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法律文明的长河中，自首制度始终是连接“惩戒”与“教化”的关键纽带。本书以“表达与实践”为核心视角，在清代至近现代的历史跨度里，勾勒出自首制度从纸面规则到生活实践的生动图景。本书深入州县官判牍、刑部档案、民国司法文书等一手史料，还原了制度在基层的真实运行情况，比如清代盗案中“投首免罪”的实际适用情形，民国时期“自首从宽”与西方法理的融合冲突，乃至根据地时期“坦白从宽”政策对传统的继承与改造。这种法律条文与司法实践的对照分析，既揭穿了“制度文本即实际治理”的认知误区，也让读者看到传统法律中人情与法理的微妙平衡。更难得的是，作者立足中国传统社会，深入探讨了自首制度中蕴含的中华文明独特的家国一体观念。在传统的自首制度下，告发家人（尤其是尊长）总是面临两难的选择：法律一方面规定“亲亲得相首匿”，也即我们常说的“亲亲相隐”，要求家庭成员互相包庇，否则即犯有“干名犯义”之罪；另一方面以被亲人告发可按自首减罪乃至免罪的诱惑，鼓励亲属“相告言”。这似乎对告发者不太公平：自己既为社会安定做出了贡献，又帮助家人减免了罪责，为何却有可能成为专享获罪（“干名犯义”）受罚的人？然而，在作者看来，这种做法既维护了以骨肉亲情为基础的家族利益，又维护了惩治犯罪的国家利益，恰恰彰显出传统国家维护家国一体伦理秩序的治理智慧，是实用道德主义的体现。事实上，在现代法律中，尽管“干名犯义”早已被废弃，亲属“相告言”适用自首减刑的原则却一直延续至今，“送亲归案”始终作为自首制度的一部分受到鼓励。在梳理自首制度演变的过程中，本书始终锚定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传统法律中的教化理念，对今天的立法、司法有何启示？传统家庭观念的延续，对现代法律有何影响？这些对话与思考，重新弥合长期被割裂的传统、现代自首制度研究，让本书成为理解中国法治本土基因的重要窗口。

本书是一部以自首制度为讨论核心的法律社会史专著，追溯清代至今自首制度的演变轨迹。作者以丰富的史料和案例生动论述了自首制度的内涵与发展，深入剖析法律条文与制度实际运行，将中华文明独特的家国一体观念纳入法律史研究。本书打破了传统与现代自首制度割裂研究的局限，聚焦近代变局与“西法东渐”背景下，自首制度如何在变与不变中延续生命力，探讨当代自首制度对现代司法思想的吸收和对社会变迁的适应，并通过与韦伯的形式理性法等进行理论对话，揭示制度从传统“实用道德主义”向现代的演化，为理解中国法律现代化提供了深刻的理论与实证参照。

蒋正阳，河南修武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哈佛大学联合培养博士，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出站博士后，现为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法律史、法律社会学等。

导论

问题的提出

理论框架

材料来源

文献回顾

各章内容

第一章 清代自首制度的实用道德主义特征

改过自新：清代自首制度的道德基础

家国同构：清代自首制度的实质理性

以例破律：清代自首实践的实用主义

第二章 清末民初大变局中的自首制度

清末民国自首文本与法理的激进变革

家族主义与自首制度的分离

西方刑事社会学派对自首法理的影响

民国自首实践的延续与保守

第三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自首制度：以陕甘宁边区为例

边区自首从宽的原理变革

通过自首政策怀柔敌人

通过自首运动惩治犯罪

边区自首制度的实用道德主义特征

第四章 现代自首制度的工具主义转向

交易论：自首制度与司法经济的结合

扩大化：自首制度作为一种治理政策

灵活性：从必减主义到得减主义

第五章 置换与默许：现代自首制度中的个人与家庭

现代刑法中的“家”价值思考

刑事立法与实践中“家”的考量

亲属陪首、送首的解释置换与司法实践

传统与现代斗争中的家庭

第六章 韦伯理论与中国自首法律

通往现代国家的形式理性法

具体正义：个人主义与家庭一体

双刃剑：治理模式与工具主义

结论

参考文献

附表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