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政治学丛书·

“南京大学政治学丛书”由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的资深学者团队精心编撰而成，是一套兼具学术深度与实践价值的专业著作总集。这套丛书以构建全面系统的政治学知识体系为核心目标，致力于为政治学研究者、学生及对政治学科感兴趣的社会各界人士，提供权威且多元的学习资源。

丛书内容丰富多元，既涵盖政治学研究方法论的权威指导书籍，为读者搭建科学的研究思维框架，也包含聚焦具体政治问题的专业性学术著作，通过深入剖析现实议题，展现政治学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

《政思其用》

肖唐镖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6年1月

定价：128元

ISBN：978-7-305-29373-3

开本 16开  字数 308千

内容简介

与常见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作品不同，本书瞄准中国学生和研究者从事政治科学研究的常见缺失与不足，集中讨论其研究构想与操作化中的诸多难题，提供可资借鉴和参考的思路和实用方法、技术。一方面，强调“批判性思维”“问题化思维（意识）”“概念化思维”“变量思维”“证据思维”与“逻辑思维”的环环相扣，训练和提升系统化的科学思维；另一方面，强调将人性关切和人文精神贯穿于从“选题取向”“学术伦理”到“政策分析”的全过程，有机地融合科学与人文这两大貌似充满张力的精神，进而开展有温度、高水平的政治科学研究。

关于作者

肖唐镖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兼任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公共事务与地方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与中国政治，长期坚持以社会科学方法开展中国基层治理与地方政治、政治文化与公民参与等领域的实证研究。代表作有《宗族政治——村治权力网络的分析》《有序治理之道——当代中国社会稳定研究》《技术型治理的基层实践——中国城乡基层治理研究》，在《管理世界》《社会学研究》《政治学研究》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编辑推荐

☆ 负责校对的编辑说他看得想去写篇论文。

☆ 社会科学初学者的必备入门读物。

☆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做学术研究应先培养正确的学术思维意识。比起做一本事无巨细的工具书，这本书更想帮助读者建立全面而扎实的社会科学思维与概念操作化意识，做好读者从事政治科学研究的指路标。

金句

☆ 作为一名合格的政治学研究工作者，应当具备：良好的道德修养与人文关怀，宽厚的理论基础与学术涵养，敏锐的问题意识，清晰的逻辑思维，以及科学的方法论。这也是本书的五个基本目标。

☆ 对于政治科学研究而言，若缺失合理而周延的概念及框架，所谓的概念操作化和实证研究就会患上“操作主义”技术病。反之，如果得不到科学而准确的量表测量与数据验证，所谓的政治概念就是脱离经验的“空中楼阁”。

☆ 在学术研究中，描述性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基础性价值，在当下中国尤其如此。高质量的描述性研究应具有系统性、比较性、深度和推论性，能够科学地揭示研究对象的本质特征。

☆ 无数据，不写作，这应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铁律。

试读内容

·第四讲概念化与量表制作·

科学研究应以非常缜密的论证为基础。为此，研究者应对所论证的对象有非常明确和简练的定义，这就是概念化的工作。同时，研究者也应对所研究的概念进行操作化的测量，从而使研究结论可检验、可重复，这就是概念的操作化和量表制作的工作。

一、概念与概念化

1.概念

上课是校园的经典场景：老师在讲台前话语不断，学生坐在对面一排排桌前听课或参与讨论。如果让婴幼儿或外星人看到这种场景，他们可能无法理解这是在做什么。他们能以什么词语来描述这一场景呢？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很有可能没有“讲课”“听课”之类的概念。但年龄稍大一点的地球人都知道：这些人是在“上课”。“上课”其实就是经抽象思维生成的一个概念。

概念是我们将事物抽象化后得出的本质属性。有人认为，概念是关于某一现象之基本构成要素的理论。在学术论文的摘要下方，往往会有关键词。实际上，关键词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概念，并且是文章中非常重要的概念，亦即文章研究的重点。概念作为表达的词语，是构成理论（命题）的“砖块”与“桥梁”。对于理论创新和进步而言，“概念”的功能至少应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创新性洞察、理解与分析社会事实的框架与参照体系，锚定研究的对象与范围。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科学的概念就如夜行中的“夜视仪”“探照灯”，有助于我们发现或呈现新的事物，分析其焦点与边界所在。一些具有足够穿透力与解释力的概念，如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概念，成为人们理解和分析中国社会结构及其运行的重要工具。

二是界定研究对象的属性及其外延。

三是推动学术交流与理论对话。任何对话与交流，即使是个人自身在前后间的思维和交流，都应保证词句与话语的可理解性与一致性。否则，就难以实现可对话性，进而出现“鸡同鸭讲”的混乱窘境。对于作为人类公器的学术研究，尤其是社会科学研究而言，其对话性、重复性与累积性特点更是要求有相对明晰而具共识度的词语和概念，能对研究对象进行标准化的操作。

明确概念就意味着明确内涵和外延。在逻辑学家看来，概念的内涵是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特有属性，概念的外延是具有概念所反映的特有属性的事物。两者之间是相互制约的，一者确定了，在一定条件下另一者也应随之而定。此外，二者之间还存在反比规律。研究者常用定义和划分来明确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定义是明确概念内涵的逻辑方法，挑选出其最关键的特性；划分则是明确概念外延的逻辑方法。

2.概念化

研究者在进行研究时，需要将政治社会生活中的经验现象进行抽象提升即概念化，这是至关重要的工作。前面所举的“上课”情境之命名，就是概念化工作。概念化或概念建构通常包含两种方式。一是创新概念，指新概念的发现或建构，包括定义其内涵与外延，比较相关概念，以及分析应用范围。如“群体性事件”“技术型治理”等概念的提出与分析。二是对既有概念的再建构与测量，建构起概念框架与测量指标体系。

在研究工作中，首要任务是把获取来的资料转化成概念，也就是“概念化资料”。这意味着把观察到的现象、访谈稿，或任何文件中的句子和段落进行分解并概念化，即将原始资料分解成独立的故事、念头或事件，再赋予它们一个能够代表各自所指现象的名称。概念化也是一个“定义现象”的过程：这是什么现象，它说明了什么？这就像在研究中遇到新鲜事物时，没有人告诉我们它是什么，于是我们需要给它一个名称，并试图明确其内涵和外延。这就是概念化的过程。

那么，我们怎样将日常生活中的现象和问题提升为值得研究的概念问题呢？这里提供两个案例，大家或许可以从中获得一些启发。

第一个案例是我在课堂上与同学们讨论的部分情景记录。

近些年来，农村的病人逐渐增多，因大病而死亡的人数也不断增多。同时，乡村医生很缺乏，医疗条件很差。这些现象是高度相关的，它们具有同质性，如果我们希望把这些同质性抽象出来，那么应该用什么概念呢？有没有同学对此作出回应？

A同学：我觉得应该是“农村医疗条件”。

B同学：我觉得可能是“农村基础设施有待提高”。

C同学：我觉得是“农村医疗供需关系”。

分析：“农村医疗供需关系”这个词有点太长了。“农村医疗条件”这个概念已经浓缩得不错，还能不能将它进行进一步浓缩，使它的中心点更加明确，让它变得中性一点呢？大家看看这个词——“农村基础设施”如何，能否更好地概括这些现象？似乎差了些，太泛了。那么“公共卫生”“农村医疗”可不可以？应都可以。换句话说，我们要将这些现象里的公共属性抽象出来，揭示其内涵，弄明白这些现象实际上是什么——实际上指向的就是医疗问题和公共问题。

第二个案例是关于农民维权活动。曾有学者发现，东南亚的农民被侵权时，不是进行公开的武力对抗，而是通过偷奸耍滑、装疯卖傻、磨洋工等方式进行抗议，他将这种现象称为“日常形式的抵抗”。另有研究者发现，中国老百姓也有一些自己的抗议模式：它是公开的，但又不是像《水浒传》那样的起义，农民称他们是依法向村干部抗议。这种新的抗争方式，即以国家法律为武器与地方政府、地方干部抗争，可以用什么词来概括？欧博文(Kevin J. OBrien)和李连江称之为“依法抗争”(rightful resistance)。“法”指的是国家的法律法规，因此具有更大的正义性和合理性。不过，有学者认为“依法抗争”这个概念未能实现成功的“解构性”贡献，因而是一个失败的概念。但我认为，讨论一个概念有没有意义，应看这个概念是否有相应的应用空间——有就可以生存下来，只是它的贡献大小不同而已。

3. 范畴与范畴化

“范畴”是对事物本质属性和普遍联系的反映。作为一组概念，它代表特定的现象，并以自身为中心，将其他相关概念或副范畴聚拢成概念群。这个层次较高，更为抽象的统摄性概念即范畴。将一些看似与同一现象相关的概念拢在一起的这个过程被称为“范畴化”（categorizing）。在学术研究中，拥有对研究对象进行范畴化的思维非常重要。实际上，这也是为概念“安家”，即将其置于相应的概念体系的过程。

下面两个案例展现的就是范畴化的过程和方式。

案例讨论：民众维权行为的概念变迁

在中国，老百姓的维权行为存在概念上的变迁。例如,“陈情”是民国以前用的概念，“上访”“游行”“示威”“集会”“集体散步”等，这些都是新的表达方式。在当代中国，老百姓经常用其他的行为来维权——“集体休息”“集体歇工”。另外，还存在堵路、骚乱、冲击政府或公共场所这些行为。这些行为之间有很多的共通性，通常被统一称作“游行”或者是“示威”——这已经是近些年来约定俗成的概念。那我们能不能用一些涵盖性更强的概念将它们聚拢起来？将它们的一些共同的内涵抽象出来？

对此，西方学界用得比较多的概念是“社会运动”“集体行动”，或者是“抗争政治”“政治抗争”。中国学界比较常用的概念同样是“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但我不同意用“集体行动”或“社会运动”来概括中国老百姓的这些行为。为此，我曾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来阐述我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西方的抗争政治都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特点。首先，它是有组织的。除了临时性的运动（如骚乱），一般的社会运动都是有组织的。其次，它往往是持续性的。因为西方这些运动有组织，所以它们的时间会稍微长一点。

因此，我不同意把“集体行动”“社会运动”等概念套用到中国的情境中。那么，应该用什么概念来范畴化这些行为呢？我觉得在当下中国，用“群体性事件”这个概念进行概括还是比较合适的。

案例讨论：酒店吧台的侍者——其角色与任务？

你注意到一个侍者，在这间酒店的一个工作场域——吧台里，认真地四周环视记下周遭所发生的事。于是你问自己：他或她这样算是在做什么呢？你定义为观察，观察什么呢？观察厨房工作。

一会儿有人过来问他或她问题，你看见他或她回答问题。他或她的这一项动作与前面的观察不同，于是你将此动作译码为消息传递。

他或她似乎是什么都不放过，尽收眼底。你称这一种状况为专注。

你又看到另一位侍者趋前吩咐了几句话。这个动作也是与传送消息有关，你仍译码为消息传递。

这位侍者虽然身处多事之地，但他或她来往自如并不被打扰。你用无介入这一名词形容这种现象。

他或她转身快速、无声、有效率地走入用餐区，在那儿，他或她又四周环顾一番，观察起来。

他或她似乎运筹帷幄，掌握来往的人与事，亦即在监测。但监测些什么呢?你注意到这位侍者在监测工作人员所提供的服务品质：其他侍者如何与顾客互动；回应的速度又如何；从招待顾客坐下，点好菜到菜上桌，顾客等了多久；以及顾客如何反应和是否满意？

一大群客人进来，其他侍者忙着招待，他或她前去帮忙，提供协助。

这位你观察到的侍者看来十分老辣、能干、经验丰富。

他或她走到厨房旁边看墙上一个类似时间表的东西，消息传递。

领班走过来与他或她交谈了几句，二人都环顾四周看看有没有空桌，看看客人们都吃得怎么样了，他们其实是在咨议。

上文描述了一位侍者在酒店的工作，加粗的文字是对其相应行为的概念化。这是我们在田野调查中常用的一种方法，称为“扎根理论”。该方法涉及从资料摘要到建构概念的过程。

对研究者来说，如果在调研过程中或在学术历程中遇到了新的现象，而学界尚未给它命名，那就是一个值得庆贺的、极好的机会。只要将这个现象细化并抽象成新的概念，就能开展有趣的研究，并在学术上有所创新。因此，在研究中碰到新事物时，不要忽视，更不要感到恐惧，这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4. “概念化”与“概括”的比较

概念化和概括是两个容易混淆的词汇。它们之间有共性，即对研究对象共同属性的抽象化。但它们的不同在于：概念化不仅包括概括这个过程，还包括在此基础上进行系统化的理论工作。概念化厘清了事物现象的特有内涵和外延，即对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进行界定，使其成为一个具有学理性的概念。

目前，中国学界存在这种不良现象：一些学者每开展调研活动或写文章时，就提出或“发明”一个新概念。他们只管“创新”概念，但不考虑学界是否已有相近概念，也不与学界既有概念进行比较和对接。显然，这样做是不合适的。要让学界接受你的概念，必须将其放到现有的学术体系中进行比较，并在这个体系中准确、合理地定位它，使其成为一个学理性的概念。比如，前面提到的“群体性事件”概念，我主张在当下中国用它而非“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因为中国的情境和西方不同。总之，概念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仅随着时空变化而变化，还要与国际社会和学术体系进行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