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中期的儒学复兴运动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短期影响了北宋一朝的政治、思想、文学，促成了“理学”的产生，长期来说是中国的儒家道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增订说明】本书在台北文津出版社1991年版的基础上增订。增订本对文津版的讹误作了校勘，少数章节标题有所改动，注释改作页下注并做了补充。“宋学”与“儒学复兴”是本书涉及到的两个基本概念，新撰前言中，对二者的内涵和相互关系作了梳理和交待。内容的叙述有所充实，补充了荆公新学和苏氏蜀学的内容。增补了结语，对“儒学复兴运动”的五大核心问题和它努力达成的目标作了概括的总结。另外增加有申论两题，一是“五德转移”学说及其终结问题，再是天命观从传统“灾异论”到“天命即天理”的嬗变，两题皆与北宋中期儒学复兴思潮密切相关，以政治道德取代政治神学是儒家政治文化的一大转变，故而申论附之于后。

唐宋之际，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反映在思想文化领域则是肇端于中唐而兴盛于北宋中期的儒学复兴运动。新儒学者鄙弃传统经生拘守注疏的习气，将眼光心思转向对儒经义理的探索，以用之于社会实践。新儒以复兴周孔之道、致君尧舜之业为旗帜，在各个领域掀起了复兴儒学的热潮，波谲云诡，终于走向兴盛的坦途。本书力图从不同侧面揭示这一跌宕起伏的动态过程，展现变革时代中的壮阔画卷。

刘复生， 1977年考入四川大学，先后获中国民族史专业硕士学位、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学位。1985年初留校任教，主治宋史、西南民族史，先后任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宋史学会副会长、理事等职。撰有《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运动》《西南古代民族关系史稿》《中国古代思想史·宋辽西夏金元卷（插图本）》等著作。

前言  关于“宋学”与“儒学复兴”

第一章  北宋儒学复兴运动的产生及其特点

第一节  中国社会在唐宋之际的剧变

第二节  儒学史上的疑经思潮

第三节  “学统四起”与儒学复兴运动的特点

第二章  排斥异端：反佛老思潮的高涨

第一节  佛老势力在唐末宋初的消长

第二节  北宋中期反佛老思潮及其特点

第三节  理学家之辟佛老

第三章  古文运动的再兴与儒学复兴思潮

第一节  宋初文坛的两种风向

第二节  古文运动的再起与儒学的复兴

第三节  以儒家之道为中心的古文运动

第四节  儒家文学政教中心论的复苏

第四章  史学更新与儒学复兴思潮

第一节  史以明道：史学风气的变化

第二节  宋人重议论：史论新特点

第三节  唐、五代史的重写：《新唐书》和《新五代史》

第四节  编年体的复活：《唐史记》《资治通鉴》和《唐鉴》

第五章  “王道”理想与政治革新

第一节  北宋前期的政治风尚

第二节  政风之变与儒学思潮

第三节  从庆历新政到熙宁变法：“王道”理想的追求

第六章  兴学运动与儒学复兴思潮

第一节  由私学到官学和地方立学

第二节  从庆历兴学到熙丰教育改革

第三节  从兴学运动看儒学思潮的影响

第七章  儒学思潮影响下的科举改革

第一节  宋初科举制度的发展

第二节  北宋中期的科举改革

第三节  从科举改革的发展脉络看儒学思潮的影响

第八章  理学是儒学复兴运动的产物

第一节  北宋儒学复兴运动的分裂

第二节  理学是新儒学派别中的一家

第三节  新儒中的新儒：理学及新学、蜀学

结语  北宋儒学复兴运动的核心问题

一、 用义理之学取代章句注疏之学

二、 用儒家之道取代“异端”

三、 复兴经世致用的“有为”之学

四、 疑经思潮与古文运动

申论一  宋朝“火运”与“五德转移”政治学说的终结

一、 宋朝“国运”的确立

二、 “火神”之祀及其升格

三、 “火德中微”及其重建

四、 炎帝崇祀的流变

五、“五德转移”政治学说的终结

申论二  宋代“天命观”的嬗变与新“天命”的建立

一、 引言

二、 “政治神学”在宋代的危机

三、 “恐惧修省”老传统之回归

四、 “天命即天理”：新天命之建立

后记

前言  关于“宋学”与“儒学复兴”

    儒学思想源远流长，它所留下的丰富遗产，迄今仍为极富魅力的探讨课题。儒学以它的兼容性，在漫长的岁月中不断地发展和变化，内容也不断丰富，因时之宜，随时而新。在不同的时代，以不同的思想色调显现于世。汉代儒学“独尊”而大盛，“灾异”说相伴而生，谶纬神学也随之流行。西汉经今文家讲求微言大义，寄托以理想，而末流有“浮华无用”之讥，古文之学，遂乘之而起，训诂章句为后汉儒士所重。汉亡而经学衰，玄风盛而经分南北，儒学经历了一个相对的沉寂时期。在唐代，儒家经典被重新作了“统一”的注释，同时出现儒、释、道“三教”并立的局面。唐宋之际中国社会的剧变造就了众多的新型学者和思想家，他们鄙弃汉唐经生拘守注疏而与治道相脱离的学风，将眼光心思转向对儒学义理的探索，并企求用之改造社会和服务于现实。他们以极大的勇气，希望重振儒学，“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于是儒学复兴思潮跌宕起伏，渐成思想的主流。这种有异于汉唐传统经学的新儒学，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形成许多派别。具有很大影响的、有哲理化倾向的理学是胎动于北宋中期而后形成的一个新儒学学派。这种思潮发轫于中唐，大盛于北宋，庆历前后，正是新旧交争且新儒取代“旧儒”这一大趋向的关键岁月。新儒们高唱变通之曲，要用儒家经邦济世的实践来改造现实，于是在社会的各个领域掀起了以新儒思想为标志的复兴运动，或复古，或创新，或借复古以创新。

    本稿所要剖视研讨的，正是所谓儒学哲理化的“史前”时期，亦即通常说的“北宋中期”。具体而言，是指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1023—1085），而又以仁宗庆历（1041—1048）前后为论述重心所在。这一时期，反佛老“异端”的声浪再度高涨，掀起了一场自佛老流行中国以来最广泛持久且最深入的反宗教运动；新儒以“古文”为载道之舟，流行数百年的崇尚骈骊的“文选”之学声光大敛；在史学领域，卑视汉唐，议论风起，要求在史著中贯注儒学精神成为风尚，编年、改纂之风盛行；新儒们怀抱尧舜“王道”理想，寻求新政之路；本着“士必由于乡里，教必本于学校”之理念，改革科举，大兴办学；抛却经师旧说，直追圣意。新儒思潮波属云委，随浪而高，付诸实践，终成新学天下。这场发生在北宋的“儒学复兴运动”，影响到了北宋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表现出了许多新的文化特征，也有人称之为“宋学”。

    数十年来，对宋代学术文化特别其儒学的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宋学”一词得以频频使用，但是各家所指的内涵并不一致，对“宋学”概念史的讨论和分析颇不乏人。其中两种最普遍的用法，一是指后世说的道学或理学，一是指宋代包括理学在内的“义理之学”。

    应该注意到，“宋学”这个词一开始就是与“经学”联系在一起的。清《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经部总叙》追溯了汉代以来的经学史，其言谓汉代以后的经学多变，到宋代“洛闽继起，道学大昌，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其学务别是非”。又说：“国初诸家，其学征实不诬，及其弊也琐。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清初诸家之学，就是后文说的“汉学”。1854年，伍崇矅跋江藩之《宋学渊源记》说：“汉儒专言训诂，宋儒专言义理，原不可偏废。”就“言义理”而言，自中唐“疑经”以后，到北宋中期，新儒们多不再囿于注疏之说，直抒己意解经，何尝不是在探研义理？故而馆臣说的洛闽“独研义理”并不确切。北宋前期，许多学者仍然坚守汉唐训诂章句之学而忽言义理，其学不是清儒所言的“宋学”。清人所说的汉宋之别，乃是就治学方法而言的。民国夏君虞著《宋学概要》说，“宋学”成分繁复，各学派“主要之思想，则仍为义理学”，所以，“所谓‘宋学’者，乃指赵宋一代三百余年儒家中心思想之‘义理学’而言”，理学在其中，这是目前最主要的一种用法。例如，朱瑞熙说：唐以前的儒学称为“汉学”，其后的儒学称为“宋学”，“宋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学说是理学”。邓广铭说：“应当把宋学和理学加以区别”，“理学是从宋学中衍生出来的一个支派”，“把萌兴于唐代后期而大盛于北宋建国以后的那个新儒家学派称之为宋学”，“理学只是宋学中衍生出来的一个支派”。漆侠说：这是“与汉学迥然不同的一种新思路、新方法和新学风”。诸家所言，已是学界共识。宋学又被称为新儒学，涉及中国文化的许多方面，这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划时代的新事物，自然不能仅仅看作治学方法，这是问题的另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