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智识世界中，社会生物学可谓甚嚣尘上，它经常被用来支持各种阶级偏见、种族偏见与性别偏见。在本书中，基切尔紧紧围绕方法论的科学哲学问题，对社会生物学的人性探求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批判。基切尔认为，在非人类的动物研究领域，社会生物学的研究工作在方法论上大致是可靠的，但在将这些理论适用于人类的过程中，许多社会生物学家做出了仓促的推论。社会生物学在方法论上呈现的种种缺陷，让它迄今仍无法成为一门关于人类行为的真正可靠的科学，但流行的社会生物学已经由于其创建者的奢望而步入歧途。

[英]菲利普·基切尔（Philip Kitcher），英国当代著名科学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约翰·杜威讲席教授，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曾担任美国哲学学会（太平洋分会）主席。已经出版的哲学论著包括《数学知识的本质》、《奢望：社会生物学与人性的探求》、《科学的进展》《科学、真理与民主》、《民主社会中的科学》、《伦理学纲领》与《实用主义的序奏》等。

导论一辆自行车是不够的

第1章通过自然上升

第2章游戏的规则

第3章关于生命、性与适合度的新手指南

第4章什么是社会生物学?

第5章第谷的礼物

第6章方法中的灾难

第7章潘格洛斯博士的最后欢呼

第8章恰当的研究？

第9章我不杜撰假说

第10章皇帝的新方程

第11章最后的缺陷

后记

参考文献

索引

译后记

导论一辆自行车是不够的

 我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英格兰南岸长大的，在那时，审判的幻象萦绕在我心头。这个形象并不是人们从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那里熟知的末日审判，它通过严厉的判决，对同等数目的绵羊和山羊进行最终分类，前者幸运地位于顶端，而后者则匍匐于底层。就像我的大多数同龄人一样，我的烦恼完全是世俗的与平凡的。我们这些人的家庭不够富裕，无法绕开国家教育制度，我们知道，这场审判将在11岁时等待着我们。一场考试会对学业上的绵羊与山羊做出区分。我们不希望发现自己处于山羊之中。

对于那些在英国11岁儿童入学考试中失败的学生（大概有百分之五十的学生失败）来说，这个审判几乎是决定性的。等待他们的是一些适合他们被认可的能力的机构。这些机构试图将合理的规训与机械技能的灌输相结合，但通常都不成功。一旦被托付给这些机构，我的同龄人就很少能回到那群被教育选拔的同伴之中。或许每年每所学校会有一两个学生成功地表明，人们对他们做出了错误的归类。新闻报道偶尔还会称赞这样一种儿童的成绩，他们起初在11岁儿童入学考试中失败了，但他们设法获得了进入大学所需要的凭证。相较于这些例外的是压倒多数的大量例证，成千上万名11岁的学生被盖上失败的印记，他们被排除在那条通向英国社会中更有价值职位的道路之外。

尽管教育制度不断设计出考试来比较那些最初获得成功的学生的品质，但是，最初的分类对英国儿童的生活产生了至为重要的影响。许多工人阶层与中低阶层的父母极为强调对这次考试的准备，他们期望他们的子女能够享有这样一种职位，它将比他们自己所享有的职位拥有更高的地位与更多的收入。这种来自父母的压力经常是无效的。作为资质指标的不仅仅是一个孩子在某个给定时日里的表现，还包括三分之一这样的考试，它们致力于检验那种精心脱离于先前的学习与准备的东西。我的朋友与同学们知道，这部分考试是用来评估我们的“一般智力”的。由于我们中很少有人知道“一般智力”是什么（或我们是否拥有任何这样的“一般智力”），这场考试的四周就笼罩了一片神秘的气氛。又由于我们认为，在此存在的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谜团，它只有在决定我们未来的那一天才向我们揭晓，我们对于11岁儿童入学考试的不安就有所增加。

 幸运的是，在11岁时进行最终教育分类的制度已经成为往事——至少在英国的绝大多数地区中是这样的。在它占据支配地位的二十年中，这个制度已经扼杀了成千上万下层社会的孩子们的理想。然而，它是人们抱着最美好的意图设计出来的。它的设计师所构想的是，为那些经济贫困的人们提供真正的教育机会，让矿工、送奶人、劳工与卡车司机的儿子和女儿能够在平等的基础上竞争，从而进入英国最优秀的学术机构。人们逐渐才认识到，来自贫困家庭的子女所遭受的失败是比例失调的，无论是他们在通过11岁儿童入学考试时所遭受的失败，还是他们随后在克服教育制度中遇到的困难时所遭受的失败。这种逐渐增长的认识是诱发这样一场漫长运动的主要因素，这场运动要驱逐的是“在儿童11岁左右一劳永逸地评估其智能”这个提议。

 这个提议来自何处？是什么东西激发了这种其潜在危害在今日看来如此显而易见的制度？那些设计并管理这种办法的人是一群有见识的人，他们关注的是以最好的方式照料英国的儿童，他们的关切驱使他们采纳并应用了在那个时候已经得到确立的心理学智慧。教育心理学家与伦敦郡议会顾问西里尔·伯特爵士（Sir Cyril Burt）在一系列的出版物中报告了他测量一般智力的结果，该结果以让所有人都满意的方式表明，存在着“一般智力”这样的东西，它能够通过特定种类的测验得到评估，儿童在11岁以后所测得的一般智力不会有重大的变化。接下来相当明显的是，一项好的政策就应当设计出恰当的测验，让儿童在11岁左右参加这种测验，并将儿童与适合他们能力的教育规划相匹配。由此就颁布了一项命令，所有儿童都应当接受这种检测——而我们也就接受了这样的检测。

伯特的论断是可疑的。他终生接受的心理观与教育观几乎都源自他对“一般智力”存在的信仰。这种信仰最终导致他公布了虚假的发现。他用来表明分别抚养的同卵双胞胎（或更确切地说，单卵双胞胎）在一般智力上的关联的大量研究以及那些为了支持相同结论而累积更多数据的研究都是捏造的，显然，它们企图要保护的是伯特青睐的想法。在20世纪70年代，普林斯顿大学的心理学家里昂·卡明（Leon Kamin）让伯特的大量研究结果陷于困境：某些精确到小数点第三位的关联始终保持不变，即便当样本的大小相当剧烈地发生变化时也是如此（Kamin 1976; Lewontin,Rose,and Kamin 1984,chapter 5）。这些“支撑性证据”的整个结构很快就瓦解了。人们不仅发现，伯特对父母与儿童的IQ评估经常依赖于他对这些相关者的“个人访谈”，而且还发现，某些为他提供数据的“被调查者”被揭露为虚构的。

我的目的并不是与西里尔·伯特爵士的幽灵争论，而是要从中吸取教训。那些设计社会政策的人经常向科学发现寻求指导。假若他们求教的研究是不正确的，那么，错误就会持续影响无数人的生活。教条的信仰与蓄意的欺骗相联姻，它们是让社会付出高额代价的科学谬误的

最为显著的（当然也是最不常见的）根源。然而，从那些最终受苦的人的观点来看，这种根源并不是非常重要。对于我的那些由于这项愚昧的教育政策而导致其才华无人问津的朋友来说，即便知道这种谬误源自粗心大意而不是蓄意的欺骗，那也几乎不会带来任何宽慰。这个教训是显而易见的。当科学论断对社会政策问题产生影响时，证据的标准与自我批评的标准就必须相当高。

就像先前对智力的遗传性（Jensen 1969）与人类进化史的所谓的残余物（Ardrey 1966; Morris 1967）的研究一样，行为生物学在当代的研究工作面临着被用于支持社会不公正的风险。人类社会生物学已经被它的那些直言不讳的批评者描述为这样一种学说，它将让有关性别、种族与阶级的不公正边界永存。他们的反应可以轻易地追溯到EO威尔逊的那本里程碑式的论著《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Sociobiology:The New Synthesis）（1975a）以及该论著迅速收获的称赞上。在名为“人类：从社会生物学到社会学”(“Man:From Sociobiology to Sociology”)的最后一章的开头，威尔逊用了这样一句话来激发那些正在寻求科学的社会政策指南的人的兴趣：“现在让我们开始考虑在自然史中拥有自由精神的人类，就好像我们是来自另一个行星的动物学家，要完成地球上的社会物种的分类目录。”威尔逊继续得出了一些令人严肃思考的结论。人类是作为仇外的、善于欺骗的、好争斗的、“荒唐地易于灌输”的生物而出现的。这些所谓的品质是我们本性的内在特征，威尔逊提出，特定的社会制度同样具备深刻的生物学根源。威尔逊求助于人类学的发现来支持这个想法，即女人在没有文字的社会中被频繁地用于实物交易，她们被具有竞争力并占据统治地位的男人所控制与交换。此后，威尔逊继续对工业社会与我们那些狩猎和采集食物的远亲做了比较：

几乎所有的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单元都是由父母和子女组成的小家庭……无论是美国工业城市中的平民，还是澳大利亚荒漠中的一队狩猎采集食物的人，他们都是围绕这个单元组织起来的。在这两种情况中，在局域性的社区之间移动的家庭通过拜访（或打电话和写信）与互换礼物，与主要的亲属维持了复杂的关联。白天女人与孩子留在居住区内，男人却要搜寻猎物或它在货币形式上的象征性等价物。男人为了狩猎或对付邻近的部落而联合起来相互合作。（1975a,553）

在此，一位高度受人尊敬的科学家暗示，有一种生物学的基础在支持那个许多人想要改变的政治制度。毫不奇怪，那些致力于摧毁性别、种族与阶级之间不平等的人被激怒了。

“愤怒”正是描述威尔逊的某些批评者的反应的确切词汇。对于他的某些在政治上敏感的同龄人来说，威尔逊所建议的研究人类社会行为的一条新生物学进路，在一种意义上（但也仅仅是在一种意义上）显得就像是一个惹人生气的危险信号，这激起批评者做出了强烈的回应，却破坏了他们自己的论证。有一群人［后来被称为“科学为人民的社会生物学研究组”(Sociobiology Study Group of Science for the People)］回应了一篇发表于《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的大加赞扬《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的评论，他们在社会达尔文主义与基因和行为理论的语境下对威尔逊的建议进行了讨论。他们认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被约翰·D洛克菲勒爵士（John DRockefeller）用来为美国资本主义贪婪的过剩（或极端的自由）辩护，而基因和行为理论则构成了希特勒的优生政策的基础。威尔逊的反对者直截了当地表示：

 \[威尔逊\]意在采纳一条使用了大量新信息的更为牢靠的科学研究进路。我们认为，这种信息与人类的行为几乎没有什么关联，而那条所谓的客观而又科学的研究进路在现实中掩盖了

政治上的假设。因此，通过将现状作为“人性”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它还是向我们提供了一种维持现状的辩护。（Allen et al.1975,261）

哈佛的教授很少会想让自己被当作与工业强盗式的资本家或法西斯主义的独裁者大同小异的人。威尔逊随后对他关于人性与人类社会关系的见解的讨论，在涉及那些令人不快的真理时采纳了一种冷静但又坚定的腔调。刺耳的反对所换来的是礼貌的回复，不过，威尔逊与他新近的合作者查尔斯·拉姆斯登明确表达了他们的如下信念，即那些批评者为了尊重政治的意识形态，已经抛弃了科学的标准。

他们论证中的缺陷随后被这场争论中的许多作家指出，也就是说，他们假定，科学发现应当根据其可能的政治后果，而不是其真假来得到判断。这种推理的模式先前曾导致了纳粹德国的伪遗传学与苏联的李森科学说。（Lumsden and Wilson 1983a,40）

在威尔逊赢得普利策奖的论著《论人性》(On Human Nature)（1978）中所使用的腔调，进一步增强了专注于追求科学真理的主题。我们在此并没有发现他唐突地宣称，特定的社会组织在生物学上是不可避免的。相反，威尔逊提出，我们的本性对我们的社会制度设置了约束，因此，若要采纳那种尊重大声呼吁正义的人们所要求的社会变革方案，“就会付出无法估测的代价”。他传达的信息并没有发生改变，但表达的方法已经得到了精致的改进。

 威尔逊的一些社会生物学的同行并没有那么委婉。在一本为阿德雷（Ardrey）与威尔逊提供证明的书中，大卫·巴拉什（David Barash）扔下了战书：

 我们将探索人类的裙带关系与利他主义的生物学基础，它既是家庭的基础，也是一种解决冲突的惊人而又确切的处方的基础。我们将分析父母的行为、我们对他人乃至我们对自己子女的行为的潜在自私性，并且将以一种顽强的（无疑是不受欢迎的）方式来审视关于男女差异的进化生物学，包括关于双重标准的生物学基础理论。（Barash 1979,23）

关于人类的难以接受的事实或许惹怒了某些读者，但巴拉什是带着这样的态度来写作的，就好像他是一个敢于让我们直面关于我们自身的事实的人，他要让我们的政治观点与我们所看到的相适应，而不是与我们想要看到的相适应。他的同事皮埃尔·范·登·贝格（Pierre van den Berghe）也对让社会变革者碰到令人不快的研究结果这个想法感兴趣。他不愿成为“那种在目前很时髦的自由主义学者”或“那种对女性主义卑躬屈膝的人”（van den Berghe 1979,2）。因为当我们以健全的方式审视这些没有受到“意识形态激情”污染的数据时，我们就会发现其对“传统智慧”的支持。结果是家庭被广泛接受，女人有小孩更好，男人不喜欢好斗的女人，政治是男人的游戏（61979,195197）。在或许会被菲丽丝·施拉芙利所钟爱的一段话中，他宣称:“无论是美国妇女组织还是平等权利修正案，它们都不会改变父母不对等投入的生物学基石。”（196）

因此，最初对人类社会生物学发起的政治批判碰到的是服务于真理的明确主题。这种主题的表达有时带着一丝对社会公正理想的遗憾与同情（威尔逊），而在其他时刻则带着碾压女性主义者（épater les féministes）的激情（范·登·贝格）。然而，有两个理由让人们认为，这种为真理献身的宣誓来得有点过于轻易。首先，社会生物学家对他们宣扬的观点的政治意蕴的理解远非清晰。当《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一系列论述平等权利的文章通过严肃讨论，得出了生物学或许会对女性的志向设定界限这个结论（参见Gould 1980a,263）时，

当英国与法国的新右派宣布了他们对人类社会生物学工程的强烈兴趣时，这些政治意蕴就变得清晰起来。其次，更加重要的理由是，那些被人类社会生物学的新近论断所激怒的人并不认为他们自己参与的是那种不顾一切掩盖令人不快真相的斗争。批评者相信，由于顺从知名科学家的权威，人们就有可能在证据不充分与具有误导性的基础上，接受那些在政治上有害的谬误。

仅仅依靠那些冒犯乌托邦式感受的孤立主张、肯定性别不对等的论断以及对抢夺支配地位的竞争性行为的强调，并不能估算出社会生物学在政治上产生的影响。社会生物学的大量文献标示出一种研究人类行为的整体进路，它可以轻易被用来支持某些有害的观点。由于他们强调行为的遗传基础，许多社会生物学家似乎支持一种将行为差异与遗传差异联系起来的策略，这种策略助长了对特定种族或社会群体的抹黑。当我们在测试中发现了黑种人与白种人、市内的穷人与郊区的富人之间的表现差异时，那种赞成行为差异的遗传基础的普通假设，就有可能被用来支持以下暗示，即在表现差异中存在着强烈的遗传因素。任何相关行为的特定研究都轻易地先行采纳了这一极端的步骤。最近有人就此宣称，对行为的遗传基础的强调，并不蕴含着对“基因决定行为”这个观念的承诺（参见van den Berghe 1979,29; Barash 1977,39ff.）。但是，这并没有预先阻止人们运用社会生物学来为种族主义或其他形式的社会不公正服务。只要没有明确区分那些被社会生物学家用来证明已经得到良好确立的人类社会行为的遗传约束条件之存在的例证，只要对基因卷入人类事务的一切方面所做的野心勃勃的思考混杂着那些在社会生物学家看来拥有可靠证据的例证，那么，“遗传基础”这个术语的暧昧以及人类社会生物学家所宣称的巨大适用范围，就会共同为那些希望将行为差异视为不受社会变革影响的人提供武器。

 我的首要任务之一是对人们所谈论的“基因决定论”做出某种澄清。就目前而言，我将仅限于得出这个结论，即社会生物学的早期批评者正确地认为，人类社会生物学潜在地破坏了社会公正的事业。然而，他们激烈地表述这个观点，却助长了人们产生如下印象，他们仅仅因为这个理由而拒斥社会生物学。人类社会生物学的捍卫者在回应的同时也做出了这样的批评：不能让政治来支配科学。威尔逊就发展了这种显而易见的回复：

 人们应当追求人类社会生物学，人们应当将它的发现视为我们所具备的追溯心智进化史的最佳手段。在前方的艰难旅途中，我们最终的向导必定是我们的那种最深刻的以及在当前最不被认同的感受，我们肯定无法承担对历史的无知而导致的后果。（1975b,50）

 以人道的方式获取知识并广泛地分享知识，让知识关联于人类的需求，但又始终免于政治审查，这就是真正为人民的科学。（1976,302; 也可参见Lumsden and Wilson 1983a,41; Alexander 1979,136137）

 因此，由于自由的探索具有内在的善，由于它产生了我们要用来帮助解决社会问题的知识，人们就应当继续进行人类社会生物学的研究。

 谁会对此有所异议？可以肯定的是，若问题是我们是否应当审查那些探究人类行为的生物学基础的努力尝试，所有通情达理的人都会共同大声说不。任何禁止那种有可能产生令人不快结论的科学研究领域的社会政策都显然是误入歧途的。人们帮助受压迫者的途径既不是让他们沉溺于有关他们能力的幻想，也不是为他们设计出符合这些乌托邦期望的方案。但是，社会生物学的批评者并没有让自己致力于一种让报信者沉默的疯狂斗争。科学为人民的社会生

物学研究组的一位最杰出的成员清晰陈述了这个观点：

 正如我们所理解的，科学真理必然是我们的主要标准。我们学着去适应一些令人不快的生物学事实，死亡的存在就是一个最不可否定与最不可避免的生物学事实。假如基因决定论是真实的，我们也会学着去适应它。但是，我要反复陈述，不存在任何证据来支持基因决定论，它在过去几个世纪中的最粗劣的版本已经遭到了定论性的反驳，它持久的名望是那些最大地受惠于现状的人的社会偏见发挥作用的结果。（Gould 1977,258）

 古尔德（Gould）所提出的一些观点激起了人类社会生物学的倡导者的激烈辩论：他们不仅反对基因决定论者的污名化，而且反对那种认为政治动机在这些科学的流行论断中发挥了作用的暗示。不妨暂缓对这些观点的讨论，我们仍然能够用古尔德的这些评论来表明，社会生物学家已经无法在他们的批评者做出攻击之处为自己做出辩护。

 古尔德提到了证据以及“正如我们所理解的真理”，这清楚地表明，关于审查和剥夺研究权利的谈论有可能让问题错位。社会生物学的反对者主要关注的是它对人类行为起源假设的接受，而不是它的研究工作。（当对这些假设的仓促接受产生了一种有可能形成诸多具有社会危害与错误根据的结论的特殊研究纲领时，这些反对者或许同样会反对这种纲领的贯彻。反对者的这些看法导源于一种更为基本的反对意见，即反对人们仓促地接受这些假设。）古尔德与他的同事坚持认为，人们采纳的人类社会生物学的核心论断的根据是不充分的，因此，被威尔逊构想为“真正为人民的科学”的东西，其实是一组草率习得但又不幸被广泛传播的有害谬误。

 由此，我们就抵达了本书的核心主题：关于人类社会生物学的争论，就是关于证据的争论。社会生物学之友将“新的综合”视为科学的一个令人振奋的组成部分，它合理地依赖于证据与大量有前景的崭新洞识，其中包括某些与人类的需求有关的洞识。然而，在批评者的眼中，这同一组学说似乎是大量没有根据的推测，它们的危害性在于，用科学的装饰与权威掩盖了对社会有害的暗示。从这个视角看，这些批评者似乎把政治考虑要素抛到了脑后。毕竟，假若所有通情达理的人都同意，我们必须接受这些由证据决定的假设，那么，就可以不理会“研究中的这些假设可以轻易地与那些政治上的争议发生关联”这个事实。这个问题就还原为一个与纯粹而又简单的真理有关的问题。

 爱尔杰龙·蒙克里夫的提醒是贴切的——真理很少纯粹，它也决不简单。每个人都应当同意，倘若有充足的证据支持某些关于人类的假设，我们就应当接受这些假设，而不管它们的政治意蕴是什么。但是，什么算作充足的证据这个问题并非独立于那些政治后果。如果犯错的代价相当高，那么，相较于犯错是相对无害的情况，人们就应当合理而尽责地要求更多的证据。在科学研究的混战中，诸多观念经常被抛弃，或被暂时接受，并在随后阶段才遭受真正严格的检验。可以说，“大胆的过度概括”这种做法对作为共同体事业的科学的有效运作做出了贡献：对于那些具备了“某种证据”或“合理的有利证据”的假说来说，它们成了公共储备的观念的组成部分，通过与其他假说相整合，它们将受到批判与改进，有时则会被抛弃。然而，当成问题的假说与人类的关切有关时，这种转变就不可能那么随便。假如单个科学家乃至整个科学共同体最终采纳了一个关于遥远银河系起源的错误观点，采纳了一个关于蚂蚁觅食行为的不恰当模型，或采纳了一个关于恐龙灭绝的疯狂解释，那么，这些错误并不是悲剧性的。相较之下，如果我们弄错了人类社会行为的基础，如果我们由于接受了关于我们自身与我们的进化史的错误假说而放弃了公正分配社会利益与社会责任的目标，那么，这种科学谬误的后果或许是严重的。

 这些结论并不依赖于迷蒙的感伤或不切实际的证据标准，而是依赖于理性决策的基本观念。一个熟悉的决策原则是，行动者应当如此行动，以便让预期的效益最大化。因此，采纳、运用与推荐一个科学假说的合理性，并非仅仅取决于在给定可资利用的证据的情况下该假说成真的可能性，而且还取决于当这个假说是真实的时候采纳它（或没有采纳它）所导致的成本与收益以及当这个假说是虚假的时候采纳它（或没有采纳它）所导致的成本与收益。在许多具体的情况下，这个抽象的原则对于我们都不陌生。当一种新产品投入市场会有潜在的危险后果时，药品制造商就会正确地坚持对证据采纳更高的标准。

 在人们对社会生物学所做的政治批评的背后，存在着这样一种真正的忧虑：尽管社会生物学家对非人类的社会行为的论断也许是谨慎的与得到严格辩护的，但是，他们恰恰在那些应当最为谨慎的地方转而就像在做一些疯狂的推测。［古尔德对威尔逊的非人类的社会生物学表达了敬意（1977,252）；尽管如此，甚至非人类的社会生物学也有它的批评者。］在理解了这种忧虑之后，我们就可以表述出人类社会生物学纲领的核心问题，而这也就是我将在本书中考虑的问题：支持社会生物学的证据有多么完善？在人类社会生物学的研究领域中的证据有多么完善？社会生物学的各种践行者关于人性所做出的那些引人注目的论断的证据有多么完善？

 我的出发点是，试图以尽可能清晰的方式表述那条将威尔逊与其他人导向他们关于人性的结论的推理路线。这并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任务。威尔逊被迫再三抱怨他的立场被人们误解，麻烦在于他的论证难以捉摸的特性。要对社会生物学的学科及其论述人类的那个引人注目的子学科给出一个严肃的评价，我们就不得不对当代进化论以及当代进化论中产生的某些方法论问题形成一个清晰的见解。

 激烈的修辞必须让位于煞费苦心的评价，我们必须从最初的地方开始。我们需要理解当代进化思想的核心生物学观念以及激发了“新的综合”的说法的新近理论贡献。根据这种理解，我们就能前往那些最终属于我自己专业（即科学哲学）的问题：什么是社会生物学？它与现代进化论的关系是什么？通过对这些问题提供清晰的解答，我希望表明，我们应当拒绝将社会生物学作为一个统一的理论，拒绝将其作为某种必须被全部接受或全部拒斥的东西，拒绝将其作为某种只有通过放弃绝大多数当代生物学才能进行质疑的东西。人类社会生物学的那些野心勃勃的倡导者所发布的挑战依赖于一个错误的困境；我们在不对那些目前正努力获取政治权利的人大声批评的情况下，也可以信守我们的科学良知。

 尽管我研究的焦点是社会生物学的方法论地位，但是，倘若由此就忽视了这项探究的政治意蕴，那就会犯下错误。在考虑社会生物学论断的品质时，我们必须始终要意识到，这些证据不能仅仅是提示性的，而必须为我们采纳这些信念提供辩护，因为这些信念将会影响到我们理解与对待他人的方式。这种方法论上的严格审查是正当的，这恰恰是因为假若在我们最终是错误的情况下，它将给社会政策与个人生活带来严重的后果。正如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故事叙述者在《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的结尾提醒我们的，造成人类生命的衰退与毁灭的粗心大意是不可原谅的。无论我们多么谨慎地权衡证据，都无法确保我们关于自身的信念是正确的。但是，我们探究的范围越广泛，我们就能更加安全地防范谬误。至少，这是人类理性的期望。 

20世纪70年代早期，我在一次对英国的访问中去看望了我的一个远房表妹。她的一个孩子刚刚在11岁儿童入学考试中失败了——对孩子做出最终判断的陈旧制度仍然存在于保守党的堡垒之中，我的青少年时期有大量时间生活在这种制度之下，而我的表妹现在仍然生活在这种制度之下。就像先前的许多子女，这个女孩得到了承诺，假如她通过了11岁儿童入学考试，她将得到一辆自行车。就像先前的许多父母，她的父母不管怎样还是给了她这辆自行车。他们的女儿明显是情绪低落的。她感到她让自己的父母失望，她并不期待新学年的开始，在那时，她将与其他的“失败者”一起转到新的学校。然而，自行车仍然在那里，这是对她的小小安慰，也象征着她的父母对她的继续支持。当她摇晃着在人行道上倒下时（这辆自行车对她来说有点太大了），她对新拥有的东西的得意暂时抑制了她无能为力的感觉。当我望着她的时候，我想到了我认识的许多孩子，想到了教育制度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限定了他们视野的诸多方式。由于应用了那些误入歧途的科学，他们的抱负被碾碎，他们的人生被束缚，这提示我们应当更加严格地审视那些有可能将我们导向更多错误的理论化过程。这些人的后代应当获得更好的待遇。一辆自行车是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