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融危机时代，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浪潮此起彼伏，中美博弈正在深刻重塑世界秩序。本书从全球化周期与霸权更替、全球货币体系变革、人工智能时代的大国角力、中国产业崛起的世界性影响、东亚产业链体系演变等宏大视野回应了中美关系发展的时代关切。

在中美战略竞争的大背景下，全书以“中美经贸关系重构”为核心叙事主线，深刻剖析其全球背景和中美原因。本书对美国对华经贸政策重大调整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逻辑，发动贸易战的真实原因，“觉醒”文化与MAGA运动的撕裂，科技右翼势力的崛起，深层政府对特朗普政策的扭曲执行，以及特朗普为何能够胜选、其精准击中了美国社会的哪些痛点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

本书系统梳理了中国的“三外路线”政策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和面临的结构性挑战，深入剖析了中国推出《中国制造2025》的战略逻辑、在东亚产业链体系中的角色转变，以及在AI技术应用和产业化落地方面展现出的强大发展势头，同时探讨了中美博弈如何进一步推动中国产业战略调整。

中美未来或将滑向“平行体系”，在这一竞争格局下中国又该如何应对？本书提出了系统性的战略思考和政策建议：实施未来起点收入计划或构建金砖币体系，以及提升国家产业链编制能力。同时，中国要加快转变参与全球化的方式，增强应对经济制裁的反制能力，推动构建更加公平、普惠、包容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推荐序一 黄奇帆

推荐序二 乐玉成

推荐序三 王一鸣

前言

第一章 中美经贸关系的变局与重构

 后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变局

 新格局下的国际竞争态势

 中美经贸关系从互补走向竞争

第二章 中美经贸关系重构的美国根源

 美国逆全球化浪潮的政治经济解释

 美国贸易理念和贸易政策的转变

 重构中美经贸关系的美国政治力量

 特朗普第一任期发动贸易战的真实动机

 特朗普第二任期经济政策的逻辑与趋势

 政治极化与美国政策的摇摆

第三章 中美经贸关系重构的中国视角

 《中国制造2025》的政治经济分析

 中国积极塑造“以我为主”的对外经济关系

 地缘政治竞争加剧中国的经济安全关切

第四章 全球经济新秩序与中美战略竞争新阶段

 逆全球化周期与霸权周期

 全球经贸失衡的货币根源与国际货币体系弊端

 技术变革能否终结产业转移的铁律

 人工智能时代的中美战略竞争

 中国工业崛起引发全球价格革命

 中美经贸关系重构对东亚产业链的影响

第五章 中美经贸关系重构大势下的中国选择

 基于无锚货币体系的福利国家和内需市场建构

 推动全球货币体系变革，构建金砖币体系

 转变参与全球化的方式

 积极应对中美平行体系的到来

后记

翟东升，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对外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生导师，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研究员，人民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现为美国乔治城大学访问学者。

主要研究：货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中国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国际战略思想史。著有《中国为什么有前途》。

朱煜，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国对外经济关系。

紧扣时事热点。本书出版时间与特朗普访华形成完美呼应。当全世界的目光聚焦“习特会”时，本书为读者提供了理解这场博弈的完整分析框架。媒体推测本次特朗普访华可能涉及的几大核心议题包括贸易与经济平衡、全球与地缘政治议题。其中，贸易与经济平衡作为最核心的议题，将影响未来两国及全球经贸关系走向。这些议题本书中都有涉及。

回应大众关切。本书对贸易与经济平衡、技术出口管制、关键矿产与产业链安全等出全面分析，系统梳理贸易战与关税博弈的深层逻辑，剖析中国“三外路线”的成果与调整方向；分阶段解析特朗普与拜登时期的科技遏制政策及其政治经济动因；深入剖析稀土与关键矿产竞争背后的东亚产业链主导权之争。通过结构性分析为读者理解中美经贸重构与未来走向提供关键参照。

全新的观察视角和分析框架。本书没有把中美经贸关系简单地看作“两个大国之间的双边游戏”，而是将“东亚产业链体系主导权竞争”作为核心分析单元，揭示中美战略竞争的本质，全面复盘和系统分析了中美经贸重构的全过程、核心逻辑、中美各方原因。

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确定性应对

大国博弈的复杂性

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学术委员会

常务副主席、研究员 黄奇帆

2026年春节假期，翟东升教授将他的新书稿寄给了我。书的主题相当精准地捕捉到了当前的国际热点与国家关切。2025年，特朗普总统开启第二任期，其一系列内政外交举措无疑是过去一年全球瞩目的焦点，深刻地冲击着既有的国际秩序与世界经济体系。

中美经贸关系重构虽表现在经济层面，但其底层驱动力源于大国竞争的必然性与各国国内政治的深刻变迁。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场斗争具有长期性与复杂性。这本书通过对世界经济变局、中美两国国内结构变化及全球秩序变革的系统论述，为我们勾勒了中国重塑全球化的可能路径。在这种复杂的大国博弈中，我认为，最大的确定性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景。

以“投资于人”构建“以我为主”的全球消费大市场

人类社会工业化近三百年来，德国、美国、日本都曾先后登顶贸易顺差的巅峰。2025年，中国货物贸易顺差突破1万亿美元，这不仅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高，更是人类贸易史上单个国家对全球出超的峰值。但站在这一历史性时刻，我们不应再盲目追求数字的扩张。

长期以来，中国习惯了扮演“世界工厂”的全球分工角色，将巨额贸易顺差所获得的外汇储备视为一种国家财富积累。当中国的货物贸易顺差突破万亿美元大关，企业实际利润并未同步上升，2025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仅增长0.6%。为何近年来中国产业在国际市场强势崛起，货物出口却有明显“以价换量”特征，企业的实际利润与国内的边际消费却未见同步跃升？

这本书提出，适度削减成熟行业的出口退税，将其腾出的万亿级财政空间转化为国内的社会福利支出。过去，高额的出口退税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对海外消费者的变相补贴，不仅不利于促进进出口平衡，也容易引发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这笔出口退税的财政“经费”应该通过发放育儿补贴、提高农民养老金、加强职业培训，从“补贴海外消费”转向“投资国内民生”。只有切实降低中国家庭在住房、教育、医疗、养老上的负担，才能从根本上激活内需。只有居民“有钱花、敢花钱”，中国才能真正构建起“以我为主”的全球消费大市场。

这本书敏锐地指出，财富的真正来源是人。根据中央“投资于人”的发展理念，这本书借鉴美国走过的道路，提出了未来起点收入计划，主张国家应当通过适度扩张中央政府的信用，为年轻人提供一份稳定的起点资助。且不谈这一计划的可行性和合理性，中国扩大内需，做优做强国内大循环，提高劳动者收入也是重中之重。只有让劳动者有钱消费、有闲消费，中国的内需市场才能真正成为全球经济的压舱石。

历史经验证明，单纯的出口大国未必是经济强国，而进口大国往往能掌握主动权。中国当前主动扩大进口，是经济发展阶段演进的必然选择。当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买家时，中国才能掌握更强的大宗商品定价权，改变国际贸易中“价随人定”的被动局面。

特朗普两度对中国发起贸易战，无疑是过去十几年中美经贸关系重构的重要表现形式。这本书第二章对美国贸易政策转向的国内政治经济分析非常精彩，引导读者深入了解：全球化为何遭遇逆流，美国立场巨变的深层逻辑与国内根源何在？特朗普为何能够胜选，他精准击中了美国社会的哪些痛点？第三章则对《中国制造2025》出台的政治经济逻辑做了非常详细的分析，解释了《中国制造2025》为何会引发西方舆论的强烈反弹，导致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发动中美贸易战。这两部分内容完整地呈现了中美经贸关系重构的国内根源，值得读者细细品读。

在中美博弈中，市场是第一性的，是王牌，即这本书所说的“市场即权力”。在经济层面，任何一项新兴技术只有被市场的用户、消费者接受和普及，才有进一步商业化、产业化的可能。这时，超大规模单一市场能够创造可观的市场收益，从而为相关技术路线吸引持续的资金投入。在政治层面，对外开放的国内大市场可以成为本国的一种对外权力来源。中国之所以在2025年关税战中敢于斗争，对等反制，成为唯一没让特朗普敲诈成功的国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市场给的底气。

美国政客嘴上的“脱钩”，我们在战略上可以藐视它，因为无论哪个国家都不会自动放弃中国市场。中美经济脱钩的本质是一种违背市场规律的政治操弄，其底层逻辑在于美国试图通过政府力量，采取技术封锁、生产割裂和市场切割等方式来遏制中国发展，但全球产业链深度融合决定了脱钩代价远超收益。如果美国政府强制美国企业与中国市场脱钩，导致供应链中断，中国企业一定会在短期内寻找替代来源，转向国产替代或寻找其他进口渠道。与中国脱钩等于自己放弃中国市场。在美国这种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下，跨国公司的企业家不会完全听从美国总统的指令。美国政府一届任期就只有四年，但企业要对董事会负责，对企业的长远利益负责，等于哪家企业会跟着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美国政府玩短命的游戏。中国的营商环境做得越好，市场越大、越开放，世界就越不会跟我们脱钩。

中国本土具有超大的市场规模，这几十年在中国投资的外资企业，其产品约有70%是在中国市场上销售的，剩余的约30%是外资企业生产出来用于出口的。这些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如果撤离中国，等于丢弃了它们约70%的市场份额，这也是确保全球产业链留在中国的决定性因素。这种超大规模单一市场所产生的红利，即市场红利。就规模而言，中国人口有14.11亿，占全球总人口的比例接近20%。就市场结构而言，中国是单个一大的市场。单一市场是指法律体系统一、税务体系统一、商业规则统一、语言文化统一的市场。就工业基础而言，中国是全要素、全门类、全产业链集成的经济体。这三者叠加在一起将产生成本下降的“规模经济”效应、对全球资源要素的“引力场”效应、抵御各种内外风险的“大海效应”。这三种效应是中国超大规模单一市场所带来的，是中国发展到如今这个阶段自然产生的新红利，也是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所蕴含的自然逻辑。

让人民币成为世界经济的硬通货

当下的国际经济秩序，正经历二战以来最为深刻的解构与重组。从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到1971年的“尼克松冲击”，美元通过与黄金脱钩、与石油交易挂钩，建立了一套支撑半个世纪的无锚货币霸权。然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近年来美国对美元特权的滥用，使这一体系的内生矛盾已接近爆发的临界点。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这本书提出构建一种新的超主权储备货币体系，即依托扩员后的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推出金砖币，柔性挂钩大宗商品，构建一种针对美元的替代性货币体系，通过金砖银行与共同债券，促进成员国贸易平衡与财政共享，制衡美元霸权。这种构想目前看虽然面临巨大挑战，但其逻辑根基深植于世界各国对一个更加公平合理、更可持续的国际货币新体系的强烈诉求。

我认为，一个贸易强国的货币地位，往往由其支付能力定义。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产业竞争力的提升，赋予了人民币更坚实的底层支撑。展望未来十年，伴随着产业链向高端迈进，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有望从当前的7左右稳步升值至6左右的水平。到2035年，尽管人民币计价的人均收入翻番尚需时日，但换算成美元计价，我们的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有望从目前的1.3万美元档次，跨越到2.5万~2.6万美元的新台阶。人民币汇率的适度升值，本质上是让全体人民共享大国崛起的红利。同样的钱，将能购买到更多的全球商品与服务，出境旅游和海外购物将变得更加轻松。这种“购买力”提升既能通过扩大进口来平衡国际贸易，也标志着中国正从“通过廉价劳动力换汇”转变为“通过坚挺货币购买全球”，真正实现国际收支平衡表的重构。当中国有能力将本币支付到全世界时，人民币才能真正算是全球范围内的硬通货。

翟东升教授以学者的前瞻性勾勒了这幅世界蓝图，无论是决策者审视扩大内需的战略路径，还是普通读者深入了解美元体系运转的底层逻辑，这本书都提供了一个极具启发性的观察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