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到APP总编辑李翔对话《人民文学》前主编、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
“文学教父”李敬泽传记体访谈录
犀利点评文化、教育领域弊病
讲述《红高粱》《中国在梁庄》背后的故事
折射中国文学四十年发展历程
●一杯咖啡的价格，
遇到链家左晖/瓜子二手车杨浩涌/水滴沈鹏/《无名之辈》饶晓志/BOSS直聘赵鹏/新荣记张勇/小罐茶杜国楹/三顿半吴骏……
与我们时代的价值创造者详谈。

● 李敬泽是一位文学家。在文学家的称谓之下，他又有着更加多元的身份。他是一位编辑，一位评论家，一位写作者，还是中国作家协会的副主席。
他十六岁以河北省高考文科状元的身份进入北京大学。北大毕业之后，从《小说选刊》到《人民文学》，李敬泽一直留在中国作协的体系内，再也没有离开。
为什么要了解李敬泽？
一个答案是，他是中国有影响力的文学编辑和文学行动者之一。他目睹了20世纪80年代一批典作家的崛起，发现了90年代一批颇有潜力的作家，并推动了2010年开始的包括《中国在梁庄》等作品在内的文学“非虚构”写作。基本上我们可以把李敬泽视为一面镜子，从这面镜子的折射中，看到一部李敬泽版本的文学史。
另一个答案是，你可以把他视为当代中国人在智识上的一个样本。李敬泽经历了文化在20 世纪80 年代从封闭到开放的转变，文学和文化的繁荣，经历了90 年代之后急剧的市场化和商业化。外部世界的种种变化和他在其中的行动，让他的内在经验和精神世界更加多元和复杂。
当然，除此之外，同样让人好奇的是，在拥有世俗意义上的成功的同时，他如何能够面对复杂保持平静，有所坚持但又不愤世嫉俗？
●《详谈》：一部以人为单位的价值创造史/与我们时代的优秀同路者对话
《详谈》丛书，是一个长期的知识工程。作者李翔会努力找到这个时代优秀的商业实践者和价值创造者，请他们分享种种实践经验、做事方法，以及经历过的挫败和收获。这套书，献给始终保持开放与好奇的你。

目　录
李敬泽是谁 001
一部分 从石家庄到北大
故乡和熔炉 012
石家庄少年 020
乡村经验 027
社会运动和成长期 032
阅读经验和距离感 036
北大和一代人的特殊性 041
第二部分 文学编辑之路
选择和预期 050
《小说选刊》 054
《人民文学》 067
年轻的主编 072
第三部分 编辑手艺和文学生活
90年代的文学生活 082
判断力和开放性 089
气盛 091
编辑的传承和杂志的竞争 094
编辑和作者 097
作者的脆弱 104
做事人的视角 109
第四部分 从“五四”到当下的文学
“五四”建立的基本范式 114
从大的时间尺度上看文学 118
80年代的庞然大物 124
文学在精神生活里的中心性 129
网络文学和流行文学 133
非虚构 138
诺贝尔文学奖 143
第五部分 读书、写作和阅世
阅读的兴趣 148
参与塑造精神世界的作家 153
作为私人生活的阅读 161
批评家 166
《会饮记》和《青鸟故事集》 171
《咏而归》和春秋气象 175
文学人格 179
后　记 191

李翔（作者）
资深媒体人，得到App总编辑，《李翔商业内参》《李翔知识内参》《巨富之路》等系列课程主理人。曾任《经济观察报》主笔、《彭博商业周刊》中文版副主编、《财经天下》出版人、《时尚先生》主编。著有图书《趋势》。

北大和一代人的特殊性
李翔：您在十六岁就作为省里的文科状元考上北大，当时算是比较轰动的事情吗？
李敬泽：可能还是有点轰动，当然和现在的轰动不可同日而语，据说是上了报纸，我爸我妈也很骄傲。现在我只记得，分数出来那天我从学校回来，家里摆着一个大西瓜，一听说是一，我爸大手一挥说，切瓜！瓜很甜，对我来说状元的滋味就是西瓜的滋味。
李翔：您还记得您当时的高考作文吗？后来每一年高考作文都被炒得很热。
李敬泽：早忘了。从来不记这些事。我是石家庄二中毕业的，二中那时候就是河北的名校，我是校史上的一个状元，所以前几年他们从二中的档案里把我的高考分数抄了出来拿给我，现在也忘了。
李翔：我看过陈平原教授的一个采访，他讲后来有人把他高考时写的作文拿出来，重新登到报纸上，跟现在的高考作文对比。他会认为那时候自己写的其实是不好的。
李敬泽：你万别把我的高考作文拿出来，肯定没法看。客观地说，就教育的一般水准而言，现在比那个时候要好多了。
李翔：现在基本上是军备竞赛级别的教育了。
李敬泽：对。我们那一代基本上算是中国当代以来后一代被放养的孩子。
李翔：放养肯定有很多优点。
李敬泽：这都是相对而言吧。每一代都会把自己独特的经验化作某种象征性资本，我觉得这也算不上什么资本。后来放养就不可能了。在我的童年经验里，下了学之后会在城市里乱转。我估计现在城市里的很多孩子从幼儿园到大学，除了他的生活路线之外，这个城市对他只是一个景观化的存在，是爸妈带着他到哪儿哪儿玩的。那跟自己乱转确实不一样。
李翔：这个城市基本上完全是由景点和商场构成的了。
李敬泽：对，除了他的生活线，就是景点或商场，所以这个城市常常对他来说就是一个景观。当然这也没什么不好，因为现在我也没想出我乱转好在哪里。（笑）
李翔：80年代初北大的氛围是什么样的？那时候您刚到北大读书。
李敬泽：我上北大是1980年，十六岁，就是一个少年。现在回过头看，我感觉还蒙着呢，所以现在上大学十八岁起我觉得特别好。
我在北大这四年，除了上课读书也没有热烈地参与过什么，基本上是晃悠过来的。一方面可能因为我年纪小，我在我们班算小的，大的都四十出头了，所以人家不爱带一个小孩玩儿。另一方面，我自己也比较懵懂，喜欢一个人待着，对集体活动本能地没有什么热情。我在北大几乎没参加过什么学生社团，那时候学生社团非常活跃。一到晚上，我或者去图书馆，或者去未名湖边坐着，就是找张椅子坐着，并不是在那儿谈恋爱，大学四年我没谈恋爱，没人跟我谈。所以同学给我一个外号叫“夜袭队长”，“夜袭队”是早期战争电影经常出现的敌伪武装。到现在大学同学一说“队长”，就是我。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带着一群人，就是我一个人。
李翔：没有队员。
李敬泽：没有队员。所以实际上是挺疏离的。但北大的特点就是这样，我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好。后来2018年，北大中文系毕业典礼请我作为老校友致辞，我就讲，回顾我的哪些具体知识是从北大学的，我还真不能确定，很难分离出在北大具体学了什么，但北大确实能够给你很多好的、终身受用的东西，包括给你自信。
当然自信的反面，就是北大人的讨厌。我那篇致辞的题目叫《北大人的“旗杆”》。孙猴子跟二郎神打斗的时候，化身一座庙，但尾巴没处藏，只好立一根旗杆。北大人的气质就像那尾巴，没处藏，总要立出一根旗杆来。好处是他的自信和骄傲，坏处是可能就会孤芳自赏，不好好与人交流，不善于与人合作。
在毕业典礼上，作为过来人对年轻人提一点建议，我不想在那儿端一碗自己都不大信的鸡汤，所以我跟他们谈的是非常实际的问题，就是作为一个北大人，融入一个机构、一个组织，是有一定难度的。在很多大学，可能一个人进入大学就已经开始融入社会了，但在北大，常常是你进去了以后，它强化了你的这种“不融性”，北大人身上的这种气息真是猴子的尾巴，是好是坏也真是两说。我自己到现在可能也还立着旗杆，但我也并不怎么喜欢那条尾巴。
李翔：我看一些学者的回忆，那时候大学里面会有“隔代亲”“隔代遗传”的现象，比如1980年进北大读书，其实面对的是更老的教授，相当于跳过了中间的一代人，直接跟老一辈的人交流。您那时候有这样的感受吗？当时北大也有很多老教授，像吴组缃、王瑶。
李敬泽：这是那些后来踏上学术道路、成为大学者的人，他们要建立一个道统，要去确立一个学术传统的谱系。如果你后来读了硕士、博士，你会和老先生们有直接的接触。我一个本科生，平素给我们上课的，还是中间这一代，严家炎先生、谢冕先生、温儒敏先生、袁行霈先生，等等，年轻的就是曹文轩先生了。吴组缃、王瑶先生我不记得是否见过，印象很深的是有一次看见朱光潜先生走过去，一头白发，颤颤巍巍的，穿着一件黑色的呢子大衣，我赶紧跑过去搀着他上了台阶。
但是你这个说法也有道理，20世纪60年代初出生的这一代人，大概是中国近代以来幸运的一代。比如在我的历程里，一路走过来，确实那种直接的代际压力不明显，都是比你大十几岁、几十岁的人，没多少人压着你，挡着你。之所以说这是幸运，是因为并不是我们有多么优秀，而是历史的节奏正好就是这样。
我二十岁参加工作之后，我前边的、决定我命运的常常是五十多、六十多，甚至七十多岁的人。他们对我都充满了赏识和宽容——你是个聪明小孩，你偶尔不靠谱他们也能包容，他们也很乐于给你提供空间。这可能不仅是我，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特殊的际遇。
所以我现在也将近六十了，回头看看，特别理解年轻人甚至中年人的那种焦虑、郁闷和无名火。有时喝了三杯两盏酒，我也会跟我的同代人说，悠着点吧，给别人留点空间，不要什么都抓在手里。在大学里，你要七十岁才退休，你把什么都抓在手里。你想想下面这些三十多岁、四十多岁的人怎么办，他们得熬到什么时候？现在这确实是个问题。从代际上说，按部就班，压人很严重，还是要想办法让有才华的人不要靠熬，熬着熬着人就拧巴了，才华也没了。
李翔：之前您也提到过大学中文系的教育，会有自己的一些意见。您在北大中文系的时候，接受的是怎样的教育？
李敬泽：1980年到现在（2022年）已经四十二年，我的经验完全不具备参考价值。我在北大的时候，从学业上说完全是放养状态，我自己没什么方向，也没人给我一个方向。我的毕业论文做的是现代文学，蒋光慈 ，一个早期革命作家，我现在也想不起来为什么要做他，我其实对他没什么兴趣。这种放养状态我自己没觉得不好，但是，不把自己放进去，只是作为一个局外人来看，我确实觉得，几乎每个大学都有中文系，但中文系到底学什么，始终是个问题。北大中文系一百多年了，是中国现代大学里早的中文系，那肯定是要搞研究的，于是搞出了“文学革命”“整理国故”，但现在那么多中文系，全中国需要那么多人搞研究吗？
其实自古以来，广义的文章之学就有极强的实用功能，是一种实用的社会和文化建制。我近看到一篇文章讲，初的原始国家，两件事是基本的，一要记账，于是算术被发明出来；第二要有信息的收集、发布和流通，就得有人处理文书。所以它有很实用的功能，直到现在，在复杂的现代社会其实也是这样。但实际上每一个中文系的学生到了一个单位，真正进入实用层面的时候，都要经过痛苦的蜕变，因为你发现你原来学的几乎完全用不上，学了屠龙之术，但是并没有龙。我觉得我们的中文教育要思考这个问题。所以每年高考作文题出来，媒体经常找来让我谈一下，我说我没有这个兴趣。
李翔：每年都来采访？
李敬泽：我哪年也不谈，没兴趣蹭这个热度。你非要让我说，我会说作文出题首先要归结到一点：为什么要作文？对一个孩子来说，对我们的社会来说，为什么要有作文这件事？我们期待着孩子由此获得什么样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对社会、对他们自己都至关重要，以至于须教育和培养。这样的问题我们现在好像没想清楚，好像也不大想，所以就乱出题。十八岁的孩子，你是要让他变成诗人、变成散文家吗？本年应届考生一万，谁的诗写得好，或者散文写得有文学性，就是好作文？好像都没有深思熟虑，结果就变成每年各地的考试院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在这个问题上，整个社会和整个人文教育领域都没有想清楚。古代是想得非常清楚的，就是一写八股写策论，训练你掌握基本的社会话语，训练你的逻辑思维和规范表达的能力；第二写诗，让你有基本的共情能力。一个同理心、一个共情心，有了很明确的目的之后，再说考什么、怎么考。古代科举也不是为了考出文学家来。我们现在把作文变成一个文学问题，我觉得是糊涂。虽然我是搞文学的，但我觉得不能这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