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原名《两宋史研究汇编》，初版由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作者提倡多元化的历史观，认为研究历史需要学者根据史料近乎情理地测度，探索真相，故改今名。本书稿是一部深入探讨关涉宋代几个大历史侧面的论文集，讨论的都是两宋朝廷重文轻武、文官制度、包容政治乃至秦桧、岳飞评价等问题，作者在大量文献基础上不囿旧窠，提出新见，对于学界进一步拓深宋史研究有启发价值。

本书是美籍华裔宋史学家刘子健先生的代表作之一，所收集的多篇主题文章体现了作者多元化的历史观。作者由封禅祭典、君主与言官的关系、政治上的包容性来观察宋代的君权和政治特色，由岳飞、秦桧、王安石、曾布、梅尧臣等人来观察宋代士大夫与武将的风格类型，由地方官学私学的消长、考场弊端、道统之成立来观察宋代的教育与道学，由马球、启蒙书、乡绅赈饥来观察宋代的文化与社会，视野宏大，剖析入理，为读者描绘出有宋一代更清晰的图像。

刘子健(James Tze_chien Liu，1919_1993)，笔名;半宾，祖籍贵阳，长于上海，美国匹兹堡大学博士，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专治宋史、比较政治史，著有中英学术论述多篇。其有关宋代政治史、思想文化史的论文和专著在宋史领域具有开风气的地位近些年来国内外对他的;中国转向内在观点多有讨论和阐发，特别是在唐宋变革论的视角之下去看待;中国转向内在值得深入研究。中国和美国两种不同的历史、社会、文化、学术环境加之个人的人生经历深刻影响了刘子健的历史研究理论和方法塑造了他的中国情怀。

【媒体评论】

刘子健先生是试图将全数的中国传统史学和西方社会科学所发展出来的知识工具结合起来的人物。牟复礼

子健先生熟悉东西方的多种文字 并攻治过东西方许多国家的历史 所以他的视野广阔 思路开廓。 在这样的基础上 他对于中国历史特别是宋代历史的研究 不论就其取材的广博 见地的精到和剖析的透辟来说 都是超出侪辈 而卓然自成一家的。邓广铭

（刘子健先生）显示出一种对任何政治学家来说都必要的敏锐的问题意识。这些问题的重要性 所有制度史和思想史的研究者都会欣然承认。杨联陞

现代的宋史研究 ，早期以邓广铭享誉最高而刘子健后起 ，有识力 ，有裁断 ，尤能推陈出新 ，突破考证史学的樊篱 ，故厚此薄彼，奉之为;新宋学的代表刘氏治史的特色 ，在于兼有比较政治学的素养 ，且深具问题意识 ，故于史料文本不仅就事论事地考订与梳理 ，而能多方观察 ，超出纸面 ，见其立体。胡文辉

（刘子健先生）在辨别宋代史料中的许多曲笔和多层内涵方面 有着令人吃惊的娴熟技能。 在这方面 他表现出历史与人文方面令人羡慕的判断力 而这种天赋绝不亚于他的渊博知识。戴仁柱

引言

君主与政情 封禅文化与宋代明堂祭天 南宋君主和言官 北海立国与半壁山河的长期稳定 包容政治的特点 略论南宋的重要性文武的形象 讨论;北宋大臣通契丹语的问题 讨论宋代行政难题 梅尧臣《碧云騢》与庆历政争中的士风王安石、曾布与北宋晚期官僚的类型秦桧的亲友略论宋代武官群在统治阶级中的地位岳飞从史学史和思想史来看教育与道学 略论宋代地方官学和私学的消长 宋代考场弊端兼论士风问题 宋末所谓道统的成立文化与社会 宋代文化变迁之一马球 比《三字经》更早的南宋启蒙书 刘宰和赈饥

附录 中国式的信仰用类别来解释

【前言】

引言这引言不是自序，只是说明。汇集了一些短篇的写作，都是课余笔耕。更何况海外孤陋，难免偏差谬误。借此机会，可以请各方学人，赐览指正。平日教课，多半是通史和导论之类。偶然有个研究班，而学生的兴趣各异，中文程度也高低不齐，无从深入专题。最初在的学校，原来没有中文书，慢慢才筹措一点基本书籍。十年后转到规模较大的学校，有中日文书籍收藏，可是绝大部分属于近代范围，个人用书还是很不够。近年来任教的大学，才具备研究的条件。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利用假期长途跋涉，到名列前茅的图书馆去借读。来往匆迫，仿佛走马看花。因此，除了有一本中文书，两三本英文书之外，写的都是短篇，疏略急就。在海外教研，更大的缺憾，是独学无侣，无从就正。这本集子，聊当笔谈。个人治学，略有所信，也应当说明一下。治学，非问不可。常觉得中文的;学问二字，涵义绝佳。学是先学过去已有的知识，接着就应当试提问题，最好是提新的问题。有了问题之后，就可以学胡适先生的口号，;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努力去发掘新学识，试求新解释。然后再学再问，川流不息。英文里也有类似的名词，例如enquiry，意思是钻进去研讨。可是远不如;学问二字紧密呼应，赅括全盘。因为有的学生，只会学，不善问，所以常套用《论语》里两句话，去提醒他们：;学而不问则罔，问而不学则殆。说起《论语》，它许多节都是讨论问题，甚至有;大哉问。佛教语录，问答不断。宋代理学受这影响甚大，也有很多语录。就以朱熹本人而论，他著有《四书或问》。而《朱子语类》，更是收集了许多学侣门人的问题。西方科学，很重视问。例如数学有一定程序，先有命题，也就是问。然后假设，也就是找途径去解答问题，然后才求证。再如苹果掉在牛顿鼻子上，他如果认定理所当然，不去问为什么东西全都往下掉，就不会发现地心引力的原理。近年的理论物理学，主要还在研讨;大哉问这宇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已经从相对论四度时空的量，从数学上问问题，假设到有十种时空的量，有不同的吸力斥力交织。这种大的发展，都是从;问出发的。大学里近年逐渐添设新式的学系。这些新学系，不再按照学科去分。相反的，他们以课题为学系的中心，把有关学科集合起来辅助。举两个最显著的例子。计算机学系是以电机、物理、数学等学科，串连配合的。环境学系是以气候学、地质学、地理、化学、植物学、水利工程等，搭配组成的。预测未来这类新学系一定增多，主要的方向是以问题为对象。学是离不开问的。学术训练的重点有两层，第一层是训练用有条有理的构思来问有意义的问题。或是进一步的分析，或是从另一线索去看关系，或是从其他角度来综合。第二层是训练如何看待问题。可能用什么样的架构，怎样的假说，需要找哪种资料讯息才能寻求解答。现在从;问，转而论;测。也是从科学转到史学。史学不算是科学，它可以也应当尽量运用所有合用的科学态度、科学方法和科学知识。但史学本身并不是科学。有的人因为科技时代科学的地位响亮，就说史学也很科学，这是含糊其辞，自高身价。历史是过去的陈述，随时消逝，无从重演，无法反复观察。历史的因素繁复，过程驳杂，无从隔离起来，做个别片段的试验，怎能和科学等量齐观？那末，史实呢？信史呢？所谓史实，只是一部分的轨迹，既非事物本身，更绝不是全貌。所谓信史，也只是说这是比较可信的一种纪录。这些名词都是相对的观念，并不是绝对的事实。史学所用的史料只是纪录，现代社会科学所掌握的现场调查，各种统计，也都不过是纪录。甚至纪录片也还只是片面的，所有纪录都是依据观点、角度加以选择。当然纪录都有价值，必须参考，善加利用。可是既不能以为历史仅此而已，也不能限于局部所知，据为定论。个人以为，历史只是近乎情理的测度。它的实用是有助于思考，使思想活泼起来，从多方面的关系去看，贵在周详细密，使人不至于陷入盲从、轻信、过简化、教条式的武断与误断。所谓;测，即测候、探测、推测的意思。不一定能达到勘测、测量的准确性，但至少远胜于不加思考的妄测、臆测，以致造成错误观念，一误再误地误尽苍生。因为史学不过是测度，本人是倾向于多元论的。也就是赞成多次研究，从各方面去推论，再进行比较综合，并不一定;定于一。...书院的意义深远。政府是集权在中央，学术的领导在地方，政府控制考试，但是不能约束思想。说起考试，世界史上以中国为先。讲中国考试制度，很少人提到，像第十四篇所说的，考场弊端，考前通关节，考场内外耍把戏，考后誊录看卷，还可以做手脚。在这篇短文发表之后，转任普林斯顿大学，才看见馆藏珍品，有一件长袖短衫，穿在长衫内，一点不显，而短衫上密密地写满了蝇头小楷，经史参考，赫然具在。想来南宋还没这类珍品，可是不难推测制度史的通则，凡是制度愈形式化，竞争愈厉害，弊端的技巧也随之而愈发达。考试就舞弊，考中了做官，能奉公守法吗？考试又短促，又拥挤，又只见卷子，不见本人，是甄别人才的好办法吗？王安石的三舍法，就主张在学校里，用长时间，经过多次测验，加上平时教员的观察，这就比较接近现代用的方式。当然这类方式，费事得多，终于复旧。南宋政府从头就墨守旧规，后代沿用，也很少改进。南宋有理想的士大夫，也觉悟到许多制度上困难重重，既看见弊端百出，又无法推动改善，怎样办呢？他们不再像王安石那样，从制度上着想，以为制度改来改去，都有毛病。基本的毛病在人性，这是北宋，一般说来，不够留意的。经过亡国之痛，退到南方，认为别出心裁，必须在基本上重建。士大夫必须有自觉，充分理解儒家的精神，切实遵行道德的行为。人人守道，制度自成余事，全国载道，天下何患不平？这就是第十五篇所讨论的道学。可是道学的命运，还是受到政权的干扰和利用，只能做到用行舍藏，各行其是的地步。道学初起，相当突出，为执政权相所嫉，遭受党禁。但这压迫是失策的，性理之学，何罪之有？打击这些书生，反倒使他们成名，得到同情，反倒显得当权的一般人气量小，违背包容政治的作风。不久这权相因败战而身死名裂，风潮就算过去了，道学也还没大盛。又过了一段时间，另一位擅长包容，久踞相位的权臣，深觉需要重新收拾人心，巩固势力。一则是道学方面，不少学术名流。二则因为承继皇位，处置不公，权相几成众矢之的。三则国防情势紧张，而道学有道统的理论。南宋与中原远隔，好像不算正统，但拥有道统，就俨然正统，与暂时失去土地无关，大可鼓舞人心。于是由皇帝出面，崇尚理学，因为曾经排斥道学，所以换个名称。同时起用理学名流，但给他们的是清高职位，并没多少实权，也没有真采用他们的政纲，也没有多听他们的主张。总之，政权把理学包容进去了，换汤不换药。儒家与宋代国家，从积极方面来说，有相辅相成的关系；但从消极方面看来，也是相依相违的。所谓相违，是指儒家理想和现实政治始终间隔着距离，甚至互不合辙。可是政治既不能摆脱儒家，而从南宋晚期公然崇尚理学，形同国教，从此再也不能动它。政治只能在政治范围内包容操纵，至于学术思想、社会礼教，那就由理学支配了。可惜理学也和政治一样，发展的模式都是;定于一。定于一未必错，但久于一，就无从多，不多即缺乏新生，这文化就随着停滞。从保守到固守。等到强大的外力侵入，终于守不住。最后的第四部分，涉及一般文化和社会之中，较为突出的一些情况。文化有各方面，有的进，有的守，有的衰退。重文轻武的影响，不但军事差，连体育都忽视。第十六篇是个很生疏的题目。原来在唐代，从西域引进来的马球竞赛，北宋已经不再盛行，到南宋，就消失了，只有军队里留下一点。不仅是马球，各县衙门向来有射圃，可是儒家式的记载中，大约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比较多，极少提到赛射。体育的功能，何止娱乐？健身之外，还能培养分队竞争，队员齐心协力的精神。中国传统文化从宋代起缺乏体育比赛，直到20世纪，才从外国重新发现。领导中国文化，自南宋以理学为主流，除了哲理、思想以及价值观之外，它最大的力量，并不在政治方面，而是在深入民间。正因为如此，它才会根深蒂固，哪怕外族入主，还是历久不衰。其中一个大关键是启蒙教本。南宋中期就有理学家编抄教本，把经史大意，编成简短三个字的句子，易懂，易读，易背，幼童或初受教育的，很快留下深刻印象，时时引用，终生不忘。这种教本，再改进，就出现了通行全国的《三字经》。在传统中国影响最多人的书，不是;四书，是《三字经》。各地翻印，到处教人，有各种方言注明发音的本子，有满文蒙文的译本。因为儿童，不论贫富，都在背诵，连文盲的成人，包括妇女，尽管不认字，听来听去，也能引用几句。以《三字经》和欧洲中古教会的主祷文比较，立刻觉到中国文化的社会教育更深更广。时至今日，多数人已经不知《三字经》为何物，但是;三字经这三个字，早变成概念式的通用名词，大家都懂得这名词，等于基本口诀，简易要义，便于经常引用的。足证它当初的功能，何等切要！有的理学人物，在政界学界之外，另以热心社会事业著名。关于族规、义仓之类，早有许多人研究过。第十八篇所详叙的是一位曾经有名，而被埋没了的大慈善家。他以自己有限的田产收入，几次开办粥厂，独力救济成千甚至上万的饥民，在收容饥民时，还注意卫生，以防传染病。把他认作世界上在近代以前最大的私人赈灾者，决非过言！他的伟大表现，从反面来看，也反映许多社会上的严重缺陷。按说有荒灾，地方官吏应该负责，但他们却束手旁观，?不知耻。社区上户，也应当有动于衷，组织经常的团体，以应付当时以及日后类似的需要，然而并没有这种民间团体出现。在唐代救济的事多半由寺院担当。在宋代，宗教团体也渐就衰微，虽说是礼义之邦，太缺少社会组织了。不仅如此，连这样绝无仅有的大慈善家，中央政府也只在形式上褒奖他一下，并没有表扬他的榜样，让全国效法义举。收集短篇写作本想到此为止。因为提到宗教，又加上第十九篇。严格说，这篇不在宋史范围之内，是谈整个中国式的信仰。它和西方不同，不以一元的信仰为主，相反的，中国式是复合的多元信仰。而多元信仰并存的基础，是行为规则的礼教，这模式在宋代已经确立。理学家其实已经放弃反佛，不再引用北宋欧阳修的;本论。而在金代统治的北方，全真教就大张旗鼓地实行三教归一，礼教和宗教正式复合。传统文化，因停滞而退化。因此;五四运动时，有人痛斥吃人的礼教。礼教不合理的种种，应当痛改，而并不应当因噎废食，采取激烈主张，打倒礼教。试问破坏礼教之后，是否社会秩序混乱？又用什么制度，去培养社会道德？笔者身受日本侵略之苦，并非亲日，但眼看日本维新，也修改旧式礼教，而始终不放弃传统中好的礼教，包括当初从中国传过去的风尚。它是坚守复合式的途径的，很值得中国人反省。说明了本书各篇，再赘上结语，大胆的假设，把;一与;多看作概念化的公式，以为理想的文化，端在;一与;多，谋求平衡。君主集权是;一，最好有;多种士大夫来平衡。除了行政官，另有言事官，除了言官，其他士大夫也准许言事。国家是;一，但士以天下为己任，当然看法不是;一，要它;多。除了士大夫，还得有武官参预。在传统中国，言事论政，类多限于高层，那还是;一，谈不到;多方面，较合理的制度是;多层讨论，以求平衡。思想学术亦复如此。王安石想;一道德，是走不通的。理学高举道统，何尝不是;一？自宋以后，这一统的大套子，又有多少新发展？应该在;一尊之外，也重视;多说，经过竞争重新综合。这样才能生生不已。学校更是如此，官学之外，应该多些私立的。;四书、;五经、诗、赋之外，还要多些书，不错，有启蒙的《三字经》，可是中级读物呢？不错，也有《千家诗》之类的，但是真不多。社会组织，上面已经说过，太少了。政府高高在上，不愿老百姓结社，这是一个大原因。儒家思想是另一个大原因。从;齐家一跳就跳到;治国，在;家与;国之间，空了一大段。其实职业行会、业余结社、宗教团体、私人为公益的组织，愈多愈好，否则，只是一个大政府，压在社会上。这种多元社会的想法，一半是因为现代化已经显示这大方向，一半也是笔者，用多元的观点，从宋代的史料里，得到的概念。至于是否言之成理，那倒并不;一定，总希望大家;多研究才好。

【书摘与插画】略论南宋的重要性 学问首先要会提出问题，然后探讨方法，去寻求解答。牛顿要问苹果为什么往下掉，才引起近代物理学的巨大发展。研究历史正也如此。也许有的读者不太熟悉南宋，不免要问南宋有什么重要。这可以从正反两方面来说明。先从反面说。一般讲宋史，动辄称为两宋，容易误以为南宋延续北宋，并无多大的差异，不需要重视。其实不然。许多致力于研究宋史的学人，也多半喜欢北宋。从晚唐经过五代到北宋，有划分大时代的基本改变，结束了千古以来的贵族社会，创建了士大夫领导的新秩序，气象万千。再看南宋，失地乞和，终于亡国，中兴以后的君主，全都庸弱，权相把持，层出不断，官僚腐化，苛捐重税，虽然议论不少，终乏长策。这种情况，令人扫兴，也就不去探究。当然研究南宋其他方面的，大有人在，特别是文哲两方面诗词书画和哲学思想。不过，只讲这些高超的文化，不问当时政治经济社会的现实，未免架空。试想这现实如此不合理想，又怎样会产生这些高超的成就？这就是一项饶有兴趣的大问题。再从正面来说。开门见山，提出大胆的假说，中国近八百年来的文化，是以南宋为领导的模式，以江浙一带为重心。先说地区，它是长江下游的南岸，从太湖四周往南，到江西浙江一片，再加上浙东到福建沿海的一窄条。张家驹先生有书，讲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文化重心也跟着转移。应当加重一下。南宋定都杭州，经济更繁荣，文化更高。政治经济文化都聚在一起，这重心是史所稀见的。同时，这文化的形态，也和前不太一样了。以这重心领导文化模式，虽然起源于北宋，可是北宋在生长中，变化中，到南宋才又加改变而定型。姑且不去细说这定型的曲折历程，直接从它的后果来看。不错，南宋被蒙古征服。但是欧亚大陆到处被蒙古人攻破。能长期支撑，竟达四十余年之久，除了南宋，还有哪国？而且异族征服汉族的全土，这是破天荒第一次！结果怎样呢？文化屹然不变。这模式不但定型，而且渗透民间，根深蒂固。不必多举证据。元代汉族的风俗习惯，大致仍旧，而兴学讲授之风，反倒更盛，南宋模式的文化，已经成为汉文化的大传统。所以才有金华学派，以经世致用学，辅佐明太祖，并且加意地尊崇理学，比南宋的文饰，落实得多。这近八百年来的大传统，南宋的文化模式，有些什么样的特点呢？这里只能挑些粗枝大叶，笼统地介绍一些。（一）背海立国的形势。军事上对北是不利的。第二代皇帝用张浚北伐，在符离大败。第四代皇帝由得韩侂胄去轻举北讨，还是不利。从此南宋就不敢单独开战。因联合蒙古而重入洛阳，终于退到襄阳，苦撑对峙。虽然如此，北方时常有人投奔南宋，叫作归正人。而在守势中，也推进了新的军事技术。例如守城的方法，兴筑坞堡和山水寨的防御，都未可轻视，远在欧洲之上。可是背海半壁，并非自囿。著者还注意到南宋和韩国的接触。（那时候日本的重心移往现在东京一带，距离中国较远，接触较稀。）更重要的是南宋往大西南拓展。据黄宽重博士说，他已经开始在研究。这又是大题目，久被忽略。来日的新贡献，不卜可知。（二）经济的生长和稳定。苏杭是天堂，连后来马可孛罗都不禁首肯。其他都市，也大有可观。虽然有物价波动，纸币贬值的困难（世界上仅有的纸币），大体能维持。而且对穷人，有若干社会救济。这繁荣的基础还在农业生产力向上，新种子和农技的发展。当然有许多豪富，兼并土地，又逃税，又加租。贫富不均，尽人皆知。但是事实上并不坏到不堪设想。梁庚尧博士有本新书，《南宋的农村经济》，指出佃农在法律上和经济上的地位是一般地提高了。此外，还确有济贫的善举，缓和贫富悬殊。笔者曾指出南宋的刘宰，因病辞官，仅只是中型地主，而屡次自动救饥。有一次的粥局照顾了三万多人，有石碑为证。在现代以前，他是世界上最大的慈善家。可是他绝不是特例，其他小规模的善举，当然还有。基于这些以及其他情况，梁博士的书已经充分讨论了，南宋初年以后，就没有大的农民起义。许多小叛乱，多半是政治腐败，官逼民变。近年别处有几篇论文，指出在南宋较严重的是兵变，并非民变，和梁博士的理论，异曲同工。（三）君权和代理相权的独断。北宋和唐代不同，一则君权提高，二则中央集权。但在中叶，言官和一些新起的士大夫，颇有发言权。甚至文彦博敢说，陛下与士大夫共天下！可是神宗用王安石变法，及旧党上台，排斥新党。新党再起，演为元祐党禁。彼此党争，君权独高。到了徽宗，就已经有蔡京这类的代理权相。划时代的变化是南宋高宗。从渡江逃生，航海避敌（中国史上前所未有的）之后，居然能重整残局，巩固君权。外则乞和，内则释三大将兵权，专任秦桧，罢黜异论，甚至杀岳飞，都是表现君权独断，不由士大夫来参预国计。用权相，多授权。等他死后，再收回这已经扩大了的权力，君权奇妙的比从前反倒更大。韩侂胄不必说了。史弥远代理君权，长达廿六年之久，是最高的记录。而且废储令其死，另立理宗，几乎是冒充太上皇的角色。这君权及其代理，更是压倒一切。正因太过火了，压不住有些有正义感的士大夫，又不得不虚伪地文饰一下。起用几位理学名臣，并没有权。正式颁布以程朱之学为道统，而并不用于实际政事。无非标榜门面，借用声望而已。君主或代理的专政，南宋定型。再加上蒙古治下的专制，士大夫的实际政治地位，一蹶不振。明太祖的暴厉，势所必至！明清以还，不必说了。（四）包容政治的控制。南宋君权高，而表面上不露骨。高宗从头就学东汉光武用;柔道，而青出于蓝。最初是对群盗，用收买手段，叫召安。后来对多数官僚，也采取颇有些近似的手段。姑名之曰包容政治。什么意思呢？君主以及权相知道不得不用官僚，但双方利益，常不一致。所以驾驭群臣，用而不全信任。去之不必重罚，何妨另予安顿？有名的士大夫，笼络以增朝廷声望，但是无需采纳他们的批评和建议。所谓;外有好士之名，内有拒谏之实。应付言官，最容易用来说明包容政治。北宋中叶，言风大盛。北宋末期，言官失势，但因此朝廷也失去了许多士大夫的信心。南宋与这两种方式都不同，用的是柔道。办法很多。抗论的奏议，可以留中不发，即相应不理。也可以听而不行，即表面而敷衍。最妙的是抑言奖身，奖其忠君敢言。君、臣都享美名，而不发表他的批评意见，更不让他再说。言官如果坚持，那就召见，温谕他要顾全大体。劝他和宰执和解，名曰调护。实在不肯妥协，那就调职，另升清高的职位，就不是言官了。反之，君主和权相还可以利用言官，示意他上章攻击朝廷不再要留的人员。可名之曰御用御史。君主用包容手段，权相亦复如此，以换取官僚们的拥护。会做官的人谁不明白这作风？其结果是官官相护，上下相蒙，少得罪人，得过且过。整个政府陷入重形式，少实际，不讲效率，只办例行公事等等的毛病。谈南宋的文化模式，还可以说其他各种特点。这代序。不拟多说，姑且略举项目。（五）胥吏盘踞。叶适的千古名言，;官无封建（时常调任），而;吏有封建（都是本地人世业）。这问题直到近世始终无人能解决。（六）尚文轻武。唐代武功盛，北宋大官都骑马。王安石反对轿子，因为是把轿夫当畜牲用。南宋就多数坐轿了。将门子弟，荫授武职，特别请求换为文资。连民间也是好男不当兵。国防如何能行？唐代贵族盛行马球。北宋已极少，但南宋孝宗，还喜欢亲自上场，结果臣下逐渐劝阻。从此以后，只有军中有马球，社会上没有了。统治阶级，缺乏体育游戏，也是中国文化此后的特色。（七）因为尚文，各种文学，艺术，特别是哲学，不但造诣高超，且渐趋普遍。其影响在几百年内，居然渗入民间。更是这文化模式最有成就的大特点。尽人皆知，无需再说。（八）理学或道学的兴起。常为思想史所过度夸张。其实，它最切要的贡献，还不是抽象的理论，而在具体的应用。反过来说，其应用又非纯道学，而是配合其他因素，较符实际的。例如袁采的《袁氏世范》，其他各种家规，吕本中再传至祖谦的官箴，按照欧苏方法编制族谱，地方上建先贤祠，修方志，乡民自己组织义役，以应付政府不合理的劳役征发。总结起来说，学术增进，虽不能改善政治，可是对于社会秩序，裨益颇多。正如同中古欧洲的文化，主要是靠宗教和教会。（九）说起社会秩序，中国靠教化，不使宗教抬头。因此士大夫的史料，以至近代的研究，也都忽视宗教。其实，宗教在生活里仍然是不可缺的。民间信仰，到处都有。而从略有知识的阶层起到士大夫，都倾向于儒佛道三教归一。这又是中国文化的特色。当然，唐代就讲三教。但北宋还有争议。欧阳修有《本论》，以固儒本来抗佛，契嵩和尚就用儒学来驳斥这种抗佛的错误。可是到了南宋，大致定局。现在提出一篇久已埋没的文献，以作结束。南宋孝宗写过《三教论》。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说：;大略谓之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可也。又何惑焉？说得远比唐太宗透彻。而在徽宗崇尚道教之后不久，便这样说，尤可注目。基本上，孝宗是反映大多数士大夫的信仰。这样切要的作品，不但不见于正史官书，历代儒家的文章里，一概不提，弄得无人知之。儒家偏见之深可知。笔者幸得请教佛学史的朋友，才在《大藏经》里找到。原文两见，是《佛祖统记》和《云卧记谈》。（附带报告，因为找这篇《三教论》，又看见《大藏经》里其他两条记载，说孝宗师事一僧，后又有《御注圆觉经》。）发现这些史料，才能了解朱熹何以大声疾呼正心诚意，而孝宗也不会听他的。以上所说的南宋文化模式，只是刍言，绝非定论。目的是拋砖引玉，呼吁各方学人，各抒己见。中国以往八百年的文化是不是这形态？哪些特点在南宋以前早有了呢？哪些特点说错了？另外还有什么特点？哪些在南宋以后改变了，大不相同了？希望有更多的学人，群起共磋，我们的史学太零碎了，分头努力，而常互不相干。笔者并不主张硬性的，庞大的计划研究，只是苦口婆心的劝说互通声气，百川汇宗，这样才有希望。学问要提问题，问题要先提大的，分工去选分题，然后合作，交换意见，讨论中间的错综层次。这不是我们职业学人应有的责任和态度吗？ 1985夏于美东普林斯顿大学　　 黄宽重《南宋史研究集》代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