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间风雅(精)》完备地收录了汪曾祺谈文艺创作的文字。作者这类谈文论画的随笔小品，文字一如既往的空疏冲淡，开阖从容，对于艺术创作，不管是书画戏剧，还民俗曲艺，都能让读者感受到他一派天然的美学情致和生活态度，让人不由地心生感动、向往……

文学散论

文艺杂谈

文集自序

文谭书序

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沈从文的高徒，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戏剧家、小说家，京派文学小说的代表人物及传人，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汪曾祺早年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师从沈从文先生。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顾问，北京剧作家协会理事。他在短篇小说和散文创作领域成就颇高，充溢着浓郁的中国味道和灵性美质，语言平和质朴、清新隽永、娓娓而来、如话家常。著有短篇小说集《邂逅集》《羊舍一夕》《晚饭花集》，散文集《蒲桥集》《故乡的食物》《逝水》，京剧剧本《范进中举》《沙家浜》（主要编者之一），文学评论集《晚翠文谈》等。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介绍到国外。

张大千和毕加索

杨继仁同志写的《张大千传》是一本有意思的书。如果能挤去一点水分，控制笔下的感情，使人相信所写的多是真实的，那就更好了。书分上下册。下册更能吸引人，因为写得更平实而紧凑。记张大千与毕加索见面的一章（《高峰会晤》）写得颇精彩，使人激动。

……毕加索抱出五册画来，每册有三四十幅。张大千打开画册，全是毕加索用毛笔水墨画的中国画，花鸟鱼虫，仿齐白石。张大千有点纳闷。毕加索笑了：“这是我仿贵国齐白石先生的作品，请张先生指正。”

张大千恭维了一番，后来就有点不客气了，侃侃而谈起来：“毕加索先生所习的中国画，笔力沉劲而有拙趣，构图新颖，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不会使用中国的毛笔，墨色浓淡难分。”

毕加索用脚将椅子一勾，搬到张大千对面，坐下来专注地听。

“中国毛笔与西方画笔完全不同。它刚柔互济，含水量丰，曲折如意。善使用者‘运墨而五色具’。墨之五色，乃焦、浓、重、淡、清。中国画，黑白一分，自现阴阳明暗；干湿皆备，就显苍翠秀润；浓淡明辨，凹凸远近，高低上下，历历皆人人眼。可见要画好中国画。首要者要运好笔，以笔为主导，发挥墨法的作用，才能如兼五彩。”

这一番运笔用墨的道理，对略懂一点国画的人，并没有什么新奇。然在毕加索，却是闻所未闻。沉默了一会，毕加索提出：

“张先生，请你写几个中国字看看，好吗？”

张大千提起桌上一支日本制的毛笔，蘸了碳素墨水，写了三个字：“张大千。”

（张大千发现毕加索用的是劣质毛笔，后来他在巴西牧场从五千只牛耳朵里取了一公斤牛耳毛，送到日本，做成八支笔，送了毕加索两支。他回赠毕加索的画画的是两株墨竹，——毕加索送张大千的是一张西班牙牧神，两株墨竹一浓一淡，一远一近，目的就是在告诉毕加索中国画阴阳向背的道理。）

毕加索见了张大千的字，忽然激动起来：

“我不懂的，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跑到巴黎来学艺术！”

“……在这个世界谈艺术，第一是你们中国人有艺术；其次为日本，日本的艺术又源自你们中国；三是非洲人有艺术。除此之外，白种人根本无艺术，不懂艺术！”

毕加索用手指指张大千写的字和那五本画册，说：“中国画真神奇。齐先生画水中的鱼，没一点色，一根线画水，却使人看到了江河，嗅到水的清香。真是了不起的奇迹。……有些画看上去一无所有，却包含着一切。连中国的字，都是艺术。”这话说得很一般化，但这是毕加索说的，故值得注意。毕加索感伤地说：“中国的兰花墨竹，是我永远不能画的。”这话说得很有自知之明。

“张先生，我感到，你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

毕加索的话也许有点偏激，但不能说是毫无道理。

毕加索说的是艺术，但是搞文学的人是不是也可以想想他的话？

有些外国人说中国没有文学，只能说他无知。有些中国人也跟着说，叫人该说他什么好呢？

童歌小议

少年谐谑

我的孩子（他现在已经当了爸爸了）曾在一个“少年之家”“上”过。有一次唱歌比赛，几个男孩子上了台。指挥是一个姓肖的孩子，“预备——齐！”几个孩子放声歌唱：

排起队，

唱起歌，

拉起大粪车。

花园里，

花儿多，

马蜂螫了我！

表情严肃，唱得很齐。

少年之家的老师傻了眼了：这是什么歌？

一个时期，北京的孩子（主要是女孩子）传唱过一首歌：

小孩小孩你别哭，

前面就是你大姑。

你大姑罗圈腿，

走起路来扭屁股，

——扭屁股哎嗨哟哦……

这首歌是用山东柳琴的调子唱的，歌词与曲调结合得恰好，而且有山东味儿。

这些歌是孩子们“胡编”出来的。如果细心搜集，单是在北京，就可以搜集到不少这种少年儿童信口胡编的歌。

对于孩子们自己编出来的这样的歌，我们持什么态度？

一种态度是鼓励。截至现在为止，还没有听到一位少儿教育专家提出应该鼓励孩子们这样的创造性。第二种态度是禁止。禁止不了，除非禁止人没有童年。

第三种态度是不管，由它去。少年之家的老师对淘气的男孩子唱那样的歌，不知如何是好，只是傻了眼。“傻了眼”不失为一种明智的态度。

第四种态度是研究它，我觉得孩子们编这样的歌反映了一种逆反心理，甚至是对于强加于他们的过于严肃的生活规范，包括带有教条意味的过于严肃的歌曲的抗议。这些歌是他们自己的歌。

第五种态度是向他们学习。作家应该向孩子学习。学习他们的信口胡编。第一是信口。孩子对于语言的韵律有一种先天的敏感。他们自己编的歌都非常“顺”，非常自然，一听就记得住。现在的新诗多不留意韵律，朦胧诗尤其是这样。我不懂，是不是朦胧诗就非得排斥韵律不可？我以为朦胧诗尤其需要韵律。李商隐的不少诗很难“达诂”，但是听起来很美。戴望舒的《雨巷》说的是什么？但听起来很美。听起来美，便受到感染，于是似乎是懂了。不懂之懂，是为真懂。其次，是“胡编”。就是说，学习孩子们的滑稽感，学习他们对于生活的并不恶毒的嘲谑态度。直截了当地说：学习他们的胡闹。

但是胡闹是不易学的。这需要才能，我们的胡闹才能已经被孔夫子和教条主义者敲打得一干二净。我们只有正经文学，没有胡闹文学。再过二十年，才许会有。（P145-149）

曾祺的创作，不论采用何种形式，其终极精神所寄是“诗”。无论文体如何变换，结体的组织，语言的运用，光彩闪烁，炫人目睛，为论家视为“士大夫”气的，都是“诗”，是“诗”造成的效果……曾祺在文学上的“野心”是“打通”，打通诗与小说散文的界限，造成一种崭新的境界。

——黄裳

他是我认为全中国文章写得最好的，一直到今天都这样认为。

——黄永玉

喝酒的忘年之交里最让我心痛难忘的是汪曾祺。曾祺先牛小个子，圆圆的娃娃脸，有江南人的秀雅斯文……

——蒋勋

汪曾祺文集水墨珍藏系列，最具知识分子风格的汪曾祺作品，雅致诗意，淡远蕴藉；由汪氏后人慎重编选，收录汪曾祺最具代表性的小说、散文、文论和戏剧等百余篇佳作，一套在手，汪文精华尽收眼底。

《此间风雅(精)》附赠汪曾祺手绘精美书签；他的字仿佛会发光，温柔的光，让读书的人都觉得生活如此温暖、美好……致敬最美好的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