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利策奖得主20年耶鲁“大战略课”集成，傅莹、徐小平、小布什、基辛格均推崇的大战略思维。

不仅国家和政府需要大战略，目标与手段的相一致同样适用于个人的事业和生活，每个人都需要大战略思维，掌控全局的能力。

书名：论大战略

定价：69.00元

作者：约翰刘易斯加迪斯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日期：2019-06

页码：416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ISBN：9787521703672

20年前，耶鲁大学为了培养世界未来的战略家和国家，开办了“大战略”课，该课的主讲人是普利策奖得主、战略学研究专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20年后，这位连小布什和基辛格都是其思想拥护者的战略学大师，将大战略20年理论研究精华浓缩成一本简明读本。在《论大战略》中，加迪斯对跨越2500年的战略思想进行了一次精彩巡礼，从古罗马帝王们到改变当今世界版图的们，加迪斯通过对他们战略思想的深挖和盘点，始终在探讨什么样的战略才能称得上是“大战略”，答案是：目标与能力相一致，并根据环境变化适时调整。的大战略家还能够同时驾驭三种能力，即拿捏分寸、全局考量、抓住时机的能力，也就是赋予规模、空间、时间这三者同等的尊重。《论大战略》一经上市，外媒报道蜂拥而至，《华尔街日报》称每一届美国都该读一读《论大战略》。中国外交部前副部长傅莹、知名投资人徐小平也作序倾亲推荐。

《论大战略》凝聚了美国大战略研究专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20年的战略研究成果，呈现了大战略逻辑跨时空、跨领域、跨文化的交融与映衬。从2500多年前的希波战争，到次世界大战，从战无不胜的罗马帝国，到改变美国命运的开国总统，加迪斯探究了那些伟大和帝国的智慧、气质和勇气是如何塑造的。

在加迪斯笔下，薛西斯一世、伊丽莎白一世、腓力二世、林肯、拿破仑等国家，马基雅维利、奥古斯丁、伯里克利等政治思想家，化身为“狐狸”或“刺猬”，甚至是两者的综合体。“狐狸”追逐多个目标，思维零散、离心，却能根据对环境的观察适时调整战略；“刺猬”目标单一，思维专注却固执，坚守一个不变的原则，以此规范一切言行。加迪斯认为，人的思维常处于刺猬式和狐狸式两种思式的中，如果能把刺猬的方向感和狐狸对环境的性结合起来，追求目标与能力的一致性，就能孕育出成功的大战略。

好的战略之所以能够沿袭千年，是因为在时代推移、技术迭代中能够不断被反思、调整和。但并不是只有国家才需要大战略，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在事业和生活中实现目标与能力的平衡。这一战略思维将帮助我们强化权衡代价的意识，刺激我们对复杂环境的感知，从而达成心中所念。

序言

第一章 穿越赫勒斯滂海峡

第二章 长墙

第三章 老师和约束

第四章 个人与国家

第五章 作为枢纽的君主

第六章 新世界

第七章 伟大的战略家

第八章 伟大的总统

第九章 后的美好希望

第十章 以赛亚

注释

约翰·刘易斯·加迪斯，冷战史学家和大战略研究家，曾被《纽约时报》称作“冷战史学泰斗”，现为耶鲁大学历史学，2005年获美国“国家人文奖章”，著有经典作品《冷战》《遏制战略》《长和平》等。凭借《乔治·凯南传》，加迪斯荣获2012年普利策奖。2002年至今，加迪斯在耶鲁大学开设“大战略研究”课程，旨在在全世界范围内培养国家未来的和战略家。

《论大战略》一书认为，人的思维往往处于刺猬式和狐狸式两种思式的中。如果把刺猬式思维理解为对战略目标和愿景的规划，把狐狸式思维理解为对自身能力的评估和调控，那么目标与能力的平衡即为战略。作为中国读者，从加迪斯勾勒出的上千年世界战略历史中，可以观察到国家兴衰的各种印记，引人入胜。

——傅莹中国外交部前副部长

《论大战略》探讨的是一种战略逻辑，这种战略逻辑离我们并不遥远，只要拥有常识，在目标与能力之间寻找到平衡点，往往就能成就一番事业。但在现实中，有多少人能够灵活运用常识，审时度势地知进退呢？《论大战略》确实能对投资界产生深刻启发，作者所阐述的战略逻辑和权衡思维值得每一位投资者反思。

——徐小平真格基金创始人

穿越赫勒斯滂海峡

时间来到公元前480年，地点位于赫勒斯滂海峡亚洲一侧的小镇阿比多斯，赫勒斯滂海峡途经此处收紧，只有约一英里宽。这里的场面堪比好莱坞鼎盛时期的作品。薛西斯一世—波斯的万王之王，登上置于海岬上的王座，目视其军队集结。据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记述，这是一支超过150万人的军队，即便实际人数只有这个数字的1/10（这种可能性很大），也已接近1944年诺曼底登陆当日艾森豪威尔指挥的盟军人数。如今已没有能横跨赫勒斯滂海峡的桥梁，但彼时的薛西斯一世架起两座桥：一座建于捆绑在一起的360艘船上，另一座由314艘船承载。两座桥均呈拱形，以抵御狂风和激流。因为此前建成的桥在遇到风暴后分崩离析，愤怒的薛西斯一世砍掉了修桥者的脑袋，并下令对水流施以鞭刑和烙刑。这还不够，他又命令手下向水中投下镣铐，它们或许至今还沉在水底的某个地方。

那天的水面平静无波，薛西斯一世颇为自得，片刻之后，他却突然潸然泪下。他的叔叔兼幕僚阿尔达班问其缘故。“这成千上万人，”薛西斯一世答道，“百年后将无一人存世。”阿尔达班安慰他说，世间有许多灾祸常常会令人苦不堪言，死亡反倒是一种解脱。薛西斯一世表示赞同，但命令道：“告诉我真相。”薛西斯一世想知道，若不是他们俩都做了相同的噩梦，阿尔达班是否会赞成眼前的这项重任（波斯人在10年内次入侵希腊）。听到这话，阿尔达班战战兢兢：“我仍充满恐惧，不，极度恐惧。”

10年前的马拉松战役中，薛西斯一世之父大流士遭希腊人羞辱。薛西斯一世一度听从阿尔达班的劝阻，未报这一箭之仇，但自那之后，薛西斯一世的噩梦已二度袭来。就好像哈姆雷特的故事提前了2000年上演：一个颇具王者威严的幽灵，像对待儿子一样，向他发出后通牒，“如果你不立即发动战争，……一如你弹指间登上至尊之位，重回卑微也不过电光火石间”。阿尔达班起初认为这一梦境的寓意不值一哂。于是，薛西斯一世让他换上自己的衣服，睡在王宫卧榻。幽灵再次出现，阿尔达班吓得魂飞魄散，尖叫着醒来，随即敦促薛西斯一世发兵攻打希腊。随后，薛西斯一世下令发兵，其精兵在萨迪斯集结，在特洛伊遗址上宰杀1000头小母牛祭祀。当军队抵达赫勒斯滂海峡时，桥梁已架设完毕。在准备过桥之际，薛西斯一世给他叔叔后一次机会，令其和盘托出心中的保留意见。

尽管受到噩梦惊吓，阿尔达班仍按捺不住心中的犹疑。他警告说，前方的敌人不仅有强大的希腊军队，还有土地和海洋。沿爱琴海海岸进军途中将要穿越的区域，根本无法为这支庞大的军队提供给养。当风暴袭来时，也没有港口足以容纳这些战舰。未及与敌军交战，将士可能已疲惫不堪，甚至食不果腹。慎重的“会对所有可能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都心存敬畏并细加思量，但在采取行动时英勇果断”。薛西斯一世耐心听完后反驳道：“如果把什么事都考虑到……，你永远做不成任何事。与其坐在那儿患得患失，终无所作为，不如凭借一颗无畏的心，直面我们的恐惧……不奋勇一搏，何来胜利？”

争论就此告歇。薛西斯一世派阿尔达班回去管理波斯帝国现有的区域，自己则专心为帝国开疆拓土。他向太阳祈祷，请求太阳赋予自己足够的力量，使自己不仅能击败希腊，还能征服整个欧洲。他在桥前摆上番樱桃的枝条，命令祭司焚香。作为对赫勒斯滂海峡的奖赏，他将祭酒洒入水中，随后依次将盛放祭酒的金杯、配制祭酒用的金碗和一把利剑投入水中。这样，渡海之路准备就绪，整支军队耗时七天七夜跨越了赫勒斯滂海峡。当薛西斯一世踏上欧洲一侧的海岸时，听到一名惊惧的旁观者问，为什么众神之王宙斯要乔装成波斯君主，还带来了“全世界的人”？难道宙斯凭自己的力量还不足以摧毁希腊吗？

2419年以后，以为牛津大学的教师上完课后去参加一场派对。出生在里加的以赛亚？伯林正当而立之年，他在圣彼得堡长大，8岁时亲眼见证了布尔什维克革命，后随家人移民英国。他在这里如鱼得水，掌握了这门新语言，但始终没能消除浓重的口音。他在牛津大学的各类考试中出类拔萃，成为有史以来个成为牛津大学全灵学院研究员的犹太人。1939年，伯林在成立于1379年的牛津大学新学院哲学，他逐渐疏远了逻辑实证主义（西方有影响力的哲学思潮之一，认为未经可重复的验证，任何东西都不具意义），生活惬意。

伯林才华横溢且颇为健谈，对各种观点都充满无尽的渴求，乐于把握机会展示自我并吸纳他人的观点。在这次派对上（确切日期不可考），他偶遇阿斯奎斯家族代牛津伯爵朱利安？爱德华？乔治？阿斯奎斯，当时阿斯奎斯正在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攻读古典文学学位。阿斯奎斯当时偶得一诗句，颇为着迷，它出自古希腊诗人阿尔基洛科斯之手。在伯林的记忆中，这句诗是这样说的：“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

这首诗只剩下断编残简，所以它本来的语境已无处追寻。但文艺复兴时期学者伊拉斯谟曾将这一诗句信手征引，3伯林也忍不住要如法炮制。或许可以以它为准绳，对那些伟大的作家进行归类？倘若真能如此，那么柏拉图、但丁、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和普鲁斯特均应归入刺猬一类，而亚里士多德、莎士比亚、歌德、普希金和乔伊斯则显然应归入狐狸一类。伯林也应被划为狐狸一类，他对于那种宏大的问题（例如逻辑实证主义）不感兴趣，但研究起具体的小问题来游刃有余。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伯林无暇对这个关于狐狸与刺猬的典故有所阐发，直到1951年，他才以此为框架，撰写了一篇关于托尔斯泰的历史哲学的文章。此文两年后付梓，即短小精悍的《刺猬与狐狸》。

伯林解释说：刺猬“将一切归纳于某个单一的核心观念”，循着这一观念“他们的言论与行为才具有意义”；狐狸适成对照，“追求许多目标，诸目标间往往并无关联，甚至彼此矛盾，就算有关联，也只在‘事实’层面”。这一分野简单明了，却不容轻忽：它提供了“一个用来观察与对比的视角，一个进行研究的起点”，它反映了“作家和思想家之间根本的差异之一，甚至可用来对全体人类进行大致归类”。

伯林发射出的这枚“闪光弹”，尽管照亮了托尔斯泰，但未能远播。伯林声称，这位伟人（托尔斯泰）本想成为刺猬，“《战争与和平》一书原本是要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但托尔斯泰太过诚实，无法忽视人类性格的个体差异，以及情境的多变，这种差异与多变导致归纳与总结变得尤为困难。所以，托尔斯泰的这部杰作充满了远比其他文学作品更具狐狸式特征的文字。读者沉迷于那些狐狸式文字，却忽视了散布在书中的刺猬式历史沉思。饱受这种矛盾折磨，托尔斯泰走向了死亡，伯林对此总结道：“一位陷入绝望的老人，无人可以拯救，他闭目塞听，如同刺瞎自己双眼的俄狄浦斯，游荡在科罗诺斯。”

伯林的这篇文章很快红极一时，而且是在没有互联网襄助的年代。对此，伯林很惊讶，但也淘气地颇为自得。书中引用这一比喻渐成风潮，有时还以漫画的形式呈现，使其中寓意更加明显。7在大学课堂上，开始问他们的学生：“××（可能是任何一位史学界或文学界人物）是狐狸还是刺猬？”学生开始请教他们的：“（当前或其他任何时期）成为刺猬好还是狐狸好？”和学生都开始自忖：“在这对立的两派之间，我应何去何从？”接着会问自己：“我真的属于这一派吗？”后都会回到一个问题：“我到底是谁？”

借助牛津大学的一场派对、阿尔基洛科斯诗歌的残篇、托尔斯泰史诗级的作品，伯林意外寻获两条在思想史上留名的途径。一条是神谕式的，这是史上祭司们的惯技。另一条是伊索寓言式的，托物言志，将你的观念以动物的形象体现，这些观念将永存不灭。

章穿越赫勒斯滂海峡

时间来到公元前480年，地点位于赫勒斯滂海峡亚洲一侧的小镇阿比多斯，赫勒斯滂海峡途经此处收紧，只有约一英里宽。这里的场面堪比好莱坞鼎盛时期的作品。薛西斯一世—波斯的万王之王，登上置于海岬上的王座，目视其军队集结。据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记述，这是一支超过150万人的军队，即便实际人数只有这个数字的1/10（这种可能性很大），也已接近1944年诺曼底登陆当日艾森豪威尔指挥的盟军人数。如今已没有能横跨赫勒斯滂海峡的桥梁，但彼时的薛西斯一世架起两座桥：一座建于捆绑在一起的360艘船上，另一座由314艘船承载。两座桥均呈拱形，以抵御狂风和激流。因为此前建成的桥在遇到风暴后分崩离析，愤怒的薛西斯一世砍掉了修桥者的脑袋，并下令对水流施以鞭刑和烙刑。这还不够，他又命令手下向水中投下镣铐，它们或许至今还沉在水底的某个地方。

那天的水面平静无波，薛西斯一世颇为自得，片刻之后，他却突然潸然泪下。他的叔叔兼幕僚阿尔达班问其缘故。“这成千上万人，”薛西斯一世答道，“百年后将无一人存世。”阿尔达班安慰他说，世间有许多灾祸常常会令人苦不堪言，死亡反倒是一种解脱。薛西斯一世表示赞同，但命令道：“告诉我真相。”薛西斯一世想知道，若不是他们俩都做了相同的噩梦，阿尔达班是否会赞成眼前的这项重任（波斯人在10年内次入侵希腊）。听到这话，阿尔达班战战兢兢：“我仍充满恐惧，不，极度恐惧。”

10年前的马拉松战役中，薛西斯一世之父大流士遭希腊人羞辱。薛西斯一世一度听从阿尔达班的劝阻，未报这一箭之仇，但自那之后，薛西斯一世的噩梦已二度袭来。就好像哈姆雷特的故事提前了2000年上演：一个颇具王者威严的幽灵，像对待儿子一样，向他发出后通牒，“如果你不立即发动战争，……一如你弹指间登上至尊之位，重回卑微也不过电光火石间”。阿尔达班起初认为这一梦境的寓意不值一哂。于是，薛西斯一世让他换上自己的衣服，睡在王宫卧榻。幽灵再次出现，阿尔达班吓得魂飞魄散，尖叫着醒来，随即敦促薛西斯一世发兵攻打希腊。随后，薛西斯一世下令发兵，其精兵在萨迪斯集结，在特洛伊遗址上宰杀1000头小母牛祭祀。当军队抵达赫勒斯滂海峡时，桥梁已架设完毕。在准备过桥之际，薛西斯一世给他叔叔后一次机会，令其和盘托出心中的保留意见。

尽管受到噩梦惊吓，阿尔达班仍按捺不住心中的犹疑。他警告说，前方的敌人不仅有强大的希腊军队，还有土地和海洋。沿爱琴海海岸进军途中将要穿越的区域，根本无法为这支庞大的军队提供给养。当风暴袭来时，也没有港口足以容纳这些战舰。未及与敌军交战，将士可能已疲惫不堪，甚至食不果腹。慎重的“会对所有可能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都心存敬畏并细加思量，但在采取行动时英勇果断”。薛西斯一世耐心听完后反驳道：“如果把什么事都考虑到……，你永远做不成任何事。与其坐在那儿患得患失，终无所作为，不如凭借一颗无畏的心，直面我们的恐惧……不奋勇一搏，何来胜利？”

争论就此告歇。薛西斯一世派阿尔达班回去管理波斯帝国现有的区域，自己则专心为帝国开疆拓土。他向太阳祈祷，请求太阳赋予自己足够的力量，使自己不仅能击败希腊，还能征服整个欧洲。他在桥前摆上番樱桃的枝条，命令祭司焚香。作为对赫勒斯滂海峡的奖赏，他将祭酒洒入水中，随后依次将盛放祭酒的金杯、配制祭酒用的金碗和一把利剑投入水中。这样，渡海之路准备就绪，整支军队耗时七天七夜跨越了赫勒斯滂海峡。当薛西斯一世踏上欧洲一侧的海岸时，听到一名惊惧的旁观者问，为什么众神之王宙斯要乔装成波斯君主，还带来了“全世界的人”？难道宙斯凭自己的力量还不足以摧毁希腊吗？

2419年以后，以为牛津大学的教师上完课后去参加一场派对。出生在里加的以赛亚？伯林正当而立之年，他在圣彼得堡长大，8岁时亲眼见证了布尔什维克革命，后随家人移民英国。他在这里如鱼得水，掌握了这门新语言，但始终没能消除浓重的口音。他在牛津大学的各类考试中出类拔萃，成为有史以来个成为牛津大学全灵学院研究员的犹太人。1939年，伯林在成立于1379年的牛津大学新学院哲学，他逐渐疏远了逻辑实证主义（西方有影响力的哲学思潮之一，认为未经可重复的验证，任何东西都不具意义），生活惬意。

伯林才华横溢且颇为健谈，对各种观点都充满无尽的渴求，乐于把握机会展示自我并吸纳他人的观点。在这次派对上（确切日期不可考），他偶遇阿斯奎斯家族代牛津伯爵朱利安？爱德华？乔治？阿斯奎斯，当时阿斯奎斯正在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攻读古典文学学位。阿斯奎斯当时偶得一诗句，颇为着迷，它出自古希腊诗人阿尔基洛科斯之手。在伯林的记忆中，这句诗是这样说的：“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

这首诗只剩下断编残简，所以它本来的语境已无处追寻。但文艺复兴时期学者伊拉斯谟曾将这一诗句信手征引，3伯林也忍不住要如法炮制。或许可以以它为准绳，对那些伟大的作家进行归类？倘若真能如此，那么柏拉图、但丁、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和普鲁斯特均应归入刺猬一类，而亚里士多德、莎士比亚、歌德、普希金和乔伊斯则显然应归入狐狸一类。伯林也应被划为狐狸一类，他对于那种宏大的问题（例如逻辑实证主义）不感兴趣，但研究起具体的小问题来游刃有余。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伯林无暇对这个关于狐狸与刺猬的典故有所阐发，直到1951年，他才以此为框架，撰写了一篇关于托尔斯泰的历史哲学的文章。此文两年后付梓，即短小精悍的《刺猬与狐狸》。

伯林解释说：刺猬“将一切归纳于某个单一的核心观念”，循着这一观念“他们的言论与行为才具有意义”；狐狸适成对照，“追求许多目标，诸目标间往往并无关联，甚至彼此矛盾，就算有关联，也只在‘事实’层面”。这一分野简单明了，却不容轻忽：它提供了“一个用来观察与对比的视角，一个进行研究的起点”，它反映了“作家和思想家之间根本的差异之一，甚至可用来对全体人类进行大致归类”。

伯林发射出的这枚“闪光弹”，尽管照亮了托尔斯泰，但未能远播。伯林声称，这位伟人（托尔斯泰）本想成为刺猬，“《战争与和平》一书原本是要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但托尔斯泰太过诚实，无法忽视人类性格的个体差异，以及情境的多变，这种差异与多变导致归纳与总结变得尤为困难。所以，托尔斯泰的这部杰作充满了远比其他文学作品更具狐狸式特征的文字。读者沉迷于那些狐狸式文字，却忽视了散布在书中的刺猬式历史沉思。饱受这种矛盾折磨，托尔斯泰走向了死亡，伯林对此总结道：“一位陷入绝望的老人，无人可以拯救，他闭目塞听，如同刺瞎自己双眼的俄狄浦斯，游荡在科罗诺斯。”

伯林的这篇文章很快红极一时，而且是在没有互联网襄助的年代。对此，伯林很惊讶，但也淘气地颇为自得。书中引用这一比喻渐成风潮，有时还以漫画的形式呈现，使其中寓意更加明显。7在大学课堂上，开始问他们的学生：“××（可能是任何一位史学界或文学界人物）是狐狸还是刺猬？”学生开始请教他们的：“（当前或其他任何时期）成为刺猬好还是狐狸好？”和学生都开始自忖：“在这对立的两派之间，我应何去何从？”接着会问自己：“我真的属于这一派吗？”后都会回到一个问题：“我到底是谁？”

借助牛津大学的一场派对、阿尔基洛科斯诗歌的残篇、托尔斯泰史诗级的作品，伯林意外寻获两条在思想史上留名的途径。一条是神谕式的，这是史上祭司们的惯技。另一条是伊索寓言式的，托物言志，将你的观念以动物的形象体现，这些观念将永存不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