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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世纪著名文史学家、“清华四剑客”之一李长之经典之作。李长之先生研究中国古典文化，注目于那些“文化托命之人”：孔子、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李商隐、韩愈等，并卓有成果。其关于孔子、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等人的研究，至今是研究孔子、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等的必读书目。
2.资料翔实，考据有据，全面解读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李长之治学严谨，注重史料的选择与提炼，对司马迁的研究，几十余种参考书，真正做到了下笔有出处，言必有据，这些都凝结着他的史的眼光和不苟的精神。
3.版本权威。李长之直系亲属，女婿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于天池、女儿九三学社中央社史研究中心研究员李书亲自作序推荐。
李长之先生用他那特有的优美而富于情感的笔调，从司马迁的人格和风格出发，全面细致地审视、评价司马迁及其《史记》的作品，将司马迁称为“抒情诗人”，强调了情感才是作品的本质、生命和灵魂，详细地分析了司马迁所处的伟大时代，追溯了他的思想渊源和家学传统，讨论了他和先辈先贤如孔子等在精神和性格上的契合和共鸣及距离。对司马迁创作《史记》的精神动力、文化背景美学风格予以独特的剖析，并完整地勾勒了司马迁一生的行迹。
李长之，原名李长治、李长植，笔名何逢、方棱、棱振、张芝、梁直。山东省东营市利津县城区庄科村人，生于书香门第，清华大学毕业。师从著名哲学家张东荪、金岳霖和冯友兰。是中国著名的现代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重要的著作有《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迎中国的文艺复兴》《苦雾集》《梦雨集》等。建国后一直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著有《陶渊明传论》《中国文学史略稿》《李白》等。精彩书评新版导读
李长之先生对于中国文学的研究，在现当代的学者中卓然独立，似乎很少有学者能够与其比肩。 虽然他只活了69岁，从事学术研究和创作的实际岁月不足40年，可留下来的论文，单就中国文学的研究已有600余篇，10余种学术专著。其作品数量惊人，跨度极大，从上古文学到现当代文学都有所涉猎，涵盖了多个领域的几乎所有重要作家。其研究所及，几乎就是一部完整的中国文学史，实际上这也正是他的毕生渴望——用尽心血撰写一部像样的中国文学史。他的论著质量也非常高。长之先生去世后，其著作没有被人忘记，被汇成文集，许多专著被多家出版社争相出版，有的一版再版，像他的《孔子的故事》现已有二十多个版本；有些著作还被译成英、俄、日等国文字在海外流行，有着极高的学术声誉。 长之先生的中国文学研究，虽然精彩纷呈、风姿各异，却也有着统一的风格，带有长之先生特有的烙印，这些烙印散见于论文，更鲜明地集中体现在他研究作家的传记中。也因此，长之先生虽然集诗人、学者、批评家、翻译家于一身，却往往被一些学者称为传记文学作家或传记式文学批评家。 长之先生的传记式文学批评简单概括起来有这么几个突出的特点： 其一，是视野开阔，能够把传主的生平事迹、学术成就、后世影响，不仅置于当代的背景，而且置于中国的文学长河中审视，尤能放在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下考察，并给以透彻明了的说明。 长之先生会多种语言，学贯中西，他常言有三个向往的时代，“这三个向往的时代：一是古代的希腊，二是中国的周秦，三是德国的古典时代”。在叙述传主生平的时候，他往往以这三个时代为参照。谈孔子，他开宗明义说：“二千五百年前，也就是公元前六世纪左右，世界上几个古老的文明国家都呈现了灿烂的古代文化，一些杰出的学者和思想家就是这种灿烂文化的代表。在希腊有自发唯物论的奠基者泰勒斯（约在公元前六二四至前五四七年）和辩证法的奠基者赫拉克利特（约在公元前五四〇至前四八〇年），在印度有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约生于公元前五五〇年），在中国有孔子（公元前五五一至前四七九年）。”谈司马迁的历史观，他说：“一个历史家的可贵，首在有一种‘历史意识’。有历史意识，然后才能产生一种历史范畴。历史范畴是什么呢？历史范畴就是演化。凡是认为一切不变的，都不足以言史。自来的思想家，不外这两个观点：一是从概念出发，如柏拉图，如康德；一是从演化出发，如亚里斯多德，如黑格尔。司马迁恰恰是属于后者的。用他的名词说，就是变，就是渐，就是终始。”叙及李白的才气，他比照说：“倘若说在屈原的诗里是表现着为理想（Ideal）而奋斗的，在陶潜的诗里是表现着为自由而奋斗的，在杜甫的诗里是表现着为人性而奋斗的，在李商隐的诗里是表现着为爱、为美而奋斗的，那么，在李白的诗里，却也有同样表现着的奋斗的对象了，这就是生命和生活。”对于李白的豪气和才气，他说：“李白诗的特色，还是在他的豪气，‘黄河之水天上来’，这是再好也没有的对于他的诗的写照了！在一种不能包容的势派之下，他的诗一无形式！或者更恰当地说，正如康德（Kant）那意见，天才不是规律的奴隶，而是规律的主人，李白是充分表现出来了。” 文学传记中对于人物的评价描述，颇近似于物理学中的定位。物理学中对于物体的定位，原则是参照的坐标越多，审视的高度越高渺，定位就越准确。现代物理的定位系统已发展为多个卫星高空定位。文学传记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描述也是这样，囿于一隅一时，坐井观天，是绝对写不出好的传记来的。正如庄子所说：“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 阅读长之先生的传记文学，你能够感受到他丰厚的学术根基、雄阔的学术视野，他对于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化了如指掌，随手拈来，参照比较，得心应手。唯其站得高远，比照观察的对象丰富，故其叙述能高屋建瓴，挥洒自如，对于传主的生平、学术、影响的判断也就格外精准，这是一些盲人摸象、目光如豆的传记作家所难以比拟的。 其二，是他的文学传记富于浓郁的感情色彩，耐读，有兴味，具有抒情性。长之先生主张：“批评家在作批评时，他必须跳入作者的世界，他不但把自己的个人的偏见、偏好除去，就是他当时的一般人的偏见、偏好，他也要涤除净尽。他用作者的眼看，用作者的耳听，和作者的悲欢同其悲欢，因为不是如此，我们会即使有了钥匙也无所用之。”但他又说：“具体的，以我个人的例子来说，我是喜欢浓烈的情绪和极端的思想的”，“以感情作为批评态度”，“以写出感情的型作为*高文艺标准”。他说：“感情就是智慧，在批评一种文艺时，没有感情，是决不能够充实、详尽、捉住要害的。我明目张胆地主张感情的批评主义。” 如果说，长之先生主张的前者是对于一般传记作家的要求的话，那么，他所主张的后者则是张扬着自己的要求，体现了他的个人色彩。 写传记时跳入传主的世界不易，与传主同悲欢，进一步诉之于有浓烈情感的文字更不易。为什么呢？因为传主是有感情的人，文学艺术家传主的感情较之一般人更是敏感丰富，否则他们怎么能写出感人的作品呢？但感知一个伟大灵魂的情感，即使不是另一个伟大的灵魂，起码要相去不远。所以古人说：“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庆幸的是，有着丰厚学术根基的长之先生恰恰同时也是诗人，也是散文家，是一个在感情上敏感而丰富的人。他多思善感，读《红楼梦》可以热泪盈眶；重校自己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关于李陵案的一章，竟然“泪水一直模糊着我的眼”。他自己就是美学中“移情”的典范。所以，就“批评家在作批评时，他必须跳入作者的世界”，“就宛如自己也有那些思想和情绪”而言，他与一般的传记文学作者并没有区别；但以长之先生的性格，以他的感情的批评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而言，他的传记文学所表现的感情色彩就较之一般的传记文学要强烈张扬得多。由于他具有语言天赋，他的笔锋又足以传递出那感情的浓烈，阅读他的传记文学就很容易感同身受，被其强烈的抒情性所吸引、感染。 其三，他的传记文学能够把学术性和通俗性有效地结合，雅俗共赏，老少咸宜。长之先生的许多传记文学起初是作为通俗读物出版的。《孔子的故事》自不待言，《韩愈》在民国时期被列入“中国历代名贤故事集”，《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曾在《国文月刊》上连载，《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由三联书店以“中国历史小丛书”形式出版。但它们又有很高的学术性，不失为严谨的学术性著作。七万余字的《孔子的故事》，脚注多达二百三十九条，几乎每页都有相关的脚注，引书达几十种之多，可称言必有据。《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作为大学本科研究《史记》的必读书目，其中第一章的附录《司马迁生年为建元六年辩》在一九五五年还被一个叫刘际铨的人剽窃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为此，长之先生致信郭沫若，《历史研究》杂志发表声明致歉，而“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遂成为司马迁生年研究中的重要一说。他的《陶渊明传论》发表后，遂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古典文学界掀起了讨论陶渊明的热潮。 关于通俗读物的写作，长之先生有热情，也有明确的追求，那就是宋人所说的，“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厌，无德者惑”。他一生的论著其实也都本着这一原则。但他很谦虚地表示：“至于做到做不到，自己却不敢说了。” 眼下读者所见到的长之先生关于文学家的传记式批评，共有六种，它们是《孔子的故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陶渊明传论》《韩愈》《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以及《鲁迅批判》。但长之先生所写成和计划想写的其实远不止这些。已经成文发表的古典文学长篇论文还有《屈原作品之真伪及其时代的一个蠡测》《孟轲之生平及时代》《西晋诗人潘岳的生平及其创作》《李清照论》《〈琵琶记〉的悲剧性和语言艺术》《关汉卿的剧作技巧》《洪昇及其〈长生殿〉》《章学诚精神进展上的几个阶段》《刘熙载的生平及其思想》《红楼梦批判》等；至于专著，尚有《杜甫论》《李商隐论纲》等未完成。后二者是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长之先生撰写《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时就立志要写的。可惜天不遂人愿，虽然长之先生已然有了充分的构思，完稿指日可待，可由于某些原因，戛然而止。关于杜甫的传记，只留下提纲；关于李商隐的传记，只来得及写了论纲——均成了《广陵散》，给后人留下无比的遗憾和悬想！
于天池、李书 2021年于疫情中
上篇司马迁
一引子03
二野孩子到了京城04
三游历了半个中国06
四做了郎中08
五父亲*后的叮嘱10
六参加救水灾12
七正式写书14
八入狱和受刑16
九完成了伟大的著作19
下篇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
自序23
第一章司马迁及其时代精神27
一伟大的时代27
二楚文化的胜利28
三齐学31
四异国情调和经济势力的膨胀37
五这个时代的象征人物——汉武帝38
六司马迁在这一个时代中的意义42
七 司马迁生年为建元六年辨44
第二章司马迁的父亲48
一 世传的历史家并天文家48
二司马谈的思想之渊源50
三批评精神和道家立场52
四司马谈与封禅55
五伟大的遗命57
六天才的培养59
第三章司马迁和孔子61
一教育之效61
二司马迁对孔子之崇拜62
三司马迁在性格上与孔子之契合点及其距离67
四司马迁对六艺之了解70
五司马迁与《春秋》80
六司马迁在精神上受惠于孔子的所在85
七司马迁在心灵深处和孔子的真正共鸣92
第四章司马迁之体验与创作（上）——无限之象征94
一从耕牧到京师受学94
二东南和中原的大旅行96
三仕宦生活的开始——崆峒扈驾和奉使蜀滇101
四封禅与北地之游——“无限”之象征103
五负薪塞河106
六父职的继续——司马迁之活跃与积极107
七太初历的订定和著述110
第五章司马迁之体验与创作(中）——必然的悲剧114
一司马迁的性格之本质114
二好奇与爱才116
三司马迁与友情——司马迁交游考120
四武帝时代之严刑峻法131
五李陵案的原委134
六两个英雄的晚年144
第六章司马迁之体验与创作(下）——《史记》各篇著作先后之可能的推测150
一缺和补150
二《史记》中可能出自司马谈手笔者154
三《史记》中不易辨别为谈著抑迁著者159
四司马迁著述之根据与其创作时之情形160
五就著作时代上对司马迁作品之划分163
六结论和余论——兼论褚先生186
第七章司马迁的精神宝藏之内容——浪漫的自然主义192
一司马迁之识192
二司马迁之学——百科全书式的人物196
三语言学的训练——所谓古文197
四司马迁之读书198
五司马迁与儒家201
六司马迁之根本思想——道家202
七司马迁和荀学211
八浪漫的自然主义213
九司马迁的历史哲学与历史科学214
十司马迁之政治观223
十一司马迁之民间精神228
十二《史记》一书的个性235
十三史官的传统237
第八章司马迁的风格之美学上的分析242
一司马迁的散文风格之来源242
二《史记》书中的形式律则248
三建筑结构与韵律271
四句调之分析284
五司马迁之语汇及其运用302
六司马迁的风格之特征及其与古文运动之关系310
第九章文学史上之司马迁316
一《史记》是中国的史诗316
二《史记》与中国后来的小说戏剧318
三司马迁之文学批评321
四司马迁之讽刺335
五总结——抒情诗人的司马迁及其*后归宿341
代跋：“因为他是抒情诗人，所以他的作品常新”343
伟大的历史学家并文学家司马迁和他的《史记》352
司马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370
《司马迁传》之题记377
长之自订年谱379
李长之传略388……精彩书摘第一章??司马迁及其时代精神 一??伟大的时代 我们常听人讲“唐诗、晋字、汉文章”，这就是说每一个时代各有它的特别卓绝的艺术的。假若艺术活动乃是人类精神活动的顶点的话，这三种艺术也可说都是那每一个时代的各别的精华了。在这每一种精华里，逢巧都有一个集中地表现了的伟大人物，这就是杜甫、王羲之和司马迁！ 我们当然可以从各方面去看司马迁，但即单以文章论，他也已是可以不朽了！试想在中国的诗人（广义的诗人，但也是真正意义的诗人）中，有谁能像司马迁那样有着广博的学识，深刻的眼光，丰富的体验，雄伟的气魄的呢？试问又有谁像司马迁那样具有大量的同情，却又有那样有力的讽刺，以压抑的情感的洪流，而使用着*造型的史诗性的笔锋，出之以唱叹的抒情诗的旋律的呢？在中国的文学史上，再没有第二人！ 司马迁使中国散文永远不朽了！司马迁使以没有史诗为遗憾的中国古代文坛依然令人觉得灿烂而可以自傲了！司马迁使到了他的笔下的人类的活动永远常新，使到了他的笔下的人类的情感，特别是寂寞和不平，永远带有生命，司马迁使可以和亚历山大相比的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也显得平凡而黯然无光了！ 这样一个伟大的诗人，（真的，我们只可能称司马迁是诗人，而且是抒情诗人！）让我们首先想到的，乃是他那伟大的时代。 我们说司马迁的时代伟大，我们的意思是说他那一个时代处处是新鲜丰富而且强有力！奇花异草的种子固然重要，而培养的土壤也太重要了！产生或培养司马迁的土壤也毕竟不是寻常的。 二??楚文化的胜利 按照我们的考证，司马迁应该生在公元前一三五年，这就是汉武帝建元六年。（关于这一节的辩论，我们放在这文字的附录。）这时离汉朝的初立（公元前二〇六）只有七十多年的光景，一切政治或文化上的规模还没有十分成为定型，所以司马迁也可以说多少还能够呼吸着“先秦”的学术精神或者气息的。许多大师的流风余韵应该对司马迁并不生疏，而活得较为老寿的人物像伏生、申公，更几乎年代和司马迁相接。伏生是秦博士，申公曾见过汉高祖，这恰是可以传递先秦的文化的人，和他们同年辈的人也一定还不在少。——这样便可以想象司马迁和先秦的精神之衔接了。 不过我们大可注意的是，汉的文化并不接自周、秦，而是接自楚，还有齐。原来就政治上说，打倒暴秦的是汉；但就文化上说，得到胜利的乃是楚。这一点必须详加说明，然后才能了解司马迁的先驱实在是屈原。 不错，在公元前二九七年，楚怀王被囚于秦而死，但后来过了九十年左右项羽起来反抗秦，依然找到了楚怀王的孙子，立为“楚怀王”，才能号召。可见楚的势力——精神上的势力——之大了。当时陈涉起事也称为张楚，张楚就是张大楚国。楚国爱国的诗人屈原虽然在郢都被破（公元前二七九）后不久就自杀了，可是从另一方面说，就正是像表现在屈原身上的楚人爱国的情绪似的，推翻了暴秦，报了仇。“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句话假若当作一种象征的意义看，是应验了！ 就精神上看，楚实在是直接继续秦而统治着的，汉不过是一个执行上的傀儡而已。我们试举几件事情看： 第一，语言，汉代承袭着楚的语言。例如当时称公即是楚语，而司马迁为太史令又称太史公者，也是因楚语而然（据朱希祖说，见其《中国史学通论》）。当时有所谓楚声，可知楚语有很大的势力。 第二，风俗习惯，有许多是得自楚的。例如中国古代是尚右的，楚人却尚左，后来中国人也尚左了，这关键就在汉。（可参看蒋锡昌《老子校诂》页二一一）在汉时还有所谓楚冠，也很盛行。 第三，楚歌、楚舞，在汉代流行起来。不唯项羽会作那楚词式的歌，“力拔山兮气盖世”；就是汉高祖，也会作楚词式的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到了汉高祖看到戚夫人的儿子赵王如意不得立为太子了，便又对戚夫人说：“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见《史记??留侯世家》） 第四，从漆画的艺术看，汉之承继楚的文化处尤为显著。在许多年前，日本在朝鲜乐浪郡所发现的彩箧冢中的许多漆器，让我们看到汉代那样笔势飞动的人物画。可是在抗日战争发动的头几年，我国学者商承祚却在长沙又发现了楚国漆器，我们在那上面便看到同样的笔意飞动的人物画。——那精神是多么相像！ 例子不必再多举了，楚人的文化实在是汉人精神的骨子。这种文化的特质是什么呢？假若我们和周代的文化比，那就更容易了解。周的文化可说*近于数量的、科学的、理智的、秩序的。具体的例子像按爵位及事情性质不同而用的圭（有大圭、镇圭、躬圭、桓圭、琬圭、琰圭之别），像按器用不同而有一定比例的合金（《考工记》所谓“金有六齐”）；街道吧，是像诗人所说“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小雅??大东》）。他们的精神重在凝重典实，那农业社会的精神状态乃是像诗人所歌咏的农作物似的：“实发实秀，实坚实好。”（《大雅??生民》）这种凝重坚实的文化的*好代表可以看铜器，尤其是鼎。楚文化和这恰可以作一个对照。它是奔放的、飞跃的、轻飘的、流动的，*好的象征可说就是漆画了。这两种文化，也可说一是色彩学的，一是几何学的。在周文化那里，仿佛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在楚文化这里，却是像“青黄杂糅”的大橘林似的，鲜艳夺目。简单一句话，周文化是古典的，楚文化是很浪漫的。就是这种浪漫的文化征服了汉代，而司马迁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 至于楚文化何以在汉代有这样大的势力，我们似乎也可以看出一些成为原因的事实来。第一，我们必须注意到楚的实力之大，苏秦所谓“从合则楚王，衡成则秦帝”，可知唯一能和秦对立的只有楚。第二，我们必须考虑到楚国的民气之盛，报仇心之切。我们看范增初见项梁时的谈话：“陈胜败固当，夫秦灭六国，楚*无罪，自怀王入秦不返，楚人怜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今陈胜首事，不立楚后而自立，其势不长。今君起江东，楚蜂起之将皆争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将，为能复立楚之后也。”项梁听了他的话，才把楚怀王的孙子——一个牧羊儿——找了来，又立为怀王，以为号召。可见楚的潜势力了。第三，我们不要忽略楚国占地之广。自从两次迁都后，已经扩张到了现在江苏的北部。在某一种意义上说，刘邦一般人已经是楚人，不要说项羽了。第四，在汉高祖九年（公元前一九八）曾把楚的贵族昭、屈、景、怀迁入关中。这一方面固见出楚的势力仍不可侮，另一方面却也见出这是楚文化之直接对汉代的传递。大凡一个时代的文化，往往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特点，这就是时代精神。汉代——特别是西汉的时代精神，就是浪漫情调，而楚文化者恰与这切合，自然为人所热烈吸取了。 假若再问何以楚国产生的文化是那样的？我们可以说经济力的膨胀乃是一个大因素。我们试看春申君客人的豪奢吧！“赵平原君使人于春申君，春申君舍之于上舍。赵使欲夸楚，为玳瑁簪，刀剑室，以珠玉饰之，请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余人，其上客皆蹑珠履，以见赵使，赵使大惭。”（《史记??春申君列传》）再看《招魂》《大招》里的铺陈，那生活的豪华富贵更不难想象。在这样的经济条件之下所产生的文化一定是浪漫的，正如在农村的勤苦生活之下所产生的文化一定是古典的。我们用这同样的原因不唯可说明楚，而且可说明齐，又可说明一部分的秦，更可说明汉代文化的本身。 三??齐学 齐也是一个在经济上富裕的地方，它所发展的文化，也和楚十分相似，便又同样为汉所吸收。 我们试看齐楚两国人同样善于想象，齐人邹衍有海外九州之说，楚人屈原也有“九州安错？川谷何洿？”之问，这都是“闳大不经”，而且“迂怪”的，此其一。齐人喜欢讲“隐”（如淳于髡用“三年不飞不鸣的鸟”来谏齐威王，齐客用“海大鱼”来谏靖郭君），楚人也喜欢讲“隐”（如伍举也曾用三年不飞不鸣的鸟来谏楚庄王），此其二。齐国*发达的是兵家，战国时的兵家几乎全是齐人，如司马穰苴、孙吴、孙膑，一直到蒙恬，都可以为例。他们兵家所*爱讲的是术，是知白守黑，是人先我后（因为谁先作战，谁就有被第三者看穿了实力的危险），而楚国的哲学却就从兵家一转而为形上学，这就是后来的《老子》，此其三。 在这些和楚国文化相似之点上，却也正是浪漫精神的寄托。闳大不经，不用说是浪漫精神，因为那其中含有想象力的驰骋，无限的追求故。隐语也是浪漫精神的一端，因为这正是一种曲折，正是追求质实的古典精神的反面。至于兵家，兵家是所谓出奇制胜的，“奇”又恰是浪漫精神之*露骨的表现。 因为齐、楚文化有这样的接近，所以楚国的正统文人如屈原辈也往往是亲齐派。屈原本人就曾三次出使过齐国。这样一来，齐、楚文化的联系就更密切了。 说到齐，我们就更容易想到鲁。齐、鲁虽然相距很近，而文化系统上却绝然两事。正如齐、楚的文化为一系一样，鲁乃是和周为一系的。鲁几乎是周文化的一个保存所，试看在公元前五四四年，吴国的季札到了鲁，就听见了周的音乐。又过了四年，就是公元前五四〇年，晋国的韩宣子又到鲁国，便看见了《易象》和《春秋》，他高兴地说：“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我们必须了解周、鲁的文化这样密切，我们才能够明白产生在鲁国的孔子是那样羡慕周，一则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二则说：“吾其为东周乎！”三则说：“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正如周与楚之相对立似的，鲁与齐在文化上也是对立的。即以经学论，便有鲁学、齐学之分。同是解《春秋》，《公羊传》那么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何休《公羊解诂序》），《穀梁传》便非常谨愿而很少夸张了。这就是因为公羊是齐学，穀梁是鲁学呵！（班固《汉书??艺文志》注）以孔、孟二人而论，孔子是纯然鲁国精神的，而孟子却多少染了一些齐气——孟在齐较久。 西汉的经学多半是齐学。你看《春秋》吧，《史记》上说：“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公羊是齐学，我们已经说过的了。《易》则“本于杨何之家”，杨何是齐人，而且杨何是自田何传来的，田何也是齐人。《书》是传自济南伏生，济南也是齐地。《诗》之中，大师有辕固生，辕固生也是齐人，而且“诸齐人以《诗》显贵”。只有《礼》是传自鲁高堂生，可称为鲁学，然而实际上订汉代礼仪的却是叔孙通，而叔孙通的为人，不唯有齐气，而且变服改为楚装，以悦汉高祖，这就尤其是低首于齐、楚一系的文化的了。 以上是就经学范围以内说，也可以说是就儒家范围以内说，是如此，假如就儒家以外看，则西汉*盛的学术是黄、老，黄、老也是齐学。照《史记》上说：“乐氏之族有乐瑕公、乐臣公，赵且为秦所灭，亡之齐高密。乐臣公善修黄帝、老子之言，显闻于齐，称贤师。”又说：“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均见《乐毅列传》）可见齐是黄、老之学的大本营。 同时我很怀疑黄、老之学的黄、老原先并非指黄帝、老子，而是指张良所见的黄石公。黄石公也不一定真有这个人，却可能是张良所假托的。我们要注意的是黄石公教给他的一卷书是什么书。原来是封在齐地的姜太公的兵法，又要注意张良所说的黄石公的*后归宿是什么地方。原来是齐地的济北谷城下。这无异于透露了一个破绽，就是这一套学问乃是来自齐地。大概是张良学自齐地（也许就在东见仓海君的时候），后来张良却不公开这个来源，因此托名黄石公。黄石公是张良自述的一个神话，当然是他编造的。张良是秦、汉间人，造了这个圯上老人黄石公以后，于是到了汉初，便有“黄老”这个名称了。后来的“黄老派”也的确是拿兵家的道理而应用在人事上的。不管我这个推测错不错，汉朝盛行的是黄、老，而黄、老之学是齐学，这是没有问题的。 至于汉初的黄、老势力，那是大极了！不但汉高祖时代的张良、陈平、曹参是“黄老派”，就是汉高祖本人讲斗智不斗力，能以退求进，能欲取先予，也是深得黄、老三昧的。这样一直到了汉武帝建元五年（公元前一三六年，是司马迁生年的前一年）才死去的景帝母亲窦太后，以及武帝时直言敢谏的汲黯，好推举人才的郑当时，还有田叔、直不疑、邓章、王生等，都是“黄老派”。 我们再拆穿了说，西汉何尝有真儒家？秦时的儒家已经和方士不分，所以我们在现在虽然称秦始皇坑儒，在西汉却称秦坑术士。（《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伍被谏淮南的话便有：“昔秦绝圣人之道，杀术士，燔诗书。”《儒林列传》里太史公也说：“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何尝称为儒？）就是在《秦始皇本纪》里，记载秦始皇大怒道：“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或为妖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被坑的也哪里是纯粹的儒家？……前言/序言自??序 在*近接到叶圣陶先生的复信，知道开明书店有着肯收印这部稿子的好意以后，我重把全稿校改了一遍，并把去年五月二十九日（全稿写成的日子）初写的序文以及今年八月三十日重写的序文都割弃了。现在愿意报告给读者的是：本书蓄意要写，是二十七年的秋天的事；在这年的夏天，我由昆明到重庆，由重庆到成都，在路上才对《史记》有着整个的接触，直到在成都住定下来，才把意见整理了一下，又对全书作了一个自己行文时需要的索引，可是没有动笔。不久又到重庆去了，经过了三年，首先写出的只是《司马迁在文学批评上之贡献》一文，日子是三十年四月九日，原因是这时担任着中央大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所以先把这方面的意见写成了，现在收入本书的第九章第三节。后来又因为在中央大学讲中国小说史，便常想把《史记》之史诗性的优良写出，但老没有实现，只是同时却重新有着要把全书写出的冲动了。又过了三年，这冲动到了三十三年的春天，是再也不能遏止了，便一气写了二、三、四、五、六各章，第一章的附录《司马迁生年为建元六年辨》则是这一组的文字中*早的一篇，日子是三月五日，第六章*迟，日子是八月十六日，还有第七章第十一节《司马迁之民间精神》也在这期间写出，日子是三月二十七日，一共差不多费了半年的功夫，书写成了小半（司马迁的生活方面是告一段落了），而第一章的正文仍空着；第一章因为是对司马迁的时代之整个把握，我不敢轻易写，也曾写出了一部分，又为一个无知的妄人撕掉，兴致也就索然。（我顶痛恨一个人打断我的工作！）关于司马迁之思想和艺术方面，则怀着畏难更大。接着我健康上和心情上*恶劣的时候来了，我很少写东西，教书生活也放弃了，我离开了住久了的沙坪坝，迁到北碚，北碚自然是鸟语花香的地方，可是与我似乎没有什么相关，日本投降虽给我了一时的兴奋，也苦为时极暂。——三十四年是这样空白地过去了。到了三十五年的春天，我只身飞到了南京，心情和健康都慢慢好转，头两个月在忙我的翻译康德《判断力批判》的工作，到了四月，我决计推开一切，全力写《司马迁》，首先把第一章补写起来了，十分高兴，果然写得很顺利，到了五月底，就又把思想和艺术的方面也完成了，结论也写出了，两月的功夫得了十二万字，在我自己是*得意的记录，而全书告成了！南京是我不怎么喜爱的地方，可是回想起写作时面对着的鸡鸣寺以及玄武湖上的风光，却也恋恋！ 有人问我写作时的参考书怎么样？我很惭愧，老实说，一点儿也不博！有人有着《史记会注考证》，可是锁在箱子里，不借给人看。学校里有一部，可是被一位去职的先生拿走了十分之六，我有什么办法？我在写完《司马迁》以后的四个月到了北平，多少买了点书，关于《史记》的也有十几种，《史记会注考证》即在其中。但仔细看下去，这些书也似乎没有什么可以改动我的全文的地方。我只好解嘲地说：阿Q不是会唱“手拿钢鞭将你打”，也不曾有人教么？我也有“无师自通”的地方啊！况且，我认为，史料不可贵，可贵是在史料中所看出的意义，因此，历史不该只在求广，而且在求深！近人动辄以参考书多少为计较，我便不太重视了。自然，我有叨惠于前人的地方，书中多已随文注明。现在我只想特别提出，给我启发*多的是姚祖恩（《史记菁华录》的著者，只有*近朱佩弦和叶圣陶两先生在所编的《略读指导举隅》中才为他说了几句公道话，我在论及《屈原贾生列传》或《魏其武安侯列传》时得到他的提示之益尤大）和张裕钊（我所说的奇兵律，即由他之批《平准书》而得），他们对于《史记》的贡献，我想以后作《史记研究书目提要》时再为表彰吧。同时，我却也可以坦白地承认，我们比以前人占便宜处，是我们懂得了体系化，但他们的功劳究竟是值得感谢的。 又有人见我分别发表了的本书的几章时，曾问我：是不是在大学里正开“史记研究”的课？我也只有笑了。第一是，现在的大学里就是有“史记研究”的课，也不许我这样讲法，他们要的是板本，是训诂，是甲说乙说，而自己不说，甚而有的人只以点点“句读”为事，充其量不过摇头摆尾地讲讲“义法”，如此而已。我们这样讲法，却是“无本之学”，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哪里可以在大学里讲？第二是，我写一部东西，很少是基于外在的动机，却往往基于自己的一点创作欲求。在我创作冲动不强烈时，我不能写；在我酝酿不成熟时，我不能写；在我没感到和自己的生命有着共鸣时，我也根本不能选择了作为我写作的对象。——我管什么大学里有没有这门课？ 在我写作时的确经过了些艰辛，可是写完了，校完了，也觉得仍是十分空虚，仿佛有一种莫明其妙地若有所失之感似的。只是在初写时，*不满意的是关于李陵案的一章，谁知在重校时，我却为这一章哭了，泪水一直模糊着我的眼。那一天是中秋的上午，我自己也觉得好笑。自己看自己的作品原不足为凭，有时希望太切，就容易格外不满，又有时不免溺爱，也就有些过分的宽容。总之，写过的东西，颇有些像疮痕，非不得已是不大愿意再去揭开的。——是非还是诉诸读者吧！ 本书的书名，原想叫《抒情诗人司马迁及其悲剧》，这是因为初意只在传记，而传记的中心是在李陵案。后来因为论《史记》各篇著作先后的文写得太长，想改为《司马迁和史记》，以表示“人”与“作品”并重。但以后写风格的分析时是占了更大的比重了，所以终于定名为《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人格与风格也有一个共同中心，那就是“浪漫的自然主义”。本也想把这个形容词加在书名上，可是那就更累赘了，而且不如现在这样有点含蓄，虽然我是不惯于，也不肯，要什么含蓄的。 去年十月五号到北平，现在恰恰一年了。校完了这稿子，在感到这稿子本身的空虚之外，才觉得来了北平还没做什么事之愧耻，是更有些怅怅然了。 想到*初写此稿时，我的朋友蔚初所给的鼓励之大，这鼓励令我永不能忘却，现在远隔万里，就谨以此书作为纪念，祝她康乐，祝她勤奋地写作吧。叶圣陶先生和开明书店的好意，也一并谢谢！ 三十六年十月三日，夜深人静，皓月当空，长之记于北平广济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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