂志》和《丰年》半月刊的内容，来看它们如何希望能塑造新时代的理想女性。

鉴明女士在性别史的研究上，建立了她的独特风格，此一风格能使性别史的研究在多样中有系统，比专门研究妇女放足、妇女教育、妇女留学、妇女职业、妇女从政等为活泼。这能不能创造出一种新的研究方向，有待专研究性别史的学者在未来数年内做整体观察。

2017年6月于翠湖尾

导 论

20世纪中国女性开始抛头露面后，人们对她们的行为举止充满好奇。女学生是最早受到注意的群体，因为在女学生出现之前，人们从未看过这么多女性走向户外，并在公共场所进行各种活动，无论演讲、学艺表演、体能运动或郊游旅行等，她们都以公开方式展现，毫不遮掩；面对女学生对中国过去历史的颠覆，除接触过西方文化的少数人之外，多数人感到不可思议，有人赞美、鼓励，有人焦虑不安，甚至是遐想。随着近代报刊媒体的兴起，人们对女学生的反应全披露在报刊上，从报道到论评，无奇不有。事实上，媒体瞩目的不只是女学生，凡是经常在大庭广众现身的女性都成为媒体捕捉的焦点。

人们不仅喜欢品头论足与传统社会截然不同的这群女性，也为当时的女性冠上各种新名称，包括女国民、国民之母、新女性、新妇人、摩登女性，前四种是论者有意塑造的女性典范，而“摩登女性”则贬抑多于称颂。有趣的是，新名称一旦产生，论者便相率引用，并通过媒体炒作该名称的时代意义；而读者只要打开与女性相关的报刊，便看到这些名称被不断复制、再现。除此之外，论者也相当有兴趣于论评与女性有关的议题，例如贤妻良母、独身女性、健美女性等，媒体同样以铺天盖地的方式去呈现作者们的论述。还有论者不仅建构女性形象，更借由各种知识去指导20世纪中国女性的生活，形塑理想女性的生活样貌。必须注意的是，提供女性新知的议题，往往来自报刊媒体的设计。

由于前述议题成为公共论述，我们阅读到的文章不只是来自一种报刊，而是多种报刊，想要更清楚地明白当时的人如何看待新女性，又如何建构女性新知，必须经由多种报刊。而报刊又以不同专栏去讨论女性议题，包括专论、一般短文、小说、戏剧、读者信箱、漫画、图像、广告等。就因为报刊提供丰富的史料，研究女性史或性别史学者，他们所运用的史料除来自文献档案等之外，绝大多数是期刊报纸，但研究者若要寻找所有的史料，就需要抽丝剥茧的搜集，不能错过任何的可能性。

我研究女性史迄今三十三年，从我就读硕士班开始，我经常埋首于旧时报刊的废纸堆中，我第一本书《日据时期台湾的女子教育》的主要史料来自台湾总督府的档案和统计资料，而当时出版的报刊也是这本书重要的参考史料。在翻阅日据时期的报刊时，我得到很大的感悟，因为讨论女学生和女子教育的议题，如果仅运用档案资料，那便只是扁平的研究，看不到当时女学生受教育的实际情形与各种动态的场景，而从报刊，我挖掘到这方面的史料，深化了我的研究；还有一大发现是，若只运用一种报纸或期刊，评论或分析会不够公允，因此我不但采用殖民政府出版的多种报刊，也采撷当时台湾知识分子发行的各种报刊，经由交叉比较、归纳，较能还原当时女子教育的问题，也呈现了官方、文人与记者眼中笔下的女学生形象。

此后，无论研究大陆或台湾女性史，我运用期刊报纸史料时，除非研究对象是特定刊物，基本上采用多元搜集，而且不限于与女性有关的报刊，本书特别选择我从2001年迄今的个人研究，研究范围涵括大陆与台湾，研究议题的断限自清末到20世纪70年代。全书共五章，分成“媒体论述中的女性”和“媒体、知识建构与女性”两部分。由于报刊媒体不时出现“独身女性”和“女球员”的议题，第一部分的前两章，掌握了不同报刊媒体的各种讨论或报道，分别探究这两个议题，试图关注当女性发出“不婚”与“独身”的声音，媒体如何回应。新的女性群体“女球员”产生后，媒体又怎么看待她们？与前两章不同的是，1945—1949年间台湾的报刊媒体没有“当外省人遇到台湾省女性”的议题，但有不少外省人观看台湾女性的文章，论者通过各种角度品评台湾女性，于是我归纳缤纷多元的报刊言论，建构出这个议题。

第一章《千山我独行？近代中国有关女性独身言论（20世纪初—20世纪40年代）》，当前追求单身不婚的男女，比比皆是，甚至被冠上“单身贵族”的雅号；但20世纪前半期的男女提出不婚的主张时，却受到极度关切，特别是不婚女性，还被讽刺为“老处女”。20世纪前半期的报刊，对“独身女性”的议题非常感兴趣，以专论、散文、小说、故事、新闻报道、剧本、口述记录、回忆录等多样文本，探究女性不婚的原因、提出女子独身的问题、臆测女子独身的处境，还检视独身女性的心态。然而，论者勾勒出的女性不婚图像，是否符合女性不婚的因素或处境？这些论述又是在为谁说话？是为男性或女性？论者的独身言论背后是否关注到更大的问题？那是什么样的问题呢？是本章讨论的焦点。

女性不婚的理由相当多样而复杂，通常没有标准答案，但由于“独身主义”这个名词来自西方，当时不少论者从西方世界找寻答案，他们大量移植西方的独身论述，包括思想学说、医学知识、统计数据、文学作品或新闻报道，甚至不管这些知识或报道是否正确，照单全收。其中有从身体、生理、心理或情绪等角度，认为女性不婚会引发不当的行为，包括自慰、同性恋等，于是一些荒诞无稽或不合逻辑的推论，不时出现在报刊中。

不过，有论者从中国的家庭、社会或独身女性本人，探究中国女性独身的因素，发现家庭制度、教育程度、经济能力、生活价值观、生育概念、宗教信仰、性道德、容貌、个性与感情问题等，都影响着女性不婚。更有论者把独身的焦点放在中国的家庭结构与社会制度上，还提出家庭改革、儿童公育和保障已婚妇女工作等主张，试图解决女性不婚问题。其中女性独身所带来的嗣续问题，尤其引发论者的焦虑，选择不婚的知识女性更是备受指责，在国族论述无所不在的时代，论者把女性生育话题与优生学、国族观念或母性天职等，紧密结合，认为独身女性推卸了传播良种的责任。 

由于论者是从各种听闻，建构不婚女性的形象及其生活，于是呈现堆叠的女子独身图像，甚至把西方文本中独身女性的处境也复制在中国独身女性的身上，如此一来，独身女性的生活仅呈现部分真实。这除了受论者的文化背景、论述目的与论述方法影响之外，更重要的是，独身问题因牵涉私人的情感与抉择，不是任何人所能体会或了解的。事实上，部分独身女性也通过媒体，陈述自己何以选择不婚或独居生活，虽然自我表述的独身女性相当有限，大多是经由新闻报道、专论、故事或剧本等转述，而且即使是由独身女性自传或口述的文本也可能出现含糊或虚构；然而，自述或他述的文本还是较能贴近当事人，因此本章铺陈了这类文本，且与当时不婚女性的实例相互参照，借此呈现女性独身的真实与虚构。

值得注意的是，通过独身言论，可以看到新文化运动的性别论述明显矛盾，这时期，不仅男性知识分子极力倡导自由独立的观念，受女权运动、社会改革思潮与解放运动的鼓吹，女性也追求独立自主，但当女性既排斥婚姻又不愿生养子女时，却饱受各种挞伐与讽刺。 换言之，尽管女性的独立自主受到多数人鼓励，女性可以放足、读书或就业，也能要求婚姻自由、恋爱自由， 选择不婚却不是一般人所乐见。

此外，女性不婚原本是私人的事，在公私领域没有界限的近代中国，媒体让女性的隐私权，摊开在众人眼前；而从大量挪移、复制西方的独身言论来看，同时期的西方对独身问题也一样缺乏清楚的公私界限。无可否认的，女性不婚会影响另一性的生活或新生代的延续，因此这种会牵涉公私的私人行为，使女性独身的私权很难抗拒舆论的侵犯，也造成女性只能在婚与不婚中徘徊。

女性的不婚或独身因为不符合社会的期待，造成沸沸扬扬的讨论，那深受媒体关注的新群体“女球员”，是体育政策与民族思潮下的产物，也算是典范人物，媒体是如何形塑她们的？尽管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公众场域出现的新女性越来越多，人们对她们的好奇不再如前，但从事表演或竞赛的新女性始终逃脱不了大众的瞩目。对女球员感兴趣的除一般大众之外，还包括记者、体育专家和学生等，他们抱持好奇、鼓励、赞美、嫉妒、批评等各式心情观看女球员，这些观察不是由他们本人便是由其他人诉诸文字，赋予不同的意义。在第二章《近代华东地区的女球员（1927—1937）：以报纸杂志为主的讨论》，我特别以球类运动较活跃的华东地区作为研究重心，通过报刊去分析女球员的产生、发展及其动向，并探究球赛如何影响女球员的生活，她们和社会大众如何互动，也讨论当时的女性形象与两性问题。

中国近代的女子球类运动主要来自学校，因此，想了解女球员的历史必须从校园开始，当时的报刊媒体在校园中挖掘了不少女球员的故事。令人好奇的是，打球是较费体力的活动，何以有女学生愿意当球员？她们又如何成为球员？早期女子球赛是非正式的活动，到1929年后，华东地区经常有定期的女子球赛，各项运动会也将女子球类运动列为竞赛项目，受这种氛围的影响，有不少女学生热衷球赛，再加上学生自治会对球队成立的激励，校园内兴起组织球队的风潮，女球员也因此成为校园新贵。

女子球队的成立其实并不困难，只要找到志同道合的女同学，就可成军；但在体育教师不足、聘不到专家指导的情况下，球技很难精进，女球员要怎么克服困难？通过报刊媒体的记载，发现每个球队都有各自的办法，除积极练球外，女球员经常与校内同学展开球赛，在男女同学的校园中，甚至可以看到男女学生一道练球的情景，还有球队则向其他女校球队下战书，相约赛球。不过，赛球需要有充裕的场地，在球队不断增加、学校场地又有限的年代，球场很难让所有校队同时上场练球，尽管有的学校订定各球队练球，校园内仍爆发了男女同学争夺球场的激动场面。

有意思的是，原本互不相干的男女学生，为了练球而让彼此关系不断翻转，他们既能相互切磋也能互不相让，同时也改变女性形象，从女球员毫不退让、抢占球场到向校方要求正义，她们所展现的行动，把传统的“三从四德”完全颠覆掉。不过，随着媒体对女球员的追踪报道，我们看到“女球员”这个角色，让女性的改变不止于前述。

因为参与各类型的球赛，女球员不断挑战自己，也走出校园，特别是从地方明星球员升为名噪全国的女球员，经常南征北讨，甚至受邀到国外赛球，她们很自然地成为社会崇拜和模仿的对象。作为社会新群体的女球员，她们的角色是多样的，必须外显自己、宣传自己，通过公开表演、媒体报道向众人展示球技，并经常进出社交圈，她们呈现的是都市新女性的形象，于是女球员既是摩登的化身，也是摩登的传递者。

而媒体更是竭尽所能地描绘女球员的各种形象，从她们的球技、容貌姿仪到行为表现丝毫不轻忽，但其中不乏对女球员身体的偷窥，也因此除正面评价之外，也有不少负面批判。男性运动员一旦成名，便容易骄纵、放浪形骸、不求进步或追逐锦标，这种情形也同样出现在部分女球员身上，由于她们的行为辜负了学校与社会的期待，挞伐之声充斥在报刊上。至于男女共赛，原本颇为单纯，因参赛者不是彼此相识便是同辈，有助于女球员球艺的增长；但当有社会人士参加共赛，比球时又出现调戏女球员的动作，竞赛过程变得复杂，反对共赛的声浪随之衍生，女球员也因此遭到责难。

尽管在大众眼中女球员的表现毁誉参半，不过，她们的确是这个时代重要的社会新群体，她们也确曾在人为塑造和时尚所趋下独领风骚。

当时空转到抗日战争结束后的台湾，女性仍是媒体的宠儿，特别是在日本殖民政府统治后的五十年，海峡两岸的民众再度相遇时，对彼此充满好奇，让许多外省人印象深刻的是“台湾到处是女人”，于是台湾女性成为被品头论足的对象。第三章《当外省人遇到台湾省女性：战后台湾省报刊中的女性论述（1945—1949）》，取材于这段时间在台湾省发行的二十五种报刊，由于战后的文字传媒远较日据时期活泼而丰富，许多报刊让不同省籍的作者进行交叉论辩，省内外人士有机会借此对话。其中女性作者群中，除以精通中文的知识女性居多之外，粗通中文的一般女性也不缺席，较特殊的是，台湾底层女性也以自白方式发声。

战后关于女性议题的讨论非常丰富，在这一章里，我选择当时备受瞩目的四个议题作为研究主轴，包括女性形象、娼妓、女佣与婚姻问题，这议题曾引起外省男／女和台湾男／女之间的各种论辩，议题中的当事人还参与讨论。尽管在战前的中国大陆或日据时期的中国台湾，有的问题曾被关照过，但在战后初期的台湾，因为省内外人士相遇时的互不了解，以及这时期的特殊历史情境，导致这些议题变得敏感。在此起彼落的声音中，外省人如何将故乡情怀投射在女性问题上？是否也把台湾省经验反射回大陆？不同地域的外省人是否出现相异的认同问题？台湾人如何解读外省人的看法？他们之间出现什么样的对话？面对同一议题，男男或女女是否各有回应，抑或相互契合？这都是本章的关注点。另外，本章也将了解在这特殊历史情境中，台湾省内外男／女和女／女之间的权力互动关系，并试图关照这时期女性论述中的认同问题，是否有别于沸沸扬扬的政治认同论述。

海峡两岸的长期分隔，让外省人对台湾的认识多半粗浅而生疏，其实受主观价值判断的影响，人类对他者的观察没有一定标准，就如第一章所提，论者以光怪陆离或荒腔走板的论调描绘“独身女性”，同样，他们对台湾女性外表、装扮、性格与工作表现的论述，也不完全符合真实，在一连串的评论中，看不到一幅完整、清楚的台湾女性图像，而是多样的组合。受不同文化背景和反日情绪影响，其中不乏对台湾女性的负面评价，但也有论者肯定台湾女性，他们认为台湾女性在教育和就业上超越了大陆，大陆女性应该效法台湾女性。这种既爱又恨的心理，致使外省人在描绘台湾女性形象时不断出现矛盾。

至于娼妓、女佣和婚姻问题，一直深受媒体关注，却没有解决办法，战后的台湾也是一样，但更加交错纷杂，甚至陷于各说各话中。过去媒体讨论这三个议题，大多站在评论的视角去分析问题；战后的台湾媒体，在“妇运”人士或知识女性的设计下，把这些议题变成公共论述，让不同阶层的当事人有发声渠道。就娼妓和女佣的论述来说，出现前所未有的女／女对话，外省籍家庭主妇、女雇主、台湾的娼妓和女佣都站出来为自己辩解，且向社会公开个人的私密或特殊经验。在相互控诉下，本章发现性别的权力关系在这些论述中改变位置，女雇主、家庭主妇与娼妓、女佣这两组的权力关系，不完全是上对下，有时是下对上，谁是真正的弱势没有确定答案。而婚姻问题也不乏个人的表白，战后台湾盛行省内外男女通婚，原本是一桩有利族群融合的好事，却因为一些失败的婚姻例子，造成台湾女性、外省男性间的对立，也使一些无辜的外省男性失去与台湾女性联姻的机会，美满的通婚例子也因此被掩盖，人们看到的多半是旷男怨女的文章。

这几个紧扣战后台湾社会、经济、性欲、伦理问题的论述，除了受性别与阶级影响之外，这时期国家、文化、地域的认同更复杂化这些议题，“反中国化”与“中国化”的论调在战后的中国台湾媒体论述中各据立场。严格来说，在这短短四年间，若非台湾政经社会的大转变以及媒体的活力四射，读者很难看到如此多元的女性论述。

20世纪的中国媒体不只是报道女性、讨论女性问题，它们还扮演指导女性的角色，借由报刊传递新知给女性。第二部分“媒体、知识建构与女性”共有两章，女子教育萌芽初期，家政课占课程中的很大部分，但不只是学校提供了家政教育，给妇女阅读的报刊也都有家政版面或专栏，因此，在家政知识的传播上，媒体扮演着不可轻忽的角色。这部分的两章，分别经由两本不同时代发行的刊物《妇女杂志》《丰年》，探究这两本刊物为何向女性建构家政知识、向哪些女性传递，且以何种方式建构家政知识。

《妇女杂志》创刊于1915年，起初该刊的走向较为保守，到20世纪20年代之后，开始注意妇女解放或家庭革新等问题，内容也趋向多元。《妇女杂志》的六位主编中，除胡彬夏和杨润余是女性外，其余全是男性，而撰稿者也以男性居多，但无论如何，该刊的目的是在推动女子教育，并提供家政知识，补充教材的不足。第四章《〈妇女杂志〉（1915—1931）对近代家政知识的建构：以食衣住为例》，特别从食衣住这三方面进行探究，了解《妇女杂志》的作者以何种方式让女性关心家政。这本刊物为女性提供哪些家政讯息？在家政知识的选择与建构上具有何种特色？同时，也推估该刊提供的近代家政知识对一般女性的可行性与适用性。

 《妇女杂志》的订户大多来自学校，且以女教师与女学生为主要读者，在呼吁女性应有独立人格的新文化运动时期，要让这群知识女性把治理家政视为是女性责无旁贷的工作，并心悦诚服地处理家政，论者必须建构合理的说法。当时知识分子大力倡导家庭制度的改革，家政管理也是革新的一环，论者认为要组成一个完美的家庭，女性应该在家事上养成独立思考的能力，用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去改进家政，且建立一个合乎卫生、经济条件的家庭生活。

在“科学”挂帅的时代，《妇女杂志》中有关食衣住的文章，充斥着科学理论、科学常识等。以食物而言，论者把“营养”这个观念带入女性的家政世界，不但让读者认识食物的营养成分、科学原理，还教导读者注重烹调食物的器皿、烹调方式与烹调时间，以及如何采用西方人的观念贮存食物。而衣服的讨论也同样引入科学观念，从认识衣服的质料到清洗衣服，都套用科学概念，于是简单的洗衣工作，成了一门高深的学问。至于住宅，除注重房屋的建筑结构、布局之外，也要懂得如何维护房屋的清洁。

建构科学知识之外，卫生清洁观念也是不能忽视的。论者对饮食提出的卫生问题，好比细菌概念、水质洁净、公筷与分食观念等，到现在还是深受注意。在衣服方面，论者对如何贮藏衣服、防止衣服发霉和生蠹，提出不少建议，有的论者甚至指出衣服的穿着与卫生有关，他们反对女性束胸、儿童穿厚重衣服。此外，受当时反传统、反迷信风气影响，在住宅上，新知识分子不强调风水，而着眼于卫生、健康或实用的住屋观念，这类概念多采自西方。

随着消费意识的日渐升高、家庭开支的大幅升高，有系统、有计划地管理家庭经济，成为家政管理另一必备的知识。有论者认为食衣住这三方面的用费若分配适当，便能让家庭经济发挥大效益，而主妇能以科学、卫生的概念去评估家用，就可以达到合理的节约。另外，储蓄观念的养成也受到关切，虽然中国传统社会早有“储蓄生利”的观念，《妇女杂志》的作者则以当时金融机构的存款方式和利率，吸引家庭主妇养成储蓄行为。

在《妇女杂志》中，建构家政知识的作者，绝大多数是新知识分子，他们根据自己对食衣住知识的掌握，以权威的话语向人们传输知识。根据刻板说法，知识权力是掌握在男性手中，女性只是知识的接受者，但随着具有专业知识女性的日益增加，为女性建构知识的不完全是男性，女性也是其中之一，《妇女杂志》的作者群便呈现这种现象。而这种由知识男女共同建构并经由媒体传播的家政知识究竟有何种意义？

事实上，这类以科学化、卫生化、经济化为基本架构的家政知识，有的早出现在中国传统时代，但对崇尚西化的知识分子，他们选择的是西方的说法。而对家庭主妇来说，由知识分子建构的家政知识，固然让她们增长不少新知，但有不少家政知识过于复杂又艰深，要女性处理家政的过程又费时，能接受新知的女性明显是少数中上阶层的知识女性。不过，从其作为补充家政教材的角度来看，《妇女杂志》在家政知识的建构上，是有不可抹杀的意义。

无疑，家政知识可以通过亲友传授，但近代家政知识大多来自学校和报刊，直到目前，期刊报纸依然是传递新家政知识的重要渠道。只不过，报刊的阅读者多为知识女性，底层女性的家政讯息则来自长辈经验的承传。然而，农村女性并不是完全没有机会与近代家政知识相遇，20世纪30年代前后，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等人推动乡村建设教育，把清洁、卫生或科学概念带入实验区的农村，因此这些区域的妇女接收到近代家政知识。这种情形不仅出现在大陆，台湾也是一样。日本殖民政府在抗日战争时期，借由保甲组织对全台民众进行“皇民化”政策，也进行家庭生活的改革。无疑，大陆的乡村建设教育或台湾的“皇民化”政策，都曾把近代家政观念带到农村，但宣传或指导农村家政知识的期刊，直到国民党当局迁台后的20世纪50年代才在台湾发行。

从1949年开始，台湾当局在台湾实施一连串的农政改革，农政单位也兴起改革农村家庭的各种活动，把家政知识从学校推向农村家庭，1951年7月，专门给农村民众阅读的《丰年》半月刊发行。第五章《从〈丰年〉的家政图像看战后台湾家庭生活的建构》，便是经由《丰年》寻找有关家庭生活的建构，并以其中的图像为探讨主轴。《丰年》创刊号的《给女同胞们的信》一文中，特别指出该刊之所以创设妇女家政版块，是因为妇女在农村占着极重要的地位，所以“妇女家庭”版有妇女应具的各种家庭常识，让妇女在自己的职责内，改善自己的家庭环境和生活。除由编辑部自行编辑、撰写外，也欢迎读者投稿，让农村女性就自己的家政经验或问题，与编辑互动，这种跳脱单向知识建构的编辑方式，贴近了女性的实际家庭生活。

由于“妇女家庭”版提供不少图片漫画，本章根据20世纪五六十年代该版中的图像，分成食衣住、生活用品、疾病与卫生以及养儿育女等专题，进行讨论，探究给农村女性阅读的家政图像提供了何种家政知识，以及这些知识可曾符合这群女性的家庭生活。而向来以女性为建构对象的家政知识，是否加入其他群体？另外，与同时期为知识女性建构的家政知识是否不同？可有城乡区隔？“妇女家庭”版的图像大致是插画和漫画两种，插画又分成配合内文而画的插画，这类插画经由有步骤的插图说明，使不识字的女性也能心领神会；另一类是为增加阅读情趣而设计的小插图。至于漫画则是以简单的故事，指引读者家政知识，特别是清洁卫生、生育控制、教养儿童等。

值得一提的，插图、漫画或文字叙述中，有很大部分是出自现实考虑，而不是纯粹的知识灌输，好比衣食住或生活用品等方面的制作或设计，有许多方面是废物利用或是取自台湾本地材料，在经济不景气的年代，这与民众的实际生活若合符节。同时，为让农村女性提出家庭生活中的“疑难杂症”，“读者信箱”的开辟，获得不少回响，也给了农村女性发声的渠道。此外，这时期因为外省族群的移入，通过烹饪和裁缝的指导，省内外女性有交流机会，分享彼此在衣食上的特色。

与《妇女杂志》一样，《丰年》也试图把西化、科学化、现代化带入台湾的农村家庭，尽管其中的部分知识不够切实，无法让农村女性全盘接受，但相较于其他媒体，《丰年》以浅简易懂的文字与图像建构家政知识。1954年，为让节育观念落实到每家每户，当时家庭计划协会曾派员到各乡镇村里，按户劝说，《丰年》也配合倡导，由画家杨英风根据《林阿贵夫妇的故事》，画了十幅连环漫画，读者可以一目了然节育的重要。其实，该刊的家政知识不只是针对女性，男性或儿童也受到影响，在“儿童园地”“农村儿童”版中，不时通过漫画，向儿童倡导清洁、卫生的观念。无疑，结合文字与图像的《丰年》，对改善农村家庭有相当意义。

综括来说，20世纪中国女性在公共场所的曝光率不断升高，引起社会大众广泛关注，于是媒体掌握了人们猎奇的心态，以公共论域的方式，让女性被报道、被消费、被评论、被教育，且把偷窥转为公开化。虽然到20世纪媒体论述仍由男性把持，但不容忽视的是，女性知识分子陆续出现后，对女性的论述不再是男性的专利，女性也参与其中。另外，传统中国主要通过《孝经》《列女传》等女教书来启蒙女性，但女教书谈的是道德规范，不是生活知识；而20世纪的媒体为女性所建构的知识，则一反传统时代，注重的是女性如何治理家庭，而且强调西化与科学知识。然而，不管是20世纪初期或中叶、大陆或台湾，媒体中的女性论述或对女性知识的建构穿越了时空，这种情形在本书中处处可见。

注 释      

　近代中国由于国事蜩螗，“保国强种”“解救中国”的口号被凝聚成时代的主流话语，以至于引领着当前学者走入泛民族主义的思考里。

　江勇振以出版十七年的《妇女杂志》为例，认为该刊固然在编辑方针、论点和议题上有阶段性的不同，仍是一份“在性别哲学上颇为保守”的杂志，前后主编基本上没有摆脱人文主义的盲点，他们把女性从传统父权观念下解脱出来，让她们虚幻地以为自己已经争得自由；但事实上，她们只是堕入另一个从语言、认识论上，以男人是“人”，女人只是作为男人的“他者”的樊笼里。江勇振，《男人是“人”、女人只是“他者”：〈妇女杂志〉的性别论述》，《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第12期（2004年12月），第44页、第61页。

　对女性来说自由离婚也很不容易，许慧琦指出，当时凡是主张或反对自由离婚的人，纷纷以“妇女解放”为幌子，前者更拿自由离婚强化男性要求离婚的正当性；她认为自由离婚对多数中国女性而言，像把两面刃，既赋予自由选择的希望，又让她们成为时代的牺牲者。许慧琦，《〈妇女杂志〉所反映的自由离婚思想及其实践——从性别差异谈起》，《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第12期（2004年12月），第102—1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