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风险社会：新的现代性之路

英文书名：Risikogesellschaft—Auf dem Weg in eine andere Moderne

定价：68.00元

书号：978-7-5447-7062-0

作者：［德国］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

译者： 张文杰 何博闻

出版时间：2018年2月

开本：32开

装帧：精装

页码：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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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风险社会》是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经典名作，后现代社会学理论的杰出代表作。正如作者所指出的，19世纪的现代化消解了等级僵化的农业社会，开创了工业社会的结构图景；而当今的现代化则是消解了工业社会的轮廓，在现代性的连续性之中，另一种社会形态正在形成。在这一社会形态中，未知的、意图之外的后果成了历史和社会的主宰力量，它使这个星球上所有的生命形态都处在危险之中。

内容简介：

本书把当前的现代性诊断为“风险社会”，其主要特征在于，人类面临着生存的风险，而这种风险正是由工业社会所制造的。我们身处其中的社会充斥着组织化的不负责任的态度，尤其令人不安的是，风险的制造者以风险的承受者为代价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贝克认为，西方社会中的主导性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不仅卷入了风险制造，而且参与了对风险真相的掩盖。贝克力倡自反性现代化，其特点是，既洞察到现代性中理性的困境，又试图以理性的精神来治疗这种困境。

作者简介：

乌尔里希•贝克（1944—2015），德国著名社会学家，生前为慕尼黑大学社会学教授，同时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和巴黎人文之家基金会（FMSH）任教。贝克是“风险社会”理论的主要提出者和奠基者，并与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和斯科特·拉什共同提出了“第二现代性”的观念，力图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开辟出“第三条道路”。贝克的主要学术兴趣在于现代社会的转型，其专业领域涉及政治社会学、科学社会学、技术社会学和环境社会学，并提出了风险社会、第二现代性、自反性现代化、世界主义等若干重要概念。其代表作有：《风险社会》（1986）《反毒物》（1991）《生态启蒙》（1992）《风险时代的生态政治》（1994）《什么是全球化？》（1997）《世界主义的观点》（2004）《世界风险社会》（2007）。

媒体评论：

这是一项大胆而充满想象力的研究，关注风险、社会理论或全球社会变迁的专业学者以及有耐心的普通读者都会发现，这本书非常值得一读……贝克通过令人信服的论证提出了风险感知中的文化和道德维度，并清楚地表明，如果不对科学、技术及风险在文化建构上的作用加以认真探讨，社会理论就不可能真切地阐明现代社会。

——《当代社会学》

目录：

前 言

第一部分在文明的火山上：风险社会的轮廓

第一章 论财富分配与风险分配的逻辑

科学的污染物分配与社会的风险处境

论现代化风险对知识的依赖

具有明确阶级属性的风险

文明风险的全球化

两个时代和两种文化：论风险生产与感知的关系

世界社会的乌托邦

第二章 风险社会的知识政治

文明的贫困化？

错误、欺骗、过失和真相：论理性的纷争

公众的风险意识：二手的非经验

得到承认的现代化风险之政治动力

展望：20世纪末的自然与社会

第二部分社会不平等的个体化：工业社会生活方式的去传统化 

矛盾心态：个体从发达劳动力市场获得解放

第三章 超越地位与阶级？

作为个体化“原动力”的劳动力市场

个体化与阶级形成：马克思和韦伯

个体化雇员社会的来临

第四章 “我就是我”：性别空间与家庭内外的冲突

工业社会是一个现代等级社会

从男女角色中获得解放

不平等意识的形成：选择的机会与约束

未来的可能场景

第五章 个体化、制度化与标准化：生活处境和人生模式

个体化的分析维度

德国个体化浪潮的特点

人生模式的制度化

第六章 劳动的去标准化

从标准化的充分就业体系到灵活而多元的

未充分就业体系

第三部分自反性现代化：科学与政治的一般化

回顾与展望

第七章 超越真理与启蒙的科学？

简单科学化与自反性科学化

失去垄断的科学

认知实践的封建化

论“副作用”的可评估性

第八章 破除政治的边界

现代化体系中的政治与亚政治

丧失功能的政治系统

令政治失势的民主化

政治文化与技术发展：进步意识的终结？

医学亚政治：一个极端案例

技术政策的困境

工业自动化的亚政治

总结与展望：未来的可能场景

参考文献

索引

中译修订说明

前言：

前  言

本书的主题是那个不起眼的前缀“后”（post）。这是我们时代的关键字。一切都带“后”了。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已习惯了“后工业主义”，我们多少还能理解这个概念。而从“后现代性”开始，一切变得模糊起来。后启蒙概念幽暗无光，以至于向来无惧黑夜的猫都会为之逡巡不前。“后”是茫然无措的代号，自陷于流俗时髦。“后”指向一种难以名状的超越之物。在内容上，“后”保留了同我们熟悉的事物的联系，既为它命名，同时又加以否定。冠上“后”的“过去”（Vergangenheitpluspost）：这就是我们借以面对四分五裂的现实的基本处方。在毫无理解的情况下，思维迟钝，言词冗赘。

本书尝试追踪这个“后”字［有时又写作“nach-”（后），“spät-”（晚期），“jenseits”（超）］。它承担的任务是努力把握现代性在最近二三十年的历史发展（特别是在联邦德国1）赋予这个“后”字的内涵。这种努力要想获得成功，只有同旧的理论和思维习惯进行一场艰苦搏斗。后者正是通过冠上“后”字才延续了自己的生命。不仅是别人，也包括我自己，都不免被这些旧物盘踞。有鉴于此，本书时常敲响战鼓，加大音量，这是因为我同样需要去击退自己的异议。因此，书中会有不少地方显得尖锐刺耳，讽刺过头或仓促冒失。毕竟，我们不能用惯常的学术权衡去抵御旧思想的引力。

下面所要展开的研究，并不考虑经验性社会研究的准则所要求的那种代表性。相反，本书遵循另一种要求：在仍旧占据优势的“过去”面前，让已经开始成形的“未来”进入我们的视野。以下内容将采用历史比较法，以一位19世纪初社会场景观察家的立场来书写。这位观察家小心翼翼地张望，看到在封建农业时代渐趋衰落的外表之下，当时尚不为人所知的工业时代的轮廓正在缓缓浮现。在结构转型的时代，“代表性”同“过去”结成联盟，让我们无法看到“未来”的各个尖峰，而这些尖峰正从四面八方涌入我们“现在”的视野。在这个意义上，本书包含了一种以经验为取向的投射性社会理论，它并不拘泥于方法。

这么做是基于一种评估：我们见证了现代性内部的断裂，既作为主体，也作为客体。现代性从经典工业社会的轮廓中获得了解放，并缔造了一种新的形态，也就是这里所称的（工业化的）“风险社会”。这就要求细致平衡现代性内部的连续性与断裂性这对矛盾，这种平衡也反映在现代性和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风险社会各自的对立之中。我想要在书中展示的，正是这些在今天的现实中显现的具有时代意义的差别。至于如何从细节上对它们加以区分，则有赖于对社会发展迹象的仔细审视。在获得清晰的图像之前，我们需要看到更多的未来。

同实践上的情况一样，我在理论上也一无所得。其中一些人，面对“时代精神非理性”的冲击，愈发以19世纪的预设投靠启蒙；另外一些人，则意图把整个现代性事业及其积聚的反常现象全都冲入历史的洪流。我将以同等的果断决绝挑战这两个群体。

对于文明自陷于危机的可怕全景，舆论市场的各个部门早已有充分描绘，此处无须再画蛇添足。这同样适用于“新的困扰”的涌现。工业主义世界虽然在其自身的对立中“毫发无损”，却失去了有序的二分法。本书要处理的就是这接踵而来的第二步，并把它提升为说明的对象。问题在于，如何以受社会学启发和熏陶的思想，去理解并把握这些时代精神中的不安因素。对此，如果以意识形态批判的方式加以驳斥，看起来就像是在冷嘲热讽，但如果对其毫无批判地加以屈从，则是十分危险的。为了达成上述目的，相关理论层面的主导观念可以再次用历史类比加以阐明：正如19世纪的现代化消解了等级僵化的农业社会，开创了工业社会的结构图景，今天的现代化同样消解了工业社会的轮廓，而在现代性的连续性之中，另一种社会形态正在形成。

这个类比的交界之处，恰恰指明了这一视角的特殊性。在19世纪，现代化的发生是以其对立面为背景的：一个传统的风俗世界，一个有待认识和支配的自然。今天，站在21世纪的门槛上，现代化在消耗并失去其对立面之后，如今开始就工业社会的前提和运行原理进行自我伤害。一度以前现代性体验为视域的现代化，正在被现代化自我参照的问题情境所取代。19世纪的等级特权和宗教世界观经历了祛魅，同样的情形今天也在发生，无论是经典工业社会对科学和技术的理解，还是以核心家庭为代表的生活形态，以职业为代表的劳动形态，抑或是男女的角色榜样，等等。工业社会轨道上的现代化被工业社会相关预设的现代化取代了。这是时至今日仍在使用的任何理论方案或政治处方都不曾加以阐释的。

正是这一在现代性和工业社会（包括其各种变异）之间显现的对立，让我们的坐标系愈发模糊。原因在于，我们是如此彻底地习惯于在工业社会的范畴内来思考现代性。本书的论题是：我们正在见证的不是现代性的终结，而是现代性的开端，这种现代性超越了经典工业时代的设想。

以传统为对象的现代化和以工业社会为对象的现代化，或者换一种表述，简单现代化和自反性现代化之间的区分会频繁成为我们思考的对象。在接下来的篇幅中，在穿越当代形形色色的生活领域的旅程中，我们都会提到这一点。但我们尚不清楚，工业社会思维的哪几颗“星辰”会在今天刚刚开启的第二阶段理性化中走向毁灭。不过，我们也大有理由猜测，这一区分甚至适用于那些看似坚不可摧的“法则”，如职能分化，或以工厂为基础的大规模生产。

这种不同于以往的视角将带来两个后果。首先，这个视角声称，那些至今仍看似不可想象的事情发生了：工业社会在其实现之时，却踮着常规性之脚，经由副作用的后梯，而向世界历史的舞台作了告别—任何一本社会理论的插画书都不曾预估到这一方式，这些理论通常只用政治爆炸（革命、民主选举）来作阐释。其次，这一视角进一步指出，此刻搅乱世界的那些“反现代主义”场景，如对科学、技术、进步的批判，以及新社会运动等，与现代性并不相悖，相反，它们体现了现代性具有一贯性的延伸发展，这种发展已经超出工业社会的蓝图。

现代性的普遍化内涵与其在工业社会方案中的僵化和切分形成了对照。有一个迷思阻碍了对这一观点的认识，这个迷思从未被打破，却鲜有人承认。它让19世纪的社会思想在根本上身陷囹圄，同时也为20世纪这最后三分之一时段投下了阴影。这个迷思断言，就其特征—工作和生活模式、生产部门、立足于经济增长的思考方式、对科学和技术的理解，以及民主体制—而言，发达工业社会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现代社会，是现代性的顶点，以至于考虑超越它都是没有意义的。

这个迷思具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其中最有影响的，当属那个有关社会史终结的疯狂想法。这个想法无论体现为乐观主义还是悲观主义，都令我们这个时代备受魅惑。在这样一个时代，就连运转已久的革新系统也要开始修正自己所释放的动力。因此，我们已经无法想象现代性会改变自己的社会形态，因为工业资本主义的理论家已经把现代性的这种历史形态转化成先验范畴。在本质上，这种历史形态扎根于其19世纪的对立面。在那个受康德启发的问题—现代社会的可能性条件—中，工业资本主义的那些取决于历史的轮廓、冲突路线和运行原理，竟然也都被夸大成现代性的必然。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时至今日还有人宣称，工业社会里一切要素（家庭、职业、工厂、阶级、雇佣劳动、科学、技术）都在变化，但与此同时，所有这些要素又基本上都没变。这种宣称是如此怪异，只能更加佐证我们的分析。人们一般认为，工业社会是一个持续变革的社会。但在每一次工业革命之后，留下来的却仍旧是一个工业社会，或许更工业化那么一点。这就是现代社会学向我们讲述的故事。

我们无比迫切地需要一些观念和理论，以便重新思考这一朝我们碾压过来的新生事物，同它打交道、共生存。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和那些不太高雅的传统遗产维持良好关系，而不是带着误解和离别之痛，投向亘古常新之物。旧的范畴消退，新的范畴浮现。但要追踪这些新范畴却不是一件易事。对有些人来说，这有点像是“系统转换”，落入了宪法保护机构管辖的灰色地带。另一些人则蜷曲在名目繁多的核心信念之下，如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量化方法、专业化等。他们盲目地抨击一切离经叛道，这是因为他们被强加了一种可能违背其意愿的忠诚观。

尽管如此，抑或因为如此，世界并未走向终结，至少没有因为19世纪世界的落幕而走向终结。这么说或许有点夸张。我们知道，19世纪的社会世界实际上从未稳固过，它已经毁灭过好几次了，这里指的当然是思想上的。在那个领域，19世纪的社会世界甚至在其尚未诞生之时就被埋葬了。我们熟知，像是某种尼采式观照，或者其间因体现“古典”（代表“古老”）文学现代性而不断上演的家庭婚恋剧，实际上（或多或少）已经成为世纪之交人们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所以说，很久以前就被思索过的事情正在发生。但粗略估计，毕竟延后了半个乃至一个世纪。它出现很久了，极有可能还会延续很久，但又似全然没有发生过。

然而，除了文学上的先见之明，我们还体会到，即便故事结束了，人生还要继续。因此可以说，我们经历了一部易卜生戏剧落幕之后的事情。我们经历了后布尔乔亚时代的幕后现实。鉴于文明的风险，或许可以这么说：我们是文化批判的子嗣，但这种批判业

已死气沉沉；因而，即使这种批判不纯粹是劝诫性的悲观主义，我们也不再满足于它的诊断。如果整个时代要落入一个超越此前范畴的空间，我们就不能不关注这种“超越”的过往身份，进而使之摆脱这种身份—来自“过去”的秩序诉求。这种诉求不断突破自我，向外延伸，但早已被“现在”和“未来”所抛弃。

本书接下来的章节意图通过探讨社会实践核心领域的发展趋势，重拾社会史的思考线索并加以延伸，使之超出工业社会（及其一切变异）的概念框架。它将从两个方面探讨有关工业社会的自反性现代化的核心观念。首先，围绕连续性和断裂性的相互交错，本书会以财富生产和风险生产的例子加以探讨。其中的论点是：在工业社会中，财富生产的“逻辑”支配风险生产的“逻辑”，而在风险社会中，这种关系颠倒了过来（第一部分）。从现代化进程的自反性角度来看，生产力丧失了其清白无辜的面目。技术—经济的“进步”带来的力量，日益为风险生产的阴影所笼罩。起初，这些风险尚能以“潜在副作用”的名义获取正当性。但在风险泛化之后，公众的批评、（反）科学的研究，揭下了它借以隐藏的面纱，使它在社会政治的辩论中占有了新的重要席位。风险的生产与分配“逻辑”可用财富分配“逻辑”（时至今日仍是社会理论思考的决定要素）来比照。在此处于中心的是现代化的风险和后果，这反映在动植物和人类生命所遭受的那些不可逆转的威胁上。风险不同于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的工厂或职业危机。风险不再局限于特定的地域或团体，而是呈现出全球化趋势。它不仅跨越民族国家的边界，也模糊了生产和再生产的界线。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化趋势引发了全球性危害。它跨越国界，不为某个阶级专属，并带有新的社会和政治动力（第一章和第二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