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熊逸

中国当代重要的一位思想隐士，隐于市而专心著书的人。

熊逸，是一个笔名，只有极少的人识得他的庐山真面目。

熊逸坚持用这个笔名解剖中国传统文化，用学贯中西的现代视角反观中国传统文化。

内容简介

普通读者罕有知道，王阳明原是一个被翻案的奸佞。《明实录》里的王阳明不但奸邪，还很有几分色厉内荏的丑态，是一个墙头草一般的投机分子。他纵兵屠城，窃夺他人战功，散布异端邪说蛊惑人心，以邪教教主的姿态享受着信徒的阿谀与供奉。

乃至清朝编修《明史》，才算是以新一代的官修正史为王阳明做了正式的翻案。而在王阳明弟子们谦卑写就的私史里，他又仿佛头顶光环的圣徒，有神鬼莫测之能，每每还有灵异的奇遇。

媒体评价

张岱：阳明先生创良知之说，为暗室一炬。

魏禧：阳明先生以道德之事功，为三百年一人。

曾国藩：王阳明矫正旧风气，开出新风气，功不在禹下。

严复：夫阳明之学，主致良知。而以知行合一、必有事焉，为其功夫之节目。②独阳明之学，简径捷易，高明往往喜之。

梁启超：他在近代学术界中，极具伟大，军事上、政治上，多有很大的勋业。②阳明是一位豪杰之士，他的学术像打药针一般令人兴奋，所以能做五百年道学结束，吐很大光芒。

章太炎：①文成以内过非人所证，故付之于良知，以发于事业者或为时位阻，故言‘行之明觉精察处即知，知之真切笃实处即行’，于是有知行合一之说。②文成之术，非贵其能从政也，贵乎敢直其身，敢行其意也。

孙中山：日本的旧文明皆由中国传入，五十年前维新诸豪杰，沉醉于中国哲学大家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

蔡元培：明之中叶王阳明出，中兴陆学，而思想界之气象又一新焉。

三岛毅：忆昔阳明讲学堂，震天动地活机藏。龙岗山上一轮月，仰见良知千古光。

东乡平八郎：一生低首拜阳明。

高濑武次郎：我邦阳明学之特色，在其有活动的事业家，乃至维新诸豪杰震天动地之伟业，殆无一不由于王学所赐予。

冈田武彦：修文的龙场是王阳明大彻大悟，并形成思想体系的圣地…阳明学zui有东方文化的特点，它简易朴实，不仅便于学习掌握，而且易于实践执行。在人类这个大家庭里，不分种族，不分老幼，都能理解和实践阳明的良知之学。

张岱年：阳明宣扬‘知行合一’，强调躬行实践的重要，更提出“致良知”学说，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提倡独立思考具有深刻的意义。

余秋雨：中国历史上能文能武的人很多，但在两方面都臻于jizhi的却廖若晨星...好像一切都要等到王阳明的出现 ，才能让奇迹真正产生…王阳明一直被人们诟病的哲学在我看来是中华民族智能发展史上的一大成就，能够有资格给予批评的人其实并不太多。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第一章　家世

一 

嘉靖元年（1522年），已是知命之年的王阳明居越服丧，从此过了六年“百战归来白发新，青山从此作闲人”的散淡日子。任凭朝廷里新君即位，“大礼议”事件沸沸扬扬，他只是聚众讲学，不问其他。仰慕者不断从全国各地汇集到王阳明身边，其中不乏某些怀有特殊目的的人。

嘉靖四年（1525年），一位名叫张思钦的陕西儒生南下数千里，专程拜访王阳明，恳请后者为自己刚刚去世的父亲撰写墓志铭。对王阳明而言，这也算是名人注定要承受的诸多苦恼之一吧。我们今天会在王阳明的文集里看到大量或情愿或不情愿的应酬，毕竟总是有人不介意去麻烦别人的。在王阳明的时代，墓志铭几乎已成为一种流行的陋俗，比八股文还要程式化。平常人家哪有那么多丰功伟绩可以歌颂，受孝子贤孙所托的文人墨客在隔靴搔痒的姿态下又怎能写出多少感人的真挚呢？

撰写墓志铭真是何等费心费力、临深履薄的事情，王阳明当然有十足的理由推辞。但张思钦既然为了这件事情不惜跋山涉水数千里，显然怀着“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之心，不达目的不肯罢休。我们可以轻易预见的是，王阳明终于被感动，或者终于不胜其烦，满足了张思钦的愿望。但是，事情的结局相当出人意料，王阳明只用一番话便打消了张思钦的执念，还使这位孝子心悦诚服地成为自己的门生。

王阳明的大意是，我很理解你的心情，你是希望借我的文章来使自己的父母永垂不朽。这份孝心固然可嘉，却还可以再推进一步，若想揄扬父母的声名，与其托之于他人之手笔，不如托之于己。子为贤人，父母便是贤人之父母；子为圣人，父母便是圣人之父母。今天我们知道叔梁纥的名字，岂不因为他是孔子的父亲吗？（《书张思钦卷》）[见《全集》，第309-310页。]

儒家推崇孝道，《孝经》有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在这样的标准下，自身成贤成圣才是对父母最大的孝顺，王阳明正是抓住了这一点才说服了张思钦。

当然，如果站在功利主义的立场，我们会责怪张思钦缺乏概率意识：成贤成圣固然最好，但概率太低；请名人撰写墓志铭虽然只是次优方案，却实在是最明智的选择。张思钦后来果然未能成贤成圣，所以谁也不知道他的父母姓甚名谁，倘若他当真从王阳明那里求得了一篇墓志铭，后人却很容易从王阳明文集里读到他父母的姓名与事迹。只是王阳明不会认同这样的道理，在他看来，成贤成圣并不是太难的事情，每个人天生都是圣人的坯子，为什么不可以立下这样的志向呢？

从客观上看，王阳明自己倒是做到了“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正是因为他为自己挣得的声名，才会不断有人悉心考索与记述他的历代祖先的生平事迹。这些记载更得到后人认真的编辑整理，以《世德记》的名义编入《王阳明全集》，使我们可以知晓王阳明究竟是在怎样的家庭环境里成长为一代圣贤的。

二 

王阳明的先祖，一般被追溯到东汉末年的名人王览。“二十四孝”有个“卧冰求鲤”的故事，主人公王祥就是王览同父异母的兄长。王祥、王览兄弟自幼皆以孝悌著称，成年以后皆在高官显爵中幸福终老。

王览一支，终晋一代都是首屈一指的世家大族，亦即“旧时王谢堂前燕”里的那个王氏家族，其中就出了王导、王羲之这些在今天依然家喻户晓的人物。但是，在王阳明家谱里确切可考的祖先其实追溯不到如此久远，审慎的谱系应当从生活在元末明初的六世祖王纲开始。

王纲，字性常，是个文武双全的人物，尤其有一双识人的慧眼。元朝末年，王纲侍奉母亲在山中躲避兵乱，偶遇一位道士前来投宿。王纲的识鉴长才在这个关键时刻发挥了作用。他看出这位道士绝非常人，于是执礼甚恭，当夜便从道士那里学成了占筮之法。

道士自称来自终南山，名叫赵缘督，最后还以神秘的筮法为王纲预测了未来：“您的后代子孙将会出现一位名人，但您本人不能善终，何不随我一起修道呢？”王纲当真动了心，只是考虑到母亲将会无人照料，不由得面露难色。道士笑道：“我早知道您尘缘未断啊！”

这段记载见于张壹民《王性常先生传》，被收录为《世德记》第一篇。还记得我第一次读到这里的时候，竟然想到了基督教神学里《旧约》对耶稣基督的接二连三的预表。是的，王纲的生平仿佛正是对王阳明一生经历的预表，这所有的细节与关键词都仿佛是作者刻意为之的。

王纲的传奇事迹还不止于此，他还曾在刘基寒微之时准确预言了后者发迹。后来元明易代，刘基以开国元勋的身份举荐王纲出仕，那时候的王纲已是古稀之年。

王纲既然精通占筮，兼具识鉴天才，辅以丰富的人生经验，在官场上理当一帆风顺才是。但命运总有几分奇诡的色彩。当时潮州发生民变，王纲以广东参议的身份前往督运军粮，临行时对亲人说道：“我这一去，怕是回不来了。”于是致书与家人诀别，带着儿子王彦达踏上了阴霾密布的征程。

王纲在潮州成功完成了使命，意外发生在归途之中。行至增城的时候，有一伙海盗截舟罗拜，强邀王纲来做首领。海盗们每天拜请不已，但精诚所至换来的不是金石为开，而是王纲不绝于口的斥骂。失去耐心的海盗终于杀掉了王纲，一不做二不休，索性要把在一旁哭骂求死的王彦达一并杀掉。幸而贼酋有些见识，认为“父忠而子孝，杀之不祥”，听任王彦达将父亲的尸身以羊革包裹，背回禾山安葬。这时候的王彦达，只是一个十六岁的少年。

王纲的一生仿佛昭示了这样的道理：一切皆是命中注定，即便你有预测命运的本领，也没办法趋吉避凶。更加令人心寒的是，王纲之死并没有在新兴的大明王朝得到几分应有的重视，足足过了二十年时间，朝廷才想起王纲的节义壮举，于是在增城为他立庙祭祀，还要录用王彦达为官。

但是，父亲的前车之鉴使王彦达终身不肯踏入仕途，只在贫衣恶食的躬耕岁月里奉养年迈的母亲，并以先世遗书付与儿子王与准，叮嘱他只要勿废先人的文化传统即可，不可存了读书仕进的念头。

三 

王彦达这种避官场如避水火的态度其实有违儒家孝道。

在孝道传统里，读书人如果家贫亲老，那么为了奉养父母，哪怕身处乱世，也有义务出来做官。[对于这个问题，最经典也最常被人称引的文字是孟子的一段话：“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娶妻非为养也，而有时乎为养。为贫者，辞尊居卑，辞富居贫。辞尊居卑，辞富居贫，恶乎宜乎？抱关击柝。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孟子·万章下》）

]《世德记》仅仅将王彦达的反常举动解释为“痛父之死”，实情当然不止于此。

在明代初年，做官非但是第一等的高危职业，并且侮辱时刻与杀机相伴。明太祖朱元璋出身于社会最底层，在反元战争中以帮派手段统御军队，于是使明代的政治风气充满了帮派色彩，士大夫形同黑帮马仔，其地位与尊严至此降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点。

把握“帮派风格”实为我们理解明史的第一块基石，幸而帮派风格大有平民社会的意味，比起周代的封建格局、汉代的贵族习气、唐代的门阀传统更容易被今天的读者接受，甚至亲近感也更多些。

若换作以往的时代，读书人至少可以不求仕进，以隐逸生涯优游卒岁，朝廷一般并不刁难这些“非暴力不合作”分子，要么给以礼聘，要么给以优容，因为隐逸——借用江淹《建平王聘隐逸教》一文中的名言——“斯乃王教之助，古人之意焉”。但强横的明太祖只奉行简单粗暴的斗争哲学：凡不肯归附我的，都是我的敌人。

于是，读书人的仕进与否忽然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人生观意义上的取舍偏好问题，而变成一个严峻的、事关政治站队的生死攸关的问题；隐士们非但不再是“王教之助”，甚至连“非暴力不合作分子”都算不得，而变身为彻头彻尾的“反动派”。进步的洪流有十足的道德理由或将他们裹挟而去，甚至将他们碾为齑粉。譬如苏州有姚润、王谟被征不至，贵溪有夏伯启叔侄断指以明不仕的决心，下场皆是人头落地，家产籍没。罪名堂而皇之地见诸太祖钦定的法律条文：“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大诰三编》）这难免不让天下读书人惴惴不安，思忖着这样一场改朝换代看来真有一点史无前例啊！

在仕途险恶的时代，退归林泉可以避祸全身，儒生们却必须面对这个崭新局面：纵使庄子复生，怕也做不了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在远离尘嚣的泥潭里自由打滚了。

仕途是刀山，林泉是火海，除此更无第三条路可走，人生至此，何去何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