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全球新闻学研究：理论、方法、发现与未来（新闻与传播学译丛）  
定价：89.8  
ISBN：9787300315270  
作者：[德]马丁 劳福霍兹 [美]戴维 韦弗  
版次：1  
出版时间：2023-06  

全球新闻学是指新闻生产结构和标准的持续演进的同质化（“一个世界”），以及代表全世界不同类型社会的截然不同的新闻文化的总和。《全球新闻学研究》同时包含了以上两种对全球新闻业的解读视角，从特定的区域研究拓展至全球视野。  
本书收录全球26位知名学者的研究成果，阐释全球化对于新闻业和新闻学研究的影响与后果，以22章的篇幅将四个主要方面的学术研究融于一册：基于新闻学研究不能再局限于国家和文化边界的考虑，介绍了主要理论路径；介绍了比较新闻学研究方法，以及经验研究的主要工具（调查法、内容分析法和观察法等）；通过介绍亚洲、非洲、欧洲、北美洲和拉丁美洲的新闻学研究相关的重要范式和发现，提供真正的全球视角；提出全球化如何影响作为一门学科的新闻学研究，如何挑战建立在民族国家及其边界概念基础上的传统范式。总之，本书对全球新闻学研究进行了全面概述，可作为全球新闻学研究的概论。  



马丁·劳福霍兹 德国伊尔梅瑙工业大学媒介研究教授。他编辑和出版了十几部著作，发表了100多篇期刊论文（包括图书章节）。著有《新闻业的未来》（Die Zukunft des Journalismus，1994，合著）、《作为媒介事件的战争II》（Krieg alsMedienereignis，2004，编者）、《新闻学理论》（Theorien des Journalismus，2004，编者）等。  
戴维·韦弗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伯明顿校区新闻学院的罗伊·W. 霍华德研究（the Roy W. Howard Research）教授。著有《全球记者》（The global journalist，1998），合著了多部关于美国记者的书，包括《21世纪的美国记者》（The American journalist in the 21st century，2007）。  

  
第一部分新闻学研究导论  

第1章追问国家、文化与学科边界：呼吁全球新闻学研究  



第二部分新闻学研究理论  

第2章多样化多维度竞争性：新闻学研究理论路径概述  

第3章全球化世界社会中的新闻业：新闻学研究的社会学路径  

第4章人人享有信息传播权：新闻业的文化路径  

第5章新闻生产的结构：新闻学研究的组织路径  

第6章新闻工作者职业行为背后的影响因素：新闻学研究的心理学取向  

第7章作为象征性实践的新闻业：新闻学研究的性别路径/  



第三部分方法论与新闻学研究方法  

第8章跨越文化边界的新闻业比较：现状、策略、问题和对策  

第9章新闻学研究方法：调查法  

第10章新闻学研究方法：内容分析  

第11章新闻学研究方法：观察  



第四部分新闻学研究范式与发现精选  

第12章美国的新闻学研究：网络世界的范式变革  

第13章德国的新闻学研究：发展与主要研究兴趣  



第14章英国的新闻学研究：独立的努力到学科的建立  

第15章南非的新闻学研究：全球化时代挑战范式分歧与找  

第16章中国的新闻学研究：共同体、路径和主题  

第17章墨西哥的新闻学研究：拉美语境下的历史发展与研究兴趣  



第五部分新闻学研究的未来  

第18章重新思考新闻学研究的“新闻业”  

第19章构建全球化新闻业的理论  

第20章新闻学研究的未来：超越学科边界  

第21章全球化时代的新闻学教育  

第22章全球新闻学研究：总结与展望  



主题词索引  



姓名索引  



译后记  

  
第22章  
全球新闻学研究：总结与展望  
戴维·韦弗 马丁·劳福霍兹  

很明显，新闻学研究者在21世纪初设计和进行新闻学研究时，选择面很广。本书各章介绍了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当下，研究新闻业和新闻工作者的各种理论、路径、方法、发现和对未来的思考。我们不仅为新闻学研究者，还为那些只对世界各地如何研究新闻业感兴趣的人勾勒了新闻学研究的版图，提供了一些具体范例。  

理论  
可以从社会、文化、组织和个人等不同层次，以及性别等新闻工作者的主要特征方面阐释作为社会实体的新闻业的结构与功能和个体新闻工作者的观点和行为。需要强调的是，这些理论路径并不一定相互排斥。相反，它们互为补充、相互影响。新闻工作者的心理特征有可能与组织、社会和文化变量相互作用，对特定文化、社会或组织背景下的新闻实践产生影响。  
马丁·劳福霍兹在新闻学理论综述中，从更宏观的传播科学视角将新闻学研究描述为多元化、差异化和动态化的研究领域。全球新闻学研究的理论视角包括规范路径、中程理论、组织和融合社会理论，以及性别和文化研究。总体而言，劳福霍兹明确并描述了新闻学的六大基础理论概念：规范的个人主义、分析经验性主义、行动理论、系统理论、综合社会理论和文化研究。  
全世界范围内传播主体的研究越来越重要，这导致了大量异质理论路径的产生，鉴于此，劳福霍兹总结道，鉴于新闻学理论的发展既不遵循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所提出的理论的线性累积式理解，也不符合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所提出的常规和革命阶段的一般顺序，因此，当前有关新闻业的理论话语是多维度的。新闻学理论的发展不是取代“过时的”理论，而是建立在新理论出现和旧理论修正而获得的复杂性基础上，劳福霍兹更倾向于将新闻学研究视为一种多视角的不间断发展。  
相应的，曼弗雷德·鲁尔在第3章提到，一些理论家认为，在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旧的新闻学理论已经过时，但真相是：“正好相反！”尤其是源于埃米尔·涂尔干、格奥尔格·齐美尔、罗伯特·帕克、塔尔科特·帕森斯和尼克拉斯·卢曼的经典社会学路径的宏观理论概念有助于在日益全球化的社会中更好地理解新闻业的功能。在第3章，鲁尔主要关注德国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的观点，卢曼并非以新闻学研究闻名，但他对当下的新闻学研究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鲁尔被视为最早将社会系统理论引入新闻学研究的人，他将系统理论描述为开始研究作为社会系统和决策组织的新闻业的邀请。与完全将新闻工作者视为个体的路径不同，社会系统理论将新闻生产者和新闻接收者视为世界社会新闻业中的社会角色结构，并加以分析。就此而论，不能将新闻业简化成个体新闻工作者，而应被当作社会系统来分析。社会系统的基本元素既不是行为主体，也不是特定个体，而是传播。因此，新闻工作者不是社会系统而是新闻业等“传播系统重要的外部协同执行者”。  
新闻业的社会和文化路径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之上，即作为个体的新闻工作者一定程度上与经济、政治因素等新闻业的宏观方面相联系。约翰·哈特利在第4章讨论了新闻业的文化路径，认为我们需要分析读者和受众的主观性，从而评估“作为全球企业传播机构组成部分的新闻媒体的意识形态、政治和经济影响”。具体来讲，新闻业的文化路径旨在描述媒体公司或政府机构与受众、读者等“寻求解放的‘收信人’”之间的文本关系。  
哈特利开篇论述了文化研究如何将新闻业作为研究对象，他提出不仅应把新闻业彻底视为专业实践，也应视人人享有的权利。与新闻学研究的实际状况和新闻行业的自我描述相反，哈特利认为，根据《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每个人不仅享有获取和接收信息的权利，还享有传播信息的权利，因此人人都可以被视为新闻工作者。哈特利认为，他称之为的“用户主导性创新”将再造新闻业，“使它更接近人人享有权利的梦寐以求的理想”。  
毫无疑问，作为专业性实践的新闻业正面临互联网的挑战，互联网成为每个人交换信息、表达观点和参与知识生产的平台。不过，现代新闻业及其特有的组织形式（比如，编辑部、新闻工作者的角色或专业标准）形成于19世纪的原因仍然没有过时。组织形式有助于降低新闻生产的复杂性，使编辑和记者在同一屋檐下共同工作，并且允许受众参照媒体组织的公信力来评估信息质量。克劳斯迪特尔·阿尔特梅彭在第5章新闻生产的结构中介绍的组织路径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新闻业，理由是新闻报道不仅仅是新闻工作者个人工作的结果，而且要倚仗新闻编辑部内具体的组织细节、不同的职业角色、不同技术的影响和媒体市场的反响。个体新闻工作者的行为嵌入影响新闻工作者工作和行为的组织模式。因此，新闻业的组织路径关注组织和个体新闻工作者、新闻编辑部与其他组织，以及新闻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借助于组织研究，还可以分析新闻编辑部的内部结构和环境结构。阿尔特梅彭认为，新闻业的组织研究路径的一个优势在于基本术语（比如组织、结构、管理）的可比性。“这对于推进缺失的新闻组织的国际比较尤为重要；相反，已有研究分析了媒体组织的其他国际方面……组织路径懂得使用多种方法和理论来设计一幅展现世界各地新闻业异同点的差异化图景。”  
沃尔夫冈·道斯巴赫在第6章讨论了新闻学研究的心理学取向，这是形成解释新闻决策的更具理论性路径的有益尝试。他试图采用社会确认（social validation）与选择性感知、选择性注意等心理学理论来解释新闻决策。在这一章，作者引用了一些想要把新闻工作者的态度与实际报道联系起来的研究，以及了解了新闻工作者自己对新闻工作者主观信念的影响和对新闻报道议程的决定因素看法的研究。  
假如研究者有足够多的组织层面的个案，那么他就能把新闻工作者调查中的个体层面的数据融入组织层面。不过，相较于一国或一种文化背景下的个体新闻工作者调查，研究经济、政治环境，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等媒体外部因素更加复杂。因此，必须采用跨国和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来评估这些影响，托马斯·哈尼奇在第8章详细阐明了比较新闻学研究。  
我们还应该更多地尝试将我们所了解的新闻工作者与他们所做的报道类型联系起来。我们已经拥有大量的媒体使用与效果研究，比如议程设置、框架、铺垫、涵化、第三人等效果理论。假如我们能够更富成效地将新闻工作者和新闻业的研究与这类研究联系起来，那么我们就能拥有更好的机会来发展新闻学理论，比以往更全面地解释整个复杂的流程。但是，由于新闻业和新闻学研究不再受国家和文化边界限制，因此，假如新闻学研究者想要更准确地描述和解释新闻业和新闻工作者，那么就必须进行国际合作。鉴于这些发展因素，我们需要比较研究和广泛理论，并将影响新闻工作者和新闻业的文化和社会差异等因素包含在内。  
这需要具有不同分析层次（心理的、组织的、社会的和文化的）的理论，还需要关注性别等新闻工作者主要特征的理论，正如格特鲁德·J罗宾逊在第7章将性别视为人类社会的构成要素。鉴于所有互动都受性别的影响，新闻学研究也需要在新闻行业内分析系统化性别偏见。但是，正如罗宾逊指出，“性别理论必须与组织和行动者分析，以及诠释路径相结合，这样才能探索人们赋予经验的意义”。新闻业的研究需要考虑涵盖个体、组织、社会和文化等各个层次的分析。  

方法  
经验性新闻学研究正在使用专门的研究方法。经典的有调查、内容分析和观察，因此本书专辟三章，由曾经采用这些方法进行新闻学研究的学者逐个介绍这三种方法。鉴于学者们日益需要借助更多的跨国和跨文化的新闻工作者研究来评估文化和社会的影响，从而发现不同背景下的新闻业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异同点，因此我们专辟一章介绍比较研究的方法。  
托马斯·哈尼奇在比较研究那一章，强调了跨文化研究是证明理论普遍性和国别研究阐释效度的必要条件。他提到，对新闻生产的经验性研究已经产生了大量数据，但是新闻学研究中更加基础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仍未解决：塑造新闻和新闻业结构的最重要因素是什么？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西方关于客观新闻的传统观点如何适应非西方文化？在所有文化中，新闻逐渐脱离政治体制会导致对经济理性的依赖吗？  
哈尼奇建议，假如新闻学研究者想要进行比较研究，那么他们最好充分借鉴具有长期比较研究传统的其他学科的概念和方法论进展，比如政治科学、社会学和心理学。诚如他所言，“新闻学研究者不必另起炉灶……第一，他们应该经常自问，跨文化比较是否会拓展阐释的范围且值得冒此风险”。假如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每一个发表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成果都必须解决构建、方法和管理、语言和含义等的对等性问题。他总结道，随着很多研究者加入跨国网络而且资助机构日益支持此类研究，比较新闻学研究愈加重要，但是，他提醒必须谨慎界定此类研究中的概念。  
戴维·韦弗在调查研究那一章提出，记者调查与公众调查既存在相同点，又存在不同点，而且调查法非常善于概括记者的特征、观点、态度和信仰。他还讨论了调查法的其他优点（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跨越地理界限搜集大量变量信息，便于进行跨越时空的比较）和一些缺点（测量记者的实际行为、回答“为什么”或“如何”的问题、确定因果关系和执行的难度）。他指出，必须在搜集样本之前仔细界定记者群体。  
这一章还讨论了建构问题和问卷（建议开放性问题）、采集记者样本（特别是在没有确切的记者名单情况下）、采访记者（建议电话采访）和分析调查数据的建议措施。最后，韦弗总结道，在搜集大规模记者群体的特征、观点和态度的代表性信息时，调查法仍然是最常见、最有效的方法之一，但是在测量实际新闻工作者的行为方面，调查法不如观察法适用。他认为理想情况下，调查法应该与内容分析和观察等其他方法相结合，从而呈现更加完整和准确的记者和记者工作图景。  
在接下来关于内容分析的一章中，克里斯汀·科尔默指出，内容分析已经成为分析新闻活动产品的重要方法，如果缺少内容分析，我们就无法测量文化、政治和经济结构等各种因素对新闻生产的影响。他指出，如果不参照记者生产的实际内容，就不能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来讨论媒介偏见问题，即便很多记者调查都证明了记者的政治倾向。他强调，编码员培训和质量控制对于编码员间信度，以及任何内容分析研究的内在效度都至关重要，对于跨国研究来说，更是如此。在跨国研究中，类别定义的措辞受国家语境影响，当翻译成其他语言时，其他文化环境可能会改变这些定义。  
记者观察是新闻学研究中另一种重要的方法，索尔斯坦·柯万特指出，假如一种方法被视为“科学方法”，那么这种方法必须系统化进行，而且与更加普遍的命题相关。作者指出，存在不同种类的观察（参与式和非参与式、开放式和闭合式、自然的和实验的等），不同的观察情境（新闻编辑部、输入输出、受众使用等），以及各种批评意见与问题。  
但最终，在自然情境下，观察法允许直接观察现象。这种方法也经常产生意想不到的发现和对现实生活环境中复杂关系的洞见。相较于只研究最终产品而不研究产品是如何生产的调查法和内容分析法，这种方法更适用于观察记者的实际行为。但是，正如索尔斯坦·柯万特所注意到的，这并不是说观察法应该替代其他方法。诚如其他研究方法一样，一旦与调查法、内容分析法或质化研究方法等其他方法相结合，观察法就能发挥最佳优势。除了大规模搜集数据的方法之外，话语分析、质化内容分析、民族志方法、焦点小组，或者深度访谈也都十分有助于新闻学研究的探索与理论建构。  

发现与范式  
世界各地新闻学研究综述呈现的研究发现表明，存在很多超越国家和文化边界的相似点，但是在研究发现和不同语境下对新闻工作者和新闻业研究结论产生极大影响的理论和方法路径方面也存在不同点。  
简·B.辛格在第12章指出，“随着所有类别的边界消失，服务美国学者80多年的惯例和分类正成为约束”。她写道，美国的新闻学研究发源于20世纪初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但是其分析重点不断窄化，通常使用单一的概念或方法论视角，几乎没有综合性的理论与主题研究。她描述了学术根源与研究种类（形式、功能、资金和信托人）。她认为，如今的“大众传播”术语已经失去了大部分概念价值，需要在“丰富和多面的语境中”研究新闻业。她提出将过去各不相同的路径相结合，比如，数据搜集的科学方法与数据的文化和综合分析相结合。她将新闻业视为“本质上是一项跨学科且逐渐跨文化的事业”，这会成为研究传播的融合形式与功能的理想学术场所。  
相似的，齐格弗里德·维申伯格和马亚·马利克认为德国新闻学研究面临着新传播技术和趋势带来的理论性和经验性挑战。他们认为，新闻学研究想要采用各种各样的理论（比如系统和行动理论，或者建构主义）和纳入广泛问题来区分新闻业和其他公共传播形式。291  
他们将德国的新闻学研究描述为“不可避免的跨学科”，“徘徊于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政治科学和文化研究之间”。他们将德国的新闻学研究发展追溯至早期的历史研究、经验性的新闻工作者研究、将新闻编辑部视为复杂社会系统的研究，以及宏观系统论的发展。他们通过观察总结道，尽管目前德国新闻学研究的理论探讨属于宏观层面，但是很多经验性研究仍然采用个体化的新闻业定义，这一矛盾同样出现在美国和其他地方。  
卡琳·沃尔-乔根森和鲍勃·弗兰克林在关于英国新闻学研究那一章提到，尽管英国自诩是拥有世界上最古老、最有声望的新闻业传统的国家之一，但是，有关新闻业的研究发展缓慢，而且分散于各种领域，主要原因在于，新闻学教育或培训直到最近仍被排除在大学之外。他们追溯了英国新闻学教育的发展历程，介绍了主要源于社会学系的新闻学研究的类型，包括生产研究、文化研究、政治经济学研究、新闻工作者的社会人口学研究、报业和广播电视历史研究以及新闻业语言研究。他们认为，尽管英国新闻学研究“在相对独立于其他国家研究的背景下初步成型”，但是他们看到这一领域日益国际化，并预测英国的新闻学研究者将参与这些发展进程。  
阿诺德·S.戴比尔介绍了南非的新闻学研究，称其与拥有行之有效媒介体制的西方民主国家并无二致，但是他担心南非的新闻学研究沾沾自喜，很多有潜力的学术型新闻学研究者将关注点转向了公共关系、市场营销和其他企业传播形式。他认为，种族隔离时期极度缺乏严肃的新闻学研究，但当时科学的和批判的研究学派已经泾渭分明。在他看来，全球化和后现代主义缩小了这些学派之间的差异，但没有消除新闻学研究发展的种族主义语境。  
戴比尔介绍了南非的新闻学研究历史，并提出，当前南非新闻学研究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是“在冲突的范式研究路径世界中寻找立足之地”，这些研究路径通常包括结构功能主义、批判理论和文化研究。他列出了一些需要研究的新闻业话题，比如新闻学教育、非洲新闻业概况、剽窃、种族、语言、文化和HIV/AIDS的媒介报道。他总结道，南非新闻学研究的新范式将深受该国种族主义历史、在日益全球化的时代研究者多大程度上能够跨越边界找到新路径的影响。  
在中国，潘忠党、陈韬文和罗文辉将新闻学研究描述为非常不完善，但他们很快指出，仅在25年前，除了“纯粹的政策解读”外，没有任何的新闻学研究。他们提到，292  
现代社会科学方法在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被引入中国大陆的新闻学研究，直到十年前才被广泛教授。不过，在香港和台湾地区，新闻学研究的历史较长，“涵盖了广泛的话题，已经真正地对理论发展和检验感兴趣”。他们援引了香港地区有效使用档案分析和内容分析来解决更广泛的理论议题的个案，认为这是对世界其他地方新闻学研究具有价值的模式。他们认为，香港和台湾地区的新闻学研究有助于拓展主要产生于西方的文献，而且随着全球化和国际化的演进，会对中国大陆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新闻学研究产生深远影响。  
玛利亚·伊莲娜·赫尔南德斯·拉米雷兹和安德里亚斯·施瓦茨写道，墨西哥的新闻学研究建立于20世纪90年代，在这之前，它是传播研究的附属学科，是一个“边缘”领域。20世纪50年代之前，有关新闻业和新闻媒体的文献大都是非常特殊的语境下的历史或法律研究。他们总结道，墨西哥学者“似乎对作为明确界定的研究对象的新闻业缺乏强烈的兴趣”。他们还写道，墨西哥的新闻业研究受到外国的研究路径的影响，包括拉丁美洲学者的批判性视角、美国的经验主义研究传统，以及英国早期的新闻学研究。此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发展与传播重点对墨西哥的新闻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作者们总结道，所有这些影响激发了墨西哥的新闻业相关研究，但也可能阻碍了墨西哥本土研究理论或方法路径的出现。他们认为，当代新闻学研究在墨西哥仍然属于新生事物，因为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仍然强大，而且“巩固某一特定研究趋势”的学术努力仍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被孤立。  

新闻学研究的未来  
本书中有四章讨论了在未来的研究中，特别是鉴于大量网站和博客的出现，如何描述和定义新闻业，以及谁是新闻工作者的问题。正如阿里·海诺宁和海基·罗斯塔洛宁在重新思考新闻学研究的“新闻业”那章中所述：“我们认为，作为一种普通的传播形式，尽管新闻业仍然是民主社会的重要元素，但是新闻业的定位可能——至少部分地——正从制度化职业和专业组织领域变为既不完善也不容易定义的更广泛的传播领域。”他们建议，新闻学研究应更多关注“新闻行业以外的新闻”，也就是普通公民在其博客和网站上践行的公众的新闻业，他们认为它是“半公共性质的”，经常与制度化媒体的更为传统的新闻业产生互动。他们认为，新闻业不同模式之间的连接会“告诉我们有关公共传播新兴形式的重要信息”。  
同样，斯蒂芬·D.里斯在第19章讨论更加全球化的新闻业研究中缺少地方、国家和国际的分析层次时提醒道：“必须在民族国家内践行的传统的‘纵向’取向与超越国家框架的‘横向’视角之间权衡”。  
他建议，新闻学研究者应该更富创造性地发现新的个案研究地点、概念、经验性策略，以及与全球新闻业而非国家新闻业相适应的关系。里斯认为，不论哪个国家，重要的是知道新闻工作者及其受众在多大程度上在客观性、公正和中立性等议题上开始出现一致的全球性职业认同。另一个研究话题是，国际新闻机构在何种程度上以一种为不同国家客户所接受的方式标准化生产新闻议程和新闻报道框架。  
芭比·泽利泽在第20章开篇提到，新闻学研究者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是新闻工作者、新闻教育者和新闻学者之间缺乏正确的沟通。她介绍了作为思考新闻业的替代性方式的新闻业学术研究的五条主线，即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政治科学和文化分析。她主张在未来新闻学研究中采用多元观点，“因为既有新闻学研究尚未产生大量反映新闻业全貌的学术资料”。她坚持认为，想要建立一个全球新闻工作者模式，仅仅依靠单一学科框架无法满足，一种跨学科路径可以为学者指出“与我们面临的全球关切产生更广泛的共鸣”的新方向。  
最后，马克·德鲁兹在全球化时代的新闻学教育那一章倡导了更具理论性和经验主义导向的新闻学教育研究，尤其是那些采用更具全球性而非国家性路径的研究，对本质上更具全球性的新闻业研究形成补充。他基于10个基本问题绘制了全球新闻学教育研究的议程，并推动了与新闻业形成互补的新闻学教育的知识体系的发展。  

结论  
由此，以上这些学者所倡导的未来的新闻学研究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新闻机构、传统的地区或国家的地理定位、单一的学科传统，或者局限于新闻实践而不考虑新闻工作者的教育和社会化。所有这些研究都应在跨越国家和文化边界的日益全球化的语境和框架之下进行。用于解释新闻业的理论不应局限于单一的分析层次，研究新闻业和新闻工作者的方法应该相互结合，只要有可能，就应进行跨国和跨文化比较。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背景下，应该重新审视新闻学研究的传统与类别。此外，鉴于几乎世界各地的新闻工作者研究和新闻业都属于“本质上是跨学科的事业”，因此，随着新闻学研究领域日益国际化和跨学科化，要尽可能地借鉴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政治科学和文化研究等其他领域的洞见。我们发现，想要更加完整和全面地理解当代新闻业的复杂进展和推动这一进展的新闻工作者是一个很难完成但值得努力实现的任务。我们希望本书各章已经为实现这一任务提供了一些有用的方法，同时也提供了一些如何做的范例。