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集了加缪1933年至1939年创作的精华：《阴界与阳界》美文集、《良缘》美文集以及小说《幸福死亡》，主题全部围绕生与死的形而上大问题，所以把《阴界与阳界》作为书名。加缪认为“每个艺术家在心灵深处保留着一种独善其身的源泉，滋养着他一生的言行”，而初露锋芒之作的《阴界与阳界》正是其源泉所在。《良缘》中的四篇散文是加缪早年游记，他以诗情画意般的语言表达了对人生的感悟。《幸福死亡》是加缪的处女作小说，虽不十分成熟，但清晰地体现了加缪的哲学理念。

阿尔贝•加缪（1913—1960）是法国声名卓著的小说家、散文家和剧作家，荒诞存在哲学的文学大师。1957年因“热情而冷静地阐明了当代向人类良知提出的种种问题”而获诺贝尔文学奖，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诺奖获奖作家之一。

加缪在他的小说、戏剧、随笔和论著中深刻地揭示出人在异己的世界中的孤独、个人与自身的日益异化，以及罪恶和死亡的不可避免，但他在揭示出世界的荒诞的同时却并不绝望和颓丧，他主张要在荒诞中奋起反抗，在绝望中坚持真理和正义，他为世人指出了一条宗教信仰和极权主义以外的自由人道主义道路。他直面惨淡人生的勇气，他“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大无畏精神使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仅在法国，而且在欧洲并最终在全世界成为他那一代人的代言人和下一代人的精神导师。

《阴界与阳界》美文集

《良缘》美文集

《幸福死亡》小说

作者前言



本卷叙事散文，写于1935和1936年（我那年二十二岁），一年之后于阿尔及利亚发表，印数极少。该版早已绝迹，况且我一直拒绝再版《阴界与阳界》。



我的执拗并没有神秘的理由，虽然丝毫不否定拙文所表达的意思，但总觉得形式笨拙不堪。我不由自主对艺术抱有偏见（请看下文分解），故而长期憋着不想再版。看上去十分虚荣，似乎让人以为我的其他文章满足得了各种文学要求。难道还需要说穿完全不是如此吗？我只不过对《阴界与阳界》不得体之处与其他文章相比更为敏感，而对后者的不得体也并非不知情。怎么解释呢？不外乎承认前者的不得体触动和泄露一点我最上心的主题呗。这本小书的文学价值问题一旦解决，其实我即可承认，对我而言，其见证价值是巨大的。我着重说对我而言，因为它在我面前作证，要求我忠实，因为唯有我知道忠实的深度和难度。我很想试一试讲清楚说明白为什么。



勃里斯 • 帕兰经常硬说，这本小书包含着我写得最好的东西。他搞错了。我嘴上不说，深知他坦诚，因为大凡艺术家面对放肆声称喜欢他过去胜于他现在的人们是会心烦意乱的。不，他搞错了，因为二十岁时，除非天才，刚会写作嘛。但我理解帕兰想说什么，这个讨厌艺术的学者和有怜悯心的哲学家，他，无非想说不得体的篇章比后来所有的篇幅有更多的真情实爱：他说对了。



每个艺术家，就这样，在心灵深处保留着一种独善其身的源泉，滋养着他一生的言行。一旦源泉枯竭，作品便日见干瘪和破裂。正是艺术的贫瘠之地再也得不到泉流的灌溉。于是，艺术家，头发变得稀疏又干枯，乱草盖顶，成熟得哑口无言了，抑或混迹沙龙，两者如出一辙。对我而言，我的源泉处于《阴界与阳界》之中，在贫穷却光明的天地里，我生活其中很久，至今记忆犹新，使我免遭双重相反的危险：耿耿于怀和自满自足，两者对一切艺术家均有害无益。



首先，贫穷，对我而言，从来都不是一种不幸：光明在贫穷中播撒财富，甚至我的悖逆都昭然若揭，几乎始终昭昭在目。我以为可以毫不掩饰地说是为大众而悖逆，为了大众的生活在光明中得到提升。确定不了我的心天生就有这种热爱，但是情势帮助了我。为了纠正天生对一切置之度外，我被置于贫困和阳光之间。贫困阻止我相信在阳光下和历史中一切皆善，阳光使我懂得历史不是一切。改变生活，但改变不了我奉若神明的世界。也许就这样我踏上这个微妙的职业，带着天真，义无反顾踩上一条钢丝，艰难行进，并不一定能达到目的。换言之，我成为一个艺术家，如果没有拒绝，没有认同就没有艺术，倒是确确实实的。



不管怎样，阳光美好的温暖主导着我的童年，免除我一切怨恨。我生活拮据，却享有某种欢乐。我感到自己有无穷无尽的力量，只不过必须找到用武之地。并不是贫困阻挡得了这种力量的：大海和太阳分文不取。更恰当地说，阻碍在于偏见或愚昧。我倒有种种机会发挥卡斯蒂利亚的古怪风格，害得我好苦，遭到我的导师兼朋友让 • 格雷尼埃理所当然的取笑。我千方百计纠正，却徒劳无功，直到明白这也有天性使然。那么最好的办法是接受自己固有的自尊，想方设法将其运用适当，而不是像尚福所指出的那样，硬给自己规定超越自己特性的行为准则。然而，我扪心自问之后，可以作证在我诸多的弱点中从未出现过我们中间最普通的缺点，我想说的是妒羡，这个社交和教理真正的毒瘤。



这种幸运的免疫力并不归功于我。首先多亏我的家人，他们几乎什么都缺，却差不多什么也不妒羡。家人甚至不识字，凭借仅有的沉默、持重克制、天然而朴实的傲骨：给了我最高贵的教化，至今受益良多。况且我自己彼时太过忙于感受，哪顾得上梦想别的什么呢。时至今日，每当目睹巴黎富豪生活，不免在经常引起的远距离感中产生一些怜悯之心。人世间有许许多多不公平，但有一种不公平从未有人谈起过，那就是天气的不公平。对这种不公平，我是长久的受益者，但并没有意识到。此刻我似乎听到我们那些声色俱厉的博爱者的谴责，如果他们读到我写的这些文字的话。我硬要把工人们视为富有者，而把资产者视为贫困者，以便更久保持前者幸运的奴役和后者的权势。不，不是这样的。正相反，我成年后发现市郊城镇的贫穷是与暗无天日、毫无希望的生活交织在一起的：极端的不公正，令人发指的不公正，却被吞食消受了。确实必须竭尽全力，使这群人摆脱穷和丑的双重屈辱。我生在一个工人街区，生来就穷，但在认识那些凄凉的市郊城镇之前，并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不幸。哪怕阿拉伯人的极端贫困都不能与之相比，如果参照天气差别的话：窃以为，一旦熟悉工业市郊城镇，就会感到一辈子被玷污了，并且要对它们的存在负责。



上述言论并非欠真实。我不时与富豪圈子里的人相遇，他们富得流油，令我难以想像。不过有人羡慕这些富豪，依然令我费解。很久以前，整整一周，我享尽人间恩惠：露宿海滩，水果充饥，半天泡在人迹稀少的海水里。那个时期，我学到一条真理，一直催促我在接受舒适或安居气氛时带着嘲讽、急躁，间或愤慨。虽然我现在生活无忧，不必担心未来，权当运气好吧，但不善占有。我所拥有的，始终是被提供的，而不是我刻意追求的，反正什么都留不住。我觉得并且出于挥霍，倒更多的是另一种精打细算：我十分珍惜一种自由，一旦财富开始过剩，这种自由就会消失。对我而言，最大的奢侈向来不断与某种赤贫相向而行。我喜欢阿拉伯人或西班牙人那种家徒四壁。我更喜欢生活和工作的地方是旅舍房间，比较稀有的想法是，即使死于其间，也无所谓。我从来无法陶醉于所谓蛰居的生活，经常与内心生活相悖逆，故而所谓资产者幸福令我生厌和恐惧。这种不适宜毫无光彩之处，并不见得助长我的坏毛病。我什么也不羡慕，是我的权利之所在，但我总想不到别人的妒嫉，这使我失去想象力，也就是说，失去了善心。确实我曾为自己规定一条准则，以备自用：“要把自己的行为准则用在大事上，至于小事么，怜悯心足矣。”咳！原来制定行为准则是为了填补自身天性的漏洞。在我，上述怜悯心称之为冷漠无情更加贴切。其结果，可以想见，不会那么令人惊叹的。



然而，我只想着重指出，贫穷不一定意味着妒羡，即使后来一场严重的疾病暂时夺去我的生命力，使我的内心面目全非，尽管从中发现无形的残疾和新增的缺陷，我内心产生了惧怕和气馁，但从未有过悲伤。这次患病恐怕给我原有的障碍增添了其他障碍，显得最为难熬。最终却有助于心灵自由，即与人间得失保持稍稍距离，使我始终预防怨恨。自从我定居巴黎以来，心知肚明这种天赋特惠具有皇家风范。我享受了这种特惠，既无限度又无内疚，作为

艺术家，我已经开始生活在赞扬声中，在某种意义上，这便是人间天堂。众所周知，现如今在法国始于文学或终于文学，通常的做法是恰恰相反，选择一位艺术家，拿来开涮。同样，我的处世人情从来不是“对着干。”我喜爱过的人们都比我更优秀，比我更高大。因此，我亲历的贫困没有教我怨恨，恰恰相反，是某种忠实和默默坚韧。假如我偶尔遗忘这一点，那唯有我本人或我的缺点应承担责任，而与我生于斯的阶层无关。



这也是我对从事自己职业这些岁月的回忆，迫使自己永不自满。这里我很想尽可能朴实地谈谈作家们一般缄口不语的事情。我甚至不提人们似乎对成功之作或篇章的得意之情。我不知道是否有许多作家体验到这种得意。至于我，重读写完的一页，反正从未获取喜悦。我甚至会承认，在接受被人抓住把柄的同时，我的书有几本获得成功使我喜出望外。当然，习以为常了，就相当滥竽充数了。然而，时至今日，在我奉为具有真才实学的在世作家跟前，我依然感到自己是一名学徒，他们中名列前茅的一位就是我二十年前将这些叙事散文题献的那个人。作家自然有其为之而生存的喜悦，这些喜悦足以使其心满意足。但对我而言，我遇到喜悦则在构思之时，主题显露之刻，作品布局在豁然明朗的灵感之前明确浮现，在这种美妙的时刻，想象与才智完全融合一体。这些片刻好似与生俱来，瞬息而过。剩下的是落实，就是说长时间苦干。



另一方面，艺术家也有虚荣之喜。作家这个职业，特别在法国社会中多半是一种虚荣的职业。我如是说，况且不带蔑视之意，稍为有点遗憾而已。在这一点上，我与别人相仿，谁能自称没有这种可笑的缺陷呢？不管怎么说，在注定患红眼病和令人不齿的社会，总有一天会到来，届时我们的作家将饱尝讽刺挖苦，会对这些可怜的喜悦惨重付出。然而恰恰在二十年的文学生涯中，我的职业很少给我带来类似的喜悦，并且随着时间的流逝，日渐稀少。



忆及《阴界与阳界》中隐约可见的真理使我感到不适宜公开操作自己的职业，导致我拒人于千里之外，有损于人缘交友，难道不是吗？不理睬恭维或尊崇，确实令人以为对其不惜一顾，而自己则怀疑自己配不上。同样，假如我表现得软硬兼施，正如文学生涯中常见的，即使我招摇过市，就像许多人所作所为的，我会得到更多的人气，那样的话，岂非照章办事，随大流啦。何苦哇，这类把戏太没趣了。吕邦普雷或于连 • 索雷尔的野心大凡因其幼稚和卑微使我备感困惑。而尼采的雄心，托尔斯泰的抱负或梅尔维尔的奢望，令我错愕，有鉴于他们的失败，甚至叫我大为错愕。在我内心的隐秘之处，只在面对最贫困的人生或铤而走险的精神时，才有谦卑之感。在这两者之间，现如今则是令人耻笑的社会。



有时戏院“首场演出”，那儿是我遇见人们傲慢地称之为巴黎上流社会唯一的地方，而我似乎觉得剧场即将消失，其中的上流社会似乎并不存在，反倒觉得另一些人现实存在，即舞台上大喊大叫的主要角色。为使自己不至于溜走，必须记得场内每个观众有自己的约会，心中有数，没准儿，一会儿就去赴约啦。于是他马上重新与别人和睦相处：独处一隅把社会分离的人们重新聚合在一起了。有鉴于此，何必奉承这种上流社会呢？何必渴求其过眼烟云般的特权呢？何必同意赞扬所有书籍的所有作者呢？何必露骨地鸣谢好意的评论呢？为何千方百计诱惑对手呢？尤其以什么面目接受这类赞许和推重，就像法国社会对待佩诺开胃酒和桃色期刊（至少当面恭维一下，不过作者早已扬长而去……）？我跟这些毫不相干，这是个事实。也许跟我身上那种拙劣的傲慢颇有关联，我心里知道其广度和力度。然而，如果仅此而已，如果恰恰我的虚荣心单独起作用，我认为正相反，我会表面享受这份虚荣，而不至于没完没了为此苦恼。不，我与同等人共有的虚荣心，尤其对多半包含真情实况的某些评论会有反应。面对恭维，并非自豪感使我产生懒散忘思的模样，我是心知肚明的，而是一种突如其来的古怪感；同时我油然而生一种根深蒂固的冷漠感，恰似一种天生的缺陷：“并非如此……”对，并非如此，所以常言道，名声有时那么难以令人接受，以至于不得不自欺欺人地故意将其损毁。相反，多少年以后为重版而重读《阴界与阳界》，面对某些篇章，尽管不高明，

我本能地确认：非它莫属！是她，就是说那个老妇，沉默寡言的母亲，贫穷，意大利橄榄树上的阳光，孤僻而充实的情爱，这在我固有的心目中，一切都显得真实有据。



自从写下这些篇章，我变老了，经历了许多事情。我对自己有了自知之明，看清自己的局限以及几乎全部弱点。可是对世人不甚了了，因为我的好奇心关注他们的命运多于他们的反应，这不，命运的重复性是很强的。我至少了解他们存在，自私心虽不可否认，却应该尽量明智。享受自己是不可能的，我心中有数，尽管鄙人老于此道，并才具高超。假如孤独是存在的，在下不予置喙，那人们有机会的时候就有权梦想孤独即天堂。我跟大家一样有时也梦想此道。但有两个斯文的天使总不让我进入天堂，其中一个露出朋友的面孔，另一个则板着敌对的脸皮。于是我一切都明白了，并且了解到，或几乎了解到爱要付出的代价。但关于生活本身，我如今不比已经说过的知道得更多，尽管《阴界与阳界》中说得傻头笨脑的。



“未对生活失望过就不会对生活热望，”我在这些文章中不无夸张地写道。彼时我并不知道我说得有多么真切，因为我还没有经历真正失望的时期，当真正失望的时期来临，几乎毁掉我整个身心，恰好只剩下混乱的求生欲望。我至今对这种既是生殖力极强又具摧枯拉朽之力的激情尚感切肤之痛，而这种激情在《阴界与阳界》最郁闷的篇章中昭昭在目。人说，我们一生真正只活几个小时。从某种意义上，此话恰当，但从另一种意义上，此话不妥。因为，随后的散文中如饥似渴的热忱从未离开我的手笔，说到底，热忱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