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欧梵

1939年生于河南，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哈佛大学博士。曾任教于芝加哥大学、印第安纳大学、普林斯顿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哈佛大学等，现为哈佛大学东亚系荣休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铁屋中的呐喊》《上海摩登》《西潮的彼岸》《狐狸洞话语》等。

李欧梵被学界认为是继夏济安夏志清之后海外研究现代文学的的第二代华人学者。他常自喻为“狐狸型”学者，因为在学术上每每"喜新厌旧""东摸西碰"。学者王德威赞誉李欧梵"但开风气不为师""处处用功，而又无所计较"。在治学上，李欧梵多方出击，频频得胜。李欧梵的著作更是纷芜庞杂，极尽"狐狸"之所能。他的老本行现代文学研究自不必说，一本《铁屋里的呐喊》就把鲁迅打回"人形"。在文化研究上面，一本《上海摩登》集现代都市文学、报纸期刊等诸多文化要素研究于一体，奠定其内地文化研究先锋的地位，把张爱玲定位为现代文学史上都市文学的终结者，让人耳目一新。

此外，李欧梵当年赴美求学时多有寂寞，便以看电影、听音乐打发时间，由此竟也闯出一条新路，从而对电影工业特别是香港通俗电影有独树一帜的研究。还有，他对上至琼瑶下至王文华等通俗小说也有高见。甚至于日本动漫《风之谷》，他竟用来作为教授卡夫卡的"道具"。可谓大俗大雅，雅俗共赏。

在某种意义上，李欧梵并非甘于固守书斋学院的传统知识分子，他表现得更像是一位公共知识分子。现代性理论是他的"手术刀"，中国现代文学是他的老本，文化研究是他的"新欢"，通俗文化是他的"业余爱好"。

晚清文化、文学与现代性

晚清文学和文化研究的新课题

林纾与哈葛德—翻译的文化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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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颓废”

 “批评空间”的开创—从《申报·自由谈》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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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诞”与“着魅”：重探施蛰存的小说世界

当代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

重构人文学科和人文素养

编后记（季进）

编后记

■季　进

若干年前，王德威曾为李欧梵编过一本《现代性的追求》，传播甚广，从此以后，“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紧紧勾连，成为论说中国现代文学最重要的维度之一。后来我也曾为李欧梵老师编过一本《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十讲》，试图呈现他在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方面的不同面向。这次有机会再为李欧梵老师选编文选，编入了近年新作及少量旧作，仍然不避重复，冠以《现代性的想象》之名，实在是想彰显李欧梵一以贯之的“现代性”的内在理路和复杂意涵。

20 世纪70 年代末，李欧梵受命为《剑桥中国史》撰写关于“现代文学”的内容，提出“追求现代性”的观念。这一概念，原本用来指涉1895 年以来直至1927 年中国文坛的总体取向，考察一个世代里面文人知识分子如何苦心孤诣地介入历史和现实，写出他们的富强与民主之梦。这里所说的“现代性”的内涵，远比今天我们所玩弄的各色“现代”理论，以及经此表现出来的对技巧或立意“新潮”“前卫”的迷恋，来得沉重百倍。“现代”和“现实”固然在中文的语境里，总也包含一丝对立的意味，但究其极，两者的牵连是何其紧密。我们今天习惯于为“现代性”加上种种前缀和修辞，如“性别”“翻译”“另类”等等，以表明其多变的面向，可是殊不知，我们视为陈旧的“现实主义”或曰“写实主义”，才是李欧梵发展他“现代观”的重要资源。

晚清流行“耳闻目睹”式的写作，过去的意见，多指认这样的“写实”不出对社会黑幕的再现和揭示，但李欧梵却从莫雷蒂的“史诗”理念里汲取灵感，认为“现实世界”或可以翻转为“世界现实”。晚清小说渐积而变，不仅借镜师法外国小说，而且更直接成为世界知识环流中的重要一环。“翻译”自然是个中推手。李欧梵既关心林纾、包天笑、恽铁樵这样的译者在处理具体文学文本上的作为，同时也在意这些译作所形塑、召唤的新的文学类型，乃至由此类型所模塑的情感结构，在一个转变时代里的价值和作用。清季小说以道德上的艰难抉择为重要的表现内容，而女子又是个中的主角，这样的模式，也许还带有传统闺怨的假面，但更大的因缘恐怕是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对女性道德世界和家庭生活的呈现。“情生驿动”，由此可见一斑。

晚清社会和思想的另一大现实，对李欧梵来说，或许是由科幻，或曰科学、理想小说这一文类来铸就的。全新的题材，以及科学背后所负载的启蒙、救亡的观念，自然是研究者所不能忘却的。但是，科学小说，同其他一切的西洋文学一样，其来有自，衍生它的语境里面充斥各种野蛮、殖民的意识，同样形成一种现实。面对这种现实，晚清的译者如何做出他们的改造，以及这样的改造又如何与时俱变，才是李欧梵念兹在兹的问题。在讨论《梦游二十一世纪》时，他和日本学者就特别注意到荷兰小说如何穿梭在中、日、英不同的语境和历史时段里，勾勒出那段有趣而多变的文本世界之旅。在这个意义上，“世界文学”作为一个复数，或许首先是指同一文本含有的不同文化形态的翻译？

科学小说所提供的思考界面，如果再做延伸，不妨还是回到现实本身。现代科技带来物质条件的更新，而更新的物质条件，又反过来为小说的发展，乃至广义的文学现实，提供了现代的支撑。在李欧梵这里，“想象的共同体”和“公共领域”，便是两个最重要的见证。报纸杂志所构筑起来的文化空间，使得各种声音有了对话、交流的可能。尤其是身处在不同时空中的人们，借助文字及其物质形态，而得以建立一种基于“想象风貌”的一体意识，并在这个人为的时空中，呼唤立国、建国的冲动，见证“物”之价值。

报刊小说的流行，必然是在声光化电的城市里面进行的。五四知识人固然对乡村世界抱有执念，但是，令这种执念可以落足的，归根结底还是都市空间及其文化环境。面对乡土世界，无论是哀怜，抑或颓废，这样的情绪，都因为有了都市的对照或容受，方能成其大。颓废者，不仅意味着节奏上断裂和脱节，同时，也是对此断裂的持续迷恋，甚至唯美化再现。表面看来，新感觉派追新逐异、放浪无形，让“颓废”变成一种“恶趣味”，但是，李欧梵却要指正，这样的颓废里面，恰恰有一个乡村世界渐行渐远的倒影，于是诡异的、恐怖的世界在诸如施蛰存的作品中魂兮归来、徘徊不已。换言之，这种“非家”的意识，毋宁不是由颓废所发出的一种反思。

当人人纵论现实主义如何直抵人心，写出社会乱象之际，李欧梵祭出浪漫主义的法典，认为“大我”的有志一同之下，不妨仍有个体生命的气息；而在左翼文学试图清算资本主义的种种，并以精神上的无上追求来鼓动民气的浪潮里，李欧梵看出，物质环境及其要素从来都不能从这种功能性的论述中被轻易排除，因而有必要重画一幅充满新文化史意味的物质地图。他从历史入文学，由微观微物查考现代，每每以游动的、边缘的姿态出击，勾画出现代中国“怪诞”“着魅”的心灵图谱和历史现实，指出现实的形象是何其多变，而现代的意涵其来路又何其多元。这种不愿立定一尊而标举主流的做法，显示了他对人文主义传统无尽的追索和思考。

在李欧梵看来，无论是现代，还是后现代，人文素养从来不止于对听说读写能力的指认，更是我们对各种各样的声音、现实的同情和尊重，懂得用知识和理性来思考人之为人的问题。他提出以“偶合”的观念来重新理解历史，以及历史进程中“人”的所在。他将“时间伦理”的问题提上台面，鼓励我们用更为开放的思路来思考古今的“接枝”、中外的“对位”，乃至所有概念范畴的“变奏”。一言以蔽之，“现代性的追求”，不是要求一个根本、一个现实，而是各式各样的“现实”“时代”和“属性”的交响。

是为记。

2018 年11 月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