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单读》全新原创策划，直面当下困境，捕捉重要议题，邀约作者向不同领域的学者、行动者提问，形成9篇长访谈——
许知远对话编辑锺叔河，郭玉洁对话文化学者戴锦华，柏琳对话文学学者景凯旋，杨潇对话历史学家罗新，范西林对话人类学家项飙、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吴琦对话生物学家吕植，晓宇对话法学学者劳东燕，罗丹妮对话心理咨询师崔庆龙，叶三对话短视频博主张乔木（思想史万有引力）。
★ 以开放、深入的对话，应对普遍性的忧虑，“多谈谈问题”，从网络暴力、大数据、历史热、民粹主义、大象出走、“躺平”等现象聊起，梳理事件的来龙去脉和社会语境，反思影响着今天我们“时代情绪”的复杂因素——
互联网进入中国以来，媒介的变化引发了什么样的文化和社会变迁？我们还需要文学吗? 我们需要怎样的文学？历史是不是成为人们的某种安慰？历史学家守护的到底是什么？择优录取为什么会成为一种不公正？对个人成功的崇拜危害在哪？环境问题实践层面的真实情况是什么？公众如何有效参与其中？法律如何使良好的社会秩序成为可能？是不是存在普遍性的精神抑郁？个人如何找回快乐？西方哲学对今天的人意义在哪里？为什么年轻人普遍无意义感、无价值感？……
★从九十岁老一辈学人到青年KOL，不同代际的受访者以个体的生命经验和具体选择为出发点，分享面对变化无常的外部世界，如何守住自己、与无力和消沉作战，从小的单位开始重建——
“我不是有勇气或者有可能讲我有想讲的话，但是我绝不讲一句我不想讲的话”（锺叔河） ，“记录现实就是一种行动”（罗新），“在附近、在触手可及的生活中找到意义”（项飙），“不要浪费粮食，不要害怕虫子”（吕植），“每一次苟且的让步，都会使得自身的自由空间越来越小”（劳东燕），“在自己定义的价值体系里，体验到不断积累、丰富、前进、变化的感觉”（崔庆龙），“一个人文主义者应该坚定地同机械主义、决定论、宿命论做持久的斗争”（张乔木）……
★ 次收录漫画作品，八位独立漫画作者同题创作，一人一张画出年轻一代眼中“一半的自由”的世界——
2022年夏天，单读在新媒体开设了新栏目“放画”，向漫画作者开放征集，在部分语言失效的时刻，用另一种表达形式留住当下的感受。这些漫画作品分为两组，勾食、義虎、易达、kkcit、Lu Ran画下无时无刻不感受到自由的条件的“半自由”生活体验；陈炫冰、常箩、予飞则用画笔记录下了过去几年“读大学”的另类经历。

第33辑《单读》由九篇长访谈组成，针对历时性的问题，邀约许知远、郭玉洁、柏琳、杨潇、晓宇、叶三等作者，向不同领域的学者和行动者提问：鍾叔河、戴锦华、景凯旋、罗新、项飙、迈克尔·桑德尔、吕植、劳东燕、崔庆龙、张乔木（思想史万有引力）。
这些问题关乎今日我们置身其中的重重危机，比如互联网上的心理极化、普遍的情绪低落、历史叙事的滥用、精英教育的不公、生态环境的恶化等；也关乎个人如何从小的单位开展重建。在这个“下沉年代”，相信“提出问题，是一种维持基本尊严的方式”。
本辑单读次增设漫画栏目，将纸面交给年轻的漫画作者们，表达新一代人的“半自由”生活体验。

许知远×锺叔河：真理有可能早过时代， 但是寻找真理与时代无关
郭玉洁×戴锦华：火焰与黑洞——媒介的变化，如何改变我们
柏琳×景凯旋：在人性残缺的时代，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罗新×杨潇：太多人滥用历史， 历史学家应该监督对历史的叙述
范西林×项飙、迈克尔·桑德尔：走出对成功的崇拜——从精英的傲慢看优绩主义陷阱
吴琦×吕植：人应当有取舍，保护环境应当讲公平
晓宇×劳东燕：法律的核心问题是， 良好的社会秩序如何可能
罗丹妮×崔庆龙：下沉年代，我们该如何保持乐观
叶三×思想史万有引力：我就想追求一些纯粹的无用之学
放画:一半的自由 勾食、義虎、易达等

吴琦，《单读》主编，播客《螺丝在拧紧》主播。与项飙合著谈话录《把自己作为方法》，译有《下一次将是烈火》《去山巅呼喊》。
锺叔河，1931年生，湖南平江人，定居长沙。曾任《新湖南报》编辑、记者，1957年被划为右派，开除公职。此后以做工糊口，但仍不废读书。1970年因言论被捕入狱，1979 年平反出狱后拒绝回报社，到湖南人民出版社工作。 1982年评为编审，1984年任岳麓书社总编辑，1988年调湖南省新闻出版局，直至离休。1994年获第三届韬奋出版奖。著作有《走向世界》《从东方到西方》《锺叔河散文》《念楼学短》《学其短》《笼中鸟集》《小西门集》《与之言集》《儿童杂事诗笺释》《锺叔河书信初集》等。编订和主持出版的作品有“走向世界”丛书、“凤凰”丛书、《周作人散文全集》《曾国藩往来家书》等。
许知远，作家，单向空间创始人，谈话节目《十三邀》《十三游》主创。出版书籍包括《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游荡集》《那些忧伤的年轻人》等，作品被翻译成英、法、韩等多种版本。
戴锦华，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电影史、大众文化以及女性文学。参与建立了中国一个电影史论专业，并于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建立中国一个比较文化研究室。著有《镜城突围——女性·电影·文学》《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雾中风景——中国电影文化1978—1998》《电影批评》等。
郭玉洁，媒体人，专栏作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先后任《财经》记者、编辑，《生活》《单向街》（后更名为《单读》）主编，《Lens》主笔，路透中文网、纽约时报中文网、彭博商业周刊专栏作家，《界面·正午》联合创始人，《正午故事》主笔。2011年前往台湾东华大学攻读创意写作学位。著有非虚构作品合集《众声》。
景凯旋，中国古代文学博士，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同时关注东欧文学的翻译和研究。著有《唐代文学考论》《在经验与超验之间》《再见那闪耀的群星：唐诗二十家》等，译有《为了告别的聚会》《生活在别处》《我快乐的早晨》《地下：东欧萨米亚特随笔》等。
柏琳，独立记者，青年作家，目前正进行巴尔干半岛的历史文化写作。著有《双重时间：与西方文学的对话》。
罗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系教授，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史和中国古代民族史。专业代表作《中古北族名号研究》《黑毡上的北魏皇帝》《王化与山险：中古边裔论集》等，著有《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有所不为的反叛者：批判、怀疑与想象力》《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等。
杨潇，记者、作家、背包客。2004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先后供职于新华社、《南方人物周刊》《时尚先生Esquire》， 2013—2014哈佛尼曼学者。从2010年起周游世界，尝试一种融合时事、历史、智识讨论与人文地理的叙事文体。作品两次获得《南方周末》年度传媒致敬，三次获“腾讯”华语传媒年度盛典单项奖。出版个人作品集《子弟》、长篇非虚构作品《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
项飙，1972年生于浙江温州，1995年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完成本科学习，1998年获硕士学位，2003 年获英国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博士学位。现为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著有《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技术劳工》等。
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著名哲学家，哈佛大学政治哲学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索邦大学客座教授，牛津大学博士。桑德尔是社群主义代表人物，坚持批判自由主义的个人观，反思公共生活与公民问题，其代表作《公正》《金钱不能买什么》被翻译成27种语言，畅销全球并引起热议。美国政治学会授予其特别成就奖，《外交政策》评选他为“全球杰出思想家”之一。桑德尔致力于“公民教育”的通识理念，他的传奇公开课《公正》是哈佛大学历史上累计听课人数多的课程之一，也是哈佛大学一门在网上免费开放的课程。
范西林，牛津大学政治经济哲学（PPE）大三学生，2022牛津中国论坛副主席。
吕植，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女科技工作者协会副会长，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创始人。吕植教授致力于自然保护的研究与实践的连结，寻求自然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基于证据的实用解决方案。她长期在中国西南山地和青藏高原开展大熊猫、雪豹等濒危物种的研究，观察自然与人类活动的互动。近年来，她专注于探索人与自然共存的机制和条件，并通过经济激励、文化价值观和政策改进等途径推动乡村社区主导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恢复，以及公民科学实践。
劳东燕，法学博士，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刑法学。发布表学术论文九十余篇，著有《功能主义的刑法解释》《风险社会中的刑法》《罪刑法定本土化的法治叙事》与《刑法中的学派之争与问题研究》等，译有《法律科学的悖论》等。
晓宇，1991年生，湖北武汉人，青年作家、学者，英国牛津大学博士，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研究员，曾供职于联合国，从事冲突协调和国际发展的工作。现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长期进行评论和非虚构写作，作品见于《单读》、《小说界》、洛杉矶书评中国频道，《三联生活周刊》、澎湃新闻、《卫报》（The Guardian）、《外交家》（The Diplomat）等。出版有《利马之梦：晓宇的拉美笔记》。
崔庆龙，二级心理咨询师，心理博主，常在微博上记录自己在工作和生活中的思考与感悟。经营有公众号“DeepMind深思”，内容主要涉及精神分析临床与生活的体验式分享和一些泛心理学的深度思索。
罗丹妮，图书编辑。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毕业，先后供职于中华书局、理想国，现为单向空间编辑总监。
张乔木，短视频账号“思想史万有引力”的创作者。通过通俗易懂的方式普及思想史知识与哲学理论，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和肯定。
叶三，作家，媒体人，前记者。著有《回放》《我们唱》《九万字》《腰斩哪吒》等。

许知远：如果您对年轻人有意见或者建议的话，成为一个人重要的是什么？要坚持什么，重要的东西应该是什么？
锺叔河：首先，我没有什么资格可以向年轻人说教。因为作为个人来讲，不论从什么意义上来讲，我都不是一个成功的人，我的一生是很坎坷的，我也没有更多的经验可谈。我平常翻来覆去讲得比较多的就是如果有可能，多读一些书，多看一点书。我认为，书读得越多越好，也没有什么建议应该读哪一类的书、要读谁的书。我认为，凡书是有的书，只要是书便可读。有些是不能称之为书的，关于这个我们就不再展开去谈了，书多看总是有益的。当然看书也还是要动脑子，不完全是眼睛的劳动。中国有一句老话，“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原来在国立师范学院的时候，师生办过一个刊物叫作《学与思》，这个名字就是从这句话来的，取得很好，多看书只能算“学”，但是还要去“思”。 有的历史，都不会按照公式去进行，每个国家和每个人是一样的，都有它的个性，走的都是特殊的道路。有一些时候，一些偶然的人，或者偶然的事情可以影响历史几百年，这是我们做不了主的事情。好比我生来是锺昌言的儿子，这个我是没有选择的自由的。你还很小，到我这个时候还有四五十年，你还会看到很多东西。而且我认为它是一个加速度，历史的变化不是匀速的运动，而是加速度的运动，将来你会看到很多变故，也会经历很多事情，到那个时候你会回想起今天我们的谈话。
——《真理有可能早过时代，但是寻找真理与时代无关》
郭玉洁：这样听起来是不是有些悲观？如果说这是一个全球性的情感结构，它不仅已经形成，而且如此庞大，不仅存在于网络上，也在现实中发生作用，我们身处其间，似乎也并不存在逃离的可能，还有什么别的可能性呢？
戴锦华：……而就我保持持续、相对近距离观察的网络文化场域而言，我的思考形成了两个描述，而它们彼此间又形成了某种接续，透露出某种变化。
其一，我称之为“自我催眠、自我说服”。类似体察首先来自我对经过规范并出圈的网络文学、其中的亚文化脉络的阅读。初的体认，是我在其中读到了某种结构性的共同，那便是对秩序、对既存秩序的尊重。秩序的维系，成为叙述的结构与意义的先设。其中有趣之处在于，这份尊重，并非出自由衷的认同和确信，而是出自对秩序崩解的恐惧。在多种各类文本中，既存秩序并非美稳固、人性合理，而经常是不尽如人意，甚至沉重酷烈。但尽管如此，它仍确信尝试变革秩序可能造成失序和灾变。因此，成为文本叙事与意义结构先设与共识的，与其说是对秩序现实的倾心认同，不如说是对社会变更的拒绝和否定。我曾经谈到过，我初接触的所谓女性向的古（代）言（情）与古（代）耽（美）中，对“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的引用率之高，到了不容忽视的程度。从网络文学伴随互联网莅临中国而萌生，到全盛状态，某些通常被归类在男性向之下的玄幻、魔幻小说写作，其中不时包含了一种超越性的力量或一组超然性的角色的设置，其设定功能通常不是匡扶正义、惩恶扬善，而是对诸社会势力间的相对平衡的维系，以期达成既存秩序状态的延续。江南的《九州·缥缈录》里的天驱武士可谓始作俑者。这组曾被我戏称为中国的“圣殿骑士团”的角色，显然服务于迥异的意义与功能。而在类似文本的影视剧改编中，为“积极”的例子诸如《琅琊榜》：仍是在完全保有既定秩序、权力结构的前提下，置换具体的功能单元的占据者——明君换昏君，清官换贪官，兄友弟恭换骨肉相残；于是，成就一个既有秩序修复后的太平世界，朗朗乾坤，海晏河清。（后面这个词组，同样是相关网文中出现频率高的HE /大团圆结局的需内容。）你或许可以从传统文化中的“补天情结”去理解类似的设定与症候，但我更倾向于强调其中强烈的自我说服、进而自我催眠的意味，因为即使在明确的类型写作或架空拟古书写当中，许多流行文本仍表现出诸多作者敏锐的社会观察和体认，对权力逻辑的明敏窥破，对世间之不公不义的展露。然而，他们不约而同地凸显了对实施社会变革所可能造成、经历的动荡、失序的巨大恐惧。叙事过程事实上成了某种经由自我说服而说服人的过程。故事展露了不如人意、甚至不堪重负的现实，但同样有力、甚至更有力地铺陈改变的意图与尝试，只能引起更大苦难的降临。于我，这仍可能在关于20世纪/端的年代的历史记忆层面上获得解释。……
——《火焰与黑洞——媒介的变化，如何改变我们》
柏琳：听您这么说，我突然思考起学问对人生命的意义来。就说文学吧，我可不认为文学是“学问”，我会说，文学就是人学。可是问题是，我们今天还需要文学吗?
景凯旋：我们仍然需要文学，今天的世界正在发生剧变，新冠大流行、俄乌战争和端气候，都是有的，意味着世界将不会再回到过去的全球化时期，即和平和发展的时期。前些年曾有一个词：小时代。所谓小时代就是和平和多元的时代，是普通人想要过的正常生活。但是，这个时代结束了，我们又将迎来一个大时代，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
在这个意义上，我感到一个文学的时代又到来了，这是因为各种社会人文学科，如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新闻学、甚至哲学，其特征都是求同，只有文学是求异，其评价标准是它的独特性。大时代迫使人们面对同样的问题，要求人的同一性，而正如布罗茨基所说，文学教给我们的是人之存在的孤独性，在艺术走过的地方，在诗被阅读的地方，人们会发现异议取代了期待中的赞同。当其他学科都要求有一个统一结论的时候，文学是个体维护其独立性的后的堡垒。此外，处在一个大时代中，我们对亚里士多德的“诗比历史更真实”也会有更深的体会，即以唐诗而论，公元755年发生的安史之乱是一个大事件，盛唐从此衰落下去，但无论有多少史家记录和描述这段历史，都远不及杜甫的“三吏三别”、《北征》《羌村》给后人留下的永不磨灭的历史记忆和人性表现。正如王鼎钧说的，“大人物属于历史，小人物属于文学”，“历史记得一将功成，文学记得万骨枯”。某种意义上，如果没有安史之乱，杜甫达不到这样的高度，成为不了一个伟大的诗人。
我的意思是，小时代没有时代的强烈问题，也没有人性的大冲突，就像流行文化和商业广告提供给我们的世界面目，它迎合时代而不是对抗时代，永远宣扬的是相似的成功学，缺乏对人性的洞察力，这或许也是几十年来世界范围内没有产生文学巨作的原因吧。因此，就文学创作来说，当今的动荡不安也许是一个好的时代，我期待会有文学巨作产生，深刻地表现这个时代的危机，拓宽文学探索人性的边界。
——《在人性残缺的时代，成为一个完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